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1904年－1989年），福建惠安人，中國共產黨政治人物。他曾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輿論發言人，後來更被視為文革前期除四人幫之外的「第五號人物」。
陳伯達生平
陳伯達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1926－1927年間國民革命軍發動的北伐戰爭，後去莫斯科工作。1930年他返回中國，在北京教書，1937年去延安。
陳伯達在195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寫了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此兩篇著作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1958年，陳伯達開始擔任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的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
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被指充當林彪勢力的主要成員。但在1971年廬山會議上，他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問題和“天才論”問題上的公開輿論鼓動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從此他便從中國大陸政壇消失。部分學者認為，他為毛澤東與林彪相互鬥爭下的犧牲品。*
文革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但他很快由於健康原因獲釋，直到病終。
1904～1989） 福建惠安人。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0年回國後，先後在北平中國大學、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有《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
陳伯達，又名陳尚友，曾用名王通、曲突、陳誌梅、周全、梅莊、史達、王文殊、陳萬裏等。1904年出生於福建省惠安縣一個“四代書香”的破落家庭。據有關資料介紹，他的曾祖父是進士，清朝刑部雲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鄉進士、惠安縣文峰書院院長，到他父親這一代，家庭破落了。其家庭71人，有鄉進士、秀才、官吏、特務、憲兵、保長等23人。其中有四人被鎮壓、一人被管製、一人被監督勞動，11人在台灣和海外。
陳伯達20歲時出外闖蕩江湖，他曾和叛徒陳文總、大批發商林紹平結拜兄弟，按年齡，以“鬆、竹、梅”為序，他排老三，後來他在名字中有“梅”字，可能由此而來。
1925年，陳伯達在廈門經黃振家介紹加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投身於革命，不久後到上海讀書，和康生是同學。當時的上海大學校長是於右任、總務長為鄧中夏、教務長為瞿秋白。他曾在上海《洪水》雜誌發表過一篇反共文章。此後，他轉入廣州中山大學，又回到廈門，同國民黨右派梁龍光、黃振家等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1926年國民黨的右派和左派（主要是共產黨），進行組織複雜的鬥爭。陳伯達曾策劃和指點國民黨右派，圍攻廣東黨團區委派到廈門農民講習所的特派員羅明。陳伯達曾說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失敗，……中國共產黨是個‘盧布黨’。”
1926年陳伯達經張餘生介紹到張貞獨立六十四師擔任過秘書。同年冬，陳伯達又進入國民黨汕頭市黨部，擔任秘書，還兼任何應欽在福州辦的東路軍軍官學校的政治教官。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國民黨“清黨”，陳伯達被通緝，張貞給他1000元錢，派人將他護送上船，一直到上海。
陳伯達自己說他由陳明和張餘生介紹，1927年於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陳伯達被捕，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他向張貞的親屬、軍需員張達卿寫信求救。張貞出款2000元，由王雨亭、陳文總到北京活動，經原東北軍少將邰斌山的關係，陳伯達辦了出獄手續……
陳伯達，在白區工作，曾任北方局宣傳部出版科長、宣傳部長。1937年2月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員會”成員。1937年9月從北平到延安，開始不被重視，仍擔任10年前的職務——宣傳部出版科長。1938年6月，陳伯達托王明把他寫的《三民主義概論》一書帶到重慶出版。書中極其錯誤地對北伐前夕的蔣介石做了過高的吹捧，毛澤東發現後對他進行了指點。
陳伯達與毛澤東探討中國古代哲學，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39年春調到毛澤東主席辦公室工作，成為毛澤東的秘書。1943年7月10日陳伯達經毛澤東主席的授意和修改，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長文《評〈中國之命運〉》，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做了抨擊，引起國內外的關注，而陳伯達也因此出名。
陳伯達，這個貌似迂腐，甚至連話也講不清爽，自稱“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實是個大奸似忠的大大野心家、陰謀家、投機分子。1949年12月，陳伯達跟隨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前，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祝壽文章，稱斯大林為“世界最偉大的人物”、“天才導師”，稱毛澤東為“斯大林的學生和戰友”。若幹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則稱毛澤東為“世界最偉大的人物”和“天才導師”，而林彪為“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這是耐人尋味的。陳伯達在訪蘇期間，為取悅於斯大林，嘩眾取寵，喧賓奪主，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1956年9月28日，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9年7月到8月中旬廬山會議，陳伯達弄錯了風向，險些翻車，他很會投機取巧，從反“左”急轉彎，跟著“反右派”大批彭德懷，大罵彭德懷參加革命“是來入股的”，說他“有軍閥習氣”，有“反骨”；就是這個陳伯達，他曾毛遂自薦，主動幫助劉少奇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曾幾何時，黑白顛倒，“文化大革命”中他批這本書“反動得不能再反動了”；1964年他欣賞推薦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以後又大批《桃園經驗》；又是這個陳伯達，開始沒有擠上批判《海瑞罷官》那班車，他幾次去找江青密談，求情“入夥”，這才成了江青的一員“大將”。
“文化大革命”伊始，這個很會鑽營的陳伯達，投靠江青、康生，也真的扶搖直上，顯赫一時：他起草《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接管《人民日報》，6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殺氣騰騰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在全國從“破四舊”開始，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令，使多少幹部群眾無端受到誣陷、迫害；7月27日至30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陳伯達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第五號人物；他夥同江青、康生誣陷迫害國家主席劉少奇，誣陷陸定一。他在唐山一句話，就可以使上萬人挨批鬥，幾千幹部群眾被迫害致死；他還可以把幾十年前的傳聞拿來栽贓陷害朱德、陳毅、劉伯承等元帥。……為了篡黨奪權，他尾隨江青，幹盡了壞事，可謂囂張一時，瘋狂至極！直到兵敗廬山。
陳伯達投靠江青，後來漸漸失寵，在黨的“九大”前夕，他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矛盾加深，以致被冷落。他及時窺測風向，決定另攀高枝，改換門庭，於是又是送禮又是求情，跑到毛家灣向葉群獻殷勤，投靠了林彪。陳伯達於1970年8月23日，在廬山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密切配合林彪大造“天才論”，搞“和平過渡”篡黨奪權陰謀的罪惡活動，為林彪助威，提供“炮彈”，炮製“天才語錄”，第一個被捉，翻了車，倒了大黴。1970年10月18日被軟禁、審查，不久，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陳伯達陷入沒頂之災。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後，陳伯達即被投入秦城監獄，後因病在病房中監護。
陳伯達這個投機分子，大大野心家，過去在向他的一個同鄉吐露心曲時說：“最要緊的是跟人，跟準一個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陳伯達的一生和他的罪惡道路，大概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