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王容芬 宋彬彬 劉進等
曾經因為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著名社會學家王容芬博士認為，活著的人有責任為文革中無辜受迫害的死者說話，中國關於文革問題的研究和處理一直在倒退。
四十四年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紅八月，是公認的中國曆史上、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最殘暴的一頁。旅居德國的著名社會學家王容芬博士在六六年九月因為以死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獄，並被判處無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她獲釋走出監獄後，一直認為，活著的人為文革中無辜受迫害死去的人說 話，是責無旁貸的責任。2010年的八月，她對於中國社會現在對於文革的態度、做法的倒退感到非常的憤怒。對於為什麽會如此，記者采訪了王容芬博士說，她對記者說，“今年四月份出來的《記憶》第四十七期，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整個一麵倒，全是宋彬彬，劉進、馮敬蘭，還有葉維麗他們的文章。講出來跟曆史事實走得太遠了，完全不是那麽回事。”
為此，王容芬博士談到同時發生的、在柬埔寨進行的審判，“七月二十六號，在柬埔寨金邊的反人類罪法庭上，判處了當年的毛分子，文革中毛澤東的最好的學生康克以三十五年有期徒刑。因為他嚴刑逼供造成了一萬多人死亡，他還沒有親自打人。我覺得這有戲了。這反人類罪法庭到底開了，而且還判了，這判的是第一個，活著的還有四個在等著審判。”
對此，王容芬博士對比說，“但是到了八月，《炎黃春秋》雜誌就把馮敬蘭、宋彬彬他們那篇文章又發表了一遍。《炎黃春秋》一般是不轉載文章的，而且口碑還不錯，居然轉載了這麽一篇文章，而且是在我駁了以後， 馮敬蘭也表示她記錯了，現在又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遍。我就納了悶了，世界在進步，中國怎麽就往後退啊！”
對於這件事，王容芬博士說，“後來一了解是底下一個叫李晨的女編輯辦的這件事情。她一直關注這件事情，看好了這篇文章，上麵的大頭說不上話，為什麽呢？因為這位李晨有一位姐姐叫李東東，李東東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
對此，她進一步解析說，“這個李東東當年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卞仲耘死的那天，她也在師大女附中，她在不在場，打沒打人，這個我不知道。李東東的爸爸叫李莊。李莊四十年代就在太行山上當人民日報的記者。李莊一直在人民日報當筆杆子，最後是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這個李東東還是跟宋彬彬一起並列的、師大女附中二 零零六年評的優秀名譽校友。名譽校友是有政治含金量的，必須是副部級以上的。原來的名單中沒有她。李東東被突擊提幹提到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馬上就進了 名單。那名單中除了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兒媳婦邵華以外，都是副部級以上的，包括馬德秀，就是當年跟宋彬彬、劉進三套馬車，共產黨員，也是教育部副部級的。”
為此，王容芬博士感慨地說，“現在中國的出版事業就掌握在這批紅衛兵手中，話語權共產黨、紅衛兵一代一代人，他們手裏傳下去了。 他們想怎麽塗抹曆史就怎麽塗抹。現在宋彬彬她們就變成了不但和打死人無關，而且劉進居然出來講，他們幾次出來講話，製止打人，最後還是他們給送到醫院，跟 醫院據理力爭，要人道主義，要搶救卞仲耘。這曆史就變成指使打人的凶手變成了搶救人的義士了。”
對國內的文革研究現狀，她最後對記者說，“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倒退，為什麽呢？因為今天中國是紅衛兵領導的，是李東東他們在掌握話語權。我的文章在國內既沒辦法發表，也不能夠轉發。所以文革研究控製在這種當年紅衛兵的手中，這就當然沒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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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炎黃春秋原文】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
馮敬蘭 劉 進 葉維麗 宋彬彬 於 羚
2010年第8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後文簡稱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批鬥、毆打致死(後文簡稱“八五事件”)。我們是當時的女附中學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調查，現將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八五事件”的情況簡述如下：
一、第一張大字報
馮敬蘭(本文執筆人，初三3班學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讀的班級，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課間響了，然後就是夏青在播送一個社論。下課後，就在校園裏看見了大字報。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劉進，是你們寫的大字報，打破了校園平靜的空氣。為什麽你會成為第一個？
劉進(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也許和我個人的成長經曆有關吧。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劉仰嶠，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在河南工作，那裏是重災區。正上初中的我，親身感受了大饑荒，親眼看見了什麽是一窮二白，也開始懂得什麽是責任。1964年春，我隨父母調動(劉仰嶠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轉學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級。我於1965年年底入黨，在黨支部會上也給學校的教育提過意見。1966年上半年，黨報不斷發表批判文章，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碩(時任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有個報告，我們認為是壓製革命的，和社論講的精神不一樣。黨支部的老師說，我們應該按照黨的安排去做，要服從黨的組織紀律，所以盡管有意見，我們還是在黨內提出和討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2日早6點，我在鍛煉時聽到早間的新聞正在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特別激動。現在黨中央發出號召，支持我們了，說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看來在黨支部內提出的問題和意見，也可以用大字報來公開表達。結果我連廣播都沒聽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學生黨員。我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她說願意。我倆又跑到學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黨)，她也支持我寫大字報。時間還早，很多學生都還沒有到校呢，我們就開始寫大字報了。因為這些意見都爛熟於心，用不著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語，我用毛筆直接寫在報紙上，署名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然後貼了出去。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內容以問話為主，頭一句話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
本來以為把意見提出來想辦法解決就行了，沒想到大字報貼出後，學校秩序大亂，同學都無心上課了，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樣。我們也慌了，不知道該怎麽辦。黨支部擔心影響擴大，當天就把我們三人隔離到階梯教室，告誡我們這麽做很危險，將要滑到右派學生的泥潭。他們苦口婆心地幫助我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希望我們認清形勢檢討錯誤。我們對此很不理解，廣播裏都肯定了大字報，說明這就是黨的號召，為什麽我們給學校貼大字報就成反黨行為了？那天在階梯教室內外始終圍著很多老師和學生，可以說是群情激奮，既有指責也有同情。
二、工作組進校期間
馮敬蘭：我記得你們受到了“圍攻”，我有深刻印象。接著就是工作組進校，動作很快，應該和鄧榕有關吧，學校出了這麽大的事，她回家一說，立即會引起她父親的關注。
劉進：我想是這樣。6月3日晚飯後，胡啟立(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帶領團中央幹部張世棟、馬嫻華來到學校，被一個同學直接帶到階梯教室。他們當場宣布說我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讓我們的心情特別激動。6月4日一早，工作組正式進校，張世棟是工作組組長，馬嫻華是副組長，胡啟立是西城區中學運動的負責人。歡迎大會上，胡啟立、張世棟、胡誌濤校長都講了話，胡校長還傳達了前一天李雪峰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報告。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二人，數學老師李鬆文和生物老師陳大文，學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馬德秀、耿麗蘭、尹斐，前四人為高三學生，尹斐是高二學生。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其他四人為副主席。當天宣布複課，恢複正常秩序。
馮敬蘭：工作組進校後，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團支部、班委會被廢除，班主任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
劉進：這種按部就班學習討論的情況沒有維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個人貼出了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把我們引向何方？”認為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方式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不一樣，阻礙了運動。
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提出“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並安排當日下午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副校長胡誌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麵，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6月22日揭批會繼續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發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葉維麗(初三3班學生)：在6月21日工作組主持召開的批鬥會上，袁淑娥(女，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女附中英語教員丁某前妻)的表現引人注目。在這個會上卞校長被打得很厲害，這應該和袁淑娥的煽動有直接關係。卞仲耘後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後不久，袁淑娥就經常來學校活動了。批鬥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著兒子和母親來衝了會場。她手裏還拿著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說卞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奮，喊起了口號，場麵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拿著練體操的木槍押著校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生了嘔吐。袁的發言大概前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一直有對校領導的過激行為。還有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發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園貼過一張小字報，揭發卞校長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假黨員。
麵對突發的暴力行為，工作組進行了勸阻，指出“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學的筆記上，記著在會議快結束時，工作組宣布：“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職”。揭批會後，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並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袁淑娥此後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馮敬蘭：袁淑娥為什麽這樣恨卞校長，她們的關係很複雜嗎？於羚，你曾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也見過袁寫的“萬言書”，請給我們講講。
於羚(中五2班[五年製實驗班]學生)：袁淑娥是大連工學院的俄語老師，1959年與卞校長同住一所醫院時相識。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袁的丈夫丁某當時在北京空軍，也有轉業到女附中的意願，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討論通過，丁某調入女附中教英語。這期間，袁、丁夫婦經常爭吵，卞校長從中做過一些調解，袁、丁最終離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沒有答應她。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麵控告。1966年5月，她將上萬言的揭發信，複寫多份，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等寄去。揭發信捏造事實、斷章取義，把個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挾嫌報複罪逮捕，後西城區檢察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
馮敬蘭：當時，全社會都處於喪失理智的瘋狂中，任何人想挾私報複他人，隻要他有“資格”，譬如“紅五類”出身或符合別的什麽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劉進：幾年前我在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裏看見了貼在卞家的大字報，語言粗暴惡毒，畫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學了解情況，證實是袁領著學生去卞家幹的。
兩天鬥爭會後學校恢複常態，繼續維持著原來的運動節奏，寫大字報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學梁二同為首的18人貼出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內容涉及雖多，卻不再具有轟動效應。她們多數時間不到學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形勢，或去海澱區的中學活動。7月初，她們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學生組織“紅旗”。
6•27大字報貼出後，工作組分別找參與的同學談心，如果是幹部之女或者軍隊幹部之女，就通過組織找家長，讓家長做女兒的工作。
馮敬蘭：海澱區以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為代表，反校領導的學生，後來又反工作組，一路造反下去，並有“理論建樹”，一論再論三論什麽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確。你們反了校領導卻成為工作組的依靠對象，回歸“主流”，成為反工作組同學的對立麵及多數派的代表，這種異常是否與鄧小平的支持有關？請你們談談去鄧家匯報的情況。
劉進：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是在鄧小平家裏，在場的隻有鄧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張世棟匯報，胡啟立補充。
馮敬蘭：為什麽要帶你們兩個學生而不是別人去鄧家匯報？
劉進：是鄧點的名。由於工作關係，他和我們的父母很熟。那天鄧一看見我，就對我說：“劉仰嶠是個好同誌。”6月初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後，由我父親主持工作，一周後的6月15日，父親也成為黑幫被停職了。因此，鄧的這句話讓我特別激動，胡啟立、張世棟他們怎樣開始匯報的，我都沒有聽進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鄧的兩次插話，一次是張匯報6月21日揭批會袁淑娥衝會場的情況，鄧小平問這是什麽人，張說是外校的一個老師，沒通知她，她自己來的，鄧說這是個壞人。另一次是張匯報到17日、27日兩次反工作組的情況時，鄧說應該組織辯論。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說同學們對這個已經不感興趣了，反正那些同學也不常來學校，呆在學校的都是擁護工作組的學生。鄧說辯論是有意義的，可以讓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辯論也可以。鄧還講了在學生中間是分左、中、右的，運動後期都要排隊。
最後，鄧小平講了三條，第一條是不允許在學生中成立黨團以外的組織。那會兒海澱區中學已經有了紅衛兵這種學生組織，處於地下狀態。鄧強調一定要由黨、團組織來取代類似紅衛兵這樣的非法學生組織，要把學校裏學習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組織能力強的學生，吸引到團委或學生會裏麵，讓他們(非法學生組織)沒有領頭人，沒有市場，他們就鬧不起來。第二條是要盡快恢複黨組織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學校的黨組織，不能離開黨組織。第三條講的是女附中的教師情況，說老師是有真本事的，要盡快解放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還說到王明夏、張玉壽(均為該校特級數學教員)這些老師非常優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麵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誌濤等有些什麽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後來他又說到老師們都是好的，說哪裏有那麽多修正主義呀？若有那麽多，我們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原來聽說“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結束，聽了鄧的講話覺得他想盡快結束。
葉維麗：實際上，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劉鄧領導“文革”的方式可以說是“四清”加“反右”，整幹部用給幹部分類的“四清”的辦法，卞仲耘就給定成“四類幹部”;整“反動學生”用“反右”的辦法，那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就麵臨可能成為“右派學生”的下場。
劉進：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連續三次辯論會後，學校開始部署下一個任務：老師集訓和學生軍訓。7月28日集訓結束，7月29日集訓人員返回學校。
葉維麗：當時是“兵分三路”：少數骨幹學生參與在馬神廟對教師的集訓，少數“有問題”的學生去郊區勞動，大部分學生去邢台軍訓。軍訓是突然結束的，為慶祝八一建軍節開的聯歡會臨時改成了歡送會。
劉進：軍訓的大隊伍8月1日回到北京。
葉維麗：我們是從永定門火車站走回學校的，當年這麽走路很平常。到了學校一看，我們離開還不到十天，整個校園麵目全非了。大字報主要是鼓吹對聯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對聯給人的衝擊太大了。和工作組有關的大字報似乎並不多。從火車站一回到學校，就有人向我們宣布工作組撤銷的消息，我記憶中有工作組王老師滿臉錯愕的表情。對聯加上撤工作組的消息真把人給震懵了。
劉進：在軍訓同學回來之前，開了兩個大會。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撤工作組的大會，毛主席一出來，掌聲雷動。劉鄧說老革命遇見新問題就是那一次。究竟發生了什麽？誰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說工作組是消防隊，壓製群眾起來革命，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7月30日下午，工作組召開校會，把7月29日的中央領導講話錄音放了一遍，隨後就宣布工作組撤出女附中，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馮敬蘭：學校三級組織的最高一級——工作組因方向路線錯誤被撤銷了，師生代表會因此也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法性。看來學校再次產生了“權力真空”，這是最危險的時期。
三、後工作組時期
劉進：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當時校園裏除了對聯還有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撤走才兩三天，就有學生跑到團中央去揪鬥工作組的張世棟、馬嫻華，把他們押回學校關了十幾天，要求他們揭發問題。工作組撤走後，多數學生還是習慣性地每天來學校，看大字報、寫大字報、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和辯論對聯。各班在辯論對聯的過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學已經失去了話語權。
馮敬蘭：失去話語權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同學，而是除了“紅五類”以外的大多數。班裏的核心小組——最基層的權力單位並沒散夥，因為她們都是“紅五類”，對聯讓她們增強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別的班不了解，我班還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號核心小組通知，第二天必須全體到校開班會。我以為又要鬥爭我呢，5號就躲在家裏沒去學校。午後兩個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到家裏找我，問我為什麽逃學？我假裝頭疼，後來跟著她們去了學校。那天上午我們班在“辯論”對聯的班會上，不少同學因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葉維麗：8月5日高一3班鬥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麽作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裏，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著問下一步怎麽辦。到底怎麽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麽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幹，但是方向在哪裏？具體幹什麽？無所適從。
胡校長在《“八五”祭》裏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麽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
馮敬蘭：這幾天學校裏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麵臨的危險迫近。
四、“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裏，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那位幹部隻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著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兩點鍾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1966屆高三1班學生)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倫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著大操場遊鬥的。
馮敬蘭：當時你在哪裏，什麽時候知道外麵正在遊鬥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裏，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麵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著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著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是鬥黑幫，我們說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鬥，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遊遊，但不能打人。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裏，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裏拿著木棍子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隻要同學衝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待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裏吐著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麵，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裏沒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麵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著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著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著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鬆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馮敬蘭：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裏？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盡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隻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麽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複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麽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麵向同學們說。於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裏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馮敬蘭：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遊鬥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裏少數同學發起揪鬥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裏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遊鬥。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裏，出身不好的，家裏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秀學生，隻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麽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隻能看著。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遊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著大操場集中對校領導遊鬥，接著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遊鬥和看押，但多數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葉維麗：8月5日高一3班鬥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麽作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裏，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著問下一步怎麽辦。到底怎麽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麽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幹，但是方向在哪裏？具體幹什麽？無所適從。
胡校長在《“八五”祭》裏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麽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
馮敬蘭：這幾天學校裏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麵臨的危險迫近。
四、“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裏，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那位幹部隻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著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兩點鍾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1966屆高三1班學生)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倫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著大操場遊鬥的。
馮敬蘭：當時你在哪裏，什麽時候知道外麵正在遊鬥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裏，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麵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著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著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是鬥黑幫，我們說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鬥，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遊遊，但不能打人。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裏，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裏拿著木棍子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隻要同學衝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待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裏吐著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麵，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裏沒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麵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著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著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著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鬆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馮敬蘭：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裏？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盡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隻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麽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複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麽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麵向同學們說。於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裏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馮敬蘭：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遊鬥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裏少數同學發起揪鬥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裏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遊鬥。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裏，出身不好的，家裏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秀學生，隻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麽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隻能看著。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遊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著大操場集中對校領導遊鬥，接著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遊鬥和看押，但多數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葉維麗：最近，有人提出來追查卞案中“凶手”的問題。我想說，我們麵臨的問題遠比揪出幾個“凶手”更為複雜。這些年我一直在問，為什麽一所優秀女校的學生會成為施暴者？是什麽樣的教育導致我們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樣傷天害理的事？我的小書《動蕩的青春》在一定意義上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也是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我們都在追問。我覺得追問這些問題更有意義。
2002年開始做調查後，我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馮敬蘭幫我聯係了我們班十來位同學，聽她們講述當年目擊的情形。於羚也介紹我采訪了一些高中的同學。2002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碰到劉進。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沒看見卞校長躺在垃圾車上慘不忍睹的形狀，給我刺激最深的是劉進第二天在廣播裏講的一句話，“死了就死了”。那天見到劉進，我問了心中存了很久的問題：你那天說沒說過“死了就死了”？對我這個陌生人突如其來的提問，劉進回答，“說了”，毫無閃爍其詞。她同時告訴我這句話的來曆。劉進坦誠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後劉進對我的調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幫我聯係訪問宋彬彬。
我也感謝卞校長丈夫王晶垚先生對我的信任和對我調查工作的幫助。作為卞校長的遺屬，他在難以想象的危難條件下，為他的親人、也為所有的“文革”受難者留下了血證。看著他在胡傑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長當天的衣物時，我既感動，又敬佩。就憑這一條，老爺子做出了曆史貢獻。我願意在這裏感謝所有幫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絕遺忘，正視曆史。
馮敬蘭：“八五事件”已經成為一段曆史，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別等諸多方麵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樣本。不僅僅是卞校長的不幸讓我們深思，那些加害於她的學生，從另一方麵也展現了典型的意義。我想起一個參與毆打老師的同學，不少人記住了她的名字。她長得很漂亮，像電影《苦菜花》裏的女英雄趙星梅。她後來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動學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記裏記著她的主要“反動言論”：二十年後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確與否幾十年後才能證明;由種種理論推斷，中國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在4月2日的日記裏再次寫到她當天在階梯教室被鬥爭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學架起成“噴氣式”，她憤怒地仰起掙得通紅的臉大聲分辯：“‘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對不對，就是二十年後才能看！”後來我們陸續上山下鄉了。幾年後，聽說她瘋了。因“文革”而精神錯亂的同學，還有前麵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李黎黎，後來她又患上紅斑狼瘡，在下鄉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藥過量辭世，年僅22歲。初三4班同學聞佳，因“反革命罪”險遭槍決，“文革”結束雖然平反釋放，但精神錯亂而致終生不幸。今天想到她們，我仍會心痛。卞校長遇難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鄉北大荒後，陸續聽到了母校在“清隊”中不斷有老師被迫自殺的消息，記得是四位，其中語文特級教師周學敏(女)創立過“周學敏教學法”，最年輕的胡秀正(女)老師才三十出頭。這就是萬劫不複的“文革”。
今天，我們五個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長經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個久蓄於胸的宿願——把真實的記憶留下來。我們深知，道德激情不等於曆史真相，群體義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沒有哪個人可以壟斷曆史的解釋權，也沒有哪個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謹懷殷切誠摯之心，期待著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曾經因為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著名社會學家王容芬博士認為，活著的人有責任為文革中無辜受迫害的死者說話，中國關於文革問題的研究和處理一直在倒退。
四十四年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紅八月，是公認的中國曆史上、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最殘暴的一頁。旅居德國的著名社會學家王容芬博士在六六年九月因為以死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獄，並被判處無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她獲釋走出監獄後，一直認為，活著的人為文革中無辜受迫害死去的人說 話，是責無旁貸的責任。2010年的八月，她對於中國社會現在對於文革的態度、做法的倒退感到非常的憤怒。對於為什麽會如此，記者采訪了王容芬博士說，她對記者說，“今年四月份出來的《記憶》第四十七期，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整個一麵倒，全是宋彬彬，劉進、馮敬蘭，還有葉維麗他們的文章。講出來跟曆史事實走得太遠了，完全不是那麽回事。”
為此，王容芬博士談到同時發生的、在柬埔寨進行的審判，“七月二十六號，在柬埔寨金邊的反人類罪法庭上，判處了當年的毛分子，文革中毛澤東的最好的學生康克以三十五年有期徒刑。因為他嚴刑逼供造成了一萬多人死亡，他還沒有親自打人。我覺得這有戲了。這反人類罪法庭到底開了，而且還判了，這判的是第一個，活著的還有四個在等著審判。”
對此，王容芬博士對比說，“但是到了八月，《炎黃春秋》雜誌就把馮敬蘭、宋彬彬他們那篇文章又發表了一遍。《炎黃春秋》一般是不轉載文章的，而且口碑還不錯，居然轉載了這麽一篇文章，而且是在我駁了以後， 馮敬蘭也表示她記錯了，現在又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遍。我就納了悶了，世界在進步，中國怎麽就往後退啊！”
對於這件事，王容芬博士說，“後來一了解是底下一個叫李晨的女編輯辦的這件事情。她一直關注這件事情，看好了這篇文章，上麵的大頭說不上話，為什麽呢？因為這位李晨有一位姐姐叫李東東，李東東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
對此，她進一步解析說，“這個李東東當年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卞仲耘死的那天，她也在師大女附中，她在不在場，打沒打人，這個我不知道。李東東的爸爸叫李莊。李莊四十年代就在太行山上當人民日報的記者。李莊一直在人民日報當筆杆子，最後是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這個李東東還是跟宋彬彬一起並列的、師大女附中二 零零六年評的優秀名譽校友。名譽校友是有政治含金量的，必須是副部級以上的。原來的名單中沒有她。李東東被突擊提幹提到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馬上就進了 名單。那名單中除了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兒媳婦邵華以外，都是副部級以上的，包括馬德秀，就是當年跟宋彬彬、劉進三套馬車，共產黨員，也是教育部副部級的。”
為此，王容芬博士感慨地說，“現在中國的出版事業就掌握在這批紅衛兵手中，話語權共產黨、紅衛兵一代一代人，他們手裏傳下去了。 他們想怎麽塗抹曆史就怎麽塗抹。現在宋彬彬她們就變成了不但和打死人無關，而且劉進居然出來講，他們幾次出來講話，製止打人，最後還是他們給送到醫院，跟 醫院據理力爭，要人道主義，要搶救卞仲耘。這曆史就變成指使打人的凶手變成了搶救人的義士了。”
對國內的文革研究現狀，她最後對記者說，“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倒退，為什麽呢？因為今天中國是紅衛兵領導的，是李東東他們在掌握話語權。我的文章在國內既沒辦法發表，也不能夠轉發。所以文革研究控製在這種當年紅衛兵的手中，這就當然沒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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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炎黃春秋原文】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
馮敬蘭 劉 進 葉維麗 宋彬彬 於 羚
2010年第8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後文簡稱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批鬥、毆打致死(後文簡稱“八五事件”)。我們是當時的女附中學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調查，現將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八五事件”的情況簡述如下：
一、第一張大字報
馮敬蘭(本文執筆人，初三3班學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讀的班級，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課間響了，然後就是夏青在播送一個社論。下課後，就在校園裏看見了大字報。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劉進，是你們寫的大字報，打破了校園平靜的空氣。為什麽你會成為第一個？
劉進(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也許和我個人的成長經曆有關吧。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劉仰嶠，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在河南工作，那裏是重災區。正上初中的我，親身感受了大饑荒，親眼看見了什麽是一窮二白，也開始懂得什麽是責任。1964年春，我隨父母調動(劉仰嶠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轉學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級。我於1965年年底入黨，在黨支部會上也給學校的教育提過意見。1966年上半年，黨報不斷發表批判文章，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碩(時任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有個報告，我們認為是壓製革命的，和社論講的精神不一樣。黨支部的老師說，我們應該按照黨的安排去做，要服從黨的組織紀律，所以盡管有意見，我們還是在黨內提出和討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2日早6點，我在鍛煉時聽到早間的新聞正在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特別激動。現在黨中央發出號召，支持我們了，說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看來在黨支部內提出的問題和意見，也可以用大字報來公開表達。結果我連廣播都沒聽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學生黨員。我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她說願意。我倆又跑到學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黨)，她也支持我寫大字報。時間還早，很多學生都還沒有到校呢，我們就開始寫大字報了。因為這些意見都爛熟於心，用不著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語，我用毛筆直接寫在報紙上，署名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然後貼了出去。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內容以問話為主，頭一句話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
本來以為把意見提出來想辦法解決就行了，沒想到大字報貼出後，學校秩序大亂，同學都無心上課了，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樣。我們也慌了，不知道該怎麽辦。黨支部擔心影響擴大，當天就把我們三人隔離到階梯教室，告誡我們這麽做很危險，將要滑到右派學生的泥潭。他們苦口婆心地幫助我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希望我們認清形勢檢討錯誤。我們對此很不理解，廣播裏都肯定了大字報，說明這就是黨的號召，為什麽我們給學校貼大字報就成反黨行為了？那天在階梯教室內外始終圍著很多老師和學生，可以說是群情激奮，既有指責也有同情。
二、工作組進校期間
馮敬蘭：我記得你們受到了“圍攻”，我有深刻印象。接著就是工作組進校，動作很快，應該和鄧榕有關吧，學校出了這麽大的事，她回家一說，立即會引起她父親的關注。
劉進：我想是這樣。6月3日晚飯後，胡啟立(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帶領團中央幹部張世棟、馬嫻華來到學校，被一個同學直接帶到階梯教室。他們當場宣布說我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讓我們的心情特別激動。6月4日一早，工作組正式進校，張世棟是工作組組長，馬嫻華是副組長，胡啟立是西城區中學運動的負責人。歡迎大會上，胡啟立、張世棟、胡誌濤校長都講了話，胡校長還傳達了前一天李雪峰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報告。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二人，數學老師李鬆文和生物老師陳大文，學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馬德秀、耿麗蘭、尹斐，前四人為高三學生，尹斐是高二學生。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其他四人為副主席。當天宣布複課，恢複正常秩序。
馮敬蘭：工作組進校後，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團支部、班委會被廢除，班主任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
劉進：這種按部就班學習討論的情況沒有維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個人貼出了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把我們引向何方？”認為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方式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不一樣，阻礙了運動。
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提出“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並安排當日下午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副校長胡誌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麵，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6月22日揭批會繼續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發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葉維麗(初三3班學生)：在6月21日工作組主持召開的批鬥會上，袁淑娥(女，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女附中英語教員丁某前妻)的表現引人注目。在這個會上卞校長被打得很厲害，這應該和袁淑娥的煽動有直接關係。卞仲耘後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後不久，袁淑娥就經常來學校活動了。批鬥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著兒子和母親來衝了會場。她手裏還拿著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說卞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奮，喊起了口號，場麵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拿著練體操的木槍押著校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生了嘔吐。袁的發言大概前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一直有對校領導的過激行為。還有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發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園貼過一張小字報，揭發卞校長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假黨員。
麵對突發的暴力行為，工作組進行了勸阻，指出“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學的筆記上，記著在會議快結束時，工作組宣布：“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職”。揭批會後，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並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袁淑娥此後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馮敬蘭：袁淑娥為什麽這樣恨卞校長，她們的關係很複雜嗎？於羚，你曾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也見過袁寫的“萬言書”，請給我們講講。
於羚(中五2班[五年製實驗班]學生)：袁淑娥是大連工學院的俄語老師，1959年與卞校長同住一所醫院時相識。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袁的丈夫丁某當時在北京空軍，也有轉業到女附中的意願，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討論通過，丁某調入女附中教英語。這期間，袁、丁夫婦經常爭吵，卞校長從中做過一些調解，袁、丁最終離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沒有答應她。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麵控告。1966年5月，她將上萬言的揭發信，複寫多份，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等寄去。揭發信捏造事實、斷章取義，把個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挾嫌報複罪逮捕，後西城區檢察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
馮敬蘭：當時，全社會都處於喪失理智的瘋狂中，任何人想挾私報複他人，隻要他有“資格”，譬如“紅五類”出身或符合別的什麽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劉進：幾年前我在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裏看見了貼在卞家的大字報，語言粗暴惡毒，畫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學了解情況，證實是袁領著學生去卞家幹的。
兩天鬥爭會後學校恢複常態，繼續維持著原來的運動節奏，寫大字報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學梁二同為首的18人貼出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內容涉及雖多，卻不再具有轟動效應。她們多數時間不到學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形勢，或去海澱區的中學活動。7月初，她們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學生組織“紅旗”。
6•27大字報貼出後，工作組分別找參與的同學談心，如果是幹部之女或者軍隊幹部之女，就通過組織找家長，讓家長做女兒的工作。
馮敬蘭：海澱區以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為代表，反校領導的學生，後來又反工作組，一路造反下去，並有“理論建樹”，一論再論三論什麽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確。你們反了校領導卻成為工作組的依靠對象，回歸“主流”，成為反工作組同學的對立麵及多數派的代表，這種異常是否與鄧小平的支持有關？請你們談談去鄧家匯報的情況。
劉進：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是在鄧小平家裏，在場的隻有鄧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張世棟匯報，胡啟立補充。
馮敬蘭：為什麽要帶你們兩個學生而不是別人去鄧家匯報？
劉進：是鄧點的名。由於工作關係，他和我們的父母很熟。那天鄧一看見我，就對我說：“劉仰嶠是個好同誌。”6月初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後，由我父親主持工作，一周後的6月15日，父親也成為黑幫被停職了。因此，鄧的這句話讓我特別激動，胡啟立、張世棟他們怎樣開始匯報的，我都沒有聽進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鄧的兩次插話，一次是張匯報6月21日揭批會袁淑娥衝會場的情況，鄧小平問這是什麽人，張說是外校的一個老師，沒通知她，她自己來的，鄧說這是個壞人。另一次是張匯報到17日、27日兩次反工作組的情況時，鄧說應該組織辯論。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說同學們對這個已經不感興趣了，反正那些同學也不常來學校，呆在學校的都是擁護工作組的學生。鄧說辯論是有意義的，可以讓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辯論也可以。鄧還講了在學生中間是分左、中、右的，運動後期都要排隊。
最後，鄧小平講了三條，第一條是不允許在學生中成立黨團以外的組織。那會兒海澱區中學已經有了紅衛兵這種學生組織，處於地下狀態。鄧強調一定要由黨、團組織來取代類似紅衛兵這樣的非法學生組織，要把學校裏學習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組織能力強的學生，吸引到團委或學生會裏麵，讓他們(非法學生組織)沒有領頭人，沒有市場，他們就鬧不起來。第二條是要盡快恢複黨組織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學校的黨組織，不能離開黨組織。第三條講的是女附中的教師情況，說老師是有真本事的，要盡快解放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還說到王明夏、張玉壽(均為該校特級數學教員)這些老師非常優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麵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誌濤等有些什麽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後來他又說到老師們都是好的，說哪裏有那麽多修正主義呀？若有那麽多，我們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原來聽說“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結束，聽了鄧的講話覺得他想盡快結束。
葉維麗：實際上，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劉鄧領導“文革”的方式可以說是“四清”加“反右”，整幹部用給幹部分類的“四清”的辦法，卞仲耘就給定成“四類幹部”;整“反動學生”用“反右”的辦法，那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就麵臨可能成為“右派學生”的下場。
劉進：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連續三次辯論會後，學校開始部署下一個任務：老師集訓和學生軍訓。7月28日集訓結束，7月29日集訓人員返回學校。
葉維麗：當時是“兵分三路”：少數骨幹學生參與在馬神廟對教師的集訓，少數“有問題”的學生去郊區勞動，大部分學生去邢台軍訓。軍訓是突然結束的，為慶祝八一建軍節開的聯歡會臨時改成了歡送會。
劉進：軍訓的大隊伍8月1日回到北京。
葉維麗：我們是從永定門火車站走回學校的，當年這麽走路很平常。到了學校一看，我們離開還不到十天，整個校園麵目全非了。大字報主要是鼓吹對聯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對聯給人的衝擊太大了。和工作組有關的大字報似乎並不多。從火車站一回到學校，就有人向我們宣布工作組撤銷的消息，我記憶中有工作組王老師滿臉錯愕的表情。對聯加上撤工作組的消息真把人給震懵了。
劉進：在軍訓同學回來之前，開了兩個大會。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撤工作組的大會，毛主席一出來，掌聲雷動。劉鄧說老革命遇見新問題就是那一次。究竟發生了什麽？誰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說工作組是消防隊，壓製群眾起來革命，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7月30日下午，工作組召開校會，把7月29日的中央領導講話錄音放了一遍，隨後就宣布工作組撤出女附中，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馮敬蘭：學校三級組織的最高一級——工作組因方向路線錯誤被撤銷了，師生代表會因此也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法性。看來學校再次產生了“權力真空”，這是最危險的時期。
三、後工作組時期
劉進：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當時校園裏除了對聯還有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撤走才兩三天，就有學生跑到團中央去揪鬥工作組的張世棟、馬嫻華，把他們押回學校關了十幾天，要求他們揭發問題。工作組撤走後，多數學生還是習慣性地每天來學校，看大字報、寫大字報、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和辯論對聯。各班在辯論對聯的過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學已經失去了話語權。
馮敬蘭：失去話語權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同學，而是除了“紅五類”以外的大多數。班裏的核心小組——最基層的權力單位並沒散夥，因為她們都是“紅五類”，對聯讓她們增強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別的班不了解，我班還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號核心小組通知，第二天必須全體到校開班會。我以為又要鬥爭我呢，5號就躲在家裏沒去學校。午後兩個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到家裏找我，問我為什麽逃學？我假裝頭疼，後來跟著她們去了學校。那天上午我們班在“辯論”對聯的班會上，不少同學因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葉維麗：8月5日高一3班鬥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麽作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裏，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著問下一步怎麽辦。到底怎麽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麽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幹，但是方向在哪裏？具體幹什麽？無所適從。
胡校長在《“八五”祭》裏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麽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
馮敬蘭：這幾天學校裏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麵臨的危險迫近。
四、“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裏，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那位幹部隻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著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兩點鍾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1966屆高三1班學生)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倫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著大操場遊鬥的。
馮敬蘭：當時你在哪裏，什麽時候知道外麵正在遊鬥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裏，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麵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著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著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是鬥黑幫，我們說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鬥，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遊遊，但不能打人。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裏，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裏拿著木棍子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隻要同學衝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待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裏吐著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麵，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裏沒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麵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著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著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著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鬆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馮敬蘭：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裏？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盡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隻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麽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複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麽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麵向同學們說。於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裏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馮敬蘭：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遊鬥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裏少數同學發起揪鬥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裏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遊鬥。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裏，出身不好的，家裏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秀學生，隻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麽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隻能看著。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遊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著大操場集中對校領導遊鬥，接著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遊鬥和看押，但多數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葉維麗：8月5日高一3班鬥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麽作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裏，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著問下一步怎麽辦。到底怎麽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麽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幹，但是方向在哪裏？具體幹什麽？無所適從。
胡校長在《“八五”祭》裏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麽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
馮敬蘭：這幾天學校裏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麵臨的危險迫近。
四、“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裏，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那位幹部隻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著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兩點鍾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1966屆高三1班學生)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倫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著大操場遊鬥的。
馮敬蘭：當時你在哪裏，什麽時候知道外麵正在遊鬥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裏，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麵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著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著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是鬥黑幫，我們說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鬥，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遊遊，但不能打人。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裏，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裏拿著木棍子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隻要同學衝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待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裏吐著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麵，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裏沒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麵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著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著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著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鬆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馮敬蘭：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裏？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盡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隻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麽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複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麽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麵向同學們說。於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裏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馮敬蘭：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遊鬥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裏少數同學發起揪鬥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裏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遊鬥。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裏，出身不好的，家裏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秀學生，隻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麽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隻能看著。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遊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著大操場集中對校領導遊鬥，接著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遊鬥和看押，但多數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葉維麗：最近，有人提出來追查卞案中“凶手”的問題。我想說，我們麵臨的問題遠比揪出幾個“凶手”更為複雜。這些年我一直在問，為什麽一所優秀女校的學生會成為施暴者？是什麽樣的教育導致我們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樣傷天害理的事？我的小書《動蕩的青春》在一定意義上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也是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我們都在追問。我覺得追問這些問題更有意義。
2002年開始做調查後，我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馮敬蘭幫我聯係了我們班十來位同學，聽她們講述當年目擊的情形。於羚也介紹我采訪了一些高中的同學。2002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碰到劉進。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沒看見卞校長躺在垃圾車上慘不忍睹的形狀，給我刺激最深的是劉進第二天在廣播裏講的一句話，“死了就死了”。那天見到劉進，我問了心中存了很久的問題：你那天說沒說過“死了就死了”？對我這個陌生人突如其來的提問，劉進回答，“說了”，毫無閃爍其詞。她同時告訴我這句話的來曆。劉進坦誠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後劉進對我的調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幫我聯係訪問宋彬彬。
我也感謝卞校長丈夫王晶垚先生對我的信任和對我調查工作的幫助。作為卞校長的遺屬，他在難以想象的危難條件下，為他的親人、也為所有的“文革”受難者留下了血證。看著他在胡傑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長當天的衣物時，我既感動，又敬佩。就憑這一條，老爺子做出了曆史貢獻。我願意在這裏感謝所有幫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絕遺忘，正視曆史。
馮敬蘭：“八五事件”已經成為一段曆史，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別等諸多方麵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樣本。不僅僅是卞校長的不幸讓我們深思，那些加害於她的學生，從另一方麵也展現了典型的意義。我想起一個參與毆打老師的同學，不少人記住了她的名字。她長得很漂亮，像電影《苦菜花》裏的女英雄趙星梅。她後來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動學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記裏記著她的主要“反動言論”：二十年後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確與否幾十年後才能證明;由種種理論推斷，中國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在4月2日的日記裏再次寫到她當天在階梯教室被鬥爭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學架起成“噴氣式”，她憤怒地仰起掙得通紅的臉大聲分辯：“‘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對不對，就是二十年後才能看！”後來我們陸續上山下鄉了。幾年後，聽說她瘋了。因“文革”而精神錯亂的同學，還有前麵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李黎黎，後來她又患上紅斑狼瘡，在下鄉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藥過量辭世，年僅22歲。初三4班同學聞佳，因“反革命罪”險遭槍決，“文革”結束雖然平反釋放，但精神錯亂而致終生不幸。今天想到她們，我仍會心痛。卞校長遇難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鄉北大荒後，陸續聽到了母校在“清隊”中不斷有老師被迫自殺的消息，記得是四位，其中語文特級教師周學敏(女)創立過“周學敏教學法”，最年輕的胡秀正(女)老師才三十出頭。這就是萬劫不複的“文革”。
今天，我們五個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長經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個久蓄於胸的宿願——把真實的記憶留下來。我們深知，道德激情不等於曆史真相，群體義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沒有哪個人可以壟斷曆史的解釋權，也沒有哪個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謹懷殷切誠摯之心，期待著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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