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下)
陳鐵健
(2010年5月8日)
1962年開始，毛主席開始關注黨內反對派的問題、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黨內在他身邊赫魯曉夫人物的問題。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從基層到中央七千人參加的大會，也叫做“出氣會”。為什麽叫出氣？因為1959、1960、1961這三年整個的政策出了問題，所謂大躍進實際是大倒退，農業減產40%，農村非正常死亡幾千萬，最多的估量是四千萬，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萬，不管怎麽說這個數量都是巨大的。所謂“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是毛澤東的理想，毛澤東用這個東西想使中國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要趕超英國、美國，這是很美好的理想，卻是空想烏托邦。用胡繩的話說“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於是毛與劉少奇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發生了分歧，這個分歧就演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毛認為對方是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講的非常徹底，說到農業減產，不進反退，我們沒有前進而是後退。餓死人、人吃人是要上書的，是要寫到曆史上，是要下“罪己詔”的。在曆代曆朝遇到這樣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詔”，要取得臣民的原諒，自我檢討。但是毛澤東的回答很明確：“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因為“罪己詔”隻有皇帝才能下。劉少奇的矛頭是直接對準毛澤東的。劉少奇又說，我在湖南調查，湖南的農民說沒有多大的天災，這三年都是常年，有災但不是大災，所以問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就是政策、路線、方針出了問題，是人的問題。誰來負責？中央要負責。彭真說，主席的責任要更多一些。這就是為什麽後來先把彭真打掉。
劉少奇在和謝富治、王任重在談公安工作的時候還說，我們現在是混我為敵，把老百姓當成敵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勞教、勞改、拘押對付老百姓，這是錯誤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時候不揭，死後也有人要揭你。這話說得太厲害，說的是公安工作，但是這話傳到毛澤東那裏，他自然會想到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斯大林百年之後，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關押、鎮壓、殺掉了那麽多的人。所以大躍進問題就成了毛澤東的心結。這是明擺的，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餓死那麽多人，你怎麽交待？我去過幾個地方，幾個地方的學者包括黨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這方麵的調查，在六七年前，他們文稿、書稿都寫好了。寫三年的大饑荒，每個省、每個地區進行調查，有具體的事例、具體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這一帶，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輕人不信這些事。我前兩年遇到一些70後問，真的有這事？真的有文革這種事？真的有6.4這種事嗎？我說，我是親身經曆。1965年到張掖去四清，僅在張掖地區就有四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張掖是甘肅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美稱。那兒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卻收不回糧食，人們都去大煉鋼鐵，糧食凍在地裏。這邊還超標虛報糧食畝產多少千斤、多少萬斤。報了萬斤就要征一萬斤標準的公糧，征不上來就把老百姓的糧食都掏空了，不繳糧就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情況勢必是要挨餓的。我想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來維持生命。說毛主席那時候已經不吃肉，他認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們後來看到公布的毛澤東的生活檔案，他不吃豬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聲），菜譜有十幾種，這後來都是公開發表的。這種狀況怎麽能不糾正？黨內怎麽會沒有意見？劉少奇在講這些話時就自我批評說：“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產到戶”，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變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吃公共食堂的局麵必須解決，而且要從黨的高層總結教訓，改變這種狀況，“與民休息”。這個意見是對的，怎麽就成了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怎麽就成了階級敵人？
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就關注所謂叛徒集團的問題，就是認為劉少奇這夥人是叛徒。於是就聯係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和李秀成的《自述》，開始製造反修輿論。1963年戚本禹在《曆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一篇“評李秀成的自述”。太平軍的將領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之後，寫了一篇自述，內容是講太平天國的失誤，為什麽失敗？想說服曾國藩反清，同時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軍將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剛先生曾經著書，認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讚成這個說法。戚本禹當時認為彭德懷1959年上書，是反對毛主席，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是晚節不忠。應該寫文章，借李秀成這個曆史人物來隱射彭德懷的晚節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這個目的。這篇文章在《曆史研究》發表之後，周恩來看到了，周恩來對周揚說，這樣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國是我們豎起來的，我們黨的事業是繼承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的旗幟，現在戚本禹這篇文章讓我們很被動，尤其對文藝界、戲劇界的震動很大，造成思想混亂，所以中宣部要開會清理。中宣部與範文瀾、郭沫若商量後，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學界近代史方麵的專家二十多人開會，我那時是研究生旁聽了這個會。會上是一邊倒，翦伯讚、範文瀾、鄧拓、侯外廬、劉大年、李新相繼，中宣部科學處副處長林澗青也參加會議，一致批評戚本禹。翦伯讚的發言最激烈，他說，史實都搞錯了，這篇文章到處都是硬傷。你反修正主義，不要糟蹋曆史人物。林澗青最後宣布三點：“事實上占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在實際上是有害的。”建議近代史所劉大年組織一篇文章，肅清戚本禹文章的影響，報刊、電台、電視都不要轉播。本來是要求戚本禹到會當麵接受批評。戚本禹當時是中央信訪辦的處級幹部，正好出差，沒有找到人。事後，戚本禹知道這個消息就準備寫書麵檢查。這時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說，你為黨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讀了你的文章，認為文章寫得很好，主席說我們黨內叛徒問題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要繼續寫，寫了以後去找康老（康生）在釣魚台的寫“九評”的那個班子，他們會給你出主意。戚本禹原準備檢討承認錯誤，這時一下興奮起來。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劉大年批評戚本禹的文章清樣給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針對劉大年的文章逐條批駁，寫成文章後到釣魚台見康生。康生的那個班子都是大筆杆，調集了當時最強的理論寫手。這幫大秀才一邊吃飯一邊對戚本禹說，你這文章不行，人家的觀點你逐個駁，沒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擊，這樣才能把他駁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發表的，這篇文章沒有絲毫學術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揮和指點下寫的。文中對國內的叛徒從汪精衛、陳獨秀一直批到彭德懷，國際是從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魯曉夫。大家要是有興趣可以去找這兩篇文章比較，如果說第一篇文章借學術影射攻擊彭德懷，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解決叛徒集團的指向來寫的。戚本禹一下就紅了，很快就調到《紅旗》，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了紅得發紫的人物。
怎麽和《多餘的話》聯係起來？毛澤東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是要解決兩條路線鬥爭、要解決修正主義，認為劉少奇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澤東有一個手令，要審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黨的會議上，實際張網是從1962年開始。這個手令是我們在瞿秋白專案組時，當時還有劉少奇專案組、謝富治專案組、康生專案組。劉少奇組的負責人親口和我們組的負責人說，我們在中南海毛澤東的私人檔案裏查到了這個手令，時間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而在這之前，毛澤東算計劉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為高崗和劉少奇在合作化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那時土地改革剛剛結束高崗就要在農村搞合作社，劉少奇說，我們在沒有實行機械化之前不要再生產關係上搞這套，不要搞農業集體化，先借著土地改革的契機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然後在工業化水平提高以後實現農業機械化，來實行合作化的效果會更好，過早的實行改變生產關係、改變土地關係不利於甚至會妨害農業生產。然而高崗的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毛澤東批評劉少奇是“右”的，當時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波瀾。高崗同時從毛澤東那得到知毛對劉少奇種種不滿的言論，就以為毛澤東信任他。高崗在底下串連，想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成為第二號人物，他要取劉少奇、周恩來而代之，要做部長會議主席、黨的第一副主席，同時他對很多高級幹部封官許願。這事被陳雲和鄧小平揭發，於是召開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黨內團結的問題，後來又開了兩次座談會，揭露高崗和饒漱石所謂反黨聯盟。高崗很有底氣，認為毛澤東信任他。但他估錯了形勢，毛澤東在權衡整個局麵以後還是犧牲高崗。座談會批評高崗時很嚴厲，把他的那些醜事全揭露出來。當時我在東北工作，可以看到兩個座談會的文件。光是高崗男女關係問題，有名有姓七十幾人。高崗好色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高崗一直等毛澤東找他談話，毛澤東卻沒有找他談話，後來毛澤東對此事也很後悔，覺得應該和他談一次話。最後高崗選擇了自殺，第一次是槍擊，沒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藥，死了。實際上高崗和饒漱石沒有聯係，“高饒聯盟”是莫須有。
1953年的春天，毛澤東讓高崗在沈陽調查劉少奇1929年做滿洲省委書記時，在奉天（今天的沈陽）被捕的情況，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說的1962年以後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曆史學家呂振羽，當時是中央黨校的曆史學教授、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來是東北人民大學的校長，後來還是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和範文瀾、郭沫若齊名的大曆史學家。從南方參加紀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學術討論會後回到北京，路過豐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軟禁沒有行動自由，但是可以看書、寫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後關了十二年，審訊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讓他作偽證，證明1935年11月開始的南京國共秘密接觸、秘密談判是劉少奇主使的，是劉少奇向國民黨投降，要消滅紅軍、取消蘇維埃。做這樣的偽證七百多次審訊，呂振羽是個硬漢就是不寫。
1935年的談判，劉少奇當時是北方局的書記，化名陶尚行，他讓周小舟，後來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就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最後一位周小舟，當時是北方局下麵的一個負責人。劉少奇讓周小舟出麵和國民黨鐵道部的副部長曾養甫談判，曾養甫是由陳立夫指示出麵和共產黨接觸。共產黨這方的聯絡員就是呂振羽。這次談判持續了9個月，當時國共的秘密接觸有四個渠道，這是其中的一個渠道。事先是經過中央和毛澤東批準的，事後周小舟帶了材料到延安當麵向毛澤東匯報。但是1963年審查呂振羽時，認為劉少奇是背著中央、背著毛主席擅自和國民黨接觸出賣紅軍和蘇區，這個罪名很大，劉少奇是內奸在那時就定性了。這是第三個證據。
第四個證據。沈醉是軍統的少將，後來起義了。解放後是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專員，和溥儀、宋希濂他們都是專員。他在文革之後和他的老朋友說，上邊找我調查劉少奇的問題，不晚於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讓沈醉交代劉少奇的曆史問題。
第五個證據，就是戚本禹交待。我們1979年到秦城監獄找他當麵談，問他寫“評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有沒有關係？戚本禹說，說老實話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寫“評李秀成自述”絕不涉及瞿秋白，絕不涉及《多餘的話》。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找過我，讓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讓我手下的兩個人草草弄了一個東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絕對不做這個事情。由此證明，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對劉少奇就是用他的曆史問題打擊他，把劉少奇搞掉。
於是李秀成的《自述》、《多餘的話》就成了毛澤東達到劉少奇而製造輿論的準備。毛澤東對周揚、陸定一、周恩來都談到這個問題，說李秀成的問題是16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瞿秋白也是這樣。毛澤東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實際上就是變節。在中央的一次會議，周恩來看透了毛澤東的心思，周恩來說的也非常徹底，說人死了不一定蓋棺論定，瞿秋白雖然死了，但是他晚年還是變節自首。對紅衛兵的談話，周恩來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陳伯達、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談話，這樣就把無知無畏的紅衛兵煽動起來。
1967年的1月，一批紅衛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親的墓，另一支紅衛兵到濟南掘了瞿秋白父親的墓。2月7日一批紅衛兵到了八寶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現在的沒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隊伍開到了八寶山徹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揚灰。這都是在講話影響下、煽動下造成的破壞，所以打倒死人是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劉倒劉是密切相連的。
本來中央的決策者可以從公安部十年的調查報告中做出正確的判斷，調查證明瞿秋白被捕以後的表現是好的。《多餘的話》有灰暗的、悲觀的、消沉的情緒，這不可否認。但是，他沒有出賣，沒有出賣人、出賣黨，沒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沒有反對黨的路線，沒有反對馬克思主義。他說：“我從青年時期就步入馬克思主義的思路，到現在沒有改變，中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國情是由我來開其端的，盡管我是一個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當時沒有人做這個事，隻好用犬來耕田。”讓瞿秋白做領袖等於是用老鴉樹上築巢（烏鴉是不築巢的），是用弱馬拉千斤的輜重，他說：“我是力不勝任，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的愛好者，是在文學園地裏。但是我不能冒充一個領袖，我是一個不合格的領袖”。瞿秋白麵對的是他加入共產黨之後，特別是1931年之後，各種黨內的鬥爭給他的摧殘和打擊，一直到最後把他甩在了絕地，讓國民黨擺布他。他不能公開講，《多餘的話》熱話冷說、正話反說， 如“我這個人壞、我這人不行，我這人紳士意識、文人情調，幹不了這個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領導的想法，我很受啟發，我怎麽想不到呢？”這是一種諷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餘的話》都會有新的體會。瞿秋白在政治上沒有問題，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為成全一個英雄、黨的領袖、革命家，《多餘的話》應該說是多餘，但是成全一個心靈的波瀾和內心的曆程，《多餘的話》有它存在的價值。
在獄中能不能寫？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把他想的這些東西合盤托出，讓後人嚴格的解剖、審判、拷問。瞿秋白這時已經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揮灑，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顧慮，這個東西是要給敵人看，他不能公開的罵米夫、王明、斯大林，他隻能說：“我不行，我的這套東西不合黨內的那套東西。”人性和黨性難以調和，理想和手段難以調和。他說：“我的理想是無階級、無剝削、無壓迫的社會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可是我們采取的手段，外邊是強烈的階級鬥爭，不斷的肅反、不斷地自我殘殺，內鬥沒完沒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這就想到我們如何來看這幾十年的曆史上不斷發生的整人運動，文革說穿了是整人的運動，葉帥的講話裏說“整了一億人”，一億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間接挨整，一個人被整會影響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兩千萬人。有的是被紅衛兵打死的。8.18前後，我們的辦公室的後窗是翠花胡同，我們是在東廠胡同，紅衛兵掄皮帶打所謂“黑五類”，很慘。那時候人的優點和缺點全被調動起來，優點是對領袖的忠誠、對共產黨的忠誠，缺點就是把最原始的獸性也調動起來。
幾十年的整人運動和什麽思想文化有關係？一個是封建專製主義有關係，這是傳統的，是上層的東西。還有一種就是底層的遊民文化，遊民習氣。胡繩是我們原來的院長、大理論家，他在晚年有個反思的十次談話。他說，我們黨內一直存在有遊民習氣。他說話是很有分寸的叫“習氣”。他還說，我們黨從1927年開始總體上是“左”的傾向。這也說的很準，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算起，再早從《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傾向。《中國的各階級分析》是把整個知識分子推到反革命營壘。根子在哪？一個是封建主義，“我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另一個就是遊民文化。
遊民文化，我在寫瞿秋白《〈多餘的話〉導讀》時概括了幾個方麵。遊民是走投無路的，從社會的正常秩序脫離，一無所有。他們要改變社會穩定的現狀，改變自身一無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亂，越亂越好，亂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別人的東西就是我的，無本生意，這是遊民的反社會性。
第二就是遊民的勇敢性。敢於主動出擊，該出手就出手，主動進擊，一往無前，不怕犧牲，常常被頭領驅使成為打手。
第三是內鬥和外鬥結合起來的鬥爭性，或叫鬥爭哲學造反有理，有時是內鬥盛於外鬥。比如說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不是，有些大的戰犯、大的敵人投誠過來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國初期，我們的政協、人大裏容納了很多大的戰犯、大的敵人的高官，不至於完全被殺掉。而內鬥所謂黨內的路線鬥爭，有時一定要把對方搞掉，置於死地而後快。我舉一個例子，黨的主席收拾國家主席三十多年前，發生在西路軍的事情。
西路軍的問題是個很大的曆史冤案。西路軍兩萬一千八百人於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間，在河西走廊打了五個月，徐向前元帥領導的三個軍，全部被俘、被殺，全軍覆沒。這個責任從現在我們掌握的檔案看，西路軍當時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主席團、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直接指揮，西路軍的進退都得聽從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主席團，或者毛澤東、周恩來。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簽署的命令，是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指揮作戰。這些電報都擺在那裏，進、退都有上麵的指示，西路軍的統帥徐向前和陳昌浩必須執行。最後失敗的責任第一位應該是毛澤東來負。但是西路軍還沒有失敗的時候，中央的電報已經說了“這是你們過去錯誤的延續”，你們過去跟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義、逃跑主義的繼續，就把罪名轉移到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頭上，緊接著延安開始清算張國燾。西路軍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當時盛世才是親蘇親共的，把這四百人容納下來建立新兵營，進行空軍、裝甲兵等特種兵的訓練，後來我們這方麵的高級將領有一部分就是那時候訓練出來的。當時西路軍的參謀長是李特，紅五軍的政委是黃超，這兩個人聽到延安在肅清張國燾，而且把四方麵軍的錯誤擴大化，把許世友這樣的將領抓起來，他們不滿，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時候，李特和黃超表示我們要到莫斯科去討個說法。於是這兩個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說兩個人到了蘇聯境內作為托派，由蘇聯的政治保衛局處決了。但是在平反時說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親自到新疆把這兩個人秘密處決，就是因為你們要到莫斯科去告狀、要反對毛澤東。這樣的例證可以舉不少。睚眥必報、任何的反對和批評我都不接受，都記著早晚算你的賬。
楊尚昆前幾年有一個回憶，說的非常徹底，他說，任弼時要是活著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時是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五個常委之一。任弼時在中央蘇區時反對和批評了毛澤東，而且把毛澤東從中央局的書記拉下來，楊尚昆是毛澤東最貼近的幕僚，對毛澤東的看法是很準確的。遊民的內鬥是非常厲害的。瞿秋白、陳獨秀、劉少奇都是這個悲劇的犧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國人成為犧牲品。
第四是在野時的倡亂。要搞亂這個社會，反獨裁、反專製，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過來要獨裁、要專製、反民主，這就是以暴易暴，結果就是還用暴力來對付他認為的敵人，這就是遊民文化當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頭林立，拉幫結派的幫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殺無度的野蠻殘暴性，不擇手段、翻雲覆雨，毫無誠信可言。
遊民文化滲透到共產黨裏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造反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揉到一起， “中西合璧”，毛澤東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說的很對，很形象，就是遊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遊民的代表，一上台馬上收拾遊民，發路條，走出兩裏地都要憑路條，他知道遊民的禍害。暴君專製、暴民亂製，然後再走向暴君專製，往複的惡性循環。毛澤東是中國農民戰爭的現代版的勝利者，是農民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他絕對是了不起。為什麽毛澤東能取得勝利？把蔣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權術、遊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限製、不受任何約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規約束的對敵人采取暴力行動。原來以為不受資產階級法律限製，後來查了曆次整人運動、肅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製，不受任何法律的限製。蘇區也有憲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權利的法規，但是憲法和法規也不過是一張紙，他不遵守。發動文革是不是違憲的行為？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絕對是。但是以毛澤東的能力他就可以這樣做，而且全黨幾乎沒有太多的反對，即使有些不滿，在壓服之後也就罷了。
當時有沒有走資派？資本主義都滅絕了，哪裏還有走資派，毛澤東的口號“十年、十五年讓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所以工商業改造之後資本家的財產已經成為準國有了，無非就是再給點利息、半國有。所以那時沒有走資派，有的是走封派、當權派，最大的當權派是毛不是劉，黨在國上麵。沒有人製約他，他壟斷了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理論的資源，他推崇個人崇拜，於是隻能聽他的。他有軍隊在手，有理論，筆杆子造勢，槍杆子撐腰，可以指揮一切。原來讓林彪來，後來林彪看出來，文革這樣下去不行要收縮。看5.71工程紀要，文革是要收縮。最後信任的就是身邊的幾個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書才他最親近的、最可靠的人。控製了所有的資源，是最大的當權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鎮壓。紅衛兵起來控製不了就要鎮壓，你們都到農村去、插隊去、到兵團去，所以紅衛兵、五大領袖也是犧牲品，都操縱在毛一個人手裏。
我們總結這段曆史，重要的是記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運動，消除像文革這樣的災難，首先要記住，要把真相記錄下來。不是中國人健忘，是執政者在掩蓋這些醜惡（掌聲），文革的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為無理的嚴格限製，寫一篇小文章，有一點涉及文革的編輯就要抹掉。為什麽？我說這個人和文革有聯係，我寫他在文革當中的遭遇，為什麽要抹掉呢？說這是上邊的指示，我們要保飯碗，隻能請你割愛。所以這種文章我們沒法寫，寫出來也隻好拿到國外去出版（笑聲）。現在是有人寫文革史的，我們所裏的周良宵、顧菊英兩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寫了兩部書。《文革史》大約是一百萬字，還有一個五百萬字的資料光盤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萬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國需要這樣的曆史學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幾個人就行。
我最近寫的關於宋慶齡的文章，文中寫到，文革以後，還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可以說基本上是成了馴服的、聽話的、甚至是善於逢源的、順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軟化、筋脈倒轉，匍匐在地。我這樣說有點對不起知識界，但知識界總有幾個、甚至有一些敢於講真話、寫真曆史的人，我佩服這樣的人。我們接受這個教訓就是盡我們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來做，有的刊物不願發表，有的刊物冒險可以發表。在出版《〈多餘的話〉導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與編輯素不相識，到現在也沒見麵，我把瞿秋白《多餘的話》的相關的文章編好了，在前麵寫了五萬字的導讀，書的前麵的文章都叫導讀，實際是解析、解讀，這位編輯送審時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審，我的五萬字導讀扣下了，上級批了以後就與瞿秋白著作一起發表（笑聲），我特別感謝這位編輯（掌聲）。 我剛才講的很多東西我都寫在這本書裏，我當時擔心的就是這文章不能在大陸麵世，但是他居然一個字都沒改就發表了。我到現在都很懷念、感激這位高明的編輯，希望以後出版社的編輯都應該向這位編輯學習，給我們作者一些發揮自己獨立思考，想寫真史的一個空間。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到臨死、臨難之際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說，他不再思索了。實際上《多餘的話》就是高度思索的結晶，其中把曆史、詩情、理論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創作的一個高峰，他是啟發後來的共產黨人，要弄懂什麽是共產主義？走向共產主義要采取什麽樣的手段？采取什麽樣的途徑？不是采取那種內鬥、外鬥，那種用手段來絞殺理想的那種東西，你們要去思考。我想這是一種啟示，在中國這種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實就意味著一種期望、一種未來。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大家！可以這麽說，三味書屋舉辦了很長時間的講座，有幾百期了。今天的講座有兩方麵特別讓我感動，第一是陳老師帶著病體（可以聽出陳老師沙啞的聲音）為我們做了近3個小時的精彩演講，而且用大量的史實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很清晰的中共的黨史，這充分的體現了老知識分子、老史學家的責任、嚴謹以及勇氣。另一方麵我也非常受感動今天在座的聽眾，大家在這麽長的時間裏都很認真、專注的聽陳老師的講演，而且給予這麽熱烈的回報，說明大家對這段曆史是非常關注的。其實這段曆史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太重要，對我們的影響也是太深遠，如何把這段曆史真實的還原？就要靠對這些曆史人物逐個進行發掘和恢複原貌。因為所有的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構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來做的。對中共曆史上的這些重要人物，恢複他們的本來麵目，這是非常重要的還原曆史的手段。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現在共產黨的標稱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可是我們如果還原成剛才陳老師講的在毛澤東之前是五位領袖，毛澤東之後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領袖，沒包括鄧小平，鄧小平都是連帶的，鄧胡、鄧趙、鄧江，大概是十一屆領袖，現在除了江、胡還沒有做評論，毛本人也沒做評論，其他的好像都不怎麽光榮和偉大，都有不同的問題，如果作為黨的一個光榮正確黨的領袖都是有問題的話，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黨集團、反黨分子、野心家，如何來理解這段曆史？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的去思索，更多的聽取這樣老的曆史學家、有責任心、有勇氣的曆史學家為我們揭示曆史的真貌。今天考慮到陳老師的身體狀況我們就不討論了，今天的講演就到這裏結束。謝謝大家！（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