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作為政治鬥爭的失敗者，陳伯達在晚年對兒子回顧了他的一生。與一般回憶錄不同，陳伯達的回憶有明顯的辯誣傾向。在中共政治鬥爭史上，被打倒再獲平反的人不計其數，但被開除黨籍、判處徒刑的人卻不多。陳伯達沾上了“文革”的“光”，升為黨內第四號人物，由於“文革”的不得人心，陳伯達就很難像其他高級幹部一樣獲得平反。因此，讀一讀這種特殊狀態下的回憶錄，還是很能得到啟發的。
實事求是地說，陳曉農為這本書下了相當大的工夫。他不可能像官方史學家那樣在組織的幫助下獲取資料，而是對照父親的口述，憑自身努力尋找相應的曆史資料作為對照，因此使許多人們不太清楚，甚至被誤導的史實得到了澄清。此外，作為當事人及其親屬，在回顧中共非同尋常的黨內鬥爭史的時候，也難免有所諱，有所避。立場決定觀點，不足為怪。本文試圖對陳伯達最後的口述作一個分析，看看他說的哪些是真的（別人說的是假的），哪些是不真實的，或者是不完全的。
真的：“雙百”方針最先是陳伯達提出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文藝方針。可惜的是，這個方針基本沒有真正得到施行。不過，陳伯達在他的口述回憶中提到，“雙百”是他首先提出來的。這個說法是真的。
1953年，陳伯達與毛澤東在香山有一次長談。關於文化發展方針，陳伯達提出了“百家爭鳴”。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發言，提出：“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一於一尊。我覺得在文化、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毛澤東傳（1949-1976）》第490-491頁）
之後，毛澤東在當天的同一會議上說：“陳伯達同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文藝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
此次會議之後，康生在一次於懷仁堂舉行的黨外人士會議上，說陳伯達提出了“百家爭鳴”。陳伯達認為既然毛主席已經將此作為黨的文藝方針，就不能再說是陳某提出的，當即寫條子予以糾正。
1956年5月13日，即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後的半個月，劉少奇在北京大學講話：“百家爭鳴早在春秋戰國就出現了。它作為口號是首先由陳伯達提出的。後來毛主席改進了它，並把它作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還有許多事情並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他僅僅加工改造了它們。”
有毛澤東、劉少奇、康生三人在1956年分別發表講話為證，陳伯達說是自己首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應當是真實的。陳伯達寫條子糾正康生的話，也不是謙虛做作，而是有道理的。陳伯達提出口號，毛澤東予以肯定，黨中央作為文藝方針推行，“版權”就不能歸於陳伯達。正如劉少奇所說，許多事情都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但他“加工改造了它們”（《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22-128頁）
真的：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出自陳伯達之手
1956年的中共八大，陳伯達負責起草政治報告及其決議，胡喬木負責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新黨章。劉少奇主管前者，鄧小平主管後者。
八大政治報告是預先準備好的，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起草卻很倉促，是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將要表決政治報告，陳伯達還在推敲內容。八大政治報告中本無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但陳伯達在起草政治報告決議草案時卻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內容。他先是寫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顯然不夠精練，到了27日上午，陳伯達還在考慮這個問題，想到了列寧的一段話，於是把主要矛盾概括為：“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經來不及給毛澤東看，下午就直接在大會上宣讀，並獲得通過。陳伯達說：“那天的會上，葉飛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的後麵，我坐的位置是靠側麵。會後葉飛告訴我，宣讀決議的時候，當念到'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時候，毛主席說了一句：'這句話不好。'不過毛主席當時也沒有說應該怎樣才好，可能是來不及想，也就舉了手。葉飛講的情況應當是可信的，他當時坐的位置離毛主席很近。”
三天以後，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劉少奇說，八大決議中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後，毛澤東在各種會議上多次強調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主要矛盾。
人們常說毛澤東輕率推翻八大會議關於主要矛盾的決議，豈不知這個主要矛盾的提出和通過也很“輕率”。
1973年，十大政治報告，譴責劉少奇、陳伯達將“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生產力矛盾”的觀點“塞進”八大政治報告決議。實際上，這件事隻由陳伯達一人負責。奇怪的是，胡喬木到了1989年，仍然認為這個“塞進”是陳伯達的一大罪狀。（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但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早已經肯定了八大決議對主要矛盾的表述。在1981年的這個決議中，“文革”部分隻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和張春橋四人的名字，地位僅次於林彪的陳伯達卻不在其列。中央派人通知陳伯達，這是對他的區別對待。陳伯達說這是胡耀邦主持公道，並認為這個“區別”主要源於對八大政治路線的肯定，並間接肯定了他“塞進”的功勞。
但到了2003年，胡繩卻在所有當事人都去世以後宣稱，八大決議是誰寫的，誰的主意，是“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八大懸案”釋疑》）其實胡繩的文章間接證實了陳伯達是八大政治報告決議的起草人。如果這個事情是劉少奇、鄧小平甚至是胡喬木、田家英辦的，黨史專家胡繩絕不會說這是一個“懸案”。再說，這麽重要的文件，底稿應當在。
不過可以看出，1956年的政治氣氛還是比較寬鬆的，涉及主要矛盾這樣重大的原則性問題，陳伯達一支筆就定了，事後也沒有追究責任，這在1957年以後是不可能的。
陳伯達說，八大選舉中央委員，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當選名單中，陳伯達在九十多名中央委員中排第十一位。這肯定是真的。“筆杆子”沒白當。（《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30-140頁）
真的：陳伯達主動參與“倒張”
因為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結怨，也導致了毛澤東對陳伯達的不滿。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者之一，建國以後許多重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陳伯達竟被排除於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之外。1970年3月8日，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人事工作；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周恩來、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陳伯達作為中央常委，黨內第一“筆杆子”，竟然在這三個小組中完全沒有位置，是很奇怪的。與此同時，陳伯達被支到河北調查“工業生產建設問題”，免得在北京礙手礙腳。此時距九屆二中全會還有五個多月。
陳伯達就是在這種悵然若失的感覺中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他堂然坐在主席台上的五位常委席位上，與會的人卻不知道陳伯達已經成了段可有可無的“盲腸”。
陳伯達回憶：“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一個房間等著，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後出來，大會開了。原定議程是康生報告憲法草案的問題，並沒有林彪講話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搶先講話，記得是講關於憲法草案寫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和關於天才的問題。林彪講話似乎有一個擬稿，但語言無序。”這個說法是一個孤證，再沒有他人證明毛林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進行過單獨談話，且存疑於此。但林彪的講話顯然令陳伯達很開心，他完全可以聽得出林彪的矛頭所向。
“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談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極，竟相信了。這件事，我本應直接去問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求見毛主席很困難，每次求見時，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總是說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動求見毛主席了。”既然陳伯達已經被棄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之外，毛澤東不見他也就不足為怪。
陳伯達對林彪的報告心有所感，又跑去向林彪打聽保險係數，並且“愚蠢至極”地相信了。這個相信既有當時所有人對“林副統帥”的尊崇因素，也有一拍即合的心理作用。至於林彪的講話毛澤東事先是否真的知道，不是陳伯達能夠求證的。
從林彪那裏出來，陳伯達去了“軍委辦事組幾個人”那裏，“議論江青一陣”，他們要陳伯達找一找關於“天才”的語錄。“我答應給找。此事我做得很鹵莽，因為上山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就這個問題發表什麽意見。”
不僅如此，陳伯達還主動打電話給葉群，要求把林彪的講話記錄拿給他整理。陳在口述回憶中說，這“當然是想給林彪抹粉”。抹粉，既可以取悅於林副主席，又可以打擊對頭張春橋，而毛主席事先也知道，何樂而不為？陳伯達說：“我沒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關係已出現了裂痕。”議論江青，找天才語錄，為林彪整理講話，說明陳伯達完全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主動地“鹵莽”地參與到攻擊江青、張春橋的行列之中的。陳伯達上山之前，沒有這個念頭，也沒有人和他“策劃”什麽。
在華北小組的會議上，陳伯達和汪東興發表了鼓動人心的講話。陳伯達說：“實際上，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是針對張春橋的。簡報中措辭最尖銳的話，如'把人揪出來'等話，並不是我說的，而是汪東興說的。這個簡報在發出之前，我沒有看過，更沒有修改過，但追源禍始，我是有責任的。”
事發後，陳伯達求見毛澤東，毛怪陳伯達官做大了，不去見他，陳伯達不好解釋。毛澤東批評陳參加“軍事俱樂部”，陳表示願意作檢討。毛澤東說：“這樣很好，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毛還問陳伯達，葉飛、吳冷西、胡繩都在哪裏。這是陳伯達最後一次單獨麵見毛澤東，並且心情不錯。回去之後，陳還到處為毛打聽那幾個人的下落。
毛要陳找過去共事的人談一談，陳伯達就到了江青那裏。江青把他帶到康生處，江、康、張、姚對陳伯達冷嘲熱諷了一番。江青說：“你們名義上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
人稱陳伯達是老夫子，確實不錯。他從江青那裏回去，又去找軍委辦事組的人談話。他認為這也是毛主席的指示。陳伯達把和江青等人的談話也告訴了那幾個人。
陳伯達說，他在廬山上的檢討稿子是周恩來和康生幫他寫的。這很令人意外，但很可能是真的。康生口授，陳伯達記，周恩來把關，甚至代陳伯達宣讀。陳伯達說：“在我作檢討的會上，非常感謝周恩來同誌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會後陳伯達對周恩來表示感謝。周說，你感謝康生好了。一邊的康生說：“不要怕醜。”
陳伯達說的應當是真話。他傾向於支持林彪的發言，主動參與對張春橋一夥的攻擊，都是從他自己的地位和處境出發的。陳伯達的下列言論，雖然很難置信，但也有道理。他說他不知道毛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六次批示，因為他不是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並被排除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之外，上廬山之前多數時間在河北，沒有看到那些批示。陳隻聽毛說：“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74-383頁）
假的：陳伯達在冀東案件上是冤枉的
1967年到1969年，陳伯達分工華北的“文革”運動。在“文革”後的特別法庭上，陳伯達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其造成冀東地下黨冤案，導致8萬餘幹部群眾被迫害，其中近3000人死亡。
1967年12月，中央要陳伯達和李雪峰、鄭維山等到河北各地了解情況，準備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在唐山，當地匯報了冀東黨組織的問題。陳伯達聽了後就在會上講：“冀東地區這個黨是很複雜的，是國共合作的黨，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此話一出，包括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在內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和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都變成了國民黨和叛徒。
當年在法庭上，審判長曾漢周對陳伯達宣布：“冀東這件事，造成了這麽嚴重的後果，是你講話起了作用造成的。”陳伯達答：“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多年以後，陳伯達在他的口述回憶中喊起冤來了：“我離開唐山以後，也從來沒有人向我報告過唐山發生的事，連一個案子也沒有聽說過。”“當地瞞著我搞了這樣的事情。我不知道情況，但河北省和唐山市的負責人總應該知道情況，總是和這事有關係的，可是法庭好像也沒有問。這麽大的事，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過。審判時，這個案子最冤枉了。”（《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31-333頁）
陳伯達喊冤的理由是：第一，冀東黨是怎麽回事，他本不知道，“有人”對他一說，他就信了，並且在會上講了。第二，事後沒有人再向他匯報此事的進展，他也沒有再過問處理結果。造成如此嚴重後果，他根本不知道。
這個冤喊得沒道理。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當時在地方講話，是有權威的。他說冀東地下黨是國民黨和叛徒起作用的黨，就給冀東地下黨定了性。向他匯報情況的人當然有責任，但陳伯達的認可卻是決定性的。有了“中央文革”的尚方寶劍，就能為所欲為。陳事後不再過問，並不能免責，反而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如此輕率地為一個地區的曆史問題定性，簡直就是草菅人命。怪不得為陳伯達辯護的律師說，當年審判時，陳伯達最擔心冀東一案會導致他的死刑。如果陳伯達在這個問題上都感覺“最冤枉”，那些因為陳伯達的輕易定性且在事後又不聞不問而被整死、整殘的無辜幹部群眾，又該如何？
假的：陳伯達支持保定兩派聯合
保定地區是“文革”中派性最嚴重、動亂時間持續最長的地區。當時對立的雙方，北京軍區代司令鄭維山和駐保定地區的三十八軍政委王猛對此都有自己的看法。而陳伯達在保定“文革”前期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可小視的。他作為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負責處理華北問題，也涉及了保定。
陳伯達在口述中說，在保定，三十八軍招待他，吃得很好。但省軍區支持的一派組織繳了槍，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卻有武器，“我很生氣。批評了他們”。“本來，我一路上都是強調兩派聯合的。我的講話也難免會有錯誤，那時候情況那樣亂，那樣複雜，要一句話不講錯也難，但我的目的是要使局勢盡快穩定下來。我當時和北京軍區的同誌接觸比較多，看法上會受些影響。”（《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33頁）
這些話說得有些隱晦。首先要搞明白，陳伯達說的“省軍區支持的一派繳了槍”，是真是假；還要搞清楚他是否“一路上都是強調兩派聯合的”。這些事情有答案了，陳伯達關於保定問題口述的真實性就可以判斷了。
當年，三十八軍和省軍區在“支左”問題上有矛盾，而北京軍區是讚成省軍區立場的，北京軍區的態度又是與陳伯達一致的。保定的“文革”曆史相當複雜，簡單說，就是1967年“一月風暴”奪權後，當時的北京軍區支持了一派，將另一派打成反革命。而1967年2月從東北調來保定的三十八軍卻根據中央發布的十條命令（總體精神是，軍隊不能把群眾組織定為反革命組織，定性權歸中央；對兩派群眾組織要多做思想工作，促進聯合），力主兩派聯合，因為三十八軍沒有曆史包袱。但省軍區始終不願意真正承認另一派的合法地位，因此造成對立。
陳伯達說的那一派果然繳槍了嗎？1969年4月九大期間，正是這一派組織武裝占領高碑店火車站，造成京廣線中斷數十小時的嚴重事件。周恩來通過鄭維山命令三十八軍迅速奪回高碑店車站，限時恢複京廣線。1969年4月24日，奉命赤手空拳執行任務的三十八軍一一二師用語錄宣傳戰加突然襲擊的方式，近身搏擊製伏歹徒，打通了京廣線。一一二師一名排長、一名戰士中彈犧牲。（《猛誌常在--王猛將軍傳》，原委著，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4-75頁）“文革”後，陳伯達說該派組織沒有武器，還有人說該派組織是擁護省委的“保守派”。有這麽“擁護”法的嗎？
經過“支左”部隊的艱苦工作，保定對立兩派同意於1968年1月1日宣布大聯合，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1967年12月29日，陳伯達到了保定，這就是他口述中說的，三十八軍招待他很好的那一次。他住在三十八軍軍部，接見了省軍區支持的那派組織，但拒絕接見另一派組織。因為三十八軍主張兩派聯合，所以這一派就被認作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在該派群眾到三十八軍軍部門口請求接見時，陳伯達一行從旁門匆匆離開，直奔石家莊。不知為什麽，這樣的行動被陳伯達自己說成“一路上都是強調兩派聯合的”。
陳伯達離開保定，立即宣布保定一派群眾組織為“劉鄧路線的產物”，“反動思潮集團”，三十八軍和省軍區共同努力促成的兩派大聯合毀於一旦，武鬥風潮再起。此時，三十八軍與省軍區聯合聲明支持兩派大聯合的布告已經印好，隻待公布散發。陳伯達講話改變了形勢。河北省軍區於1968年新年過後發表聲明：“1月2日和4800部隊（三十八軍）發出關於進一步促進保定實現革命大聯合的聯合聲明，是陳伯達首長和鄭維山首長在邯鄲談話之前簽發的。關於兩派都是革命組織的提法，是不符合陳伯達首長和鄭維山首長一係列指示精神的，也是不符合保定實際情況的。”（《猛誌常在--王猛將軍傳》第53-54頁）
省軍區宣布聯合聲明作廢。楊成武奉陳伯達之命要三十八軍做檢查，檢討對伯達首長不尊重的驕傲自滿錯誤和路線錯誤。（《猛誌常在--王猛將軍傳》第61頁）除非有證據說河北省軍區的上述聲明違背了陳伯達和鄭維山的意誌，是自作主張之舉。否則，陳伯達不讚成保定兩派聯合，不承認保定兩派都是合法群眾組織的態度是很明確的。這與陳伯達自稱的“一路上都是強調兩派聯合”，“我的目的是要使局勢盡快穩定下來”完全相反。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大概陳曉農也意識到父親在這個問題上說得不太清楚，於是作了許多推演。他說三十八軍是林彪的部隊，陳伯達和三十八軍對著幹，所以沒有好下場。至於三十八軍為什麽敢於和陳伯達對著幹，陳曉農猜測是毛澤東覺得陳伯達“可疑”，跟人“打了招呼”，三十八軍所為是“打招呼”的結果。陳曉農還說，毛澤東看到陳伯達與北京軍區關係太好，所以在1969年將二十七軍從南方調到石家莊，為打倒陳伯達作準備。“毛澤東吸取了武漢事件的教訓，要避免在倒陳時出現麻煩”。（《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36頁）
我看，陳曉農在這裏把自己的父親看得太重了。為了打倒陳伯達，提前一年多就調動好幾個野戰軍，也有些太小題大做了吧？
倒是陳伯達說得到位，他和北京軍區領導接觸比較多，“看法上會受些影響”，“一句話不講錯也很難”。這是實話。北京軍區把陳伯達當做“支左”的靠山，一方麵是政治上保險（至少當時如此認識是正常的），另一方麵陳伯達的主張和他們的一致，或者說他們的主張為陳伯達認可，一拍即合。
1969年4月高碑店事件之後，周恩來對三十八軍有很好的印象。自當年夏天起，周恩來代表中央宣布，保定問題由三十八軍全權負責，其他各方不許插手。這個“各方”，不僅包括河北省軍區和北京軍區，也包括了陳伯達。（《猛誌常在--王猛將軍傳》第58頁）所以陳伯達在口述中說，他雖很想促成保定問題的解決，但中央卻不讓他管了。陳曉農的說法是：“中央既不讓他再去保定，也不派其他領導人去解決保定問題。”（《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35頁）
至少可以說，陳伯達在河北和保定“促成兩派聯合”的自我表白證據不足。
假的：鄧小平當中央秘書長是陳伯達的推薦
陳伯達說，鄧小平1954年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是因為他的推薦。陳伯達稱，高崗倒台後，西北的同誌有意見。此時他向毛澤東推薦鄧小平，說鄧小平有一篇寫群眾路線的文章很好。“過去鄧小平也在西北工作過，可以團結西北的同誌。”鄧大革命時期在馮玉祥部工作過，西北有些幹部是從馮的部隊中出來的。“我和毛主席談話以後不久，中央就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代替過去高崗的地位，與我和毛主席的談話，是有些關係的。”
且不說陳伯達是否對毛澤東說過那些話，陳的表述卻有兩個重要疑點：其一，毛澤東起用鄧小平能夠安撫因為高崗倒台而不滿的西北幹部嗎？誰都知道，鄧小平是倒高的重要人物，用他來安撫西北幹部是南轅北轍。其次，憑鄧小平在馮玉祥部工作過的那一段時間，就能代表西北幹部嗎？1926年馮玉祥邀請共產黨人到西北軍做政治工作，鄧小平從蘇聯回國，於1927年2月到馮部工作，但並不是主要負責人。不到一年，鄧就因為在集會上高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被馮玉祥囚禁，而後“禮送出境”。 曆史上西北從來不屬於鄧小平山頭。
陳伯達表過功後又說：“但是小平同誌到中央以後，經過一段接觸，我又有些後悔，覺得他架子大，很不容易商量事情。”（《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20-121頁）顯然，陳伯達在這裏說的“後悔”是指他不該向毛澤東推薦鄧小平，既發泄了對鄧的不滿，又為自己添了資本。
毛澤東在解決高崗問題的過程中，起用的就是陳雲和鄧小平。培養鄧小平是毛澤東已有的思路，陳伯達即使向毛澤東推薦過鄧小平，也不大可能是鄧小平被起用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陳的“後悔”充其量是不該為鄧小平說好話而已，並不能左右鄧小平的升遷。說毛澤東起用鄧小平是為了平衡西北山頭的不滿，是因為陳伯達的推薦，是牽強附會之言。
讀曆史著作，特別是人物回憶，有作者親曆的生動詳細一麵，也有因個人立場和利益原因取舍不當的一麵，還有因時間久遠記憶偏差的一麵。我們不能不重視個人回憶，又不能全盤接受個人回憶，更不能從個人好惡出發，認為“壞人”說的都是假的，“好人”說的都是真的；符合自己看法的都是對的，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都是錯的。更有甚者，是一味追捧推翻現有定見的言論，熱衷於一鳴驚人的觀點。這些都是讀史和研史的大忌。
最恰當的辦法就是將個人回憶與其他相關的曆史資料加以對照分析，冷靜地作出盡量符合客觀事實的判斷。用這種方法讀陳伯達的回憶，這部包含著真真假假內容的著作就成為很好的曆史教材。從這個角度講，書沒有好壞，隻有讀書方法的正誤。
(相關簡介：俞虎,自由撰稿人,現居深圳，著有《告別元老》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