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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談粉碎“四人幫”絕密檔案:北京衛戍區的鬥爭

(2010-09-04 02:58:42) 下一個

粉碎“四人幫”絕密檔案:北京衛戍區的鬥爭
吳德 朱元石

  華國鋒到李先念家,他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在這次黨代會上,我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並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於毛主席的讚同,黨內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同誌在這次黨代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黨的十大也使江青集團的很多骨幹分子當選為中央委員,使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並且使王洪文當選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對政治局的同誌,尤其是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當時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記得十大後不久,毛主席在遊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曾經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們。毛主席指著窗外菜地裏的一些碧綠的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

  江青集團的政治地位雖然由於十大的召開得到了鞏固,但他們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和活動也逐漸暴露了,毛主席發現、批評並提出解決江青宗派集團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搞“三箭齊發”,並且說明他們是“四人幫”。毛主席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主席還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一次,毛主席雖然說問題不大,但卻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指示,即不論時間多久,也要解決這個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後,連續開了幾次會議,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的政治局同誌點名批評了“四人幫”。

  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四人幫”以為鄧小平同誌遭批判了,總理或代總理的職務非張春橋莫屬了。上海為了製造輿論,已經貼出了大標語,要求張春橋當總理。毛主席知道後,一方麵批評上海,要求覆蓋大標語;另一方麵提議華國鋒同誌任國務院代總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處於彌留狀態時,政治局委員分組去向他告別。我和葉帥、先念同誌是一組,毛主席當時還有意識,我們報上自己的姓名時他還知道。我記得當時毛主席的手還在動,好像要找眼鏡或什麽東西。向毛主席告別後,我們剛退身到門口,毛主席又讓葉帥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誌也沒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門口了。我看見葉帥到毛主席身邊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說什麽話,但已經說不出來。葉帥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這個夜晚,我們誰也沒有離開,我記得我們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裏看心電圖監示器,一直看到監示器上的圖形沒有任何變化、任何跳動為止。我們在極大的悲痛中意識到毛主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9月9日當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遊泳池處)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治喪問題。江青在會上大哭大鬧,說毛主席是被鄧小平氣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決定。華國鋒沒有理會江青的無理要求。江青鬧得太厲害,會議沒法討論問題了。後來與會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包括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認為治喪問題是當務之急。這樣,會議才沒有討論江青提出的問題。

  毛主席逝世後,被“四人幫”控製的北大、清華都有活動,姚文元、遲群等人還動員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寫勸進信。當時還傳出風聲,說有些地方在準備慶祝,會有大喜事等。種種跡象使華國鋒認識到“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行動已經是箭在弦上了,隻有及時采取措施加以製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去檢查。“四人幫”當時對華國鋒的行動是很注意的,是緊緊盯住的。華國鋒離開治喪的地方給李先念同誌打了電話,說:“我到你那裏,隻談五分鍾。”李先念說:“你來吧,談多長時間都可以。”

  華國鋒到李先念家,他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華國鋒說完後即匆匆離去。

  李先念受華國鋒委托後親自給葉帥打電話說要去看他,葉劍英在電話中問:“公事、私事?”

  李先念說:“公私都有,無事不登三寶殿。”

  葉劍英說:“那你就來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華的委托。為了避免被“四人幫”發現,李先念同誌也采取了跟華國鋒相似的辦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園遊覽,發現沒有異常情況後才去見葉帥。

  華國鋒同誌告訴我,當時葉劍英同誌非常謹慎,他沒有與李先念同誌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同誌還對我說過,他還在11日找了汪東興同誌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我表示支持華國鋒同誌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誌的支持,反正他們最多隻有四張半的票。這個半票是指跟著“四人幫”跑的吳桂賢,吳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

  李先念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麽上台的嗎?

  我說:當然知道。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是少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是多數。赫魯曉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軍用飛機把中央委員從各地接來開中央全會,在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的人占了多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遭到失敗,被打成反黨集團。

  隨後,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的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

  我們一直討論到第二天早晨5點,認識一致了。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國慶活動。由於毛主席剛逝世等原因,政治局決定:不舉行遊行、聯歡等慶祝活動,隻是召集一些工農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開會;政治局的同誌可分頭到工廠、農村去看望工人、農民。

  9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的會議由我主持,會議的氣氛從一開始就顯得很緊張。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等進來時臉都拉得很長,其他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人,包括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都是這樣。會議先由工農兵代表發言,而後,我說請中央領導同誌發言。這時,其他的人還沒有講話,華國鋒就急著站起來發言,並且講得很短。我意會到華國鋒這樣做是要快點結束會議。華國鋒一講完,我就起來宣布散會,避免在這樣的會議上發生什麽問題。從當時會場上的形勢看,“四人幫”是準備了要發言的。

  會議散後,我們到國務院小禮堂看了一場電影。看過電影後,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李先念同誌積極參加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期工作,但對“四人幫”何時采取行動,他是不知道的。他當時非常關心,曾多次打電話給華國鋒,詢問有關問題。

  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江東興同誌也是出了大力的。

  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這個班子的人員是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並個別談話後組織起來的,大概有五十多個人,組成了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10月2日,華國鋒到我的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我進一步商議。華國鋒要我深思:把“四人幫”抓起來後,全國黨政軍民會有什麽反應,應采取什麽對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
華國鋒當時還問我:“四人幫”在北京市有什麽爪牙。

  我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華國鋒同意。

  華國鋒問: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生大問題。穩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10月3日或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

  華國鋒問我如果這個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來,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

  我對華國鋒說:有無把握,我得問一問北京衛戍區。

  華國鋒問:北京衛戍區靠得住靠不住?

  我說: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對“批鄧”是不滿的,對“四人幫”很反感。我是衛戍區的政委,了解吳忠的思想情況,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上,我相信吳忠是會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我們一致行動的。

  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

  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

  吳忠告訴我,在坦克六師旁邊,北京衛戍區駐有一個坦克團,如有情況,可以起作用。

  與吳忠談話後,我立即將情況向華國鋒作了匯報。

  華國鋒說:新華社、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飛機場、郵電局等單位要由衛戍區控製起來。他說衛戍區的部隊要交由我負責,讓我去找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並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解決北京衛戍區部隊調動的問題。華國鋒說,陳錫聯是比較好的同誌,他支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我馬上就找到陳錫聯。陳錫聯說情況他已知道。陳錫聯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並要吳忠立即到我的住處具體商量。

  我踏進家門,見吳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與吳忠在1971年執行中央的指示,共同處理過“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們根據1971年穩定首都的經驗,商量了具體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內緊外鬆的戒嚴工作。葉劍英當時擔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麵說的坦克六師的問題(後來實際表明,這個師毫無問題),另一件是要防備學生、造反派從清華、北大等學校衝出來,造成混亂。為此,我們在清華、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當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衝,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實際上實行了暗中戒嚴,外地進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監視,防止外地的部隊進北京。

  我把與陳錫聯、吳忠商談的情況和部署報告了華國鋒。華國鋒又親自與吳忠談過一次話。

  可能是10月4日,華國鋒又找我去到他的住處。正談著,汪東興打電話來說,江青提出要到石家莊去,指定專列的車頭要用二七車輛廠生產的內燃機車頭,還要請二七廠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東興請示華國鋒是否同意她去。

  華國鋒拿著電話,既問又答地同我說:江青去石家莊要幹什麽?她可能是試探,還是穩住她,同意她去。

  我點點頭,同意華國鋒的意見。

  華國鋒當即答複汪東興說:允許她去,關於調車頭及找工人陪同的問題由吳德去安排。

  後來我們知道其實專列沒有到石家莊,開到保定的一個道岔上就停了下來。江青下火車扭扭擺擺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時間就上車了,在車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幹部講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就回北京了。江青沒有找當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軍進行活動。看來這次江青外出活動,正如我們所料,完全是個試探。

  10月4日5點多鍾,我剛到家,華國鋒又來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去,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裏。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匯報了。

  我們商定: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我和北京衛戍區吳忠同誌負責解決。三、中南海內如果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我組織衛戍區的部隊支援。四、由北京衛戍區把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台、中央機關以及由遲群、謝靜宜控製的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鬆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華國鋒要求我守在電話機旁隨時與他保持聯係。

  10月6日,我與市委第二書記倪誌福、市委常務書記丁國鈺、市委書記兼衛戍區司令員吳忠一起守在電話機旁。

  不到9點鍾的時候,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

  “四人幫”這個惡貫滿盈的反革命集團,就這樣順利地被一舉粉碎了。

  10月6日晚10點多鍾,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地召開緊急會議。由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誌事先以不同方式將解決“四人幫”問題同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打了招呼,會議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黨中央主席,討論中央第16號文件。

  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

  一、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

  二、通過第16號文件1976,文件內容是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通報黨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和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的決定。

  在討論16號文件時,好像是紀登奎同誌說,毛主席曾講過對“文化大革命”作三七開的評價,文件是否應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就涉及到了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剛剛粉碎了“四人幫”,全國的形勢尚未穩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單從戰術上講也是不策略的。所以,葉劍英同誌說:這個文件不可能解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他做了個手勢,豎起大拇指,說毛主席還是這個。

  葉劍英在以後數次的政治局會議上都講要更高地舉起毛主席的旗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

  這次政治局會議還討論了一些比較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製和穩定首都局勢,北京不能亂,出事由吳德負責任。

  會議結束後,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住在了玉泉山。

(本文節摘自《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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