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裏的開國大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
提起“開國大典”，人們自然聯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時的難忘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人舉行的第一次開國大典。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前18年，即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在贛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也舉行過一次場麵熱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大典”。當時主持那次“開國大典”的毛澤東、朱德等人，也正是18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主角。人們不得不驚歎:曆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竟成為18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預演！
一、新型共和國的醞釀與籌備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她建立之初，就不隱瞞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標--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嶄新的人民政權。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較長時間裏，還無力建立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30年代初，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蘇維埃運動的開展，共產國際出於革命鬥爭策略上的考慮，提出了在中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主張。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的任務。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李立三等，立即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著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籌備工作。1930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先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再討論正式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5月20日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作出了在本年11月7日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兵貧民蘇維埃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決議。為實現這一計劃，大會決定由中共中央、全國總工會、少共中央等9個單位的代表組成“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蘇準會'）”臨時常委會，具體負責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籌備。
7月中旬，“蘇準會”臨時常委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臨時常委會工作計劃大綱》、《臨時常委會組織大綱》等文件，決定8月2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並向全國45個黨團組織、革命根據地、革命團體和紅軍軍級單位發出邀請書，希望屆時參加。但由於交通阻隔及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各地代表們不能按期到會，致使“蘇準會”被迫推遲。
直到9月12日，由各蘇維埃區域及重要城市選舉出來的30多位代表才克服重重困難，會聚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全體會議，正式成立“蘇準會”。會議討論通過了“蘇準會”臨時常委會的工作報告，通過了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草案》和《各級準備委員會組織大綱》等；會議宣布將原定11月7日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延期到12月11日廣州起義紀念日召開。
按照此前李立三的設想，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要在中共控製的一個中心城市召開，並在那裏成立中央政府。但共產國際與李立三的意見略有分歧。1930年7月，共產國際在《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要求中共將蘇維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較為鞏固的蘇維埃區域。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出了《關於中國蘇維埃問題決議案》，建議把即將建立的革命政權定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李立三打算在紅軍攻下長沙後，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但因為紅一方麵軍二打長沙未克，使這一計劃流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慮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地點和日程問題。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立三路線”在中央的統治，但籌備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並未停止。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加緊準備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工作》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進一步提高對召開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意義的認識，為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而奮鬥。此後，《紅旗日報》陸續發表了中共中央擬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等文件。10月18日，“蘇準會”在上海開會，作出重要決議: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再度延期，由1930年12月11日延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慘案紀念日）。
就在中共中央籌備召開“一蘇大會”之際，蔣介石不僅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圍剿”，而且也擬定在1931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這種客觀形勢，使中共產生了一種緊迫感，把召開“一蘇大會”與“國民會議”相對抗，作為更現實的任務提上了日程。1931年初，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號召廣大民眾“以全力擁護蘇維埃運動並反對反革命的國民會議”，抵製國民會議的選舉，選派代表出席全中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值此之時，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駐在上海的遠東局轉達中共中央:必須責令贛南蘇區盡快成立蘇區中央局，舉行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1月15日，中央蘇區遵照上海臨時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3月21日，臨時中央常委會通過《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紅五月運動的工作決議案》，向全黨提出了具體任務:“要使各蘇區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乃至全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都能在紅五月中開成，而成立蘇區的中央臨時政府。”為此，4月17日，臨時中央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並具體指導“一蘇大會”的籌備工作。
但是，從4月下旬至5月底，中央蘇區處於緊張的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爭狀態，在紅五月召開“一蘇大會”的計劃顯然無法實現。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結束後，蘇區中央局於6月1日發表宣言，確定召開“一蘇大會”的日期:中央蘇區必須在8月1日前開成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但僅僅數天後，由於蔣介石發動了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軍民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全力投入第三次反“圍剿”戰爭，這一計劃再次落空。6月20日，毛澤東等人發出通令: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改在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舉行。
6月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東方部連續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認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是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任務。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南部蘇維埃區域廣大的發展，使中國共產黨要擔負起有係統的區村（鎮）與城市之中建立蘇維埃政權，一直到建立這些蘇維埃區域總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任務。”並且對蘇維埃的組織形式、選舉、政權結構、蘇維埃與各種社會團體的關係，黨在蘇維埃中的任務及蘇維埃區域的守衛問題，作了詳盡的指示。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再次向中共發出指示，強調要在最短的期限內，在最有保證的地區裏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
9月初，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結束，形成21縣、5萬平方公裏土地，擁有250萬人口和5萬紅軍的廣大根據地。同時，國民黨內部由於矛盾分化，暫時無力組織新的“圍剿”，蘇區獲得了一段相對和平的發展時期。這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創建提供了有利的客觀環境。
在共產國際的敦促下，中共中央於9月20日再次作出決議，嚴令“中央蘇區必須在十月革命節正式成立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政府”，各蘇區屆時選派代表參加中央蘇區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既然“一蘇大會”決定在中央蘇區召開，蘇區中央局便負有具體籌備這次大會的責任。9月28日，毛澤東率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部從永豐來到瑞金，加快籌備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共中央雖決定在中央蘇區召開“一蘇大會”，但並沒有指定具體的開會地點及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按照原來的計劃，毛澤東、朱德率紅軍主力東進閩西，休整補充，並籌備在福建長汀舉行“一蘇大會”，以長汀為中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當毛澤東、朱德到瑞金葉坪後，通過對瑞金政治、經濟和自然條件進行綜合分析，認為江西瑞金比福建長汀更適合“建都”，果斷地對原定部署作出調整，決定紅軍主力不再全部東移福建，而是留駐贛南諸縣，紅軍總部也不再移駐長汀。
瑞金“建都”有哪些更合適的條件？從地理位置上看，瑞金處於中央蘇區的中心，地形複雜，交通閉塞，是當時敵強我弱條件下建立紅色政權的理想之地；從經濟條件看，瑞金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以保證中央機關和紅軍的給養；從政治條件看，瑞金長期沒有國民黨正規軍駐防，地主武裝力量薄弱，民眾政治覺悟高，群眾基礎好，自從1929年後，一直是比較鞏固的紅色區域；同時，瑞金離國民黨軍隊主力較遠，受敵威脅較小，相對較為穩固。正是這幾方麵的有利條件，促使了毛澤東等人果斷地決定把即將召開的“一蘇大會”及新“國都”定在瑞金。
10月3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上海臨時中央:“紅軍目前急切須休息，須訓練，須補充，須籌款，須布置新戰場，創造根據地，又因11月7日召開一蘇大會，中央不能遠離，遂將紅軍主力分布石城、長汀、於都、會昌四縣工作，總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揮。”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同意了蘇區中央局的意見，決定在瑞金召開“一蘇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二、別開生麵的“開國大典”
召開“一蘇大會”的時間和地點確定後，為了保證“一蘇大會”的安全，毛澤東提議在福建長汀設置一個“一蘇大會”假會場，而將真會場放在葉坪村。
在具體籌備“一蘇大會”和中華蘇維埃的“開國大典”過程中，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帶領瑞金人民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們在葉坪村東北的一片樹林中，新開辟了一塊能容納萬餘人的紅軍廣場，並用竹木石塊築起了一座紅軍檢閱台。整個廣場和檢閱台被周圍高大的樹木覆蓋，便於及時疏散隱蔽。
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瑞金召開。來自中央、閩西、湘贛、湘鄂贛、湘鄂西、瓊崖、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的代表，以及紅軍部隊的代表，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等白區的代表共計610人，聚集於葉坪村，共商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建設與擴大革命根據地事宜。
在通常情況下，“開國大典”應該在新政府成立後舉行，並多安排在白天。但由於特定曆史條件的製約，“一蘇大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卻別開生麵。
在當時險惡的戰爭環境中，紅軍裝備簡陋，沒有自己的空軍，因此沒有太大的防空能力，更談不上製空權。如果白天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和慶賀活動，目標容易暴露，招致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因此，為了防止國民黨飛機的突然襲擊，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大會決定:紅軍的閱兵典禮特意安排在11月7日淩晨舉行；群眾慶祝集會則安排在晚上舉行。
11月7日淩晨，接受檢閱的中央紅軍各軍團代表、紅軍隨營學校和警衛部隊代表及附近各縣赤衛軍和少先隊隊員一早就來到了葉坪紅軍廣場。6時左右，在數千名群眾的歡呼聲中，毛澤東、朱德、項英、王稼祥、任弼時、曾山等黨政領導人登上檢閱台。7時整，閱兵開始，毛澤東等檢閱了英勇的紅軍部隊。彭德懷擔任閱兵總指揮。
閱兵儀式剛剛結束，十多架國民黨飛機直飛瑞金縣城，企圖轟炸“一蘇大會”會場。由於紅軍廣場上軍民已經全部疏散隱蔽，飛機並沒有發現會場目標，隻是向縣城及近郊扔下一些炸彈，然後飛向福建長汀。在那裏，國民黨飛機終於“發現”了設在那裏的“一蘇大會”假會場，又是投彈轟炸，又是低空掃射，把假會場炸得個稀巴爛才“凱旋”而歸。當人們得知這一消息後，不能不敬佩毛澤東考慮問題的周密。
下午2時，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謝氏祠堂裏正式舉行。會議主席台正麵掛著馬克思、列寧的木刻畫像和鐮刀斧頭紅旗，台桌的前沿掛著“工農炮壘”、“民主專政”等布質標語。
項英致開幕詞:“同誌們！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已於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今天，正式開幕了！”他的話音剛落，會場內外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寫下了兩句著名的題詞:“蘇維埃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是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當天晚上，為慶祝“一蘇大會”的召開，瑞金當地紅軍、附近群眾數萬人，提著各式燈籠，打著火把，從四麵八方湧向葉坪紅軍廣場，與代表們一起舉行盛大的提燈慶祝晚會。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誌與廣大群眾一起唱歌、呼口號。一時間，出現了“人山人海，紅光滿天，莊嚴熱烈，空前未有”的盛況。
當慶祝活動達到高潮時，紅軍代表黃克誠登上主席台，朗誦詩歌:
十四年前的今日，
蘇維埃聯邦在西方誕生，
今年的今日，
蘇維埃中國又在東方降臨；
這是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解放的信號，
這是中俄工農頭顱熱血的結晶！
9日上午，大會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大會議事日程，推舉項英、張鼎丞、陳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鄧廣仁（鄧發）組成大會常務主席團；將與會代表分為贛東贛南，永吉泰，閩西，瑞金，紅軍，以及湘鄂西、贛東北、瓊崖、全總和海員等7個代表團，參加大會的分組討論；選舉項英、張國燾、朱德、任弼時、曾山等人組成提案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代表的提案；推選周以栗等8人組成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下午，項英宣讀了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給大會的賀電，及《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國工人和勞動民眾書》、《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電》；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作了《政治問題報告》。
由於交通阻隔，直到11月11日，湘贛蘇區、湘鄂贛蘇區、湘鄂西蘇區及紅16軍的80多位代表，才克服種種困難抵達葉坪會場。大會隨即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並增選紅16軍軍長孔荷寵，湘贛省蘇維埃主席袁德生、副主席劉建中，陽新縣蘇維埃主席洪子清，赤色農民協會代表華國揚等5人為主席團成員。
從12日到18日，與會代表先後聽取、討論了項英的《關於勞動法草案報告》、張鼎丞的《關於土地問題報告》、朱德的《關於紅軍問題的報告》、周以栗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報告》、王稼祥的《關於少數民族問題報告》、鄧廣仁的《關於工農檢察處報告和關於憲法問題報告》。並相應地通過了蘇維埃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婚姻條例和紅軍問題、經濟政策問題、工農檢察處問題、少數民族問題、救濟被難群眾問題、為死難烈士立碑紀念問題等決議案。
19日，大會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有63人: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瞿秋白、張鼎丞、鄧發、王稼祥、徐錫根、範樂春、陳紹禹、彭德懷、關向應、孔荷寵、方誌敏、任弼時、賀龍、沈澤民、譚震林、黃平、曾山、林彪、陳鬱、羅登賢、夏曦、鄧子恢、劉少奇、劉大朝、陳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軌、陳福元、古大存、韋拔群、張華先、何叔衡、黃盨、胡海、滕代遠、蕭恒太、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周以栗、盧德光、胡均鶴、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劉光萬、餘漢朝、吳致民、劉建中、李宗白、劉生元、王永盛、阮嘯仙。
這個由63人組成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堪稱最為精幹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當時這63人中已經在瑞金的中央領導有21人，在上海和其他地區的中央委員有11人，除此之外的31人，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管轄下各蘇區的主要領導人和紅軍代表。
20日，大會舉行閉幕式。在毛澤東、項英分別致閉幕詞後，大會執行主席曾山向全體代表宣布:“從今日起，瑞金改為瑞京，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全場歡聲雷動，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閉幕。
當天晚上，數萬群眾提燈演戲，施放煙火，發表演說，歡慶全國性的紅色政權的建立，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推向了高潮。
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副主席項英、張國燾聯名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號布告》，正式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以國家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民國”並存對立，出現了“兩個政權並存”的現象。
也正是從這時起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的近3年時間裏，瑞金以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首都”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麵前。
三、精簡、廉潔的國家機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權機構，是根據全國“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有關規定組建起來的。而這個《憲法大綱》，則主要是根據1927年《蘇聯憲法》製定的，因此，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組織機構，顯然是仿照蘇聯的國家機構建立的。根據憲法規定:全蘇大會閉幕後，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是全國“立法”、“行政”、“司法”的最高管理機關，監督憲法和全蘇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頒布的一切法令、決議、命令之施行。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的行政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負責。
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會議選舉毛澤東兼任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兼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由中央人民委員會提名，設立九部一局的國家機構，部長稱“人民委員”:
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員，朱德任軍事人民委員，項英兼任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任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任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任內務人民委員，何叔衡任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張國燾兼任司法人民委員，鄧發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由於張國燾和瞿秋白暫時不能來瑞金就職，司法和教育人民委員由梁柏台和徐特立分別代理。
其實，這次會議主席、副主席的人選，是臨時中央早就內定的。1931年10月，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對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人選作出指示:“政府執行委員名單在弼時處有。但須除去向忠發、周逸群、鄺繼勳，加徐錫根、陳紹禹、關向應、瞿秋白及各地蘇維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由）毛澤東（擔任），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擔任）。”
當時，任弼時是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進入中央蘇區的，他身上帶有中央圈定的未來中央政府領導組成人員名單。按照原定的方案，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由毛澤東擔任，副主席應為張國燾和曾山。但任弼時在1931年10月31日以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提議項英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員（後改為內務人民委員）。任弼時的報告得到了上海臨時中央的同意，項英不僅當選為主席團主席，主持了“一蘇大會”，而且當選為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位居張國燾之前。
“毛主席”這一稱謂最早叫起，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當會議宣布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時，委員們站起來熱烈鼓掌。這時，任弼時走上主席台，提議“請毛主席講話！”一霎間，大家還不知道叫誰，略停片刻，人們將目光投向毛澤東，熱烈地鼓起掌來，異口同聲地喊著“毛主席”。在此之前，人們對毛澤東稱呼通常為“毛黨代表”、“毛委員”、“毛總政委”，這次突然稱他為“毛主席”，自然很不習慣。但從此以後，毛澤東一直被稱為“毛主席”，隻是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含義而已。
“一蘇大會”結束後，謝氏祠堂用木板隔成了一個個小房間，每個小房間隻有10平方米那麽大，門口掛著“某某人民委員部”的牌子。一個小房間，便是一個部的辦公室，裏麵隻有一部電話、一張桌子、一張木床和兩把椅子。這些小房間，就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各職能機構，涉及組織、宣傳、財政、土地分配、交通運輸、教育、衛生、銀行、郵政等等。現代國家的一切職能部門，幾乎都能夠在這些小房間裏履行。機構設置的全麵，工作人員的幹練，組織製度的高效，令人歎為觀止。
據沙洲壩毛澤東舊居的解說員向筆者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走長征路”小分隊介紹:1996年9月，當江澤民總書記參觀瑞金葉坪、沙洲壩中央政府機關舊址時，曾感慨地說:蘇維埃黨政機關是這樣的精簡高效，錦濤同誌來看看，對我們機構精簡一定會有啟發！
這些部委的簡陋設施，遠不如今天一些大機關的傳達室。但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個部委，都是從那一個個小房間發展而來的，大多數部長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棟梁。隻要稍微留意，便會發現:
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
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
土地人民委員張鼎丞，後來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代理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二蘇大會”的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
內務人民委員曾山，後來成為政務院內務部長；
蘇維埃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後來成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蘇維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
此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楊尚昆、鄧穎超、胡耀邦等人，都在蘇維埃政府機關、軍委機關或工青婦機關任過職。據初步統計，曾在紅都瑞金工作過的新中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達44人之多。
蘇維埃政權從中央到地方均實行“議政合一”製。縣、區、鄉三級蘇維埃政府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層政權機構。這些基層政權，與省、中央蘇維埃政權一樣，實行選舉製度和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省、縣、區蘇維埃政府，均設立簡練、高效的辦事機構。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權，蘇區政府幹部，上自主席毛澤東，下到鄉蘇維埃工作人員，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以廉潔高效的精神風貌，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樹立了中國共產黨人甘為“人民公仆”的形象。
毛澤東領導沙洲壩軍民開挖“紅井”，無疑是一曲流傳甚廣的反映蘇區幹群關係異常融洽的動人故事。
沙洲壩，原來是個幹旱的地方，這裏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沙洲壩，沙洲壩，無水洗手帕；三天無雨地開岔，天一下雨土搬家。”此前，也曾有人想挖井，來解決飲水問題，但當時群眾一缺乏資金，二迷信風水先生。他們說，該地的龍脈是條旱龍，不能打井，打井壞了龍脈，十鄰八鄉都要遭殃，所以沒人敢冒犯。於是，該地群眾祖祖輩輩吃水要到山腳下的泥塘裏去挑。1933年4月，毛澤東從葉坪搬到這裏，知道了這種情況後說:“我就不知道天命，隻知道革命，隻要革了命，什麽問題都能解決，我看還是打口水井好！”說幹就幹，他親自選定井位，帶領群眾打出了一口甘甜的水井。一位老婆婆高興地說:“毛主席，你真替我們把什麽心都操到了。”在毛澤東的帶動下，中央各機關掀起了開挖水井熱潮，解決了沙洲壩群眾的吃水問題。
紅軍長征後，當地群眾為保護這口水井，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反動派白天把井填上，群眾晚上又把井挖開。在這種填填挖挖的反複較量中，可以感受到蘇區群眾與共產黨幹部建立起來的魚水深情。1950年，沙洲壩群眾將這口水井進行維修，尊稱為“紅井”，並在井台上豎起一塊木牌，上書“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十四個大字，以表達蘇區人民對毛主席和紅軍的思念之情。
“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著草鞋鬧革命，夜走山路打燈籠。”這首在中央蘇區廣為流傳的山歌，真實地表達了廣大蘇區群眾對他們的好公仆--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有人對蘇區各級幹部的工作作風作了認真研究後，曾公允地評價說:“蘇維埃政府是中國曆史最清正廉明的政權，蘇區幹部是中國曆史上最為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官員，艱苦奮鬥、廉潔奉公，成為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一個突出表現。”
四、二蘇大會與共和國使命的新征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時，辦公機構駐在瑞金葉坪。1933年初，由於叛徒告密，蘇維埃中央黨政機關所在地多次遭到敵機侵擾。為了避免敵機轟炸，1933年4月，中共中央黨政軍機關陸續遷至瑞金縣城西北的沙洲壩。中央執行委員會駐沙洲壩元太屋楊衍蘭私廳，毛澤東、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等先後在此辦公和居住。中央人民委員會駐沙洲壩元太屋楊家財私廳，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僅一牆之隔，中央人民委員會所屬各部，分駐沙洲壩附近村莊。
1933年6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了“在赤色首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8月13日，中央發出召開“二蘇大會”的通知，指出:“衝破敵人的五次'圍剿'是準備第二次全蘇大會的中心任務”，規定大會召開日期為1933年12月11日（廣州暴動紀念日）。
“一蘇大會”是在葉坪謝氏祠堂召開的，由於中央各機關已遷到沙洲壩，“二蘇大會”會場決定設在沙洲壩。為了保障“二蘇大會”所必需的開會會場，中央政府決定在沙洲壩興建一座具有中央政府標誌的大禮堂。
這座大禮堂是由中革軍委總參二局副局長的錢壯飛擔任工程設計者，臨時中央政府總務廳主任袁福欽負責工程的施工指揮。8月1日，大禮堂破土動工，半邊由來自福建的紅軍和技術人員建造，半邊由來自江西的紅軍及技術人員建造。雙方展開了勞動競賽，僅用了3個多月便完成這座著名的建築。該大禮堂座北朝南，其造型為八角形，從高空俯視，猶如一頂紅軍的“八角帽”。“帽”的四周是17道綠色的雙合大門，便於人員疏散；18根圓柱支撐著整個樓房和屋頂，樓麵呈回廊式，樓下成半圓形排列著五人條凳，整個禮堂可容納2000多人。禮堂中安裝了許多玻璃窗，有著良好的采光效果。在大門正上方，嵌有蘇區“秀才”黃亞光書寫、設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十四個楷書大字和地球儀，使整個禮堂顯得格外莊嚴肅穆。為了保證開會安全，大禮堂外還修建了能容納數百人的防空洞。
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在沙洲壩召開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和《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等文件，完成了“二蘇大會”思想上、組織上的最後準備。毛澤東在黨和政府內進一步受到以博古為首的“左”傾中央的排擠。
1月21日上午，在沙洲壩網形中央政府運動場舉行隆重的閱兵典禮，毛澤東、朱德和蔡暢分別在閱兵典禮上講話。下午2時，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開幕式。出席大會的有來自湘贛、湘鄂贛、閩浙贛、滿洲、四川、山東、河南、廣東、東江、南雄等蘇區和國統區的代表，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討論中央執行委員會兩年來工作的報告、紅軍建設、經濟建設、蘇維埃政權建設、蘇維埃各種法令，選舉中央執行委員等。毛澤東致開幕詞，並在大會作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兩年來的工作報告，27日又作了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總結；朱德作《關於紅軍建設的報告》，林伯渠作《關於經濟建設的報告》，吳亮平作《關於蘇維埃建設決議的報告》。大會通過了修正的《蘇維埃建設決議》、《關於紅軍問題的決議》及《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
2月1日，大會閉幕。毛澤東、項英等175人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鄧子恢、羅榮桓等36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更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
2月2日上午8時，在葉坪紅軍廣場上，蘇維埃中央政府舉行“紅軍烈士紀念塔”揭幕典禮。這座紀念塔，連同廣場周圍的紅軍檢閱台、公略亭、博生堡，都由錢壯飛設計建造。那刻著“紅軍烈士紀念塔”七個金色大字的塔身，尤如一顆緊弦待發的炮彈聳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座用朱紅色條石築砌，象征著烈士的鮮血染成；炮彈形的塔身布滿著一個個小石粒，象征著無數革命烈士凝結而成。在這座高13米的紀念塔的正前方地麵上，用煤渣鋪砌著“踏著先烈血跡前進”八個蒼勁大字，表達了蘇區人民對革命先烈無比的崇敬和懷念。
2月3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首腦的毛澤東，不再兼任執行機關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在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11個人民委員部。王稼祥、朱德仍分任外交、軍事人民委員；鄧振詢為勞動人民委員，高自立為土地人民委員，林伯渠為財政人民委員，吳亮平為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陳潭秋為糧食人民委員，梁柏台為司法人民委員，曾山為內務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項英為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毛澤民為國家銀行行長，錢之光為外貿總局局長，阮嘯仙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董必武為臨時最高法庭主席，謝覺哉為中央政府秘書長，趙寶成為總務廳廳長。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
1934年7月，由於國民黨飛機時常轟炸沙洲壩，蘇維埃中央政府遷到瑞金西部的雲石山。毛澤東、張聞天及機要人員等人駐在雲山古寺，人民委員會所屬各部駐雲石山（梅坑）附近村莊。
由於“左”傾中央排斥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土”越來越小，不得不“舉國大搬家”，進行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央政府機關正是從雲石山出發，邁開了萬裏長征第一步。
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僅存在了近3年。在長征途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為“流亡政府”，由於軍情緊急，它與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實際上成為“三位一體”。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隨後，經過國共兩黨的多次談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和管理國家的一次有曆史意義的嚐試。中國共產黨人在這短短的3年時間裏，鍛煉了大批優秀幹部。他們在領導紅軍、建設政權、發展生產、開展互作合作運動、管理交通郵電、組織商業貿易、主管財政金融、從事文化教育等方麵，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成為此後治黨、治國、治軍的骨幹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18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偉大預演。從贛南山坳裏紅都瑞金的“開國大典”，到18年後的古都北京的開國大典，從葉坪紅軍廣場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從紅軍烈士紀念塔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從紅軍檢閱台到天安門城樓，從沙洲壩中央政府大禮堂到雄偉的人民大會堂，它們之間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似乎也有著一定的內在聯係。
是的，在這相似的表像背後，包含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偉大的曆史性跨越。這次曆史性的跨越，盡管不是從瑞金開始的，但贛南那個幽靜的山坳小城，難道不是中國革命漫漫征程中不可或缺的“奮起一躍”之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