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為什麽不懺悔？
文 |蘇小和
聶元梓，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把北京大學鬧得天翻地覆，整死不少知識分子。在她風燭殘年之際，又公開要求為自己平反，言稱無罪，甚至認為自己對國家有所貢獻。由此，聶元梓現象帶出了兩個重要話題：為什麽聶元梓在文革時期能夠為所欲為？為什麽晚年的聶元梓仍然不懺悔？
逼死程賢策
敘述聶元梓， 應該從一名年輕的死者開始，這個人叫程賢策。這是1966年的9月2日，程在北京香山樹林裏用一瓶烈酒和兩瓶濃縮殺蟲劑敵敵畏結束了自己38歲的生命。他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中共總支書記。
1966 年6 月1 日是一個災難性質的日子。那一天，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以陸平、彭佩雲為代表的北京大學原來的整套領導幹部都變成了“黑幫份子”。程賢策作為中文係中共總支的負責人，也被宣布停職。
7月27日，在聶元梓倡議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和校園“勞改隊”建立了。程賢策很快進了“勞改隊”，和中文係其他幾個“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廁所，還在北大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帶拾撿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商店前來往的行人經常攔住 “牛鬼蛇神”，命令他們站在反扣過來的垃圾筐子上“交代罪行”。侮辱和打罵每天都在發生，程賢策的頭發曾經被一個學生剃出了十字型的凹溝，他還被紅衛兵用草席卷起來用棒子渾身亂打。有時他們的衣服甚至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打爛嵌進肉裏，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慢慢用溫水潤開了血痂，才能把衣服脫下來。
和其他“牛鬼蛇神”一樣，程賢策還在各種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遭到“鬥爭”。他的胸前掛著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的“罪名”“黑幫份子”之外，還有象死刑犯一樣被打了大紅叉子的“程賢策”三個字。而且，他還要被強迫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後舉的姿勢，當時有專門術語，把這叫做“坐噴氣式”。
8月30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建立正式的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革常務委員會”，聶元梓當了主任，她講話“確定今後戰鬥任務”是要“徹底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彭黑幫，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徹底摧毀舊的教育製度”。那天晚上，程賢策在家裏的平台上聽到高音喇叭裏聶元梓的講話後，徹底絕望了。他意識到已經發生的一切暴行並不隻是年輕學生一時的亂打亂鬧，而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戮與迫害，這種虐待行為非但不會停止，還會愈演愈烈，沒有盡頭。
程賢策選擇了自殺。他用一瓶烈酒給自己壯膽，用一瓶敵敵畏給自己送行。當他死後，寫了他名字的紙標仍然插在“鬥爭會”會場上，冷眼看著台上的聶元梓聲嘶力竭地叫喊。
整陸平以怨報德
如今的聶元梓已經是80有餘的老婦人了，她居住在北京一個毫不起眼的舊樓裏，說起話來氣喘籲籲，可是遙想當年，年輕的聶元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她1921年生於河南省滑縣一個富裕家庭，少年時代的聶元梓受革命思潮影響，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聶元梓到太原市的國民師範學校參加了“犧盟會”主辦的軍訓，從此走上抗日救國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調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7年底，調哈爾濱市，先後擔任區委宣傳部長、市委機關黨委副書記、理論教育處長。1952年，31歲的聶元梓已經定級為行政12級，屬於高級幹部了。1960年6月，剛剛離婚的聶元梓被調到北京大學，任經濟係副主任。1963年10月，又調到哲學係，擔任哲學係的黨總支書記。
聶元梓如此飛黃騰達，得益於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的大力提攜。陸平與聶元梓的哥哥聶真私交不錯，他在聶元梓困難之時伸出援手。聶元梓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寫道：“陸平對我一直很好，當初是他把我調來的，對我很關照。還有，他和我大哥聶真，都是在國家的重點大學做管理工作的，經常在一起開會，從這一層上說，他也會關照我。……在學校，陸平很重用我，讓我做市黨代會的代表，安排我在全校做報告。……我的住房，陸平也給我安排得很好，住進了新建的三居室。我身邊的兩個孩子，一個在101中學讀書，一個在北大附中讀書，這都是很好的學校。再加上我工作上很順手，我還求什麽呢？”
陸平的關照和重用換來的卻是聶元梓的以怨報德。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到北大蹲點時，聶元梓帶頭指責校黨委書記陸平。她給陸平扣了“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兩頂帽子，還提出了“左”的意見：“北大資產階級氣味比較濃厚，不講階級鬥爭” 。中央很重視張磐石帶回的報告，10月就派工作隊到北大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聶元梓當仁不讓成為社教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繼續反對陸平。校黨委在沉重的政治壓力下節節敗退。北京市委竭力保護北大黨委，派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參加社教工作隊領導班子，派大學部辦公室負責人彭佩雲到北京大學兼任黨委副書記，幫助北京大學黨委抵抗社教工作隊的進攻。但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麵。直到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北京市委幫助陸平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隊的結論，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批評了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社教工作隊的路線才被中央否定，社教運動停止。作為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聶元梓受到黨委批評，被停職、隔離、下放。彭真對社教運動明確持批判態度：“有的人說，不應該批判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打擊都打擊得，為什麽批不得？”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則點名批評聶元梓：“聶元梓這是一匹害群之馬，不徹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寧。”
被利用的婚姻
關於婚姻，聶元梓在回憶錄裏自憐的說：“我這一生，命運多蹇，連婚姻都這麽不順利。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講，已經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
聶的如此感歎， 與她的第二次婚姻有關。1965年冬天，聶元梓與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的吳溉之結婚。吳溉之大聶元梓20多歲，聶元梓說自己嫁給吳溉之是因為“他是一個老同誌，老紅軍，我覺得對我在政治上會有幫助” 。中組部長安子文與吳溉之相熟，聶元梓漸漸發現安子文與一個名叫鄧覺先的女子關係曖昧，而且鄧覺先通過與安子文的特殊關係，得到了一些內部消息。聶元梓覺得安子文的行為“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還懷疑鄧覺先是特務，出於“憂慮黨的機密”，她將安子文和鄧覺先的問題向康生秘密檢舉。她的檢舉直接導致吳溉之被隔離審查，為和吳溉之劃清界限，聶元梓與吳溉之離了婚。
這樣的告密行為讓聶元梓再一次找到了發跡的手段。她從被她親自檢舉的鄧覺先那裏，提前得到了中央即將對彭真揭發批判的消息。鄧覺先把“中央會議上的具體情況，誰誰怎麽發言了”都告訴了聶元梓。聶意識到某種巨大的變化正在悄然來臨。1966年5月20日，北大校黨委在黨員幹部中傳達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聶元梓本就對社教運動受到批評耿耿於懷，現在又明確知道中央批判彭真的態度，她終於看到“在社教運動中給校黨委和陸平提意見的積極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決”，於是她在《通知》中發掘出為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翻案的機會：“批判和清洗‘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不是和前些時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標相一致，矛頭是對準陸平這樣的負責幹部嗎？……彭真在這次會議上是受批判的，是這次會議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號人物，那他對北大的態度，他所支持的陸平，肯定也是錯誤的了。” 盡管她的目的是報複那些打擊過自己的人，革命口號卻喊的高亢響亮：“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堅決緊跟，積極參加，把黨內的敵人統統揪出來，統統打倒，以便讓我們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紅色江山永遠不改變顏色！” 明明是泄私憤的行為就這樣變成了響應黨中央號召的積極表現，變成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戰鬥”。
文革第一張大字報
這個時候， 聶元梓開始向康生夫人曹軼歐請示是否可以給陸平寫出第一張大字報，曹軼歐說寫大字報可以，還暗示她：“《五·一六通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隻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學習《五·一六通知》”，聶元梓心領神會。5月25日，聶元梓牽頭北大哲學係幾位在社教運動中受到過批評的教師共同署名寫了一張大字報，質問：“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
這張大字報的語言殺氣騰騰，火藥味十足：“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 “ 你們‘ 引導’ 群眾不開大會， 不出大字報， 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
康生對這樣的大字報給予了高度肯定， 認為“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應該給予支持” ，並將這張大字報密報給了當時正在杭州為尋找“文革”突破口而苦思冥想的毛澤東。6月1日，毛澤東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簡報》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當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各地聯播節目中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內容。
後來，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這樣評價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毛澤東還曾向康生說過：“5 月25 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
聶元梓的大字報風靡全國， 一夜之間，她變成了北京大學的“老佛爺”，她的造反勁頭開始排山倒海：揪“黑幫分子”、設立牛棚、抄家抓人、大搞武鬥。周恩來曾經不點名的評價聶元梓： “ 北大有個女人， 很壞。”聶元梓的專橫跋扈、胡作非為傳到康生耳朵裏，康生說：“聶元梓這個人不太好，在延安時我就知道。可是現在， 就是混蛋王八蛋， 也要支持。” 季羨林在晚年所寫的《牛棚雜憶》一書中回憶起聶元梓的狂妄作為，更是恨得咬牙切齒：“這樣一個人，一時竟成了燕園的霸主，集黨政大權於一身， 為所欲為， 驕橫恣縱。”“那個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時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完全遵照上麵的指示的結果。‘革命委員會好’，這個‘最高指示’一經發出，全國風靡。北大自不能落後，於是那個女人搖身一變成了北大‘合法’政權的頭子，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這真是錦上添花，豈不猗歟休哉！然而這更增加了這一位不學有術、智商實際上是低能的‘老佛爺’的氣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轎子上舒舒服服，發號施令， 對於膽敢反對她的人則采取殘酷鎮壓的手段，停職停薪，給小鞋穿，是家常便飯。嚴重則任意宣布‘打倒’，使對方立即成為敵人，可以格殺勿論。她也確實殺了幾個無辜的人，那一個校外來的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下的中學生，我在上麵已經談到。看了這一些情況，看了她對待群眾的態度，我心裏憤憤難平。”
從打手到囚徒
事實上，聶元梓對周恩來的批評並不是完全不知，但她知道有人喜歡她這麽做。江青、張春橋等人看準聶元梓專製橫暴、報複心強的特點，決定利用聶元梓的“炮轟”本領，攻擊常溪萍和上海市委。
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當聶元梓借助社教運動整陸平的時候，常溪萍保護了陸平，批評了聶元梓，聶元梓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張春橋準備搞垮上海市委時，江青便把聶元梓這尊“大炮”調來。在聶元梓“打倒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上海必須大亂！”的煽動和炮轟中，奪權運動全麵展開，上海市委的工作陷於癱瘓，常溪萍也受到殘酷折磨，含冤死去。
這個時候的聶元梓，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打手。由於與聶元梓等人並稱造反派“五大領袖”的蒯大富提出了“打倒劉少奇”口號，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喜愛。聶元梓為奪回自己的造反派全國領袖地位，將鬥爭矛頭對準鄧小平和朱德。1966年11月8日，聶元梓貼出全國第一張炮打鄧小平的大字報，還捏造“鄧小平通過其子鄧樸方組織反革命集團， 控製北大運動”，對鄧樸方進行迫害，導致鄧樸方跳樓致殘。1967年1月，聶元梓召集各路幹將，炮製出《篡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曆史的偽造者、反黨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兩篇文章，刊載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辦的《新北大》報上。1967年4月，聶元梓被提拔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
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等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兩個月後，聶元梓被毛澤東派來的以遲群（8341部隊宣傳科長）和謝靜宜（8341部隊機要員）為首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隔離審查並被接二連三地批鬥。當時給聶元梓的定的罪狀主要是反對康生和謝富治，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聶元梓被迫交出了所有的權力，工宣隊也沒有對她作出安排。
1969 年11 月，剛當選為“九大”候補中委的聶元梓，被分配到江西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鍛煉。1970年夏天，她被允許回京治病。1971 年初，聶遭隔離審查。 1973 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1975 年轉回到北大儀器廠工作。 1978 年4 月19日， 57 歲的聶元梓被捕入獄。1983 年3 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其17 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1 年。1984 年，聶元梓因患多種疾病，病情加重，於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醫”。1986 年11月，監獄通知聶元梓，她被“假釋”了。聶元梓出獄後，曾多處申訴，她認為自己無罪，希望能早日平反。
必要的思考
在距離聶元梓炮製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已有四十多年的今天，我們應當怎樣評價聶元梓呢？與她有過來往的季羨林老先生說：“她寅緣時會，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簽了一個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風報信，這一個女人就飛黃騰達起來，一時成為全國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熱。我同這個人有過來往，深知她是一點水平都沒有的，蠢而詐，冥頑而又自大。”也許，正是這“冥頑而又自大”使她深深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權利鬥爭漩渦，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她都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她是可憐的，卻也是可惡的。人們可以理解在特定曆史背景中人性被迫的扭曲，可以理解一個群體盲動的時代個人的無可選擇，但卻不能理解聶元梓為何至今仍然不懺悔。如果她堅持一生都不懺悔，當她回憶起程賢策、陸平、常溪萍等直接或間接遭受她迫害的人時，如何麵對自己曾經的罪惡呢？
聖經中有一句相當有力的格言：人人必有一死，死後必有審判。不懺悔的聶元梓，害怕死後的審判麽？
《文革受難者》中有一段話寫得觸目驚心：“看起來，文革好象是非邏輯的。但是實際上這一切有其內在的邏輯。檢視往事，現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參與迫害的同時，也鋪就了迫害他們自己的道路。因為他們參與的迫害，不隻是對一些個人的否定，而且是對法治、對程序正義、對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公民權利的根本否定。當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萬人於死地的機構已經建立起來，當一批批可以充當打手的年輕人被準備好了，那麽參與建立這套機構與準備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會被吞吃掉。”
聶元梓的一生注定是可悲的，其晚景更屬淒涼。我們願意把這樣的話送給如今仍然活著、仍然不懺悔的聶元梓，願她此生能夠讀得懂這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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