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老同誌阮耀鍾的博客：http://yzruan.blog.sohu.com/146921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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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等談三年大饑荒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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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現在網上有許多崇拜毛澤東的極左派，否定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事實。我有一亇朋友，他在文革中很左，他也不相信會餓死三千多萬，唯一的理由是，如果是餓死三千多萬，二十個人裏麵要餓死一個，怎麽可能？我前麵介紹了“信陽事件”和“通渭問題”，信陽餓死的占八分之一，通渭餓死的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說，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我相信廖伯康不會瞎說。如果你還不相信，我勸你去讀讀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的新著《墓碑》。作者在前言中說，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製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這真是一塊沉重的墓碑。
下麵請各位看看，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餓死人，你還有什麽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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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1）毛澤東也知道不存在什麽“三年自然災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他承認：“困難主要不是來自天災，而是來自‘共產風’和瞎指揮的人禍。”【《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頁】
（2）毛澤東檢討餓死人：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做重要講話，說：“我們搞的社會主義，現在出了這麽多的問題，原因究竟在哪裏？……為什麽還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領頭的，有缺點，有錯誤，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我向大家、向全國人民做自我批評，大家也可以批評我的每一個缺點和每一個錯誤，關鍵是改正；……”《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劉少奇：
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曆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曆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評價” （劉源：《中華兒女》1998年第10期）
鄧小平：
鄧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頁。）
1985年又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麵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15頁）
萬裏：
前人大副委員長萬裏說： “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薄一波：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14頁。)
“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873頁）
田紀雲：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原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薄一波、萬裏、田紀雲、論三年大饑荒
[2]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完全是惡意的謠言
[3]也談三年困難時期的天災與人禍
[4]袁隆平：“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4000萬人
【《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 田紀雲（原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帶來的問題是什麽、有多大， 是現今年輕一代難以想象的。鄧小平同誌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 民公社化，片麵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見《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115頁）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是這樣說的：“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 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 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 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 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 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麽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麽問題？為什麽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 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隻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 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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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 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
鄧小平、薄一波、萬裏、田紀雲及中外學者論1959——1961三年困難
鄧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頁。）
1985年又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麵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15頁）
前人大副委員長萬裏說： “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14頁。)
“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873頁）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原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三年困難死了多少人
據中科院的報告：“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第39頁，科學出版社，1989）
原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現任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教授在1986年的計算是1700萬（1697萬）(蔣正華、李楠：《中國出生率與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對科爾和蔣正華的數字進行比較研究，他發現科爾多算了約500萬，蔣正華少算了約500萬。他認為應該是2200萬 (《中共黨史研究》1997.2)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蓋隆在《炎黃春秋》雜誌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在‘大躍進’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人之巨。而安徽省則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聖的功過是非要分清——<曾希聖和“包產到戶”>讀後》《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主任曹樹基的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見《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
國防大學教授叢進：“據測算，中國的人口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即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叢進：《曲折的歲月》第272頁）
前中國社科院院長、曆史學家胡繩說：“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麵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信陽地區196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一百，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胡繩《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頁）
學者金輝計算結論：“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災難中，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 （《“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1993《社會》雜誌第四、五期合期）。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說：“1958年—1960年間的大躍進,這場國家的災難，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後大約2000萬到3000萬人由於缺乏營養的災荒而喪生”（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第353頁）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和哈佛大學拉蒙特榮譽教授、世界著名的饑荒研究專家阿馬迪亞·森在《民主是一種普遍的價值觀》中說：“盡管在許多方麵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國仍然發生過饑荒，而且確實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中國1958至1961年的饑荒餓死近三千萬人，而在整整三年內，中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一直得不到糾正”。
美國人口學家科爾在1984年出版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估計我國在1958到1963年超線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學者傑勒德·卡羅特認為三年中有2900萬嬰兒沒有出生，2700萬人過量死亡（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10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特別是1961年，全省糧食總產量隻有75·2億斤，征購則達到21·4億斤，購後農村每人留糧321·6斤，是新中國建立後最低的一年。就連關中地區一些主要產糧縣的群眾也難以避免挨餓，據當年禮泉、乾縣、鹹陽、涇陽、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陽、大荔、華陰、臨潼等關中13個主要產糧縣的調查，從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隻有口糧50多斤，無糧吃的就有20多萬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換糧的達10·4萬人，逃荒的約有7000人。許多地方發生了浮腫、幹瘦病，全省浮腫病人達4萬多人，安康地區餓死5000多人”（《陝西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第113頁。）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A9版全文刊載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先生的采訪講話，其中提到因為糧食生產問題導致中國餓死4000萬人的悲劇，袁是過來人，親眼看到道路旁餓死的屍體。
袁隆平：
我給你舉了個例子，你們年紀輕不知道，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
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曆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曆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評價” （劉源：《中華兒女》1998年第10期）
附錄：
（1）毛澤東也知道不存在什麽“三年自然災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他承認：“困難主要不是來自天災，而是來自‘共產風’和瞎指揮的人禍。”【《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頁】
（2）毛澤東檢討餓死人：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做重講話，說：“我們搞的社會主義，現在出了這麽多的問題，原因究竟在哪裏？----為什麽還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領頭的，有缺點，有錯誤，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我向大家、向全國人民做自我批評，大家也可以批評我的每一個缺點和每天一個錯誤，關鍵是改正；--------”《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