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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新聞為政治服務是“強奸民意”“混帳新聞”
中國時報 朱建陵
中共已逝高幹陸定一（前中宣部長）的長子陸德近日整理陸的資料﹐輯成《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一文﹐刊登於《炎黃春秋》雜誌﹐其中包含對他自己錯誤追隨毛澤東的懺悔﹑對中共監管輿論的反對等。雖然相關內容已經在大陸幾個學術網站流傳一段時間﹐但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昨天轉載其中關於輿論監督的部分﹐引起外界側目。
病逝於一九九六年的陸定一﹐生前擔任中共中宣部長一職長達廿二年﹐在毛澤東發起的多次政治運動中﹐陸始終與毛站在同一陣在線﹐但晚年自認自己已經太“左”的陸定一﹐在文革期間﹐卻因林彪及“四人幫”認為他不夠“左”而受迫害。
由陸定一長子陸德整理的《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一文﹐刊於《炎黃春秋》今年度的第四期。北京消息人士指出﹐陸的“反思”﹐是經過中共特許對外發布的﹐但此前﹐中共主流官方媒體並未有過報導或轉載。
《北京日報》昨天在三版摘錄此文﹐主要是陸定一談如何解決黨內腐敗問題。據指出﹐主管中共宣傳工作廿二年的陸定一認為﹐從列寧開始﹐共黨政權始終重視反腐敗問題﹐但“有一個問題始終擺在這裏﹕反腐機關也是黨領導的﹐它要聽從黨的指揮﹐如果黨的領導人甚至一把手腐敗了﹐那麽該由誰來管﹖”他說﹕“對這個問題 ﹐列寧也始終沒有提出解決辦法來”。
陸定一在晚年的反思中﹐提出一個非中共黨員都知道的道理﹐即“自己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達不到預期的管理效果”。陸定一主張﹐“黨的反腐問題﹐其裁判權和監督權﹐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礎上﹐再加上群眾與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層樓”。
事實上﹐陸德去年底參加紀念陸定百歲誕辰研討會時曾表示﹐長期在中共黨內主管輿論監督工作的陸定一﹐晚年對這項工作提出許多批評。他認為“新聞為政治服務”就是欺上瞞下﹑說假話﹐這是在“強奸民意”﹐是“混帳新聞”﹐“我們黨在這方麵的教訓還少嗎﹖”
除了批評中共的輿論控製﹐陸定一還對自己早年的作為表示懺悔。他說﹐毛澤東當年的錯誤不是他一個人的錯誤﹐因為“曆史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我做中央宣傳部長這麽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錯誤﹐鬥這個鬥那個﹐一直沒有停”﹐“許多是毛澤東同誌囑咐的﹐我照辦了﹐我有對毛澤東同誌個人崇拜的錯誤﹐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當然由我負全責”。
根據陸德的記載﹐一九九六年五月陸定一病危時的最後遺言﹐是“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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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晚年的幾點反思
編者按：由陸定一同誌長子陸德整理的《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一共十部分，這十部分的標題是：一、如何對待曆史問題；二、毛主席犯的錯誤，我也有份；三、對林彪提出"四個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懲治黨內腐敗問題，要有外力；五、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六、對自由、民主的認識；七、共產主義事業是個漫長的曆史進程，我們過去理解得過於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產主義事業必定會勝利；九、中國應該走一條不同於歐美"自由市場原教宗"理論的第三條路，來創建自己的改革發展模式。十、最終遺言。經作者同意定稿，本刊（《炎黃春秋》）先摘發其中五部分，以饗讀者。
2000年6月9日，是父親誕辰100周年，中央開會紀念了他。
父親多年負責黨的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他提出了"新聞定義"、"教育方針"，並積極推動形成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是各共產主義政黨中擔任宣傳部長時間最長的人（達22年），是個馬列主義理論家；他又是被海外輿論界廣泛稱之為的"中共黨內的民主改革派"。父親晚年，對他的工作和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經驗教訓，進行了反思。我將他的部分講話和談話，進行了匯總和整理。父親雖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認識和提法，我認為至今仍有著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
現把父親的部分反思內容，呈獻給大家。
陸 德
2006年11月17日
(一）如何對待曆史問題
——對曆史問題的處理和政策上，應"宜粗不宜細"；但對曆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該"宜細不宜粗"。
對曆史問題的處理上（注：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細"，這是正確的。這是要求從大局出發，認清大是大非問題，統一思想認識，而不要糾纏到具體的小事中，去計較個人恩怨得失。應拋棄前嫌，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看。
但在對曆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宜細不宜粗"。總結是為了什麽？是為了不再重犯。對曆史性的錯誤，分析得越透徹、越準確，吸取的教訓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這類的錯誤。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我們黨有過多少深刻的教訓？"一言堂"，我們又分析過幾次了？從分析陳獨秀的"家長製"開始，還不是屢析屢犯，就是不敢觸及到它是封建主義專製殘餘（的根子上）。為不重蹈曆史的覆轍，認真分析和總結曆史的教訓，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個"必要條件"。
恩格斯曾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敢於承認錯誤並認真分析和改正錯誤的黨，才是偉大的黨。不要怕！（周）總理是黨內最敢於進行自我批評的同誌，我遇見的就不下幾十次。但他在黨內的威望和人民對他的信任，卻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結論，還不是結束。一個結論的是否正確，還需經過時間的檢驗，才能完成一個曆史結論（正確與否）的全過程。
（四）懲治黨內腐敗問題，要有外力
——懲治黨內腐敗，光有"自律"不成，還要加上"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報總編秦川的回憶文章說：1992年陸定一生日那天，對前來看望的秦川等同誌講："秦川，我們黨已經開始腐化了！"
執政黨的腐敗，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從建立蘇維埃政權後，就一直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在黨內建立專門機構，監督和解決黨員幹部的腐敗。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擺在這裏：反腐機構也是黨領導的，它要聽從黨的指揮，如果黨的領導人甚至一把手腐敗了，那麽該由誰來管？對這個問題，列寧也始終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來。
毛主席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他老人家是主張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決。如果是整個黨變質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辦法，推翻腐敗政權，這是對的，曆史上曆來如此。但如果全黨不是這種狀態，隻是個別或局部問題，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辦法。在我們用革命的手段奪取了政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消滅了剝削階級之後，我們解決內部的問題，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這種手段來解決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個教訓。此時專政的職能，主要逐漸轉向對外，而對內部，則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製的力量，來解決貪腐問題。
靠"自律"解決黨內的腐敗，當然是個好的辦法。利用黨自身的力量和覺悟，加強自律，去克服貪腐。
但從社會學和管理學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徹底解決黨內腐敗問題的。反腐中，自己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這在管理學中就會出現（功能的）"缺失"，達不到預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煙"和"強製（加外力）戒煙"一樣，"自我戒煙"的成功率向來低於"強製戒煙"，就是因為沒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樣，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藥"，要外藥和內力一齊作用，才能治愈。內部的毛病越嚴重，
就越需要用外力。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黨的反腐問題，其"裁判權"和"監督權"，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礎上，再加上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層樓。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眾說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下，權錢交易、權力資本化是個普遍現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奏效。這種監督利大於弊，不要怕別人講話。對於群眾的意見和不滿，不要壓製，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學大禹（注：因勢利導）而不要學他的父親鯀（注：圍、堵）。不管是好的意見還是壞的意見，都要妥善處理。對於執政的黨，它掌握著全部的"政府資源"，所以一定要強化外部的監督和製衡，才能有效抵製腐敗現象。香港的廉政業績，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眾的舉報。
要加強這兩種監督，就必須首先要加強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五）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
——對待"雙百"方針，應采用"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二元論"理論來解釋和執行，而不應用單純階級鬥爭的"一元論"理論來指導。
——在"社會屬性"方麵，對行為主體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應看其政治表現，而不應以思想劃線。
——"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中，自然屬性是"第一性"的，社會屬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為"、"無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論十大關係》會議（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專題發言，（毛）主席很讚同，並被拍板確定為是黨的"雙百"方針。主席對"雙百"方針，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確希望我國的科學和文化藝術能有個蓬勃的發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態度有所變化。"反右"鬥爭後，雖仍一直提黨的"雙百"方針，但不能認真貫徹和執行了。
在文革被關押的13年中，我對林彪、四人幫批判我的（所謂）《反動鳴放綱領》（注：指陸定一的《雙百方針》講話）進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來愈意識到：對"雙百"方針的理解，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論"的思維來解釋。在這一點上，可能我與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觀的轉變，是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個長過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識分子，如何去貫徹執行黨的"雙百"方針，是個重大的問題。否則，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可能又會爆發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對於"雙百"方針，我認為應采用"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二元論"的觀點來進行解釋。主席支持百家爭鳴，但後來又提出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老人家把"百家"變成了"兩家"，把"學術爭論"變成了"階級鬥爭"，又回到了"社會屬性"這"一元論"的觀點上。郭沫若和範文瀾對封建社會的劃分是觀點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說定哪一家是無產階級的觀點，又定哪一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之爭嘛，應該允許百家。
同樣，在"二元論"的"社會屬性"方麵，又有個對行為主體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問題。是以思想（世界觀）劃線，還是以政治表現劃線，這涉及到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是"團結"還是"依靠"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麵，周總理"以政治表現劃線"的主張，是正確的。總理的主張，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幫的"以思想劃線"並施以專政的做法，是極端反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個例證。
就像馬克思在"勞動二重性"和列寧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產勞動、科學技術和管理都有其"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兩重性一樣，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對於學術、藝術、技術性的問題，同樣存在著"二元論"的概念。
在階級社會中，任何科學技術，都是為階級、為社會服務的，故有它的"社會屬性"，但是，任何科學和技術，又有它的"自然屬性"——它必須要符合其客觀的規律，符合自然規律性。原子彈、氫彈，隻要研製它，就要符合裂變、聚變的規律，不遵照這一規律，哪怕你是社會主義，也造不出"兩彈"來。對這些屬於"自然屬性"方麵的研究和發展，不能拿意識形態的東西去亂套。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的，自然屬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東西，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是對社會的認識，它是第二性的。我們必須尊重第一性的東西，不能用第二性來否定第一性，扣上個"資產階級"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屬性"。
我們應該堅持馬列"二元論"的觀點，不能用階級性、政治性這種"一元論"的觀點來對待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和發展。凡是科學技術的東西，它的正確與否，隻能從實驗中、從實踐中去驗證，而不是其它。
對"自然屬性"的問題，隻有通過自由的討論、百家爭鳴、科學的論證來鑒別真偽，扣政治帽子是無用的，隻能壓製了科學、藝術的發展。
我提的報告（注：指陸定一的"雙百方針"講話）中，除了不要隨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學術界內部，也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一視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討論，在學術上不要壓製、歧視對方。這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一個是外部環境，一個是內部環境，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說凡對科學和藝術動用政治幹預，都是不對的？不是！"社會屬性"是它的兩大屬性之一。科學和藝術的發展，衝擊了社會，社會也必然對它有所反彈，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關鍵是如何掌握這個幹預的"度"和標準。幹預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發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那這種幹預就錯了，就要反思。對科學和學術的問題，輕易動用運動和鬥爭的手段，是沒有長期效果，也達不到目的的。
當時，我雖然提出了要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的主張，但是，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等問題，還理不清，有偏"左"的認識，是周總理教育了我。總理把為誰服務的政治表現問題，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唯一標準，而不是把世界觀作為評定的標準。這樣一來，"雙百"方針就完全解釋透徹了！（我曾問父親："如改革開放中，又出現了剝削和資本家，知識分子又如何界定？"陸答："這個問題，由你們去解決。"）
作為一個執政黨，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針，是要去創造出一個適合科學、文化藝術蓬勃、健康發展的大環境，如毛主席的"六項標準"，如黨的"雙百方針"等等，要在這些大的方麵能"有所作為"，而對具體的學術、技術性問題，則應提倡"無為而治"，應以人為本，充分發揮每個科學家、藝術家和團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他們的潛能。"有為"和"無為"，是辯證的統一。
我們是一個政黨，而不是生產黨，也不是學術黨，很多東西我們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麽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為"，結果反而會"事事不為"。
當然，唯物主義者一定要承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另一種屬性，即它的"社會屬性"，科學和技術是要為社會服務的。但這畢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沒有了屬於"自然屬性"這第一性的科學和藝術成果，你拿什麽去服務於社會？哪還有它的什麽"社會屬性"？早已不存在了！
對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學說，不僅要重視對它二元論的研究，還要認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問題，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轉換。沒有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哪會產生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有的同誌隻講"單元論"，有的同誌把"二元論"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關係倒置，隻講轉換，不講第一性，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會主義，是在一切社會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我們應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說以前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這個是封建主義的，那個是資本主義的，一切都不承認，一切要"從零開始"，沒有了基礎，哪有社會主義？"一切從零開始"，對體育比賽可以，對社會發展、對人類文明，不能說"從零開始"，而應說"繼承發展"。這個"繼承"，是在兼收並融基礎上批判地吸收和繼承，這個"發展"，是在人類文明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古人曰："不積跬步，難以進千裏"，就是這種道理。社會在不斷進步，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也永遠不會完結。
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還有待時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總希望在科學、藝術領域，能創出一個自由研討、暢所欲言的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促其蓬勃發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好方針，認真執行將使我國受益無窮，不執行就會吃虧。聽了李四光的地質學說，我國由無油國變成了有油國，不用馬寅初對人口問題的意見，吃了虧。都是例證。"（摘自陸定一為"雙百"方針30周年所寫的紀念文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曆史回顧》。
注：陸定一對"雙百"方針"二元論"的解釋，以及對其中"有為"、"無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觀點等，有詳細的論述。請查閱《對父親陸定一提出"雙百"方針中"二元論"思想的回憶和整理》等文章。
（六）對自由、民主的認識
——"自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
——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分析，應是"揚棄"，而不是"拋棄"。
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人類的宿求，是每個人終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標。你看過西方"行為科學管理"對人的需求分析嗎？（答：看過。有分5級的，有細分7級的，但以5級為主。）它說明人的需求，不僅是單純對物質的需求，那隻是低兩層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層，是人對社會和精神的需求，是對人生、價值和自我表現的需求。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其革命和建設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人與社會及自然的和諧發展。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的發展，這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講："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所以，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和基本社會形態，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爭取人類的自由解放，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
由此可見，共產黨對人類自由的追求，從來未被輕視，也從來未敢放棄。這是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
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標誌。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來索求和達到的呢？研究馬列的著作和他們的思路，他們不是通過"毀滅"和"拋棄"，而是通過"揚棄"。它與無產階級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徹底砸爛舊的政權"，是不一樣的。對於人類文明的進化，對於自由、平等、博愛，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爛"，而是采用"揚棄"的辦法。
這是我對馬克思主義論述"自由"的認識，也是我與一些理論家的認識不同之處。
馬克思的"自由人"觀點是從哪裏來的？他是從對"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揚棄中發展來的，而且，在未來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義價值"部分。
馬克思是從研究古希臘哲學、民主建製、德國哲學和宗教，以及英國、法國的政治和唯物主義影響等方麵入手，研究他所稱之為的"真正人道主義"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雛形。從他研究的理論依據中，可以看出，是基於"自由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兩大理論基礎的。而後者（理論）則是用作對前者的批判和揚棄，即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
傳統的"自由主義"，由於長期處於私有製社會環境，故它的核心原則是"自我"。即"自由"是受個人自我利益的驅動，而在法律限定條件下的自由飛翔。馬克思認為，這是私有製下對自由的核心原則。此時，人類並未達到真正的自由。馬克思認為，通過革命，消滅私有製度，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的素質，解決人與社會和自然界異化的矛盾，將會建立起一種新的對自由的核心原則。這種自由，將是"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它是涵蓋了自由主義價值（"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共產主義價值（"一切人的自由"）的這樣一種對自由的核心價值原則。在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中，起源於自由主義的"自由思想"與表達共產主義的"公有（集體）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故它對傳統的自由及價值，是一種"揚棄"，而不是"取消"。百多年來，在理論界，還沒有什麽新的"理論"，可以去駁倒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所以，自由、平等、博愛，不能狹義地理解為是"資產階級的旗幟"、是它的"專利"。共產主義社會也包含著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進步、更高級的自由和民主。公有製就是這種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每一個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也是一種製約的關係。單純強調"一個人的自由"，他要殺人放火的"自由"，就沒有了"一切人的自由"。至於"自由化"的問題，"自由化"說到底，就是"無政府主義"，就是無限度地放任自由。對於無政府主義，無產階級反對它，資產階級也是反對的。他們（注：指資產階級）對自由有許多潛規則，並不是無度的。"自由主義"我懂得，"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懂，在馬列經典著作中，沒有對它的論述和界定。
對民主和自由，第一，我們應該把口號接過來，因為這體現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核心價值"部分，且這一口號也能團結、爭取更廣泛的人，有廣大的統一戰線；第二，應該加以科學地解釋，是揚棄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十）最終遺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1996年5月初，父親陸定一病危。在父親臨終的前兩天，兒子和孫子陸健健、陸繼樸去探望臨危狀的父親。陸定一斷斷續續地說：
"……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第二天，父親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說不出話來。
這是為黨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黨提出的最後遺願。
5月9日淩晨5時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離別了人間。
（注：由於我不是馬列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僅是個科技型幹部，故在整理父親談話中，難免會出現錯誤或有不準確的地方，望能予以指出 和糾正，以使父親的反思準確到位，達到研究的目的。）
2006年11月17日
（責任編輯 杜導正 楊繼繩 杜明明）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