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資中筠：我怕年輕人不知道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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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年輕人知道真實當代史最重要
作者：資中筠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資中筠：讓年輕人知道真實當代史最重要
劉子超，吳鳴
[導讀]資中筠：當時，所有東西都是憑票的，一張糧票可以困死人。一個人餓得要命，如果沒帶糧票，他怎麽著也沒辦法買到一碗麵吃，就到這樣的地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讓年輕人知道真實的當代史。
2010年10月19日，資中筠在北京家中（薑曉明）
從體製內的幹部到體製內的研究者，再到視獨立為生命的學者，耄耋之年的資中筠詮釋了自由思想和啟蒙的價值
資中筠：1930年生於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方語文係。通英、法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原所長。原《美國研究》主編。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裏根》、《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2007年修訂版改為《冷眼向洋書係》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學術論文選集）等。已出版的隨筆集有《學海岸邊》（與陳樂民合著）、《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鬥室中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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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民先生走後，資中筠一直很忙。有不少雜誌報紙約她寫些紀念文章，可她寫不出來，也不願去想。她有意忙著開會、講學，雖然沒有有求必應，但比平時接受邀請積極得多。她說，這是為了避免閑坐獨思，用許多事塞滿時間，塞滿腦子，忘記那變故，忘記自己餘生將獨處的前景。
她坐在客廳裏。旁邊是每天彈奏的鋼琴。牆上掛著陳樂民先生的書法，氣韻雅致。曾經，兩人早飯之後各自工作，下午寫文章或看書。四點鍾喝紅茶，吃點心。他們在學術上的地位令人敬仰。即使已至暮年，他們念茲在茲的仍然是啟蒙和知識分子的擔當。
資中筠成長在天津，父親資耀華是著名銀行家。資中筠曾考入燕京大學，但上了一年卻選擇退學，報考更加心儀的清華大學。她對那個備考的暑假記憶猶新。她住在北平的親戚家，每天泡在文津街的北平圖書館。上午複習要考試的東西，中午買一個燒餅，下午就隨便看《西廂記》之類的閑書。後來，她考入清華大學，當時的文學院名師薈萃，院長是馮友蘭，錢鍾書、雷海宗、溫德（美國）、楊絳等都曾是她的授業老師。
畢業後，資中筠開始從事外交工作。1953年，她調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之後派駐維也納。當時維也納被英、美、蘇、法四國共同占領，中國的書記處在蘇占區，實際上是配合蘇聯外交宣傳的機構，成員除了資中筠、陳樂民，隻有書記李一氓夫婦和一個四川廚師。因為地處資本主義國家，根據當時紀律，出門必須兩人同行。在這種紀律下，資中筠經常和陳樂民共同出入，因而熟悉起來。
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李一氓回國，經決定不再調回。整個維也納的中國辦事處隻剩下資中筠、陳樂民和一名廚師。那時候沒有大使館，與國內通訊不便，而隨著奧地利的統一，世界和平理事會被認為是共產黨領導的左派組織，遭到查封。資中筠和陳樂民因為共患難而相愛了。1957年7月，他們回國休假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隻有同事們湊錢送來一個暖壺、一個臉盆。這之後，他們相伴了51年。
1959年，陳樂民和資中筠受命從維也納回國。陳樂民曾說，他是幸運的，因為他親眼見證了中蘇關係從“兄弟般”的友誼到完全破裂的過程。“文革”爆發後，資中筠和陳樂民作為“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的典型，被下放河南幹校。兩年後，中美關係破冰，為了適應新的外交需要，資中筠和陳樂民被調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負責外事接待工作。
陳樂民曾回憶說，當時中國很窮，接待卻不惜血本，請來的人吃住都是中國出錢，而且大多是左派，隻會說好話，不會說壞話。正是在這樣的接待工作中，資中筠和陳樂民逐漸感到，作為知識分子，獨立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重要。
改革開放以後，資中筠和陳樂民分別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和歐洲研究所。他們多次到海外講學訪問，在歐洲和美國的研究上堪稱一代大家。為了能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暢所欲言，1991年，資中筠辭去了美國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專心著述。
有感於半生的閱曆，資中筠和陳樂民始終念念不忘的是知識分子應該保持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直至暮年病重，陳樂民仍然孜孜不倦地寫作《啟蒙劄記》，希望年輕人能通過他的筆觸了解西方的文明是怎麽樣從古到今--因為“了解歐洲文明，是為了把它當作參照，更好地了解自己”。
資中筠同樣強調啟蒙的重要性。她說：“‘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製度下，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製頌聖文化。”
如今，這位80歲的老者仍然忙於著述和演講。“我想有一個講台總是好的，”她說，“總會有一些人聽得進去吧。”
啟蒙就是回歸常識——對話資中筠
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開始研究工作的？
資中筠：我第一站研究工作是在外交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那是1979年中美建交後不久。我原來在對外友協工作，也是外交部下屬機構。我主動要求調到研究機構，但當時又不讓脫離外交部係統，所以先到那個研究所。那時在外交係統從“一線”到研究所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貶黜”，我是第一個主動要求去的。
我事先了解到那個研究所有一個非常好的圖書館，國際問題研究的資料收集最全，管理最好。可以看到美國國務院曆年解密外交檔案和美國國會辯論的記錄。這都是非常寶貴的材料。但因為研究所隻研究當前的問題，很少有人去看幾十年前的檔案。我去了之後感覺如魚得水，天天在那兒看檔案。當時，隻有兩個地方有特權引進這種檔案，一個是外交部，一個是上海複旦大學，因為複旦大學在文革時被定為培養工人大使的地方。
人物周刊：後來您怎麽去的美國研究室？
資中筠：有一次出國，我在飛機場碰到了李慎之。這是我第一次碰見他，當時也並不太知道他。他好像聽說過我。因為我在研究所時，根據所看的檔案，寫了一篇很長的關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文章，說明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發表時碰巧中美正在進行關於美國售台武器的談判，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我們就在飛機上談了一通，談得很投機，都對當時我國對外麵事物的閉塞和外交的僵化有許多意見。我當時覺得很吃驚，職位這樣高的老幹部，對於很多問題的看法竟然那麽開放。那時他剛籌建美國研究所，他就說你上我這兒來吧。不久，我倆合寫了一篇關於台灣問題的文章，在美國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我通過很多爭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國所。
人物周刊：您在美國所的感覺如何？
資中筠：我受過很嚴格的外事工作訓練，特別守紀律，寫東西的時候比較小心。所裏老跟我說，你用不著這麽小心，要寬鬆一點。領導比我還寬鬆，我當然就舒服了。我記得李慎之跟我說過一句話，你不要怕人家說你不愛國，你絕對是愛國的，你寫什麽都是愛國的，所以用不著老在那兒想著“站穩立場”。他把我這個束縛打掉了，使我去掉八股氣，回歸自然的文風。我覺得在無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於他。我在領導美國研究所時很強調用對待一個文明的角度來研究美國，而不僅是對待一個超級大國。這雖然不是他的意見，但也是我到了美國所以後視角改變的結果。
人物周刊：80年代的知識分子不管做哪方麵的研究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特別關懷現實。
資中筠：可以說百年來每當出現新的變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就產生一種希望和理想。從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戰爭勝利，然後到1949年，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覺得自己的命運跟國家是聯係在一起的。每個時代的開始，大家都升起一種希望，覺得國家又有希望了，大家又要做一番事業了，然後在現實麵前又失望。不管他的主張是什麽，人們都在想到底國家應該怎麽走？那時候大家都心氣兒特別高，這是80年代知識分子的心情。
人物周刊：李澤厚評論90年代時，說90年代是一個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的年代。
資中筠：我覺得90年代的學術非常浮躁，學問家並沒有凸顯。如果是指的類似乾嘉時期因避文字獄而埋頭訓詁那種學風，並沒有出現。當然，以中國之大，這些年人文社科方麵也出現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學術著作，而這些著作之所以有價值恰恰在於思想上有新的深度或創見。真正有深度的學術很難與思想分開。也不能說思想家淡出，因為後來還是出現了一些到現在為止思想還相當活躍的人。當然不一定成其為“家”。
我覺得是思想分化了。有一些人功成名就，放棄了對理想的追求，而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思想越來越透徹。分化的主客觀因素都有。我經常說“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那麽現在我覺得，功成名就的人是淫於富貴，生活比較艱苦的人是移於貧賤，放棄了理想的追求。另外也還有一種無奈，覺得那個勢力非常強大，沒有什麽用處，做一些事情會碰得頭破血流，這就是屈於威武。
還有一個原因，9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大大提高了。80年代的社科院是以窮著稱的。當時有很多笑話，說你沿著建國門的大街從東往西走，走到你看見裏麵出來的人都穿得破破爛爛的地方就知道那是社科院了。有好多諷刺的話形容那裏頭的人學問最大待遇最差，而的確當時的社科院在思想上是走在前沿的。當時我覺得挺光榮的，後來就不一樣了。
現在，大學教授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有兩套房子了。你如果再要想抗爭，馬上就失去好多你現在擁有的東西。說工人階級失去的是鎖鏈，而現在知識分子失去的又是財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實際東西並不失去，有幾次高級座談會不邀請他就很不舒服了。我問過某人，他明明不同意某些意見，但是他在會上不說。我說你要在會上說了會怎麽樣？他說下次人家就不請我了。所以我就覺得現在的人變得非常軟弱，連這點虛榮都不願失去。
中國經濟增長代價太大
人物周刊：現在有一個詞叫做“中國模式”，您怎麽看待？
資中筠：首先我覺得這是個偽命題。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摸到現在正好所有這些因素湊在一起變成了這種情況。所謂“中國模式”就是GDP增長比較快，實際上就這一件事情，是中國引以為自豪的，而造成這個增長的代價太大，許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產生很多負麵的影響。很多學者也都指出過這點，其中包括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等。這不是一般破壞和浪費，而是竭澤而漁。中國的GDP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產經濟，不是高科技的發展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這樣健康的經濟發展。房地產倒來倒去地產權都在政府手裏，而土地是有限的，它不是一個無限的資源。
人物周刊：似乎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讚賞“中國模式”？
資中筠：其實西方也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的確，現在西方的執政者喜歡強調中國強的方麵。就像父母對孩子，有一種父母是溺愛孩子，老是說我們的孩子多好，看見人家孩子強的時候就會說其實他還有什麽什麽毛病；還有一種父母就老是跟自己的孩子說你快努力吧，你看別人又比你強了。中國人習慣於第一種，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特別是美國人、日本人，是第二種，他們危機感特別重。譬如過去美國跟蘇聯競爭的時候，他們整天說蘇聯如何強。蘇聯衛星比他們先上天了，他們簡直如喪考妣，大講美國“差距”。現在中國正在上升，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他們就覺得這個事兒對他們即使不叫威脅至少是挑戰。這樣的論調對我們的國民會起很大的誤導。他們說“中國模式”好，他們倒實行看看！
另外，他們的工人是一點也不羨慕中國的，他們是資本家羨慕中國。在前幾年的一次會議上，我碰到一個德國人，他說中國將要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在會後，我就跟他說，你過高估計了中國的發展，中國還有很多困難。他說，你們連工人的工資都可以不發，我們怎麽競爭得過你們？他們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點就受不了，而那時中國工人的工資特別低，他們當然就想來中國投資。所以不管是美國也好，歐洲也好，他們的工人階級最恨中國。原來人家一罷工，資本家受威脅就得讓步，現在資本家就說那我上中國投資去了，你們就失業吧。我們這種“競爭力”能持續嗎？
政府不能壟斷慈善業
人物周刊：您2003年出版了《散財之道》，並一直關注慈善問題。您對巴菲特、比爾·蓋茨現在來中國勸捐的事情怎麽看？
資中筠：我覺得他們過於天真，想把美國的國情套到中國的頭上。不能說現在的中國企業家都沒有社會責任感，都是鐵公雞。但是中國跟美國國情是非常不一樣的，首先，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地位，跟美國的比爾·蓋茨是絕對不一樣的。他們沒安全感，今天賺了這麽多錢，明天還不知道怎麽樣呢，政策一變就不是他的了。現在雖然沒有公開剝奪，但是有各種各樣的辦法。要是真的被某一個國營企業看上的話，就有很大的問題。那麽，他在自己沒有安全感的時候，如何能夠大筆地捐出來呢？
第二，他們並沒有社會的主人翁感。美國的社會主人就是這些大資本家，從卡耐基一直到比爾·蓋茨，一直都覺得自己才是美國真正的主人。他不但是美國的主人他好像還是全世界的主人，他對全世界都要關心，他們是有這麽一種氣魄的。但是我們現在的中國民營企業家還是小媳婦兒的狀態。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製度並不容許他們，以及其他有意的捐贈者，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捐贈。比爾·蓋茨是在美國號召了一大批美國人把一半錢都捐出來，那麽假如明天中國的一大批富人說我也捐出一半來，捐給誰？怎麽捐法？有什麽渠道？沒有。他不能說明天我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合起來登記一個基金會，國家政策有種種限製。
人物周刊：壹基金現在也被這個問題困擾。
資中筠：壹基金是非得掛靠在紅十字會，不能獨立。為什麽所有的私人基金會都要掛靠在官辦組織呢？這一掛靠你就沒有獨立性了，沒有獨立性你就不能夠自己來掌控。你想要做的事情就要受到很大的限製。
政府現在也在號召富人捐錢，它是號召富人捐給它，這是一個非常顛倒的事情。應該是政府買NGO的服務，但是現在倒過來。它說你捐給我我來做。政府已經收稅了，它不應該再要求捐贈，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捐贈的意義在於政府做不到的時候--政府力量有限而財富又不平均的狀況下，個人想辦法來緩解這個不平均，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善良的意願來做想做的事情。社會的需求也是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不同的捐贈者或基金會能夠照顧到不同的需求。所以我們國家不但是在企業上搞行政壟斷，慈善上也搞壟斷。有那麽一二十家官辦基金會壟斷了在社會上募款的權利，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現在很多地方，特別是經濟不太發達的地方，假如有那麽一兩個效益比較高的企業，它就變成唐僧肉了。政府以捐贈為名，說你應該做點慈善，然後就逼著企業捐贈。所以我覺得中國這種情況，被加入了很多行政色彩。最後也變成權錢交易，慈善、公益都變味了。
“讓年輕人知道真實的當代史”
人物周刊：談談您早年所受的教育。
資中筠：我從小受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的小學和中學。我很幸運遇到很好的校長和老師。當時教學中中國傳統和西學的基礎比較全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時我們專門有一門課叫“公民課”，學如何做一個好公民。國民政府從北伐以後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導者是蔡元培這批知識分子。小學生學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教給你作為一個好公民應該遵守的社會秩序。高年級就教選舉，少數服從多數這些民主原則。教你在社會上做一個好公民，特別強調的就是公民的義務。
不過我沒趕上高年級，天津就淪陷了，日偽教育局把我們的公民課去掉了，換成“修身”課了，裏頭講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的故事。國文課本裏去掉了許多五四以來新文學，而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難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麽通過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來完成？當然也是有選擇的，絕不會選嶽飛、文天祥這樣的內容。我覺得日本人當時的侵略是反對中國現代化。他為什麽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來侵略不可？因為那時候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還不錯。民族工商業，各種現代企業的發展勢頭相當好。教育、新聞這些現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個時候。那時中國人特別愛國，包括企業家都有怎樣能夠競爭過國際產品這樣的誌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這個趨勢，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覺得日本對中國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人物周刊：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或者說民粹主義的傾向，比如有人提出，中國古代就一直很好，對建國前30年的成就也需要提出反思。
資中筠：我在80年代的時候有過一個安徽保姆，她親口告訴我她們家一共8口人，活活餓死了4口，就剩下4口人。他們是冬天餓死的，連發喪都不敢，也不敢上報，為什麽呢？因為活著的人還可以領死了的人的口糧。
我老伴陳樂民在1960年下放勞動，就差點餓死了。他下放到河北的一個縣，那時候還是公共食堂，就讓他們下放幹部掌勺，說是可以公平。那時候的口糧是每人每天四兩毛糧。毛糧的意思是沒有去糠的糧食。然後煮一大鍋，都是稀的，使勁往底下撈也撈不出什麽來。每天就吃這個幹活。結果有一次他餓昏了，滾到水溝裏。幸虧有一個老鄉看見了把他給救起來，因為他是“中央下放幹部”，不能讓他餓死，就把他送到縣裏頭去打營養針救回來了。真餓死的絕大多數是農民。我們在城裏都得了浮腫，餓得營養不良，但是不會餓死。
當時，所有東西都是憑票的，一張糧票可以困死人。一個人餓得要命，如果沒帶糧票，他怎麽著也沒辦法買到一碗麵吃，就到這樣的地步。那時候的住房麵積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國所的時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頭，就為了一平方米兩平方米。好多人結婚很多年都沒有房子。大家都窮得不得了。但上麵有特權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樣的。隻不過我們根本就看不見。部長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應的，所謂“特供”。他可以到某一個商店去買東西，他們是不缺的。那時候公費醫療，也隻有在國營企業的職工加上公務員才能享受，廣大的農民是絕對沒有保障的。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讓年輕人知道真實的當代史。
□ 南方人物周刊
著名學者資中筠接受記者采訪首次披露自己曲折的心路曆程
作者：馬國川
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犬儒化”以及中國人是否仍需要“啟蒙”的問題是一個知識界關心的話題。記者帶著這個問題走訪資深學者資中筠。她先從自己曲折的心路曆程講起。
一
1935年，年僅五歲的資中筠隨父母來到了天津。開始了她的求學生涯。
七十多年過去了，資中筠對當年的小學教育記憶猶深。在她看來，“那個時候的教育已經相當現代化，比現在更符合全麵育人的宗旨”。“小學是有公民教育課的，從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教起，就是基本的社會公德。高年級還有小學生的自治組織‘童子軍’”，輪流值班做服務性工作，還有“日行一善”等等。
但是資中筠沒有來的及參加童子軍，因為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人占領了天津。父親資耀華奉總經理陳光甫之命留守天津，借租界的庇護保護上海銀行的財產。當時資所在的耀華學校(名字純屬巧合，與資耀華無關)在英租界，日本人的勢力暫時進不來。但是正在上學的資中筠已經感受到了民族屈辱。
“我從小學開始就知道我們國家是受屈辱的，”資中筠回憶說，“曆史、地理都有列強侵略和壓迫的內容。老師畫地圖告訴我們原來中國是桑葉形的，後來就變成了公雞形的，外蒙古沒有了，台灣也沒了。”
給資中筠留下最深記憶的，是校長趙天麟之死。這位哈佛大學法律博士，為了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動辭去國立北洋大學校長的職務，出任天津耀華中學(包括小學)校長。由於學校在英租界，日本占領者暫時進不來，他在七七事變後校慶時懸掛中國國旗，率領師生高唱中國國歌，而且拒絕日本人改變課本的要求。他還頂住日本人的壓力，收留失去校舍的南開中學的學生。1938年的一天早晨，趙天麟在步行去學校途中被日本特務槍殺。學生們聚集在學校裏哀悼他們敬愛的校長，悲壯的氣氛充溢在每個學生的心頭。
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與英美等國宣戰，租界區不再是“孤島”，日本勢力終於進來了。，日語取代了英語，由一名日本老太太教，音樂課都由日本人教。“但是，實際上日本人的勢力沒有能夠大規模的進入我們學校，因為我們的繼任校長軟磨硬抗”，資中筠清楚地記得，同學們對學日語不約而同地消極抵製。如果別的課成績好是榮耀，而如果日文念的好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學，結果，學習了四年日語，資中筠隻會字母。
學校的課程也有修改，不過並沒有特別露骨的親日內容，數理化還仍舊，而取消了公民課，改成了“修身”，又回到“忠孝節義”上去了。偽教育局發的國文課本裏少了魯迅、胡適等人的現代文學，而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耀華學校本來一直注重文言文，因為老師認為，文言文做好了，白話文自然就會寫了。奇怪的是，日本占領後在國文課之外還加了“經訓”課，就是讀四書五經。至今資中筠疑惑，“國民政府的教育是禁止讀經進入學校的，到了日本人的時候又專設讀經課了。日本人不希望你抗日，讓你鑽進古文，並讀經。很有意思的是，現在人們的想法是相反的，似乎‘讀經熱’、弘揚傳統文化以抵製“西化”被認為是愛國的，可是當年日本人卻用這個手段阻斷我們現代化的道路，讓我們念古書，回歸傳統，以便於統治。”“這個問題沒有想清楚，但至少讀古書並沒有讓學生們消沉下去，忘記抗日。在淪陷區的人，除了少數地下黨我們不知道外，都是認同重慶中央政府的。許多人偷聽重慶的廣播。要知道在淪陷區偷聽重慶的廣播是有罪的，日本人還曾專門到各家搜查。” 資中筠的父親就有一台短波收音機，經常用來偷偷聽重慶廣播。在搜查前，忍痛把它給砸了。
高一暑假的時候，資中筠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消息，“抗戰勝利的時候，在所有的地方都播放了蔣介石對淪陷區同胞的一個講話，第一句話就是‘我親愛的同胞們’，大家都感動落淚，覺得未來一片光明。”這種感覺與1949年在廣播中聽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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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個人的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可是人們很快就失望了。接收大員變成“劫收”大員，物價不斷上漲，內戰的威脅也在逼近，山雨欲來，人心惶惶。
資中筠雖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也注意到，家裏的大人、親戚朋友之間對內戰的擔憂。當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談判的消息傳來時，“都說這下好了，和談了，不用打內戰了”。也不管是哪邊的，都希望最好不要打內戰。
資中筠課餘學了六年鋼琴，1947年高中畢業之時在鋼琴老師力主下，舉行了個人鋼琴演奏會，邀請親朋好友約數百名來助興，也相當正式。資中筠是老師的三大弟子之一，兩個學姐都考取了音樂係，後來成為鋼琴教授。但是資中筠的第一喜好並不是音樂，而是數學和文學。但是第一年考第一誌願清華大學失利，而是被燕京大學錄取。
考清華發揮得很不好，特別是長處國文，清華大學的作文是白話“我的中學生活”，很難“出彩”，而燕京大學的作文是一篇文言文，題目是“立國必先樹人，樹人必先立德說”。從小學起就寫文言文的資中筠自然是得心應手，順利進入燕京大學數學係，而且免修大一國文，直接讀大二國文。(那時的學生不論什麽係，都必修兩年國文)。
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裏並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台，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
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願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十七歲的資中筠不大善於跟人來往，她經常和一位中學同學在一起。上了一個月數學係的課之後，資中筠發現，數學係裏人才濟濟，自己並非數學天才。反對她學數學的母親也鼓勵她轉係，就轉了外文係。一年級結業的時候，她毅然地退了學，決心再考清華大學，因為要考轉學必須先退學，不能留後路。
這一年的暑假，資中筠沒有回家，而是每日清晨走進北海邊的“北平圖書館”讀書學習。對資中筠來說，這個暑假非常愜意，“上午複習功課以備考試，下午就隨便看各種各樣的書。那個時候圖書館借書非常容易，管理員態度也非常好，環境安靜。我就永遠占一個靠窗口的位子，一看就是一天。”
此時內戰的硝煙已經開始彌漫，國共在東北戰場即將進入決戰。可是在古香古色的北平圖書館裏，資中筠依然守著一張安靜的書桌，餓了就出去買一個燒餅，累了就在長椅上躺一會兒。
那個時代的大學都是獨立招生，資中筠在參加了清華大學的考試之後，為保險起見，還南下上海，參加了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的考試。巧合的是，作為教會大學的聖約翰大學的作文題目也是文言文。
三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來了，資中筠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清華大學，成為清華英語係二年級的學生。此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麵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采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1948年12月中旬資中筠進城到父親朋友家中度周末，第二天清華大學迎來了解放軍，北平開始圍城，既不能夠回清華，又不能回天津。直到一個半月後，她終於回到了天津。此時天津已經解放，她發現客廳裏住了解放軍(不久就搬走)，父母都很擁護新社會。父親前不久，正被銀行派往美國考察，不顧友人的挽留，執意回到已經隱隱聽得見炮聲的天津，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轟動，因為當時很多人倉皇外逃。天津解放後，資耀華衷心擁護新政權，熱情滿懷，並積極建言。
三
北平和平解放後不久，清華重新開學，資中筠回校繼續讀書。此時時代的大背景已經轉換，校園裏時時回蕩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學生們忙於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清華園裏已經沒有了安靜的書桌。
開始思想有所觸動是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澱農村參加土改複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家都那麽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所以我開始感覺到很慚愧。雖然那時候還沒有把他們拉出來鬥，但是他們畢竟是被審查的對象，而我們就是因為有機會讀了書，就好像是站在正確的立場。”這樣，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一首土改歌曲《誰養活誰》更觸動了資中筠的靈魂。在學校聽政治學習報告，其中說，大概400個農民一年的生產才能養活一個大學生。所以，她越來越覺得自己是欠了農民的。
資中筠剖析當時的思想，“我對國民黨並無任何好感，對舊社會也沒有留戀，在國民黨時期我們都認為社會黑暗的不得了，所以我想的隻是逃避。我在中學的時候受像陶淵明等魏晉文人的影響很大，總想出世，遠離政治。但是後來一想，我自以為是遠離政治的，但是我要不要吃飯呢?我既然要吃飯，是誰養活我?這就產生問題了。我覺得，我好像沒有權利自以為是地離開所有的政治。”
她開始轉變了。以前對政治學習總想逃避，現在不反感了，能夠聽得進了。
最大的轉變是抗美援朝。根據當時的宣傳，南朝鮮在美帝支持下挑起了戰爭，而且放映了朝鮮人民受到侵略者殘酷殺害的電影。資中筠接受了這樣的論斷:世界上分成兩大陣營，不站隊是不行的，不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邊。於是，她和許多同學一起，積極報名參軍。她的行動得到了父親的支持。
回想當年，資中筠說:“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徹底轉變。我確實是比較單純，一旦認定了這個理，就按這個理走，義無反顧。”
盡管清華的學生90%都報名參軍，最終批準的極少，外文係和工科的高年級都留下來，因為建設國家需要。留下的也都很自豪，自以為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從此以後，資中筠對所有官方宣傳都深信不疑，“覺得祖國前途光輝燦爛。”
就這樣，一個青年完全“轉變”過來了，但是她還要經受“考驗”。
1951年，大學畢業的資中筠和她的同學馮鍾璞(即後來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一直被認為是進步人士的資耀華一夜之間成為“奸商”，《天津日報》大標題說“大奸商資耀華拒不坦白”。
資中筠成為被“幫助”的對象，單位黨組織動員她劃清界限。“當時我的心情是這樣，第一，黨永遠是對的。這個大前提我不動搖，但是我想不出來我父親怎麽會成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從來不在家裏頭說什麽，可是他的為人無論如何與“奸”字連不起來。後來我就表態說，我服從組織的任何結論。可是他們說我態度消極。”
資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來，實際上父親極少寫信，都是母親的信，除了詢寒問暖就是鼓勵好好工作之類。這過不了關。一個中學同學登報聲明與資本家父親脫離關係，使她受到啟發，她也要求登報脫離關係。可是“組織上”說，這違反政策，並不希望她這樣做。
這場煎熬曆時半年。忽然又說資耀華沒問題了，結論說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資耀華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從此這位正值盛年的銀行家埋頭整理近代貨幣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時候大張旗鼓，等到落實政策的時候卻靜悄悄的，所以資中筠並不知道父親何時“落實政策”，何時來北京，因為她幾乎和家裏完全脫離了聯係，凡是給家裏寫信，就得給單位審查，於是不再通信。後來還是從妹妹那裏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
雖然父母對她一如既往，但是“從此我跟他們的關係就疏遠了，親情無法再同以前一樣。父親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資中筠調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這是和工會、青年團、婦聯並列的所謂“群眾團體”，當時並稱“工青婦和”。這幾個組織都有國際部，負責國際交往，而“和大”本身則主要就是從事國際工作的。資中筠在國際聯絡部，主要從事翻譯和文書的工作。她曾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中國書記的助手及翻譯，常駐維也納三年。
資中筠感到非常幸運，特殊的工作讓她逃脫了“反右運動”。“我出國之前，已經在開始學習‘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蘇聯的共青團員，特別敢提意見。學習娜斯佳精神就是號召大家敢提意見。“和大”的青年團組織專門開會討論給領導提什麽意見這就是‘鳴放’的開始，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則以她的性格一定會積極、直率地提意見。
1957年暫時回國休假，“反右”開始了。資中筠發現，有好多原來的同事年輕人正在被批判(後來有些人戴“右派帽子”，命運很慘)。幸運的是，資中筠隻參加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其間還匆匆與陳樂民結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國去了。資中筠反思說:“如果我先在國內，一定參加‘鳴放’，我很可能變成右派，因為我對黨是無所保留的。假如沒參加‘鳴放’，‘反右’運動中留在國內，我又很有可能變成積極分子，批判別人。因為那個時候自己沒腦子，隻知道緊跟。所以我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特別幸運，既沒有變成右派，也沒有做現在想起來對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國外的資中筠聽說國內“大躍進”，異常興奮，想象著國內的大好形勢，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遺憾了。1959年又聽說國內遭遇“自然災害”了，物質匱乏，開始實行糧食定量。“我們在國外養尊處優，很慚愧，於是乎就申請回國，要求跟國內的人們一起同甘共苦。”
資中筠和丈夫陳樂民一起奉調回國時，遍地的小高爐早已熄了火。陳樂民主動要求下放農村鍛煉，“因為當時在國外工作的人，雖然是組織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認為沒有跟勞動人民在一起，缺了這一課，老被認為沒改造好。”
資中筠正巧懷孕就沒有下去。在河北農村工作的陳樂民親身體驗了大饑荒中農村的困難生活——，每天隻有不到四兩的帶糠的口糧，人人都營養不良。陳樂民有一次餓暈了，滾到溝裏去，幸虧被老鄉給救起來，送到縣城醫院打營養針。資中筠慨歎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幹部，不能讓他餓死，可是老鄉就不知道餓死多少。”
當時在北京城的資中筠也浮腫了，早上一起來眼睛就睜不開，一摁一個坑。可是她沒有抱怨，“上麵說是自然災害，就是自然災害，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麽會造成這種局麵，更沒有懷疑過政策上有什麽錯誤，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
因工作需要，資中筠仍然不斷出國，隻要出國一個禮拜，浮腫就消。但是在國內外生活的對比中，資中筠也沒有絲毫懷疑，因為“預防針”打得足足的，“雖然住高級旅館，吃奶油麵包，但是‘信念”和‘立場’沒有絲毫動搖”。當時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麵有減少工作時間的指示，但是資中筠所從事的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的開夜車，使她因營養不良且勞累過度而終於躺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療、休養。
休養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五
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文革”中的資中筠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區的農村，完全不用腦而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反而治愈了她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更大的收獲是，她開始了懷疑。一是農村生產力之落後、農民生活之苦、青壯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與她所相信的宣傳差距太大(她所在的農村並非偏僻窮山溝，而是一片平原，土質很好)。真正對最高指示懷疑的引發點的出現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傳達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個報告上的批示，姚說他讀了《天演論》、《史記》、《孫中山集》、《五燈會元》等五本書。毛主席批示說，很好，繼續努力，必有成效(大意)。聽到這樣的傳達，資中筠忽然覺得，“讀這些書有什麽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過。8億人隻有一個人替大家讀書，讀這麽點書還要最高領袖讚揚。我突然覺得這事有點荒唐，這麽一轉念呢，我好像已經開始懷疑了。”她稱之為開始“腹誹”。雖然此前隱隱約約想到可能有什麽不對，可是不敢想，現在懷疑就像一株嫩草，終於從石頭縫裏鑽出來。
接著，就是陳伯達出事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被毛澤東斥為“野心家”，又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被發動起來。“昨天那麽革命，今天為什麽忽然又不行了?”資中筠開始有點保留，雖然她跟誰也不會講，“等到林彪出事以後，更覺得不對頭了，明明上了黨章的接班人了，怎麽忽然就這樣了?然後又傳達了一個毛主席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說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問題了，邏輯上更說不過去了，到‘批林批孔’時就越來越荒唐，實在沒法跟了。”
本來，資中筠已經做好了長期做農民的打算，所以認真學習農活，怕一旦完全靠勞動吃飯，自己養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機。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外文幹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鬆訪華以及隨後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
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複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因為他講了很多符合常識的話，正是當時大家所想的。她記得他在軍委說，什麽政治掛帥，思想萬能，一個螺絲釘擰不好，飛機就要掉下來。這都是大實話。那時人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中國不能那麽胡鬧下去了。
到了1975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時，對“批鄧”緊跟的人少多了，“上麵壓下來必須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報紙上現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應付了事，領導也不那麽認真的來壓”，在資中筠看來，“批鄧”是一個轉折點，“大家開始懷疑毛，但是對體製還不敢懷疑，而是認為如果那些老幹部出來工作，大概就會好了。”
“四五運動”來了，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垮台了……發生在1976年的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都昭示著，新的轉機出現了。
六
1979年1月，鄧小平出訪美國，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走馬觀花地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
一次偶然的機會，資中筠在飛機上遇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一番傾談之後，正在籌建美國所的李慎之向資中筠發出邀請。1985年，資中筠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後擔任了所長。
“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來以後，那幾年我心情特別舒暢，”資中筠至今認為，八十年代是社科院的“黃金時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當代中國國際政治學也逐步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影響，開始走上正軌。
資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圖書館時期，她在當時最開放的學術殿堂，潛心學術研究。當然，她也時時感受到改革時代的熱潮。許多知識分子心情舒暢，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雖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們還是對當時的領導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八十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結束了，許多知識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資中筠坦陳，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這次比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徹底，她珍視“獨立”二字，隻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所以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讚成的政策。於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我要自由。”
“耳順之年”之後的資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靈的“自由”。退休之後，她的學術精進，《二十世紀的美國》、《財富的歸宿》等著作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專業研究之餘，她的思想日見開闊，信手寫來的隨筆文章題材廣泛而又有一以貫之之道，字裏行間透露出對吾土吾民的摯愛、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對文明和正義的呼喚，彰顯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胸懷。因此，知識界尊稱她為“資先生”。
“我自己覺得越想越明白”，今年八十歲的資中筠坦誠的說，“慢慢看透了體製，也明白了中國到底應該走怎麽樣的一條道路。”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於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過去國際關係整天考慮的是國家利益，現在我覺得，還需要從人類共同的角度去考慮，從人民的幸福的角度來看。過去中國人老說，我們要在世界上要占什麽樣的地位，以後美國衰落下去了，中國就是第一了。其實，大多數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國的人民很幸福，它們幹嗎非得做大國呢?有人說，英國沒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獨立了，但是英國普通人的幸福沒有因此減少，還是原來的體製，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麵不是都挺好嗎?幹嗎非得做一等大國不可?”
讓資中筠感到憂慮的是，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因此，她呼籲“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