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1959到1961餓死多少人
2008年05月15日
1959～1961年三年大饑荒，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因為極左路線的幹擾，困難時期，我們沒有做過全國範圍的人口普查。於是，後來的學者專家們，均是根據1953、1964、1982年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加上其他參考數據進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的推算是，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3471萬。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一書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四千萬，這可能是上世紀全球範圍的最大饑荒。最近，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主任曹樹基的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
2005年9月，中國民政局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我們不掌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有學者認為，趁熬過三年困難時期的老人們還健在，社會各界應共同深入調查，用政府和民間“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完成這一浩大的搶救工程，為共和國留下可資征信的完整材料。
《黨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原題為：吳芝圃與大躍進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的大躍進運動中。吳芝圃是全國的風雲人物。在他的領導下，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在河南。吳芝圃提出：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吳芝圃的頭腦發熱，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價。吳芝圃的功過是非，值得我們沉思。
“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事實的確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隻有281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702億斤。1959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217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億斤。1952-1957年間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
在高征購的壓力下，基層幹部完不了任務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樣挨鬥。農民隻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白堊土充饑，城市群眾也以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原國家計委幹部王泓的回憶文章，真實再現了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民生活的艱難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難不說，生活上也很難過得下去，要能帶領群眾渡過難關，首先得與群眾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舊縣吃過17種不是人吃的東西，包括樹皮、樹葉、穀物稈、玉米芯、紅薯蔓、觀音土、棉棗、麥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別餓，到老鄉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飯，吃的是玉米芯(剝去玉米當柴燒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兩天也緩不過來，肚子燒得很難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麽也拉不下屎來。這樣不久就浮腫得很嚴重，首先感覺走路很困難了，我就托人買了輛自行車，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煩了，怎麽也推不上坡，隻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請人幫我推上去。有時我知道有人在辦公室等著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著反映在眼睛上，晚上辦公，開始還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閉上兩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鍾，才能再看一會兒文件，這個罪也很急人。這時農民一天三兩八錢糧食，幹部、民工再多占一點，一頓一兩也難保，死人現象就很難製止。我自己身體也難以支持，請大夫來給我看病，都說吃不飽，缺營養，熱量不夠，就給開半斤或一斤酒(那時買酒必須大夫開條)，叫我必要時喝上一口。至於營養，我兩年隻吃過兩個雞蛋，還是我愛人去廣東出差拐到葉縣來看我，在路上花高價買了帶給我的。為了吃這兩個雞蛋還犯了難。我雖然在區裏單獨住一個小屋，但雞蛋皮不能叫人看見，就出去到田邊散步，在野外吃了，蛋殼埋在地裏。”
王泓最後因為饑餓生病導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撿回了一條命。公社書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總計4萬人，卻餓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憶說：
“我到河南葉縣舊縣公社後，聽說我們公社有七八個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飽飯、開始餓死人時，湊到一起談共產主義問題，我便去找她們，結果人已死去一半，隻找到兩個……至於舊縣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沒搞清楚。但我有兩個底：一是駐村時，在有的小村作過調查，到摸底時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經過我自己挨村調查，全社死絕戶的占7％。”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反右傾，河南抓得特別緊。吳芝圃先在省裏批評部分領導幹部，然後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於是又開始“反瞞產”，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信陽地區尤為嚴重，造成了嚴重後果。
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農民的日子更難過。時任信陽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在臨終前撰寫的回憶文章《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真實反映了信陽地區的情況。1959年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張樹藩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接著，張樹藩發現，群眾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隨著浮腫病大麵積蔓延，餓死人的現象出現了。張樹藩回憶說：“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
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報告吳芝圃，信陽發生了餓死人的事情。但吳芝圃不以為然，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幹。信陽的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但吳芝圃頗為賞識他，不主張處分路憲文，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吳芝圃還授意信陽地委在上呈的報告中把信陽大量餓死病死人的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說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性質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有了省委第一書記撐腰，路憲文明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反潘、楊、王事件以來，在吳芝圃的高壓之下，河南的幹部不敢講實話，怕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河南紀委書記兼省監察委員會書記劉名榜是信陽人，家裏有人被餓死，但連他都不敢講真話。對將真話的幹部，吳芝圃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分子、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謠廣為流傳：“跟著潘複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盡管吳芝圃等人盡力隱瞞真相，但是紙畢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據反映上來的情況。中紀委書記董必武派人到信陽調查餓死人的問題。調查人員了解到了真實的情況，將調查結果向河南省委進行了通報。但吳芝圃不是正視錯誤，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捂蓋子”，還給路憲文打氣：“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來河南調查。在黨內以實事求是著稱的陳雲和吳芝圃算起了賬：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陳雲得出結論：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吳芝圃仍放出大話：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吳芝圃的檢查：“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在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情況下，吳芝圃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從1961年1月起，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在給中南局和黨中央寫的檢查中，吳芝圃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時，吳芝圃卻說是因為自己對“階級敵人、蛻化份子失去警惕”，“階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繼續為自己辯護。
1993年，路憲文在臨終前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總結了四條教訓，其中第一條就是“錯誤地發動政治鬥爭，利用政治鬥爭，造成一言堂的局麵，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當年吳芝圃同誌利用當時的政治空氣，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打擊了潘複生，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麵”。
與吳芝圃推卸責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來表示：“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件，我有責任。”當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饑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整整一夜沒合眼。
為了係統解決“大躍進”帶來的問題，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總結了“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出了糾正“共產風”等錯誤的一係列政策規定，基本上終止了長達3年的大躍進運動，實現了經濟建設指導方針的重大轉變。共產風與浮誇風摧毀了河南的農業生產，直至1965年，河南糧食產量才回升到大躍進前的水平。吳芝圃的浮誇與大躍進的徹底失敗。使河南人民則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
湖南韶山的一些情況
摘自《劉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出版
為了深入了解農村情況，韶山同樣是一個窗口。
他滿懷深情地參觀了毛澤東故居。他在毛澤東父母的房子裏呆的時間最長。不純粹是出於禮節。他在揣摩這兩位過早去世的老人，當年在兒輩身上，寄托了怎樣的希望？假如他們仍然健在，又仍然住在鄉間，對於當前的困難，他們對劉少奇會提出怎樣的問題？
參觀完了，就聽取匯報。中央調查組胡喬木來這裏已有一些時間了，令人憂慮的是，韶山的情況也不很樂觀。尤其是與韶山隔鄰的湘鄉縣的一些地方，包括毛澤東的外祖母家，後來劃歸韶山區的湘鄉大坪公社，饑荒和死亡情況也都很嚴重。胡喬木向劉少奇詳細作了匯報，並於4月14日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昨天，我和王力同誌、毛華初同誌，省農業廳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次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鄰近韶山的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的情況（從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個大隊死七百零七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賡公社的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匠兩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達百分之二十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去年約死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到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病情尚未停止……
毛澤東收到胡喬木的信後，即刻寫信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
張平化同誌：
胡喬木同誌來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請閱。我看可以印發你們的三級幹部會議的各同誌，予以討論。請在今日印好發出。發出時，請送劉少奇同誌、王任重同誌、王延春同誌各一份，送我二十份，為盼。
祝好！
毛澤東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毛澤東印發這封信，表明他對目前嚴峻的形勢，與少奇有一致的認識。同時也是提醒大家，要認真對待，切不可掉以輕心！
少奇在韶山住了一晚，4月9日下午去長沙。
（筆者注：後來劉少奇曾激動地對毛澤東講：“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也是造成兩人之間矛盾的導火索。連老毛山清水秀的家鄉餓死的人都超過20%，更不用說湘西貧瘠地區了。）
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誌刊登楊繼繩《"大躍進"五十周年祭》文章，該文提到甘肅餓死人最嚴重的"通渭問題"，稱1959-1961年甘肅省通渭縣人口"減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減少人數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省的"信仰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之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2008年香港出版的《開放》雜誌10月號重點推薦了楊繼繩的《墓碑》，開放總編輯金鍾撰文評價認為，毛澤東忌諱"大饑荒"的死人問題，1962年劉少奇當麵對毛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無語應對。前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生前這樣評價毛澤東，"大饑荒三千萬冤魂決定了毛要以'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計後果地鏟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帳的人。"北京教授謝韜教授去年曾在《炎黃春秋》上公開批評毛澤東時代"三年大饑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楊繼繩的《墓碑》揭露了中共掩蓋曆史真相，比如1961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二人。周恩來閱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這些數字都是楊繼繩利用新華社記者優勢采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隻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大量餓死人的數字，隻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共高層對釀成大饑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不過，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誌隻提到甘肅餓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卻沒有公開全國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餓死人的數字，分析人士認為"未公開更多的餓死人數字，說明他們遇到了更大的壓力"。
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一九九九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係列。二ＯＯＯ年，上海文學連續發表12篇，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
… …右派們開始大麵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幺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雲：死幾個犯人怕什幺？幹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肮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裏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一九六Ｏ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
“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髒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采取措施“搶救人命”。
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一九六一年十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一千五百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饑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饑餓”二字。
山東發生的一些事
張廣友在《抹不掉的記憶》（－新華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寫道：
我這裏僅是摘錄當年我的日記本中追記的幾個有關片段：“山東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時間)
非正常死亡達69萬多人，這是張新村在大會檢查時談到的。多慘!”大會的一位領導說：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省委領導在談到當前形勢時說，今年(1960年)農業生產又比去年減產，而且幅度很大(20%- 30%)，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城鎮供應十分緊張，不少地方已經出現脫銷斷糧問題。入冬以來，浮腫、幹瘦病日趨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緊急措施，形勢將更加嚴峻。從現在起到明春青黃不接，這段時間將是最大難關。當前一些重災區的中心任務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產、保社會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這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在小組討論中，我的筆記本上記錄了以下幾個片段。
惠民縣北鎮（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書記說：全公社近4萬人，今年以來(不到一年的時間)已經死了1000多人，隻生3個孩子(不到萬分之一)。入冬以來，病號、死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看來明年春天將會更加嚴重。
麻店公社書記說：全公社大部份社員群眾都得了水腫、幹瘦病；4594名中青年婦女(16-45歲)，有2188名閉經，占總數的47﹒6％，子宮脫垂的84人。他說：由於沒有吃的，營養不良，3歲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僅不會走、不會坐，連頭都抬不起來。很多社員群眾頭不梳，臉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沒奔頭，沒有活下去的信心。
單寺公社高家生產隊的社員說：“糧沒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裏黑了，哪裏住，走投無路，沒了辦法，就等著死。”有的外出投親靠友，有的乞討他鄉，有的賣兒賣女，有的兩口子鬧分家，有的婦女丟掉家裏男人和兒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處是一片悲慘的景象……
幾年來，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沒飯吃，沒柴燒，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們無心生產。談到社會治安時，群眾說：這幾年來社會風氣極端反常，好人受打擊，老實人吃虧；有些地方是壞人當權，橫行霸道，老百姓受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說：“三隻手吃飽飯，兩隻手餓著幹”，“共產風吹散了心，浮誇風要了命”，“受苦受難被活活餓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麽天堂呀，都下地獄了……”他們在會上發言時，有的邊說邊流淚，有的泣不成聲，會場裏引起連鎖反應，以至於聽會的人個個淚流滿麵，有的痛哭失聲。他們是在揭發控訴“五風”帶來的災難!
“五風”刮得好慘哪!共產風把農民刮得一貧如洗，浮誇風要了那麽多農民的命，瞎指揮風剝奪農民的一切權利，強迫命令風使農民成了農奴，幹部特殊化風催生了一批新的統治階層。
按照全省五級幹部大會精神要求，當前的中心任務是保人，保人就必須解決食品和代食品問題，縣裏要求我們在四幹會前，集中力量，到重災區邊救災，邊進行調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馬小隊，原有48戶人家，不到200口人。會計告訴我，今年以來已經死了21人，現有浮腫、幹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腫轉成幹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計其中有七八個人過不了舊曆年關。全村絕大部份適齡婦女都已經閉經了。
我剛到西馬小隊時，正是死人的高峰期。這個40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差不多一個星期就死一兩個人，情況十分緊張，今天這個剛死，人們就議論下一個該是誰了。我進村第三天就聽說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後死的那個人，隊幹部竟找不到壯勞力去抬屍，我自告奮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裏空空如也，隻看見一具男屍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歲，屍體已經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來收屍的幾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農民，都是街坊鄰居，把屍體連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輛平板車拉走了。當時正值數九寒天，冰封地凍，人們體虛沒勁，堅硬的凍土根本刨不下去。沒有辦法，隻好找點浮土壓上。這哪裏是什麽安葬？連土都沒入！他們說現在隻好先這樣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說：“這怎麽行?屍體被狗吃了怎麽辦？”他們說：“哪裏還有狗，有狗人們怎能不把它先吃了，還能等到它吃人？”說著，我往旁邊看了看，就在旁邊還有三具屍體都是這樣“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