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期間，毛澤東寫了這張大字報。根據中國農業大學童小溪教授整理的電子資料《中國革命曆史文獻》，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剛開始是毛澤東用鉛筆寫在一張舊《北京日報》的邊緣空白處的。後經毛澤東的秘書謄清，毛澤東再加上標題，並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後加上引號。大字報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兩天後，1966年8月7日，十一中全會印發了這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的江山，完成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賦予我們光榮的曆史使命。”（據介紹，還由有關人員抄成真正的“大字報”貼在中南海內）。 隨後，北京大學的代表聶元梓、各地的學生代表先後發了言。大會結束以後，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有50萬人。毛文革中先後八次接見首都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也有少數工人、幹部等），這是“發動”文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接見的“紅衛兵”激動萬分，他們說：“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一定誓死保衛毛主席！”——由此可見一斑。他們回到當地後，其“革命激情”如何噴湧而出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有幾人知道毛澤東有何“危機”，需要如此多的人來“保衛”呢？ 林彪在紅衛兵大會上講話。他說：“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得很！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象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他們真誠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鬥批改。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才能觸其靈魂。” 周恩來也在大會講了話，他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 何謂“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1962年的右傾”,實指為克服我國三年經濟極端困難時期（包括部分省出現的大饑荒） 而實施的經濟調整：為了度過困難時期，劉少奇等黨和國家幾位主要領導曾同意一些地區搞包產到戶、責任田以及相關適當的稍寬鬆的經濟政策，以激發廣大農民的個體積極性，度過饑荒。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在總結教訓方麵則反映出毛澤東與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對經濟問題和工作中出現錯誤的分析有不同看法；而對於劉少奇等製訂的一些寬鬆的經濟政策,在毛澤東看來就是“資本主義複辟”、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盡管囿於當時困難的經濟政治形勢尚不便再去論證或批判。而毛澤東文革中與斯諾談話時就坦呈：七千人大會時就有了把劉少奇拉下來的念頭。這基本就是毛澤東在這篇“大字報”中所謂“1962年的右傾”的含義。 毛澤東所說之“1962年的右傾”實與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無法分開的。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總難找到與毛澤東麵談的機會，及至會議快閉幕了，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封信，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表達自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一些看法，當即被打成“fǎn_黨_集團”的頭目，並由此株連到好多位中央和省級領導；而文革也正是從江青授意姚文元所寫《評新編曆史劇 <海瑞罷官> 》開始的。其實，毛澤東曾經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這也是吳晗等寫海瑞的原因之一。但在文革初，毛澤東讚揚姚文元的文章，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亦為“右傾”。在1959年的“反右傾、鼓幹勁”中，黨內外又有很多人因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或意見而受到處分，彭德懷等自然是中央一級的，各省受處分的黨內領導也很多，例如對安徽省原副省長張愷帆做出“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的處分，就是典型一例，且為毛澤東親批。在毛澤東眼裏，“右傾”問題是從反右派運動以後在對待“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的看法、態度上一直存在的。 (返回原文處↑) 何謂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實指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不同的看法。劉少奇在“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四個方麵力度很大，在試點地區整了不少在這四方麵有問題的人，實際上過火了，此所謂“形左”。但劉不大理解和讚同毛澤東堅持“四清”運動亦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毛有過爭論,劉少奇認為有什麽就“清”什麽;由此產生分歧。故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是“形‘左’而實‘右’”.“右”者，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也。 (點擊左側鏈接：視頻 - 韓剛教授講座《毛澤東、劉少奇與“四清”運動》) (返回原文處↑) 何謂“可是在50多天裏……白色恐怖……何其毒也”——“這五十多天”指的是怎樣的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所指稱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白色恐怖”所指何為？ 從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始，劉少奇、彭真等認為這是學術爭鳴，不宜動輒扣上某種政治帽子，另外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也不可隨便在報刊上大肆批判，所以在1966年2月給遠在杭州的毛寫了個關於文化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史稱“二月提綱”。毛並未表示反對，但兩個月後即以“五·一六”《通知》正式否定和嚴厲批判。文革的烈火逐漸燃燒起來。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麵對已經興起的文革浪潮（任意貼大字報、任意攻擊領導和黨委乃至學者、專家等），中央很多領導同誌並不知道文革之真正動因與最終目的，於是根據以往的慣例和經驗，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毛澤東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劉少奇主持），決定向北京的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以防局麵混亂和失控。劉少奇製訂了《中央八條》，對於涉外的大專院校還規定了包括“內外有別”等政策，試圖規範和限製學生的自發運動在一定範圍一定形式下開展。他們根本不知道毛澤東就是要讓“天下大亂”，矛頭指向的正是各級黨委即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他們更不會知道毛澤東最終就是要讓似乎不能全心按他的“革命路線”辦事的劉、鄧等一大批人下台……工作組出於維護秩序和規範運動中的行為，對學生運動實行了一定的領導和控製，於是在全國各地發生了一些學生與工作組對抗、工作組將個別行為過火的學生打成“fǎn革命”的現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返回北京後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正式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做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此後，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稱為“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政”時期。 毛澤東寥寥二百多字的所謂“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包含著建國以來的曆史曲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原因的重要材料；聯係毛澤東同年寫給江青的一封信，詮釋文革就有了相當的依據了。左側鏈接內容豐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選擇瀏覽，可獲得更多感性認識、專家解析和資料佐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