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窯洞對”是怎麽回事，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它通常所指的是，毛澤東和黃炎培在1945年7月的一次談話。本文為便於說明問題，特再把它重複敘述一下。 1945年7月1日，中國民主同盟常委黃炎培與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國民參政員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從重慶飛抵延安。他們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等人的熱烈歡迎。在短短三天內，毛澤東同他們多次傾心交談。7月4日，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楊家嶺他家裏敘話。在窯洞客廳裏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幾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黃炎培深感延安朝氣蓬勃，抗日勝利之後定將贏得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遂借此機會坦陳心中的遠慮，他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微笑著嚴肅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個“窯洞對”，人們耳熟能詳了。然而，還有一個發生在同一時期的毛澤東書麵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其價值與這個“窯洞對”相較，要超過它。但這個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問仿佛還不為人們所深切知道，沒有引起重視，沒有得到廣泛傳播，其影響遠遜於名聞遐邇的“窯洞對”，即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的談話。須知，在當時，毛澤東這個書麵答路透社記者問那可是上了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重要位置，甚至頭版頭條的。且看，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在第二版頭條刊登這篇答問，標題是：《毛澤東同誌答路透社記者 中國需要和平建國》；10天後，即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八日，《解放日報》的頭版頭條以“本報重慶訊”的名義，用同樣的標題全文轉載這篇答問。不容置疑，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報刊是非常重視這篇答問的。順便指出，哈而濱東北書店1948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也收錄了這篇答問。這篇答問內容非常多，有十二條，我們隻看看它不論對當時，還是對現在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內容：“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理念。 1945年9月，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麵提出十二個問題，請因國共兩黨談判逗留重慶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回答。甘貝爾提的第十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十一問：在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設方針及恢複方針如何？十二問：你讚成軍隊國家化，廢止私人擁有軍隊嗎？對這三個問題，毛澤東做了如下回答： ——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 “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除了軍事與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將向政府提議，實行一個經濟與文化建設綱領。這個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獎勵私人企業（除了那些帶有壟斷性質的部門應由民主政府經營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歡迎外人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推廣群眾教育，消滅文盲等等。這一切也都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相符的。 ——我們完全讚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通常所說的“ 共產黨軍隊”，按其實際乃是中國人民在戰爭中自願組織起來而僅僅服務於保衛祖國的軍隊，這是一種新型的軍隊，與過去中國一切屬於個人的舊式軍隊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質為中國軍隊之真正國家化提供了可貴的經驗，足為中國其他軍隊改進的參考。 這個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雖然不是在延安窯洞做的，但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即住窯洞時期的思想，和人們普遍稱為“窯洞對”即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的一次談話，在時間上，僅相距兩個多月：一個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一個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然而，不論在抗日戰爭勝利前，還是在勝利後，中國都麵臨著建立新中國的問題，但究竟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新中國，國共兩黨的主張不同，這也就是毛澤東在“七大 ”開幕詞中所說的“兩種中國之命運”，因而，毛澤東這兩篇東西，在內容上，也是相同或相通的，即它們都講到或講的是中國共產黨“建設自由民主新中國”的治國或建國方針，並且毛澤東答甘貝爾問比被稱為“窯洞對”的毛澤東和黃炎培談話內容更豐富。——為了聯係和比較，我們把這個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稱為：“一篇更重要更全麵的‘窯洞對’”。 這兩個“窯洞對”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都十分明顯，本文不做展開論述，隻提幾個問題。我們把這兩個 “窯洞對”對比一下建國後的現實，會作何感想？在我們中國，“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何以體現？“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理念和現實怎樣相統一？進一步問，這兩個“窯洞對”對我們今天的思想和行動，特別對改革開放有什麽啟示？我們經常到處找“坐標”，找“參照係”，而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所提出的以及所實踐的基本綱領和路線不也是我們今天綱領和路線的最切近的“坐標”和“參照係”嗎？……常常聽到有人責罵“背叛”和“數典忘祖”，請人們認真研讀一下這兩個“窯洞對”，究竟誰——誰在“背叛”和“數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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