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十次路線鬥爭
信力健
第一次路線鬥爭：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陳獨秀是黨的締造者之一，被選為黨的總書記並連任五屆。陳獨秀發表《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主張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並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應該有一個資產階級專政階段。與此相適應，在鬥爭方式上，他主張采取以“遊行示威”為主要的鬥爭方式。1927年4月，陳獨秀和汪精衛發表《宣言》，主張和蔣介石“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6月，陳獨秀解散糾察隊，正式承認國民黨對革命的領導地位，要求工農武裝要服從政府的管理與訓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批判，黨內對他的批評日趨激烈。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責陳獨秀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陳獨秀仍然堅持己見。隨後，王明在《紅旗》上發表《論陳獨秀》一文，稱陳獨秀為“無產階級叛徒”、“自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並宣布他為“反革命”。
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上下級關係。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實際地控製著共產國際。國共合作，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退讓，大革命的失敗，都是執行了莫斯科的命令。
第二次路線鬥爭：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
1927年7月，陳獨秀被停職後，由張國燾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產國際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時間內（1927.8—1928.5），策劃了三次暴動，1927年11月11日武漢暴動，12月10日長沙暴動、12月11日，廣州暴動。均失敗。1928年5月，瞿秋白赴蘇聯任黨代表。這段時間國內直接領導人是李立三和向忠發。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9年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6月，在中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要求全國各地馬上起義。隨後，他又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把黨、青年團、工會等各級機關合並成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就是所謂的“立三路線”。但是，鬥爭的結果，最終中共被迫撤出長沙，進攻武漢的計劃也流產。李立三受到批判。
“立三路線“的執行時間很發很短，沒有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立三路線”被糾正。李立三做了自我批評。文革爆發後，李立三受到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迫害，1967年，他含冤去世。1980年3月，中共中央為他舉辦了追悼、平反、昭雪大會，認定李立三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
第三次路線鬥爭：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
大革命失敗後，大量黨員和群眾被殺。黨內對國民黨的仇恨情緒空前高漲。各地紛紛組織武裝暴動。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翻舊政權和國民黨反對派。但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堅持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實行全國總暴動。1928年，他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赴蘇聯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7月，瞿秋白回國，主持召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立三路線”的執行。但，1931年1月，舉辦的中國6界4中全會，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王明錯誤打擊，被排擠出了中央領導職務。此後，王明來到上海養病、忍辱負重，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同魯迅合作，領導左翼文化運動。1935年，瞿秋白被國民黨抓捕，並被殺害。
第四次路線鬥爭：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
羅章龍，原名羅璈階，湖南瀏陽人。與張國燾同為北京大學的學生。1928年以後，曆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1931年，他策劃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由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一手策劃和操縱，目的是將自己的得意門生王明送進中共領導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參會人進行了嚴格的篩選，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於代表達不到法定人數，他又允許列席代表行使表決權，這樣就把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王明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參會的主要人物有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中央宣傳部部長瞿秋白、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鬱等，羅章龍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米夫和王明破壞黨內民主的做法，引起了羅章龍、何孟雄、陳鬱等人的不滿。散會後，陳鬱率先發表了反對四中全會的聲明。王明為了維持自己的個人威信，竟然以米夫為靠山，對何孟雄等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米夫更是跳出來助紂為虐。接著，羅章龍等在上海秘密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出席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工會聯合會、京奉鐵路總工會等部門的骨幹。會上，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發表了《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誌書》、致共產國際信等。當何孟雄準備召開上海各級黨組織會議，揭露王明破壞黨組織行徑時，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憤怒的羅章龍等人，認為此次惡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於對中央的不信任，圖謀策劃另立中央，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月17日，羅章龍掌控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黨團會議，會議認為四中全會是“繼續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精神”，要求共產國際撤換負有責任的代表，並宣布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鳳飛五人為“臨時中央幹事會”，羅章龍任書記。接著，第二中央在華北、上海、東北等地區展開了地方組織的籌備活動。
“第二中央”失敗了。先是由周恩來出麵，找羅章龍和王克全談話，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羅、王對此不屑一顧。於是，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羅、王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接著，中央又通過了《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羅章龍被指責進行“反革命活動”，被開除出中央。從此，羅章龍的政治生涯結束了。
此次事件整個過程，其對錯是非，老百姓心中都自有一杆秤。羅章龍脫離中共後，更名羅仲言，在西北聯大、華西協合大學、湖南大學任教，直至全國解放。他潛心學問，教書育人，著有《中國國民經濟史》、《歐美經濟政策研究》、《經濟史學原理》、《國民經濟計劃原理》等著作。1995年，羅章龍壽終正寢。
第五次路線鬥爭：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
1935年6月，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在兩河口勝利會師，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與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舉行了會談。隨後，中央軍委決定，把紅一、紅四方麵軍分成左右兩路，共同北上，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率領，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
自恃手握8萬重兵的張國燾，對1萬中央紅軍根本看不上眼，他又覺得自己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因此，他敢於和中央分庭抗禮，圖謀奪取紅軍最高指揮權，以及黨的最高領導權。他先是要求改組中央軍委，軍委拒絕了他，但迫於他的氣勢，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他還公開反對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命令自己在右路軍中的舊部停止前進，準備南下。更嚴重的是，10月5日，他公然成立第二“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組為“北方局”，並報告他批準，同時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的黨籍，通緝葉劍英、楊尚昆等人。
麵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中央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命令張國燾立即取消其非法組織，率部北上。共產國際也反對其另立“中央”。無奈，張國燾隻好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央的路線。為了在陝北站穩腳跟，中央派紅四方麵軍主力，即後來的西路軍率軍西進，與“馬家軍”作戰。“馬家軍”素以驍勇善戰聞名，中央對西路軍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戰略戰役目的模糊，結果西路軍2萬餘人全軍覆沒。這下張國燾對抗中央的底氣不足了。中央捉住機會，把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把西路軍定性為張國燾妄圖割據新疆的實施部隊。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通知錯誤的決定》。《決定》認定：張國燾在四方麵軍中犯了重大的政治原則錯誤，由此形成了反黨、反中央的政治路線；四方麵軍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負主要責任，全黨要同張國燾的錯誤做堅決的鬥爭。會後，開展了3個月反對“國燾路線”的鬥爭，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清算。
1938年春，張國燾借國共共同祭掃黃帝陵的機會，鑽進國民黨的汽車，逃到西安，後轉往武漢，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他對蔣介石說，“兄弟在外糊塗多時”。隨後，他幫助國民黨特務組織進行反共工作，徹底叛變。中共中央在他叛變後，開除其黨籍。解放後，展轉台灣、香港。70年代，張國燾淒慘離世於加拿大多倫多。
第六次路線鬥爭：王明左傾機會主義
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認為“立三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11月，共產國際派全權代表米夫來華，扶植王明上台。1931年1月，米夫強行在上海召開和操縱六屆四中全會，使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變成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不久，又被補選為政治局常委。此時，向忠發是黨的總書記，由於有工人出身的招牌，米夫無意讓其滾蛋，保留其職務，但實權掌握在王明手裏。這次會議，王明事實上篡奪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成為上海臨時中央的核心。
事後，王明隨米夫返蘇，進入共產國際執委會和書記處，把秦邦憲（博古）留在國內作為臨時中央負責人。從此，王明通過國內的博古遙控指揮黨內重大事務。
上海臨時中央位於國民黨統治的白區，王明要實施自己的政治路線需要借助蘇區中央局。
1931年3月18日，蘇區中央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4月中旬，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上海代表團來到中央蘇區，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這兩次會議，王明的“左傾”路線開始影響中央蘇區。
由於向忠發被捕，上海中央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這時，王明開始向蘇區和紅軍擴展，打起“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旗號，向堅持正確路線的蘇區黨政軍領導幹部奪權。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在瑞金召開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選了蘇區中央局，解除了毛澤東擔任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
1932年8月到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12次全會，會上，王明發言說，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已經成熟，蘇維埃紅軍即將勝利，國民黨迅速崩潰。根據大會精神，要求中國加緊革命戰爭，對中共提出了“為推翻國民黨政權而鬥爭”的六項任務。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會議，會議無視周恩來提議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意見，對毛澤東進行了指責，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議決定調毛澤東專門做政府工作，使他離開紅軍領導崗位，接著，還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這樣，毛澤東就被剝奪了對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權。
1933年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經難以立足，經共產國際批準，遷往中央蘇區瑞金。這樣一來，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蘇區的黨政軍事務。2月，中央開展對堅持逃跑退卻路線的“羅明路線”展開鬥爭。4月，又鬥爭了抵製王明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說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必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派往農村或撤換職務。
中央蘇區取得了前4此“圍剿”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王明則更加捉緊了對紅軍的控製。不過，其實王明遠在蘇聯，他是通過蘇區的博古進行遙控。共產國際派軍事顧問李德來蘇區後，李德取得了軍事指揮權，實行左傾軍事冒險主義。1934年的六屆五中全會，更把第五次反圍剿看作“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但是，最終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了黨內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鬥爭。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第七次：高崗反黨集團
高崗，原名崇德，早年曾與劉誌丹、謝幹長等一起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和陝甘紅軍。1949年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號稱“東北王”。
1949年5月20日，東北局社會部的鄒大鵬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東北城市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勞資關係上存在一些“左”的傾向。劉少奇接到信後，以中央名義向東北局發電作出了指示，要求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和糾正。電文經過了毛澤東的審閱和修改。12月，高崗在東北人民政府縣以上幹部農村會議上，明確指示黨員不允許雇工剝削，黨員不參加變工給是不對的。會後，東北局向中央請示黨員是否允許雇工的問題。1950年1月，中央組織部劉少奇回複說，“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自由，黨組織不得強製，其黨籍也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還說，“農村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當晚，劉少奇在和安子文的談話中，他還說“……認為黨員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2月，高崗把“回複”連同談話材料送交毛澤東。毛澤東把材料批給陳伯達，明顯流露出對劉少奇談話的不滿。
4月，山西省委擔心出現兩極分化，向中央提出互助合作化水平的意見。7月3日，劉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報告中加了一段批語，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見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不久，毛澤東則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9月，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起草了第一個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高崗聞訊後，立即起草《關於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搶在決議下達之前呈報中央，以示對毛澤東的追隨。毛澤東看過高崗的報告後，十分讚賞，當即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指示楊尚昆印製一個小冊子，送達中央和省市的相關部門。
1952年11月，高崗、鄧小平等各地領導被調到中央工作。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並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2月，政務院通過了財政部修改的稅製方案。但1953年新年剛過，市場出現劇烈波動，個省市財委紛紛給中央寫信。毛澤東迅速做出反應，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嚴厲指出，“新稅製改革，中央既未討論……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尖銳的批評說，“公司一律平等納稅”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稅製修改沒有報告中央，倒是找資本家商量了，這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毛澤東為此，嚴厲批評了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
為了整倒劉少奇，高崗從1949年起，就留意收集劉少奇在各種場合的言論，準備把這些材料作為攻擊劉少奇“右傾”錯誤的炮彈。他還對別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黨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期期間，高崗鼓動一些同誌“放炮”。據後來陶鑄說，第一次小組會議後，高崗請陶到家吃飯，並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重重整一下薄一波，反對薄一波的“圈圈“，希望陶鑄能放頭炮。還說，他被調離東北，就是劉少奇“調虎離山”，為的是讓劉圈裏的人負責東北工作。7月，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提議舉行領導小組誇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周恩來在發言中意味深長的說，有的人“對人批評不當麵說，而是背後說，不直接說，而是繞彎子說”。高崗並不把周恩來放在眼裏，在會上做了“批薄射劉”的長篇發言。由於會議氣氛過高，周恩來按毛澤東的指示，調陳雲、鄧小平回京參會。鄧小平說，薄一波犯了很重的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最後，毛澤東為會議作出了政治性的結論：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
在高崗事件中，饒漱石做了積極的配合。1953年，饒漱石由華東局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他看來，高崗是上升之中的明星，劉少奇、周恩來都不行了。在一次會議上，饒漱石對安子文發動突然襲擊，指責安子文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真實。安子文把這些情況匯報給劉少奇，劉少奇找饒漱石談話，告誡他要冷靜。饒漱石則稱安子文“膽大妄為”，繼續向其開火。
在高崗發難的財經會議上，饒漱石配合高崗，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饒漱石先給安子文施加壓力，“拉安打劉”，但沒有成功，於是變成了“打安射劉”。
高崗在財經會議上暗中反對劉少奇的活動，毛澤東早有察覺，毛澤東說，少奇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7月，陳雲回到北京，9月陳雲與劉少奇談話。11月，劉少奇約陳雲與高崗一起談話，對自己做了嚴格的自我批評，對某些問題做了充分解釋，陳雲當即表示，同意劉少奇同誌所談的意見。還說，劉少奇在黨內曆來是正確的，現在的缺點和錯誤是個別性質。高崗沒有作聲。
高崗還利用彭德懷向他聯係工作的機會，企圖拉攏彭德懷反對劉少奇。彭德懷沒有進高崗的圈子。隨後，高崗又找陳雲和鄧小平攤牌，妄圖爭取他們倆的支持。陳雲說，在毛主席要退居二線的時候，高崗要我支持他擔任黨的副主席，還說，“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鄧小平回憶說，高崗要爭取他一起拱倒劉少奇。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並委托劉少奇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高崗此時警覺起來，到處打聽中央的消息，周恩來找誰談過話，他都要問一問，然後打電話過去，問都談了什麽。有的同誌建議高崗找劉少奇談一談，誠懇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錯誤。高則寫了一封信交給毛澤東，請求會見。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杭州未出席這次會議。會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44人做了重要發言，從不同角度對高崗、饒漱石的政治野心做了揭露，希望他們回頭是岸。朱德批駁了高崗散布的所謂“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周恩來指出，要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陳雲開門見山，他說，保障黨的團結，防止黨的分裂，關鍵在高級領導人員，出了野心人物，要迅速地揭露；鄧小平針對高崗攻擊劉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作了尖銳的批評。
2月，在北京舉行了高崗問題座談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上，周恩來轉達了劉少奇對高崗自我檢討的意見，介紹了高崗進行分裂活動的事實。陳雲更是揭發了高崗向他活動，要當黨中央副主席一事。會議第三日，高崗觸電自殺未遂。
高崗問題座談會繼續舉行。周恩來發言說，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陰謀分裂黨的活動，企圖篡奪國家和黨的領導權力，野心披露後，企圖自絕於黨和人民。周恩來列舉了高崗分裂行徑的九大表現。周恩來說，高崗已經墮落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所作過的局部的貢獻，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也是不純的。高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玩弄女性，甚至有強奸的嫌疑。
3月，在東北局的幹部會議上，周恩來說，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林楓根據會上揭露的事實作結論說，“高崗已經是黨的叛徒，人民的公敵，他的滔天罪行，實為黨紀國法所不容。”
4月29日，高崗寫了《我的反省》。他承認，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除批評薄一波同誌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誌的意思”，目的是“企圖把少奇同誌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但對四中全會的結論，他拒不接受。1954年8月17日，他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死於東交民巷8號。
得知高崗的死訊，毛澤東說：“遺憾，終於留不住他。他這個人，鬥爭性太強，性格過於剛烈”。根據公開的資料，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後，成了孤家寡人的毛澤東曾當人麵感歎：“要是高崗活著該多好！”
饒漱石在檢討中，承認自己對劉少奇不尊重，但並不是反對劉少奇，隻是客觀上與高崗反劉一致。但是，陳毅揭露說，饒漱石曾經當麵對他說，自己有兩種投機，一種是投主席的機，因為他覺得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與主席關係不好；另一種是高崗投機，他看到高崗威望高、能力強，高反劉，自己就處處反劉，向高崗表示態度。陳毅還說，如果饒漱石能這樣檢討，三分鍾就能解決問題。最後，座談會得出結論：饒漱石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最尖銳的罪惡，是1953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座談會要求饒漱石深刻交代自己的問題。
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對高崗、饒漱石問題下了最後結論。毛澤東說，高崗、饒漱石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鄧小平在會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大會一致認為，兩人企圖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並決定：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第八次路線鬥爭：彭德懷反黨集團
1959-1960，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三年大饑荒”，國內有媒體披露“三年大饑荒死亡人數4060萬”！這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早在1959年5月，江西省委黨校80多名縣級幹部，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號召，詳細列舉了“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運動、共產風、公共食堂等現象的弊端。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參加的一次常委會上，仍然肯定了工作是7分成績、3分缺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仍然要繼續堅持。這為廬山會議定了調子。彭德懷卻頗不識相。他說，“人民公社辦早了”，“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煉鋼鐵’這個口號對不對”？“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由於意見分歧，7月14日下午，彭德懷寫了一封“致主席信”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把這封信稱作《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信的內容，一方麵，肯定58年後大躍進的成績，另一方麵，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評工作中糧食問題的忽略、浮誇風、不夠實事求是等。
16日，毛澤東要求開會討論彭德懷《意見書》的性質。會上，賀龍說，工作是九分成績，一分錯誤；彭總寫給主席的信是不恰當的。隻有張聞天道出了事情的真相：饑荒開始蔓延，農村在成千上萬地餓死人。他還說，“講缺點並不是反對總路線，而是為了擁護總路線，何況總路線本身也是發展的”。這樣一來，彭德懷和張聞天就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麵。在基本事實麵前，很多參會人都傾向於彭德懷、張聞天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親自上台演講，做了自我批評的演講，甚至說“第一個責任是我、同誌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就舒服了”。與會者都感到，暴風雨要來了。
24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銳在一起放言高論，都認為主席變得太快。於是，周小舟和李銳到黃克誠處商量對策。這時，彭德懷也恰好來到黃克誠處。三人從黃克誠處回來，路上遇到了羅瑞卿。羅瑞卿報告毛澤東，“彭德懷有非組織活動”，於是開始追查“彭德懷反黨集團”。
26日晚，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談話中，二人各不相讓，頂起牛來。彭德懷罵街，“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指彭德懷因打了“百團大戰”，毛澤東組織人批了彭40天，現在經濟工作出現失誤，廬山會議開了20天，彭要總結毛的工作經驗和教訓）？談話談崩了，彭德懷的問題更加升級了。27日淩晨，毛澤東召開常委會，給彭德懷定性。周恩來主張，不要全盤否定，彭的問題三七開。劉少奇、朱德也同意周的意見。毛澤東卻態度堅決，他說，“看來，我隻好上井岡山了”。於是，“三常委屈從毛，同意打到彭德懷”。
27日上午，劉少奇召開大組長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批判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29日，林彪上山“勤王”。出席了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賀龍由於第一個站出來揭發彭德懷，也被吸收進入常委會。大家都看到，主席不分山頭，隻要站好隊，就能升官。於是，批判會中出現一邊倒的局麵。
8月1日，朱德發言，他希望彭德懷劍檢討認錯，取得毛澤東的諒解。這顯然不合調子，毛澤東做了一個“隔靴搔癢”的動作。朱德臉一紅，下台了。林彪聲色俱厲，他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語驚四座。至此，彭德懷認罪，他說，“主席23日不講話，會發生混亂。承認思想混亂，立場不穩，有搖擺”。
毛澤東製服彭德懷後，開始收拾張聞天。他知道，張聞天的發言，邏輯嚴謹，事實確鑿，是不可以辯駁的，於是，他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大談漢代學士枚乘的文章《七發》。信的內容，雖然與工作毫無瓜葛，但他已經明白了局勢，隻好按毛的調子寫檢討了。
8月2日起，廬山會議由政治局擴大會議變成八屆八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變成鬥爭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13日，上午，周恩來主持會議，鬥爭張聞天。張聞天按照毛澤東來信定的調子，承認加入了軍事俱樂部，承認自己體內“瘧疾原蟲”複活。還說，廬山會議證明，誰不跟毛澤東走誰就會犯錯誤，今後要老老實實做毛澤東同誌的學生。下午，對“反黨集團”投資彭德懷進行鬥爭。彭德懷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主張不理解、不讚同，屬於路線錯誤。他還承認，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承認這個罪名過不了關。他還承認，自己的言論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反對無產階級事業，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活動是有準備、有組織的行動，有所謂“軍事俱樂部”，交代了他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的關係。
1959年8月16日，廬山會議閉幕，毛澤東做總結說：“廬山出現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
第九次路線鬥爭：劉少奇反黨集團
1959年4月，劉少奇被選為國家主席，主持中央一線工作。7月，召開了廬山會議，對彭德懷進行了批鬥，劉少奇本意是不願鬥垮彭德懷，但由於毛澤東堅持，他隻好屈從於毛。這是因為，劉少奇也看到了經毛澤東拍板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巨大危害。麵對經濟困難，1961年，劉少奇主持和製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並加以實施。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主要責任在中央。他還說，“彭德懷的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可以好一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這實際上是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樹立的的“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顯然會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因為，在沒有民主保障的製度下麵，這些言論往往是異常危險的，無論對於批評者，還是被批評者。
1966年5月，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大會由劉少奇主持，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這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全麵開始。不過，劉少奇也並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5月，康生寫了攻擊北大黨委的大字報，毛澤東閱後，要求轉發全國。全國運動熱情高漲。這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卻隻派工作組到各學校指導運動、維持秩序。毛澤東對此加以嚴厲指責。
1966年8月1日，在毛澤東提議下，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不僅批評了派工作組的事情，還突然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文中，毛澤東稱工作組工作的時期是“50多天的白色恐怖”，這是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這時，劉少奇才發覺自己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林彪、陳伯達發表長篇講話，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代表。劉少奇做了檢查。不過，直到1967年3月，劉少奇問題是作為黨的內部問題處理的。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標誌著迫害的升級。文章給劉少奇的八大罪狀，稱他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1968年10月，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憑借偽證做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罪證》，並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4月1日，中共召開“九大”。林彪代表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對劉少奇進行了係統的清算、批判，他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的曆史關頭，劉少奇一夥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
1968年10月，當劉少奇得知八屆十一中全會給他強加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永遠開除出黨的消息後，身體完全垮了。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開封含冤逝世。
第十次路線鬥爭：林彪反黨集團
“整人者必被整”，這幾乎是“黨內路線鬥爭”的一條規律。林彪亦然。
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毛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成為中共核心層第六號人物，排名在鄧小平之前。林彪也積極向毛澤東獻上忠心。彭德懷被打倒之後，饑饉在全國性蔓延，毛的威望開始下滑。1960年，林彪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等口號，在全軍發起“學毛著”，創「“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他說了一番和大會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話，深獲毛的賞識。1964年5月，他在軍隊率先發行《毛主席語錄》等，打造崇毛的巨大的社會氛圍，使毛錯而有理。
不過，私下裏，林彪也不是完全無保留地崇毛。私下裏，林彪私下對毛的批評是最尖銳的。他說，毛“搞權術”、“言行相反”」、“別人搞好的東西壓住，事後歸己”、“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著”、“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甚至批評毛搞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還說毛是“拗相公”、“不關心國民生計”，隻關心自己的“名、位、權利”，但他隻在家裏和老婆表達，公開的言論都是順著、迎合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發展了毛的“修正主義要搞政變”的看法，使全黨大受驚嚇，達到了“丘八嚇秀才”的目的，不料，為毛說話卻被批評，林彪的一片“忠心”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
林彪擁護毛的一切決策，“大事不幹擾，小事不麻煩”，“毛主席劃圈我劃圈”。林彪對江青也不時示好。林彪從外地回京，甚至有過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灣，而是前去釣魚台看望江青的事例。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紓貴，給毛的信也先給江青的親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見。
其實，毛對林彪也不是完全放心。1966年9月，毛曾在人民大會堂讓林彪讀《三國誌•郭嘉傳》和《宋書•範曄傳》。毛以此告誡林彪，一方麵，要學郭嘉，一心事主；另一方麵，以範曄為例，要林彪擺正關係，謹慎從事，否則下場不好，還要禍延子孫。
林彪對得罪他的老幹部也是打擊報複的。他曾利用文革的機會報複仇人和清除異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異己。
林彪最恨的是陸定一夫婦。因為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長期給林家寫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陸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並論，搞掉他隻是小菜一碟。林彪對過去得罪過他的人絕不容忍。1953年3月，傅連暲醫生曾奉毛的命令為林彪檢查過身體，引起林的疑心，最後，傅連暲被整死。在軍隊中，林彪最不放心的是賀龍，必欲除之而後快。1966年7至8月，林彪策劃誣陷賀龍，把賀龍係的人馬全部清洗，毛聽之任之。
另一方麵，林彪對毛澤東批劉少奇的絕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劉少奇、彭真治黨的一套，曾親筆寫下，在管理幹部方麵，要“學劉彭的做法”。不過，在文革中，林彪對劉少奇的態度，基本上是順著毛和江青的態度走。1966年8月林彪將一份誣告劉少奇的信轉給江青，“並請酌轉主席閱”。1968年9月，林彪又在劉少奇項目組的“審查報告”上親筆批示“劉賊少奇，五毒俱全，鐵證如山，罪大惡極，令人發指，是特大壞蛋，最大隱患。把他挖出來，要向出色指導項目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但據說。林彪曾私底下對其女兒林立衡說，“劉少奇在論事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鄧都是好同誌，拿掉他們沒有道理”。1967年7月，紅衛兵包圍中南海，要揪鬥劉少奇，林彪竟脫口而出：劉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就是反黨。對彭德懷、徐向前、陳毅，林彪主要看毛澤東的眼色行事；對朱德，林彪雖然多次羞辱朱德，但在私下，“還常常登門拜訪”朱德；對周恩來，基本不妨礙，在文革中和周沒有發生過正麵衝突；對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過架，但林彪區分不同情況，除對極少數親信伸出援手（隻救過邱會作），其它一概不管。
1969年4月召開中共九大，毛論功行賞，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毛為甚麽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林彪對此是推辭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中，他對新黨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寫進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毛也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堅持下，“考慮了一個晚上”才同意的。顯然，毛不會是因為江青的建議，就作出如此重大決定，但毛一定有自己的考慮，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無法猜測。
九大後，毛開始逐漸壓抑林彪的軍係勢力，手法之一，就是對個人崇拜降溫，此舉直指個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他在武漢曾多次批評說，“四個偉大太討厭”，毛交代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周照辦以後，毛還故意當著林彪的麵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手法之二，就是刻意扶植張春橋，以牽製、刺激、打擊林彪。九大後，毛曾帶著張春橋等到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他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甚麽考慮，然後話鋒一轉，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麽樣？至此，林彪開始擔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將不保。
林彪想來謹慎，但百密一疏，鑄下大錯。1969年，中蘇副外長北京談判，林彪擔心蘇聯會搞突然襲擊，緊張起來，在蘇州的住地搞了幾條指示，後被軍委辦事組的閻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的標題下發全軍。毛最喜歡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發號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據說，當天，消息傳回蘇州，林彪十分後悔，因為在此之前，他連調動一個連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請示毛，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麵自行其事，實屬大錯。
1971年3月，周恩來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並做表態，林以身體不好加以推辭。毛對林不願配合極為惱火。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門城樓上，林當著毛的麵前，耍起了脾氣，竟然不和毛打一聲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隻坐了幾分鍾就拂袖而去。林彪此舉後果極為嚴重，他的意氣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違背了他自己多年“韜晦”的對毛的策略。可以說，70年代初，林彪在學範蠡和學曹操之間猶疑徘徊，他已騎虎難下。他還乞求能見毛一麵，甚至走江青的門路，但被毛推托。但是，當有機會到來時，又犯牛脾氣，比如，1971年6月3日，毛命林彪陪同會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林先是推辭不去，後雖在葉群的跪求下才答應前往，但是幾分鍾後，林彪就退出接見大廳。在接見外賓之後，本來林彪是有機會和毛說話的，但這個機會被他自己放棄了。
毛林關係的惡化，最終導致了“九一三”的驚天事變。1971年9月13日，林彪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出逃的座機，墜毀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
有資料說，這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演出的“刺秦王”，但整個方案如同兒戲，自己不敢動手不說，又哪裏有林家賣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極高，事敗。林立果孤注一擲的行為，傳說，葉群也是參與的，關鍵是林彪是否知情？如果沒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麽敢於拿他父親一生的名節和全家性命去冒這這個險？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將其定名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這一概念體係。鄧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淮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麽性質就說是什麽性質，犯了什麽錯誤就說是什麽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
來源：信力健的博客2010-7-12
十次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這種方式，把中共黨史說成是一部毛澤東與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一次次證明毛澤東政治領導和思想、路線的正確，並不斷壯大發展、取得勝利，完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課題的曆史。這一套概念體係是從蘇共、尤其是從《聯共（布）黨史》
在中共曆史上，六屆七中全會作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在中共文獻裏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在這十次路線鬥爭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1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次）左傾冒險機會主義，羅章龍（4次）、張國燾（5次）分裂主義，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10次）。把中共在某個時期的曲折、失誤的賬，算到個人頭上，可以抹煞集體領導的責任，模糊挫折、錯誤產生的複雜原因，是一種充滿傳奇性、可以滿足某種窺視欲的解釋方式。既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性、嚴肅性，又容易被利用來進行黨內不同意見、不同派係的權利鬥爭。
這種概括、敘述方式的產生，一方麵源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向《聯共（布）黨史》借用話語係統，常常使用講述黨史的方法進行譬喻、暗示，清算曆史舊賬，成為他所擅長的黨內鬥爭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識形態化）；一方麵源於趨附毛澤東的政客和黨史工作者的踵事增華，形態化的完善工作，是製造當代偶像的造神運動的政治需要。是中國古代服務於君王的史官文化、從過去推知未來的傳統思維模式的產物。用毛澤東曾經的成功論證以後的正確，用1949年以前論證1949年以後，以類推代替事實；在新的路線鬥爭尚未發生以前，就預先論定了毛澤東對立麵的錯誤和性質。依賴戲劇化方法製造偶像，神話個人魅力，為權利運轉提供合法性根據，是政治權威動搖、稀薄的典型症候。
文革時以此線索，編寫了官方、民間各種版本的黨內路線鬥爭大事記。其中有大量中共黨史的專業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趨地編製教科書。在黨內組織生活學習時傳播，並規定有檢查、驗收、總結的製度。各級黨組織、機關單位的政治學習也反複使用這樣的材料。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將其定名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後來放棄了這一提法）。
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這一概念體係。鄧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麽性質就說是什麽性質，犯了什麽錯誤就說是什麽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例如把個別時間較短、沒有產生全黨影響的錯誤，如瞿秋白（3個月）、李立三（半年）、羅章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也算作一次路線鬥爭，就有湊數的嫌疑。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
《黨內十次路線鬥爭資料》中聯部1972年編；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