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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百團大戰的抗日英雄彭德懷之死 (轉)

(2010-09-29 13:11:46) 下一個

彭德懷被批鬥

1937年七七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被授予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1940年8月,彭德懷主導發動、指揮了破襲華北日本占領軍交通線、據點、封鎖溝為主的進攻戰役,史稱“百團大戰”。但是彭也因此一度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認為彭沒有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山地遊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共領導的一些抗日力量,這也成為彭德懷在多年後廬山會議上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

【在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
指揮過百團大戰和抗美援朝的彭德懷元帥在參加廬山會議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烏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衝。有人報告說大躍進後農村問題嚴重,他想去核實一下。彭德懷看到的是一場災難:農民缺糧,田園荒蕪,工業衰敗,幹部思想混亂,統計生產數字弄虛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碼。誰也不如彭德懷那樣心直口快,他給毛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毛的反應猶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彈。

彭德懷並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腦子的中國觀察家認為:“一切從此完了。”在反右運動和廬山會議以後,再也無人敢對毛表示異議。人人緘口不語,說話太危險。“百花齊放運動”封住了黨外人士的嘴,廬山則使黨內鴉雀無聲,接踵而來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德懷被趕出了中南海,安排任在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從事一些體力勞動。正如他所寫的那樣:“在我的戎馬生涯中,從未有過片刻的休息,現在人老了,除了種桃子別無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八萬字的長信,回顧了自己的曆史,也說明了自己的觀點。

【彭總被揪到北京】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毛澤東的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馬上附和,王力、關鋒一哄而起。有後台撐腰,戚本禹親自給當時北京名噪一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打電話: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們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個冬夜,永興巷7號的彭德懷住宅,被來自北京的負有特殊使命的紅衛兵包圍了。紅衛兵們翻牆而進,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懷押往北京。紅衛兵把彭德懷從成都押到北京火車站,立即向戚本禹報到。當時,戚本禹作為中央文革成員正在人民大會堂開碰頭會,他眉飛色舞地向會議通報:“海瑞”由紅衛兵押送,已經到達北京車站。

周恩來總理站了起來,說:這件事,由我來處理,由我派人去接。周總理隨後離開會議室,親自作了安排。彭總被監護後,於1967年元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親筆信。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上書毛澤東。信中寫道:“主席,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了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彭德懷1967年1月1日

【難熬的酷暑】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陳伯達、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人,暗示了折磨彭德懷的信號。戚本禹口沫橫飛:“你們要彭德懷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應當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7月18日,戚本禹對彭德懷專案組惡狠狠地訓話:“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彭德懷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沒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能,何況這些吃人的野獸。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就在康生、陳伯達支持戚本禹講話幾天之後,1967年7月9日,韓愛晶有恃無恐,在北航開會揪鬥彭德懷聲稱“審鬥會”要“刺刀見紅”。年近七旬的彭總,被“打翻在地”7次,遍體鱗傷,前額受傷出血,第五、十肋骨骨折,慘不忍睹。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於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個報告。不需要任何修飾和添加,讓36年前的原始記錄來控訴吧!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7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問韓愛晶為什麽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眾不要限製過多(意不大武鬥即可)”,並說總理的“五不”指示是過時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7月22日,衛戍區又向上反映,彭德懷被毆打後“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不吃飯,不起床。據醫生初步檢查(未透視),可能有些內傷。”

請看一份《關於彭德懷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監護情況》的記錄吧!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來後有點發牢騷,不斷出長氣……爾後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說:“今天胸部疼的麵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批鬥會上的回敬】
在批鬥時,彭德懷經常昂著頭,有時露出輕蔑的冷笑。造反派批鬥彭德懷,逼他承認罪行,問他為什麽組織百團大戰,說他的居心是為了暴露我軍的勢力,好給國民黨蔣介石幫忙。要彭德懷交待“在抗日戰爭時期幹了哪些壞事?”“你為什麽要打百團大戰?”彭德懷不承認,造反派將他打翻在地。彭德懷一邊翻滾著,一邊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你為什麽在廬山會議上寫信?”“我在那封信上隻是講比例失調的問題。”“你為什麽反對毛主席?”“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隻是無話不談。”

姚文元顛倒黑白的《論反革命兩麵派周揚》,要彭總寫認罪的讀後感。彭總說:“姚文元發表的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寫不寫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筆給姚文元寫信:姚,讀三日人民日報《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大作後,紅衛兵要我表態。……如果照這樣宣傳有益,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更實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毛澤東利用黃永勝控製彭德懷專案組的權力,不惜要把這位一生戎馬的元帥置於死地。在黃永勝指使下,彭德懷專案組於1970年9月17日寫了一個所謂《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說什麽“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在此件開頭寫道:永勝同誌,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好呈上。請審示。11月3日黃永勝大筆一揮:同意。【天低雲暗的最後歲月】
1973年春末,彭總大量便血,最後診斷為直腸癌。1974年夏,彭總病危,癌細胞擴散到肺部、腦部,引起劇烈的痛楚,但是,沒有人給他打止痛針。在生命垂危的時刻,彭總還體貼著別人。他唯恐經常來獄中探望他的侄女受到不應有的株連,用顫抖的手,寫下他一生中最後的字跡:“彭梅魁之所以在我看押期間送來糧票、襯衣、鞋襪,是因為我被倉促押來北京,成都和北京氣候不大相同,我穿著單薄,到京時已感冒,到1967年1月下旬皮膚炎大發,癢疼異常,已成潰瘡,後經軍醫注射治愈,換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無,才向侄女求援的。”彭總還特別說明1962年6月他寫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那封長信:“她沒有看過,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他珍惜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信譽,甚於自己的生命,說:“我從來不怕死,現在問題沒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見毛主席。”他一再發出內心的呼喊:“曆史是最無情的。曆史將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做出正確的評價。”他深知有暴君潛伏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層,提出“現在有人利用革命口號向黨進攻”,並一再用隱晦的語句對他的侄女彭鋼、彭梅魁說:“你們要記住啊!我是被特務害死的!”

1974年9月,彭德懷因患直腸癌,得不到醫療救治,身體狀況急劇惡化,去世前他希望見離異的妻子浦安修一麵,但當時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進行“勞動改造”的浦安修終究沒去見他。10月以後,陷入昏迷狀態。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時25分在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即“三〇一醫院”)因病去世,享年76歲。12月17日遺體進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紙條上寫著“王川、男”三個字。在近半個世紀的鬥爭中,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連敵人的子彈也長著眼睛,沒敢動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卻被文革領袖迫害致死。他懼怕彭德懷的名字,蓋在他遺體上的白單上寫著王川。他懼怕彭德懷的一切,連他在獄中、病榻上讀過、批注過的62本書,包括《反杜林論》,都被付之一炬。彭總的遺體被秘密焚化後,骨灰偷偷運到四川,編號327,謊稱年齡32歲、成都市人。押運者奉命告訴當時四川省委的某兩個負責人,隻許他們兩人知道這是彭總的骨灰,不準告訴第三人。令人淒然淚下的是,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從彭德懷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

文革中彭德懷一遍又一遍地寫簡曆材料,以為隻要說真話就可以獲釋。事實並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審訊,在拳打腳賜的情況下、他的肺被踢破,兩根肋骨被踢斷,並多次被拉出去遊街示眾。這一切開始時他已六十八歲,到臨死前七十六歲時還沒有結束。他是一條硬漢子,受審多達一百三十次,最後終於臥床不起。為了折磨他,不許他坐起來,不許他喝水,不許他上廁所,不許他翻身。他的身體全垮了,但他沒有交代一個字。毛要彭德懷承認的“罪名”是什麽呢?是這位老帥組織了一個陰謀推翻他的“軍事俱樂部”。事實上,既不存在什麽“俱樂部”,也沒有所謂的陰謀。毛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做文章,說:“你們知道彭德懷的原名是什麽?叫彭得華。他從小就有野心,想得中華。”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談到他與彭德懷的關係說:“兩人的關係是三七開,即三分合作而七分分歧。”毛不但舉出曆史上的平江起義、平型關大戰、百團大戰、朝鮮戰爭等大事,也列出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反對高幹跳舞等小事,更記恨兒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鮮。毛在向彭德懷發難時,居然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比作自己的兩個兒子,他說:“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毛還特別舉出一件小事來說明彭德懷對他的不敬,毛說:“我毛病不少,警衛員說未起床,睡晏覺,你於是拂袖而去。”(李銳:《廬山會議實錄》139頁、190頁)

彭德懷因此被罷官、流放、迫害達十六年之久,至1971年底,彭已受審訊二百多次。他在文革中被批鬥一百三十次,其中萬人以上的批鬥會十二次,肺被踢破,兩根肋骨被踢斷,並多次被拉出去遊街示眾,死後無葬身之地。也許他會後悔,為什麽沒有像左權將軍那樣讓日軍炮彈炸死,好歹落個青史留名。這正是:“恨不當日死敵手,留作今日己人羞”。

中國共產黨對外一直對百團大戰完全肯定,但在內部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卻因曆史的進程出現一定的出入。其實,彭德懷在未領元帥軍銜以前,就因“百團大戰”等事,受到黨、軍最高領導XXX的責難以及不僅一次組織的批判了,於是,他的“抗戰功勳”竟變為了“反對XXX正確領導”的罪過。彭德懷一度受到XXX等人的批評,被指責沒有完全執行XXX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山地遊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大規模的“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共領導的一些抗日力量。

在“百團大戰”期間及其後一段時間內,黨內有不少人對百團大戰有不同看法。經過1944年整風運動,尤其是1945年的“七大”和華北座談會,“百團大戰”被作為一個極大的錯誤來批判了。

1943年1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會議的報告中指出:“百團大戰中本區軍事力量過於突出暴露,不僅自己傷亡很大,元氣不易恢複。且警惕了敵人對我們的嚴重注意,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來源:《鄧小平軍事生涯》第147頁,作者:柳泉、鹿彥華,2004年出版)

1944年4月,XXX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1940年底以前這個階段,我黨一部分同誌犯了一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這一批評雖然沒有點名,但實際上主要是批評彭德懷和百團大戰。

1945年5月10日,陸定一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說:“抗戰時期,在華北一般地說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的,但是有兩次嚴重的錯誤:一次是“十二月會議”以後;一次是百團大戰,是很大的錯誤。”

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中共七大發言:“百團大戰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團大戰的打法,更不是運動戰,尤其是陣地戰這樣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麵遊擊戰爭的打法。”

1945年5月30日,在討論七大軍事報告時朱德也批評了百團大戰。後來朱德解釋:“批評百團大戰,戰術問題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戰略上的錯誤。”

在1945年華北座談會上XXX批評說:“這樣的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的力量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個團,蔣介石很恐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所以這樣的宣傳百團,就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後果。” (來源:《聶榮臻回憶錄》第507頁)

為此彭德懷被迫做了檢討:“1940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麵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來源:《聶榮臻回憶錄》第508頁)

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廬山會議及其以後的文革,都因彭德懷而舊事重提,批評或批判幾成壓倒之勢,成為彭德懷與XXX的“曆史誤會”之一,也是他“反XXX”的一個曆史把柄。1959年廬山,在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XXX清算了彭德懷的舊賬:“打蔣介石十年,都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林彪也承認了抗日的錯誤:“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XXX還指出:“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來源:《廬山會議實錄》,作者:李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1日)

文革期間,清華井岡山兵團出版的《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一書指出:“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後調動了一百零五個團,共四十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當時,清華紅衛兵乃是“奉旨造反”,他們說的話許多都是XXX的心裏話。在批鬥會中,造反派逼彭承認罪行,問他為什麽幫忙蔣介石打日本人。彭德懷不承認,造反派將他打翻在地。彭德懷一邊翻滾著,一邊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來源:《彭德懷自述》第十二章-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而彭德懷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沒有承認百團大戰的“錯誤”。彭德懷是中共黨內罕見的還保存了部分民族氣節和人格操守的高級將領,他看不慣XXX的厚黑權術,看不慣XXX的荒淫好色,看不慣XXX的專製殘暴,看不慣XXX的荼毒生靈,終於被XXX以“反黨”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後日子裏,彭德懷依然利用“交待問題”的機會,三次寫出百團大戰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堅信百團大戰的正確和抗日無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觀點在中共黨內卻是空穀回音,他的下場也讓中共各級官僚噤若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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