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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數考證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我們從未看到過官方公布的準確數字。但在四川，卻有較為翔實的數字可供考證。《當代四川要事實錄》一書（“當代口述史叢書編委會”編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書即提供了可信的資料。為該書提供資料的都是當年擔任省委、省府重要領導職務的同誌和在其它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的同誌，由於所處的位置,他們了解許多事件的真像，所提供的資料應當是可信的。考慮到此書印刷量很少，朋友們可能難以讀到，故把主要部分摘錄於後。其內容基本是原文引用，筆者不敢杜撰。
按書中記載，1962年5月，省委批轉《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規定了各市、地、州分別按城鄉人口的比例定編。這個文件本身很簡單，但附有一個各地區人口數字及各地幹部定編數。文件中記載，1960年底四川人口總數是六千二百三十六萬，而另一個材料《戶籍年報》上1957年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兩數相減，60年比57年四川人口淨減近1000萬。書中還說，實際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四川人口淨減數還不止此，因為1957年到1960年還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以此而言，四川榮登“‘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人口減少最多的省”榜首，應是毫無懸念的。
四川為何成為全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的重災區？書中認為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1958年以來，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全省糧食產量銳減。1958年四川糧食實際產量大幅度下滑，1961年隻有二百六十億斤，比1949年還少三十億斤。
二、大幅度往川外調糧。
四川大量往外調糧是1959、1960、1961年這幾年。這幾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躍進”發生嚴重困難的幾年，糧食產量連年大減產，但外調糧卻連年遞增。1959年外調四十九億斤，比1958年的三十九億六千萬斤增長23.3%；1960年外調六十八億四千萬斤，比1959年又增長28.3%，比“一五”期間平均每年外調三十億五千四百萬斤增長一倍多。
由於外調任務過重，原有庫存被挖空，省內糧食嚴重不足，這是四川浮腫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高的主要原因。
為何四川在自己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還要外調如此多的糧食？其原因之一是受當時浮誇風的影響。那幾年糧食產量都是省裏定的。1958年省裏定的比1957年翻了一番，大約是八百多億斤，1959年是九百二十億斤。後來調來調去，調到六七百億斤，仍然是虛報。既然四川自己報了這麽高的產量，中央要求四川多調些糧食出川就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中央領導認為，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造成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麵的影響小一些。（後來被傳為“寧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讓京、津、滬死人”）。
四川如此大量往川外調糧，但其它省卻未必如此。如書中記載，1958年11月或12月，四川調往上海的糧食在武漢被湖北強行扣留。四川卻在自己大量死人的情況下仍大批往外調糧。
三、四川受極左路線危害遠比其它省份嚴重，烈度更大，時間也更長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困難，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極左路線造成的。而四川執行極左路線遠比其它地區更堅決，時間也更持久，後果遠比其它地區嚴重。
如書中記載，1959年廬山會議結束後，8月30日省裏突然通知縣處級幹部開會。去了以後發文件，就是《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本來前四川省委主要負責同誌參加了廬山會議，對會議取得粉碎“彭德懷反黨集團”鬥爭的“偉大勝利”是一清二楚的。但這位同誌回四川卻閉口不談發生在廬山的一切，反而故意把《意見書》發給大家看，上午看下午討論。在當時農村形勢日趨嚴峻的情況下，彭德懷的《意見書》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表態同意。豈知第二天即宣布了中央對彭德懷的結論，這些人才知道上當了，冤冤枉枉地被“引蛇出洞”，成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對象。
又如農村公共食堂是“大躍進”中搞“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和“吃飯不要錢”的產物，從一開始就暴露出許多問題。1959年隨著糧食減產，公共食堂的困難和問題越來越多，成為農村腫病流行和大量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川內有的領導同誌自發地對公共食堂進行了抵製。如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麵對農村嚴重的饑荒，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敢於從實際從發，在全省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給社員劃自留地，同時在一些生產隊搞包工試點。這些措施調動了社員的積極性，對促進生產解決農民困難發揮了很大作用，被當地社員稱為“鄧青天”。可是在反右傾鬥爭中，瀘州地區卻被省委定為複辟資本主義的典型，鄧自力被定為四川“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地委書記職務，下放農村勞動。緊接著省委發出了一係列恢複、鞏固公共食堂的指示，並指出：“可以肯定，在縣、區公社各級領導幹部中都會有一些具有資產階級立場、代表富裕農民的要求，熱心搞資本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為了保衛黨的總路線，應該堅決地把他們揭發出來，進行批判，進一步純潔黨的各級領導核心，以便在幹部中徹底糾正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些錯誤的做法進一步加重了農村的困難。
再如自留地是合作化時期土地入社後留給社員的“小自由”，自留地種什麽作物，是自用還是出售，均由社員決定。人民公社化後，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導下，社員的自留地、私有牲畜、屋基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困難發生後，全國許多地區又全部或大部將自留地劃歸社員個人。這對緩解群眾生活困難、順利度過饑荒起了不小作用。早在1959年5月，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中就提出允許社員私人養豬，可以給社員恢複一部分自留地。而四川在轉發這個《指示》時卻指出：“一般即可不必再恢複自留地了。如果恢複自留地，就會影響公共食堂的鞏固。”這種不給社員恢複自留地的做法在四川維持了一年半的時間，直到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下達數月後，四川基本上仍不貫徹落實，一直到1961年7月，省委在正式發出“不辦公共食堂”的指示後，才於當年8月批轉省委農村工作部《關於社員自留地劃撥情況的檢查報告》中對社員“沒有劃夠的應立即按規定補足。”自留地被群眾稱為“救命地”。四川在恢複自留地問題時間上拖的時間太長，導致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
四川還搞了個“查糧食、反瞞產”的運動。1960年冬，正當糧食緊張。矛盾重重時，蒼溪縣在全縣範圍內開展“查糧食、反瞞產”的工作。省委於10月下旬批轉這個報告的批語中，要求“其它地區應仿照蒼溪縣委的做法，把‘四糧’（征購、口糧、種子、飼料）落實”。報告下發後，有地地區就給一些基層幹部甚至部分社員加上“私分”的罪名，到他們家時進行搜查；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逼出人命。1960年9月，四川又搞了個“糧票作廢”，共作廢糧票四千八百萬公斤。此舉嚴重損害了政府的聲譽和形象，以致川內怨聲載道。
嚴重的饑荒給四川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實錄》中對此也有詳細的記載。如書中收錄的原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同誌撰寫的文章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述：
“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曾在省委工作會議期間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一個村死得一個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隻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也死了，隻好再從其它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後據了解，到職不過半年的前滎經縣委書記姚青1960年被判刑當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傳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因到滎經調查死人情況寫成報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
1961年，四川省委指派幾位領導同誌到重災區梁平縣擔任各級領導職務，書中也收錄了他們當時在梁平的回憶。
“我們下去的時候看到到處都是浮腫病人。下邊的幹部並不像上邊的領導同誌那樣，忌諱說沒有糧食，餓死人，是給我們說實話的，包括縣委書記徐海清，並沒有向我隱瞞實際情況。他領著我去看了一個最嚴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的情況相仿。門窗都沒有了，家具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都是敞開的，屋裏都是雜草和灰塵，後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裏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他還領我們去看了腫病醫院，幹瘦的多，腫了以後就幹瘦。”
四川曆史上這沉重的一頁終於翻過去了。對今天的青年人來說，這段曆史仿佛就像外星人的曆史。今天我們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改革開放，各項事業都在蓬蓬勃勃地發展。撫今追昔，我們不能不慶幸生在今天這樣一個幸福的時代，也不能忘記極左路線曾經給我們帶來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