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寫迷信方式“揭發”袁騰飛老師的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在《紅旗文稿》2010年第10期撰文，文章回顧辛亥革命以來的曆史，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曆史虛無主義”。的確，“曆史虛無主義”應當反對，然而，比“曆史虛無主義”更當反對的卻是“曆史虛假主義”——因為，謊言不足以治國，倒足以亡國。不幸，梅社長這篇大作就充滿了這樣的“曆史虛假主義”。我們不妨來看個究竟。
梅社長在文章第一部分“堅持什麽樣的曆史觀”中，提及“在一部分人當中也存在著實用主義、曆史虛無主義等傾向”有雲：“二是刻意導演和假設曆史。為否定中國的曆史成就，編造和誇大所謂‘人禍’，杜撰出毫無根據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這實際上是在刻意導演曆史。”換言之，梅社長認為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沒有“人禍”，也沒有什麽“非正常死亡人數”，這一切都是“杜撰”！然而，我們在大量公開出版物中，看到的卻是這樣的記載：“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見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第39頁，科學出版社，1989。）“1958年—1960年間的大躍進,這場國家的災難，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後大約2000萬到3000萬人由於缺乏營養的災荒而喪生”（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第353頁）“中國在1958到1963年超線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科爾：《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1984）“據測算，中國的人口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即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叢進：《曲折的歲月》，國防大學出版社，第272頁） “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災難中，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金輝：《社會》1993年第四、五期合期） ““大躍進”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人之巨。”（廖蓋隆《炎黃春秋》2000年第3期）（7）“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873頁）兩相對比，究竟誰在扯謊，誰在虛無？
又比如，在同一部分中，梅先生又寫到“三是打著‘還原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為已被曆史淘汰的舊勢力評功擺好。有人以糾正改革開放前一些曆史結論的偏向為由，為已經被中國曆史發展所證明了的一些曆史結論‘翻案’，蓄意扭曲和顛倒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為由，編排曆史情節，對曆史進行隨心所欲的塗抹、剪裁和虛構，為曆史上已有定論的叛徒、反動統治人物評功擺好；有人竟宣稱動蕩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黃金發展期’。這些顯然是對曆史的顛倒和虛構。”也就是說，在梅社長看來，民國時期，有的隻是“動蕩不已、民不聊生”，而根本就不存在什麽“黃金時期”，說有這樣一個時期的人，是在“對曆史的顛倒和虛構”！然而，我們同樣可以在嚴謹的曆史著作中看到這樣的記載：1928年，國民黨政府實現了名義上的全國統一，南京國民政府成為國際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宣布，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轉到經濟建設為主。於是，從1927年到1936年，中國的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GDP飛速增長，9%的增長速度是同期日本的三倍。正因為如此，這十年被稱為民國“黃金十年”。而且，事實上，這仍是動亂的十年：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幾乎天天都在打仗，軍費支出占國家預算的四成左右！此外，需承擔的前清遺留國債又占國家預算的1/3，建國經費隻占兩成左右。而在1928年度量衡劃一製度公布實施之前，我國“標準”之亂為全世界所僅見，以度而言吉林1尺僅為河北的2寸長，以衡而言呢，杭州的秤跟臨省江蘇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如此混亂生意怎麽做？工商業又如何發展呢？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當局在農田水利、電力、礦業資源開發、化學工業、重工業的振興等等，幾乎每項對國家進步有關的事都在馬不停蹄地齊頭並進中。僅僅在1931~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跡。同時交通事業的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餘公裏，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裏，民航空運在這十年間開辟了12條航線，長1萬5千多公裏。 十年建國首重教育，在這段時間裏，政府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體製終於搭成了一個完整的建構。為了迎頭趕上西方列強，政府對實用科學人才的培植更有時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遺餘力的倡導，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視為我國邁向現代科學研究紮根與發軔的重要時期。1934年蔣中正發起“新生活運動”（獨狼認為跟現在的“先進性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教育本是百年大計，時值禍在眉睫的存亡之際，當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謂用心良苦。 在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在中國曆史上，國家的貨幣第一次得到統一。 如此成就，算不算得上黃金時期？
再比如，在梅文的第二部分“如何把握中國百年曆史發展的本質”“關於全民抗戰”中，有這樣的文字“相對於過去一段時間裏很少提及國民黨在正麵戰場抗戰中作用的情況，近年來有人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片麵誇大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功績，仿佛抗日戰爭隻有國民黨進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犧牲’，而極力回避和抹殺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事實，這當然是裁剪和歪曲曆史事實、掩蓋曆史真相的做法。”而我們看到的史實卻是：“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李銳：《廬山會議實錄》，182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彭德懷發動的這次大規模戰役，事先竟不請示毛主席**……在百團大戰進行的時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誌召到延安，對他說：“彭德懷幹這麽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們的力量大暴露了，後果將很壞”。後來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懷擅自發動百團大戰的嚴重錯誤，領導全黨全國人民以極大努力克服了百團大戰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21-1968）》，第79頁，1969.5）“……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請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待必要條件具備時實行。”（毛澤東：《1937年9月25日致朱德、任弼時、周恩來》，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51）“毛澤東曾對八路軍發出下列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1分冊，頁117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沒有你們，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毛澤東：天津市工農兵中學教材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毛澤東思想萬歲》，534頁）“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鬥，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鬥，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蘇中關係（1945-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100頁）。
探討曆史規律，有很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講真話，杜絕謊言。巴金晚年極力倡導說真話，他在《隨想錄》中，寫了六篇提倡寫真話的文章。他還表示要“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標”——這應該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最基本、最應當遵守的做人的道德底線。而有人卻不珍惜這“話語權”，說真話、說實話，反而利用這語言去說謊話、假話、大話。
不說真話說假話，不說實話說謊話，究其原因，大約可歸結為以下兩種原因。其一，主觀原因：為了謀取私利，為了坑蒙拐騙，為了升官發財，為了迎合權勢者，正如林彪說的“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便是這種人的信條；其二，客觀原因：社會環境使然，說實話吃虧，講真話倒黴，說謊話、假話得利。而說了逆耳之言，輕則被批鬥，重則進牢房，直到割喉、掉腦袋，或者被逼而說違心話。如此一來，假話謊話自會“蔚然成風”。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說：“謊言重複一萬遍也成真理。”薩達姆的新聞部長薩哈夫也是發布假新聞的高手。他們這一套，真稱得上是“以謊治國”。然而，謊言、瞞騙雖然有效，但也有限，能欺騙一時，卻不能欺騙永久，他們不也都隨著他們的謊言的破滅而完蛋了嗎？
所以，謊言不足以治國，倒足以亡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