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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政治報告背後的鬥爭 作者:汪東興

(2010-08-29 11:01:57) 下一個

  毛澤東主席堅持要黨的領導班子老中青三結合,其中要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代表參加。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和環境,這次大會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寫進了“九大”的黨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由,擅自發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黃永勝等人於18日將此令迅速下達全軍,使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0月19日,林彪采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主席。他們先送交周恩來總理閱。周總理閱後批示:請主席閱。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處,給主席看。毛主席看後,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對我說:“燒掉。”

    我以為主席是讓我拿去燒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劃,把傳閱件點著,給燒了。接著,他又拿起傳閱件的信封又要燒。我趕緊對主席說:“主席,不能燒,你都燒了,以後查問起來,我無法交代。留下這個信封上麵還有傳閱件的編號,你不要燒了。”主席聽我這樣說,這才作罷。當天晚上,周總理打電話問我:“主席看過林彪的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我對周總理說:“我送去給主席看了,主席看後給燒了。”周總理驚詫地說:“燒了?”我回答:“主席看後不高興,自己就燒了。我勸了以後才留下傳閱件的信封。”周總理聽到這裏沒有說話。林彪和黃永勝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腳,下令撤銷了這個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的內容有這樣幾點:一是抓緊反坦克武器的生產;二是組織戰時指揮部,進入臨戰狀態;三是各級領導加強戰備值班;四是嚴密注視中蘇邊境的形勢及時掌握情況,隨時報告。他想試探一下淩駕於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應。看得出來,毛主席對林彪的這個號令很反感,但當時不便說什麽,特別是當著我的麵不好講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為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林彪一夥和江青一夥之間的矛盾逐漸表麵化。開始,經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報告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們三人商量起草報告的事,決定由陳伯達先動筆起草。陳伯達不願意同張春橋、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遲遲拿不出政治報告的全稿,拿出來討論的幾部分,張春橋、姚文元看後批評說:陳伯達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毛主席對陳伯達起草的初稿有過批示,陳伯達沒有告訴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理由,同陳伯達大鬧了一場。眼看“九大”開會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報告。

    毛主席把他們幾個都找來,講了有關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還大致地講了講每段要寫些什麽。根據毛主席講的這些,張春橋、姚文元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初稿的過程中,借口生病,不參加討論,當張春橋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來後,他給林彪打電話說:“我最近生了病,沒有直接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報告,這個稿子的份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這個時候,陳伯達也在趕寫政治報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兩個稿子排成清樣送給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認為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體可用,但要作較大的修改,並對如何修改提出了許多具體意見。而陳伯達起草的那個稿子便被擱置一旁了。因為政治報告起草遲了,“九大”推遲了一個星期才開會。當時代表都被通知來到了北京,隻好先組織他們參觀。在報告起草的過程中,林彪對這兩個稿子都沒有看,隻是叫秘書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寫的內容。由於林彪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滿,在“九大”上,他隻是照著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開過後,毛主席要著手解決政府工作、修改憲法等方麵的問題,提出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林彪認為這是爭奪更多權力的好機會,在討論修改憲法時,林彪就抓住“天才”問題和設國家主席問題大做文章。在修改憲法時,憲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這就涉及到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原來,林彪為《毛主席語錄》所寫的《再版前言》中有這麽一段話,即:“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初稿中,都寫上了“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送給毛主席審閱時,毛主席都把它們劃掉了。這個情況,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知道,林彪、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討論憲法的序言時,陳伯達、吳法憲等人卻支持要把這三個副詞再寫上。

    在1970年8月1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吳法憲堅持要加上三個副詞,康生、張春橋則反對。陳伯達、吳法憲便借此製造事端,說有人反對稱毛主席為“天才”,是蓄意貶低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討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林彪一夥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要在憲法上寫上設國家主席一節。這顯然是有他們自己的打算的。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第二天,吳法憲把林立果、王飛、周宇馳召集在一起,祝賀林立果“榮升”。

    吳法憲對他們說:“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誌指揮。”王飛、周宇馳又先後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機關裏做了傳達。這樣,吳法憲便把空軍的調動、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總理的信和附來的一份憲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談到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當時,我們陪著毛主席正在武漢視察,住在武昌東湖賓館梅嶺一號。3月7日,毛主席要我馬上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在憲法中不寫設國家主席一節,堅決表示他不再當國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周總理說:“你向政治局的同誌們傳達一下吧。”當晚,在周總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不林彪急於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會議討論後,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周總理說:“照毛主席的意見辦,我們開始進行修改憲法的工作。”這次政治局會議,林彪又沒有到會,葉群到了。

    會上,周總理還特地說了一句:就委托葉群向林彪轉達毛主席的意見,報告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情況。然而,住在蘇州的林彪,卻在3月9日讓葉群對在北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給毛主席。毛主席閱批了這個請示,再次明確批了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3月17日至20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關於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在此期間,林彪卻讓他的秘書給毛主席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則讓秘書回電話:“問候林彪同誌好!”

    4月11日夜間11點30分,林彪在蘇州讓他的秘書於運深給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誌掛電話,傳達他的三條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關於林彪的意見的報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國演義》中的典故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會議在討論起草紀念“八一”建軍節社論時圍繞稿子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法引起了一場爭論。陳伯達主張恢複過去一貫的提法,即“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不改回去。會上爭論不休。當時,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內障,視力模糊。周總理就把會議爭論情況寫了封信給我,要我轉報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聽我念了信後,要我代他畫圈後退回去。我覺得難辦。

    考慮到毛主席和周總理就要到上海接見外賓,所以我沒有圈回去,把信帶在身邊了。毛主席、周總理在上海錦江飯店接見第一批外賓後,周總理、黃永勝都問我那個報告毛主席圈閱了沒有,我說你們去問毛主席。當時,毛主席正點燃一支香煙在抽,對著我說:“怎麽搞的?”意思是說你怎麽沒有把信圈回去。我說:“這樣大的事,我不敢圈。兩種意見,您到底讚成哪一種?”毛主席說:“兩種意見,我都不讚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毛主席說完後,我下樓從皮包裏拿出信來,當著周總理、黃永勝的麵,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閱,但還是讓我刪去了“毛主席和”四個字,恢複過去提法,給他們了。後來,毛主席還多次說過,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締造者也不隻是我一個,還有許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葉群的策劃下,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了一個所謂“講用報告”。他這個報告的講稿是王飛、周宇馳等人寫的。林彪聽了“講用報告”的錄音後,說什麽“不僅思想像我的,語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們還把“講用報告”的錄音拿到空軍“三代會”上播放。吳法憲吹捧說這是“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是天才”。周宇馳、王飛、陳勵耘吹捧說,這是“第四個裏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知道這些事後,非常不高興,多次提出批評。他說:“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麽好處。”他還說,那些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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