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 閻長貴
（本文作者係中央辦公廳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2008年第11期 炎黃春秋雜誌
文化 大革命所成立的一個組織，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體製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怎樣的？這是討論文化大革命應該和必須弄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裏，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的題目談談這個問題。
平台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是陳伯達，江青是副組長，但在中央文革小組執牛耳者是江青。陳伯達是傀儡，是“劉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獨裁”和“專政”，這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當年的紅衛兵說“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這是很到位的說法。陳伯達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們作為當事人，也都這樣或那樣地談過這個事情。
陳伯達回憶說，“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她“在小組中橫行跋扈”，“瞎想瞎說，並且說了就算”，“把小組當作她獨立的領地”，實行“獨裁”，“胡作非為”。（《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頁）
王力回憶說：在中央文革小組中陳伯達“不過是個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是聽江青的，陳伯達是常委、文革小組組長，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會上陳伯達就講：‘我不過是劉盆子。’”（《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頁）穆欣對陳伯達自稱“劉盆子”做了明確的解釋：“陳伯達之所以這樣講，無非是讓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江青當家，他這個組長不過是個傀儡而已。”（《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59頁）
關於江青控製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文革小組實行“專政”，穆欣還有更全麵、更詳細的說明，他指出：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他是江青眼中的“ 劉盆子”，是其他成員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這個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傳“聖旨”。每逢開小組會，不管原定幾點鍾開會，隻要江青還沒到會，陳伯達這個組長和其他小組成員就得耐著性子等候；開會時，經常由江青包場，“哇啦哇啦”地說個沒完，從不顧及別人的想法；一旦她與陳伯達發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會，把陳伯達拉到隔壁房間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顧問”康生，都隻好耐著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陳伯達被“打通”回來繼續開會。江青心胸狹窄，喜怒無常。得意時，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氣，別人再熱，也得把空調關掉；她講話發言時，不怕別人震耳欲聾，可是，她卻不許別人出大聲……在小組裏江青儼然就是淩駕全組之上的“女皇”。（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頁）
在中央文革小組裏，確確實實是江青說了算，“一言九鼎”。我們工作人員也看到，小組成員對組長陳伯達的話似可聽可不聽，指示可執行可不執行，而對江青的話和指示那可是說一不二，一點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話，江青對小組成員頤指氣使，小組成員對江青畢恭畢敬。
1966年8月，由於陳伯達生病住院，中共中央於8月30日發出通知：“陳伯達同誌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誌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誌代理。”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言論和行動，更有法理根據，更名正言順。
江青對陳伯達很不客氣，疾言厲色，經常像訓小孩那樣訓他。陶鑄在文革中曾對他夫人曾誌說：“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訓孫子那樣的訓斥，總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讓人受不了！”（《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頁）如果說江青對陶鑄都這樣，那她對陳伯達就更是這樣。茲舉幾例。
王力講到江青罵陳伯達要自殺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陳伯達公開宣布打倒陶鑄，對此，毛澤東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評陳伯達“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並說：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組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嚇得陳伯達要自殺，他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按：指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藥了，是江青硬拉著我去的。”康生也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評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康生在王力、關鋒“顧全大局”的勸說下主持開會，江青借口身體不好不參加，會議隻批評了陳伯達，沒有一個人批評江青，而對陳伯達的批評也是輕描淡寫——因為陳伯達都要自殺了，誰也不好再說很硬的話。後來江青知道陳伯達要自殺的事，指著他的鼻子罵：“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王力反思錄》第976—977頁）
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親耳聽到江青數落陳伯達自稱“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樓（江青住的樓）的會議室，不知江青和陳伯達商量和爭論什麽問題，忽然聽到江青劈頭蓋臉地數落陳伯達：“你張口‘小小老百姓’，閉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麽‘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稱‘小小老百姓’，不是謙虛，是推脫責任！”沒聽到陳伯達說什麽，隻聽到他“唉……”長歎一聲。“小小老百姓”確實是陳伯達的口頭禪，不論見了誰——包括普通工作人員，他都雙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過，我倒覺得，江青這個尖刻、辛辣的數落，確實抓住了陳伯達的一個致命弱點，即：好推脫責任。
語言 。後來知道是這麽回事：1967年1月19日，陳伯達在軍委召開的一次會上批評肖華，說：“肖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陳伯達的話馬上傳到北京軍區，北京軍區的造反派立即行動抄肖華的家，抓肖華，肖華從後門越牆逃走。毛澤東說肖華還要保，陳伯達嚇壞了。江青這次教訓他，是給他打氣、鼓勁。
江青對陳伯達的態度這樣，也影響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關鋒、戚本禹對陳伯達也不尊重。在公開宣布打倒陶鑄後，一次在十六樓的會議室裏，王力、關鋒、戚本禹公然奚落陳伯達，冷嘲熱諷地說他接受陶鑄的禮物；陳伯達也不說什麽，最後竟冒出這樣一句：“請本禹同誌替我在主席、江青同誌麵前多美言幾句。”聽到陳伯達向戚本禹這樣求情的話，我感到很驚訝！這“求情”的話我覺得有兩個含義：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關係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誡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麵前說他的壞話，打他的小報告。關於陳伯達收受陶鑄禮物的事，後來我問了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他們說，是陳伯達托陶鑄從香港買的一個收音機，根本不是陶鑄送的什麽禮物。
研究 一下知識分子演變的規律。江青同誌有什麽指示，您寫個條子轉給我就行。”我說：“好吧，我幫您問問江青同誌。”——陳伯達的夫人交給我這麽一個任務，我怎麽辦呢？我當然要告訴江青，要問江青。有一天晚上，從十七樓看完電影回十一樓的路上，江青坐在椅子上休息時，我向江青報告了這件事。江青氣狠狠地說：“陳伯達的老婆怎麽叫我給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應該由汪東興安排。這個地主婆不好好幹事，還叫我給他安排工作，別理她！”江青叫我“別理她”，我當然不能給她傳遞什麽信息，但我感到沒法交代——因為她畢竟是陳伯達的夫人啊！在一段時間裏我很怕碰到劉叔宴……
中央文革小組還有一件奇事和怪事，這就是開會不做記錄。為什麽？江青不讓記。開會不讓做記錄，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的表現之一。為什麽開會不讓做記錄呢？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開會她從不讓記錄。避免留下任何痕跡。”又說：“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時，應做記錄，可是卻從來不準。她以‘機密性’為托詞，行逃避責任之實。她認為，這樣，她就可以信口開河，咒天罵地，就可以大搞陰謀詭計，誰也不會在記錄本上留下她的罪惡言行。後來，周恩來經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他要求每次開會要由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他的辦公室派人做記錄。頭一次由矯玉山、周家鼎來做記錄，‘平安無事’，江青也沒有什麽反對意見，但在第二次，當王廣宇做記錄時，江青一見，立刻神經過敏,怪腔怪調地責問：‘我們開會還要做記錄麽？是誰叫你來的？’周恩來回答說：‘是我叫來的！’轉身又對王廣宇說：‘今天不用記了！’盡管是總理的決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踐踏。”（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頁）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書中反複說“小閻”（即指我）做文革小組會的記錄。如第220頁說：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江青辦公室召開緊急碰頭會，“由小閻做記錄”。第234頁說：“陳伯達抬頭望望正在緊張地做記錄的小閻。”第305頁說：“好多中央文革小組會”，小閻“都做記錄”。這純粹是胡編亂造。我從來沒參加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會，當然也沒做過記錄。林青山一點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實際情況。
江青為了能順利地在中央文革小組作威作福，實行“專政”，她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機構——辦公室（1966年底她指示改稱“辦事組”）很“關心”，很在意，以便這個辦事機構能很好地為她服務。這是一個擁有近200人的機構，其成員都是按照那個年代崇尚的德才標準，從一些中央單位，特別是軍隊，選拔來的。
現在一談到中央文革小組就是那日益減少其人數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到1968年1月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倒台（實則被相繼拋出）後，則隻剩下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個大人物，其職務：一個顧問、三個正副組長、一個組員，絕大多數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區派來參加的成員，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包括陶鑄，共14人，其中：顧問2人，正副組長5人，組員7人）。應該說，談中央文革小組光看到他們是不全麵的，也就是說，把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機構忽略掉不妥當。這個辦事機構的前兩任負責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軼歐，江青不滿意曹軼歐，就以照顧她年紀大的名義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瓊，他原是《解放軍報》記者部的主任，李訥（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1967年1月中旬在《解放軍報》造反，把宋瓊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廣宇，他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幹部，隨著王力、關鋒在1967年8月底被拋出，他被退回馬列研究院，翌年3月以“莫須有”罪名投進監獄。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矯玉山，我們時間很短，1967年12月上任，到1968年1月，大概連一個月的時間都不到，都以“莫須有”罪名投進監獄，差不多與我們同時被誣陷入獄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黨總支書記王道明，工作人員張根成、周占凱，他們都是軍隊的基層幹部。
接替我的是李訥，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後一任，也是“穩坐釣魚台”、善始善終的一任。當我被任命為辦事機構負責人的時候，還是江青的秘書。她為什麽要我當辦事機構的負責人？就是因為她當時還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幫她或替她控製辦事機構。我因“莫須有”的“坐探”罪名投進監獄後，江青又叫她女兒接這個位置，這清楚不過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製這個辦事機構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達到了。李訥當了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負責人，——按照陳伯達的說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當了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陳伯達遺稿》，第109頁）江青不僅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進行這樣或那樣的鬥爭，清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剩下他們五個大人物。其情況比較複雜，我不妄加評議。而她把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十幾個一般工作人員（我這裏沒把名字都列出來）投進監獄，關押多年，沒有一個不是錯的，沒有一個不是冤案！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的“業績 ”……
（本文作者係中央辦公廳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本文作者係中央辦公廳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2008年第11期 炎黃春秋雜誌
陳伯達回憶說，“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她“在小組中橫行跋扈”，“瞎想瞎說，並且說了就算”，“把小組當作她獨立的領地”，實行“獨裁”，“胡作非為”。（《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頁）
王力回憶說：在中央文革小組中陳伯達“不過是個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是聽江青的，陳伯達是常委、文革小組組長，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會上陳伯達就講：‘我不過是劉盆子。’”（《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頁）穆欣對陳伯達自稱“劉盆子”做了明確的解釋：“陳伯達之所以這樣講，無非是讓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江青當家，他這個組長不過是個傀儡而已。”（《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59頁）
關於江青控製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文革小組實行“專政”，穆欣還有更全麵、更詳細的說明，他指出：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他是江青眼中的“ 劉盆子”，是其他成員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這個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傳“聖旨”。每逢開小組會，不管原定幾點鍾開會，隻要江青還沒到會，陳伯達這個組長和其他小組成員就得耐著性子等候；開會時，經常由江青包場，“哇啦哇啦”地說個沒完，從不顧及別人的想法；一旦她與陳伯達發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會，把陳伯達拉到隔壁房間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顧問”康生，都隻好耐著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陳伯達被“打通”回來繼續開會。江青心胸狹窄，喜怒無常。得意時，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氣，別人再熱，也得把空調關掉；她講話發言時，不怕別人震耳欲聾，可是，她卻不許別人出大聲……在小組裏江青儼然就是淩駕全組之上的“女皇”。（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頁）
在中央文革小組裏，確確實實是江青說了算，“一言九鼎”。我們工作人員也看到，小組成員對組長陳伯達的話似可聽可不聽，指示可執行可不執行，而對江青的話和指示那可是說一不二，一點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話，江青對小組成員頤指氣使，小組成員對江青畢恭畢敬。
1966年8月，由於陳伯達生病住院，中共中央於8月30日發出通知：“陳伯達同誌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誌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誌代理。”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言論和行動，更有法理根據，更名正言順。
江青對陳伯達很不客氣，疾言厲色，經常像訓小孩那樣訓他。陶鑄在文革中曾對他夫人曾誌說：“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訓孫子那樣的訓斥，總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讓人受不了！”（《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頁）如果說江青對陶鑄都這樣，那她對陳伯達就更是這樣。茲舉幾例。
王力講到江青罵陳伯達要自殺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陳伯達公開宣布打倒陶鑄，對此，毛澤東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評陳伯達“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並說：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組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嚇得陳伯達要自殺，他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按：指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藥了，是江青硬拉著我去的。”康生也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評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康生在王力、關鋒“顧全大局”的勸說下主持開會，江青借口身體不好不參加，會議隻批評了陳伯達，沒有一個人批評江青，而對陳伯達的批評也是輕描淡寫——因為陳伯達都要自殺了，誰也不好再說很硬的話。後來江青知道陳伯達要自殺的事，指著他的鼻子罵：“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王力反思錄》第976—977頁）
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親耳聽到江青數落陳伯達自稱“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樓（江青住的樓）的會議室，不知江青和陳伯達商量和爭論什麽問題，忽然聽到江青劈頭蓋臉地數落陳伯達：“你張口‘小小老百姓’，閉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麽‘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稱‘小小老百姓’，不是謙虛，是推脫責任！”沒聽到陳伯達說什麽，隻聽到他“唉……”長歎一聲。“小小老百姓”確實是陳伯達的口頭禪，不論見了誰——包括普通工作人員，他都雙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過，我倒覺得，江青這個尖刻、辛辣的數落，確實抓住了陳伯達的一個致命弱點，即：好推脫責任。
江青對陳伯達的態度這樣，也影響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關鋒、戚本禹對陳伯達也不尊重。在公開宣布打倒陶鑄後，一次在十六樓的會議室裏，王力、關鋒、戚本禹公然奚落陳伯達，冷嘲熱諷地說他接受陶鑄的禮物；陳伯達也不說什麽，最後竟冒出這樣一句：“請本禹同誌替我在主席、江青同誌麵前多美言幾句。”聽到陳伯達向戚本禹這樣求情的話，我感到很驚訝！這“求情”的話我覺得有兩個含義：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關係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誡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麵前說他的壞話，打他的小報告。關於陳伯達收受陶鑄禮物的事，後來我問了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他們說，是陳伯達托陶鑄從香港買的一個收音機，根本不是陶鑄送的什麽禮物。
中央文革小組還有一件奇事和怪事，這就是開會不做記錄。為什麽？江青不讓記。開會不讓做記錄，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的表現之一。為什麽開會不讓做記錄呢？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開會她從不讓記錄。避免留下任何痕跡。”又說：“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時，應做記錄，可是卻從來不準。她以‘機密性’為托詞，行逃避責任之實。她認為，這樣，她就可以信口開河，咒天罵地，就可以大搞陰謀詭計，誰也不會在記錄本上留下她的罪惡言行。後來，周恩來經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他要求每次開會要由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他的辦公室派人做記錄。頭一次由矯玉山、周家鼎來做記錄，‘平安無事’，江青也沒有什麽反對意見，但在第二次，當王廣宇做記錄時，江青一見，立刻神經過敏,怪腔怪調地責問：‘我們開會還要做記錄麽？是誰叫你來的？’周恩來回答說：‘是我叫來的！’轉身又對王廣宇說：‘今天不用記了！’盡管是總理的決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踐踏。”（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頁）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書中反複說“小閻”（即指我）做文革小組會的記錄。如第220頁說：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江青辦公室召開緊急碰頭會，“由小閻做記錄”。第234頁說：“陳伯達抬頭望望正在緊張地做記錄的小閻。”第305頁說：“好多中央文革小組會”，小閻“都做記錄”。這純粹是胡編亂造。我從來沒參加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會，當然也沒做過記錄。林青山一點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實際情況。
江青為了能順利地在中央文革小組作威作福，實行“專政”，她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機構——辦公室（1966年底她指示改稱“辦事組”）很“關心”，很在意，以便這個辦事機構能很好地為她服務。這是一個擁有近200人的機構，其成員都是按照那個年代崇尚的德才標準，從一些中央單位，特別是軍隊，選拔來的。
現在一談到中央文革小組就是那日益減少其人數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到1968年1月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倒台（實則被相繼拋出）後，則隻剩下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個大人物，其職務：一個顧問、三個正副組長、一個組員，絕大多數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區派來參加的成員，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包括陶鑄，共14人，其中：顧問2人，正副組長5人，組員7人）。應該說，談中央文革小組光看到他們是不全麵的，也就是說，把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機構忽略掉不妥當。這個辦事機構的前兩任負責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軼歐，江青不滿意曹軼歐，就以照顧她年紀大的名義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瓊，他原是《解放軍報》記者部的主任，李訥（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1967年1月中旬在《解放軍報》造反，把宋瓊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廣宇，他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幹部，隨著王力、關鋒在1967年8月底被拋出，他被退回馬列研究院，翌年3月以“莫須有”罪名投進監獄。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矯玉山，我們時間很短，1967年12月上任，到1968年1月，大概連一個月的時間都不到，都以“莫須有”罪名投進監獄，差不多與我們同時被誣陷入獄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黨總支書記王道明，工作人員張根成、周占凱，他們都是軍隊的基層幹部。
接替我的是李訥，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後一任，也是“穩坐釣魚台”、善始善終的一任。當我被任命為辦事機構負責人的時候，還是江青的秘書。她為什麽要我當辦事機構的負責人？就是因為她當時還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幫她或替她控製辦事機構。我因“莫須有”的“坐探”罪名投進監獄後，江青又叫她女兒接這個位置，這清楚不過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製這個辦事機構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達到了。李訥當了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負責人，——按照陳伯達的說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當了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陳伯達遺稿》，第109頁）江青不僅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進行這樣或那樣的鬥爭，清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剩下他們五個大人物。其情況比較複雜，我不妄加評議。而她把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十幾個一般工作人員（我這裏沒把名字都列出來）投進監獄，關押多年，沒有一個不是錯的，沒有一個不是冤案！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的“業績 ”……
（本文作者係中央辦公廳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