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這種方式，把中共黨史說成是一部毛澤東與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一次次證明毛澤東政治領導和思想、路線的正確，並不斷壯大發展、取得勝利，完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課題的曆史。這一套概念體係是從蘇共、尤其是從《聯共（布）黨史》
在中共曆史上，六屆七中全會作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在中共文獻裏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在這十次路線鬥爭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1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次）左傾冒險機會主義，羅章龍（4次）、張國燾（5次）分裂主義，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10次）。把中共在某個時期的曲折、失誤的賬，算到個人頭上，可以抹煞集體領導的責任，模糊挫折、錯誤產生的複雜原因，是一種充滿傳奇性、可以滿足某種窺視欲的解釋方式。既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性、嚴肅性，又容易被利用來進行黨內不同意見、不同派係的權利鬥爭。
這種概括、敘述方式的產生，一方麵源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向《聯共（布）黨史》借用話語係統，常常使用講述黨史的方法進行譬喻、暗示，清算曆史舊賬，成為他所擅長的黨內鬥爭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識形態化）；一方麵源於趨附毛澤東的政客和黨史工作者的踵事增華，形態化的完善工作，是製造當代偶像的造神運動的政治需要。是中國古代服務於君王的史官文化、從過去推知未來的傳統思維模式的產物。用毛澤東曾經的成功論證以後的正確，用1949年以前論證1949年以後，以類推代替事實；在新的路線鬥爭尚未發生以前，就預先論定了毛澤東對立麵的錯誤和性質。依賴戲劇化方法製造偶像，神話個人魅力，為權利運轉提供合法性根據，是政治權威動搖、稀薄的典型症候。
文革時以此線索，編寫了官方、民間各種版本的黨內路線鬥爭大事記。其中有大量中共黨史的專業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趨地編製教科書。在黨內組織生活學習時傳播，並規定有檢查、驗收、總結的製度。各級黨組織、機關單位的政治學習也反複使用這樣的材料。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將其定名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後來放棄了這一提法）。
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這一概念體係。鄧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麽性質就說是什麽性質，犯了什麽錯誤就說是什麽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例如把個別時間較短、沒有產生全黨影響的錯誤，如瞿秋白（3個月）、李立三（半年）、羅章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也算作一次路線鬥爭，就有湊數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