三年困難時期的真正原因--年輕人一定要謹記曆史啊！
今天偶然看到幾篇帖子，有題為“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純屬訛傳”的，還有“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最多餓死200人”的，看後真覺有如五雷轟頂，這場大饑荒被官方先是定名為“三年經濟災害”，再到80年代的“三年自然災害”，再到現在的“三年困難時期”，如果不是因為檔案解密，不知還要瞞到什麽時候，看到許多人竟還懷疑大饑荒的真實性，這讓我感到很悲傷，一部分中國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日本人不承認南京大屠殺？
2009年08月，著名黨史研究專家金衝及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書中，首次披露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的民眾達3860萬人。官方首次承認“三年自然災害”餓死3860萬人。官方都已經承認了，為何還有人在試圖掩蓋這段曆史？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有勇氣正視曆史，不照鏡子永遠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希望政府能從曆史中吸取教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誰是誰非，人間正道是滄桑。
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這才是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大躍進本意是好，但很快演變成了反右鬥爭，1959年的廬山會議又使得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內右傾現象十分嚴重，因而在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引發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導致無人敢於指出錯誤，報喜不報憂，說真話的沒有好下場，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導致各地掀起“浮誇風”，各級幹部嚴重誇大、虛報糧食產量，便開始了這場自欺欺人，作繭自縛的大災難。“反右傾”鬥爭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麵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災情。
不能說百分之百是人禍，天災肯定是有，但絕對不可能波及中國整塊大陸。要知道中國陸地麵積達960萬平方公裏，從南到北橫跨了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不可能在這3年裏這5個氣候帶都出現氣候異常，所以局部的幹旱，水澇是很正常的，但要說波及整塊中國大陸，而且是3年，那決計是不可能，這根本就是當年的中國政府在推卸責任。
既然沒有這天災，那為什麽又會有這大饑荒呢？按說應該是家家有陳糧，頓頓有白饃啊，這主要責任應該由當時的最高領導層來承擔，當時毛澤東頭腦發熱，以詩人的豪情搞什麽——大煉鋼鐵，勒緊肚皮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蘇聯老大哥的共產主義是士豆炒牛肉。中國不甘落後，大搞人民公社，大辦集體食堂，最要命的是集體食堂，剛開始是大吃大喝大浪費，吃飯不要錢，走到哪裏吃到哪裏，吃不完就扔掉，造成極大的浪費，到後來就不行了，集體食堂辦不下去了，小家裏的糧食都充公交給集體了，使大家餓著肚子幹革命，導致大量的人民群眾因饑餓而死亡。這裏還補充一點的是，當時的牛皮吹得很大，59年廣西日報曾刊登這樣一條新聞：廣西環江縣一季稻穀畝產13萬斤。聽老人們說，稻穀成熟的時候，上級領導號召先去撿山上的橡子粒，使金黃的稻穀爛在稻田裏，荒唐呀......。
還記得我教過的一個學生的祖父，一個幹了一輩子莊稼活的樸實老漢，隻會寫自己的名字，有幸和他聊了聊，大概他老人家是在30年代出生，父親是當地的小地主，日本鬼子進村時，全村的人來得及跑得都躲到山裏去了，但因為舍不得家產，他父親留下沒走，結果被日本人活活捅死，是他老人家的一個小姨把他抱走，這才活了下來。那個時候日本人讓村民跪成一排，用大刀砍頭，結果砍了十幾個人後，刀刃卷了，最後一個脖子砍掉大半，殺人如麻的日本人估計也沒一個個檢查，後來那人扶著脖子跑到他姐姐家，用雞皮粘上，這才大難不死，活了下來。
不過他老人家卻在60年差點上吊身亡，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他老人家就靠掙工分養一家人，不過還是餓的不行，就偷吃了公社一個窩頭，被扣工分不說，還在眾人前被打，結果慪不過氣，晚上偷偷到院子裏的棗樹上吊，想一死了事，哎，上天也可憐他老人家，命不該絕，他老伴半夜起來上廁所，迷迷糊糊看到院子裏一個人影，要不是那晚月亮，一個不打緊，這一家人都得餓死，也不會有我那個學生了。後來就拚命的幹活，這才活了下來。我問他老人家那時候有沒有吃人的，他老人家嘴一咧，手裏的大煙袋也跟著一晃一晃的，“有，那時候村裏的王婆子專撿死孩子”。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因為饑餓身體浮腫，哎，造孽啊！不管什麽時候，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大量進行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例如，據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周恩來在1965年5月10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又如，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外交部解密檔案裏，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1962 年，給柬埔寨援建川龍造紙廠，周恩來專門問起造紙廠的廢水處理並要求改進，增加汙水處理設備。1962年，困難時期結束之後，援助更加有增無減，例如張鬱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 汗時，曾經增加援助數額，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更創下了曆史最高紀錄，總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樣也描述了對外援助金額“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除了對外援助，困難時期的糧食出口情況也逐漸被披露。例如據人民日報後來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躍進號萬噸輪從青島啟航前往日本途中觸礁沉沒，船上裝載著玉米近萬噸，以及礦產品和其他雜貨等。而青島港離東營，濱州等山東糧荒重災區僅有二百公裏。
迄今尚無證據證明出口和援助是經濟困難的直接原因，但也間接反映了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對於救濟難民的態度和政策。也許是為了政治方麵的的原因，但為此付出大批無故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選擇，大饑荒所反映的各種弊端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應引起人們的深思。
到現在中國還是對內強硬，對外忍讓。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這裏插個嘴，中國官方報道新聞有個特點，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不知有沒有注意到過，“成功”和“圓滿成功”的區別，告訴大家，在中國的官方新聞裏隻有“圓滿成功”才是普通意義上的成功，從這點上可以看出中國官方的愛麵子，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采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麵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道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饑荒的嚴重情況。隨著新聞的逐步放開，有多個媒體開始揭露大饑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省委後，“省委書記曾希聖隻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製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年至1961年，我國經曆了一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其困難的嚴重程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後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關於困難局麵的成因，幾十年來卻經曆了一個不相同的表述過程。
困難時期尚未過去的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已經指出：“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農民的說法，肯定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但是，又過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所謂把形勢說成一團漆黑的“黑暗風”之後，“人禍”的原因被絕口不提。以後，“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被完全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說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與劉少奇當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斷，是基本相同的，以後的黨史、國史著作在總結其原因時，大都是從這三點表述的。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但居香港中文大學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的推論：至此，我們可以得出推論二——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於2791萬（2521萬＋270萬）。（附相關資料一份）
我們國家的“三年自然災害”發生在1959-1961年。那時正是我們國家搞的“大躍進”（1958年）的第一年剛結束，說是“自然災害”，其實是由於當時在全國各地包括廣大農村大搞“大煉鋼鐵和農村的公共食堂”以及“虛報浮誇”成風，號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吃大鍋飯）。在這種情況下，地裏的莊稼收不上來，卻天天喊：“離共產主義不遠了”當時不容許私有財產，不容許社員在家開小鍋吃飯，城市每個單位每個人都參加“大煉鋼鐵”運動。人們大砍樹，說是土法煉鋼。加上當時搞的“除四害，講衛生。”運動。大量的小鳥被捕殺。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失衡。從這種角度講又加重了莊稼的病蟲害，氣候也受到不良影響。
一方麵城市農村在搞全民“大煉鋼鐵”；農村又是“人民公社”，大家吃大鍋飯，農業生產遭受嚴重影響。報紙上天天鼓吹“畝產超萬斤，實則糧食嚴重減產。這種情況下，國家經濟又一次遭受嚴重損失。農村的“公共食堂”也由天天吃幹飯慢慢過度到天天吃稀飯，到後來隻能采用所謂的“瓜菜代”（沒有糧食，隻能吃“瓜、菜來代替）。農村當時餓死的人相當多。當時我的一個姨爹在雅安工作，他看到從滎經抬出的餓死的人到處都是，有的抬死人的人抬著抬著自己就倒了（死了）。真是慘啊。我們當時在城裏還每月有21斤口糧，蔬菜、肉、甚至鹽和豆辦等生活必需品都是“計劃配給”。每月半斤豬肉、半斤菜油、一斤糖果糕點、半塊肥皂、還有每天憑蔬菜供應卡（城市正住戶口才有）在國營菜店買大概是幾兩蔬菜吧。反正是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供應。那些年生活真是艱辛清苦。城市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由於營養不良而患上了“水腫病”。我說的這是城市的人，在農村就更苦了，社員（當時的稱呼）不準養豬，不準養雞、鴨，反正什麽都不準，隻能依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後來沒有吃的了就找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樹皮、樹根，能吃的什麽都吃了，甚至“白泥”（觀英土）。所以死了那麽多人呢。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當時中國人遭受的災難有多麽深重。這種曆史的教訓和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讓後人來評價吧。
所以，說是“天災”，實則“人禍”。希望全中國的老百姓不再遭遇形形色色的“人禍”啊，我們就謝天謝地了啊。
毛主席雖然在戰後錯誤的估計了形式，但不能抹殺他的豐功偉績，我還是很敬佩毛主席，不過每一個人都有局限性，而毛主席的局限性就在於他的革命性，他深信一切都可以靠革命來解決，但和平時代需要的是變革，改革，而不是革命。
曆史不會永遠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不論通過何種方式，官方能夠承認史實、公開史料，都可以認為是一種開明與進步，假如《史綱》能夠視為代表官方的話。作為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