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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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青起勁地掀起“評《水滸》”運動的時候，周恩來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來在醫院裏會見羅馬尼亞黨中央書記伊利那·維爾德茨。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周恩來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周恩來頗為感慨地回首當年：“時間過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四個多鍾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連四分鍾也走不了了!”
在這次會見之後，周恩來病危，9月20日要進行第四次手術。這是一次大手術。如果發生意外，他躺在手術台上將永遠不會起來。他意識到這一點，也意識到江青正咄咄逼人。為了防止後患，他在進入手術室之前，囑令秘書調來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關於伍豪事件專題講話的錄音整理稿，用顫抖的手，在第一頁上簽了名，還寫了：“於進入手術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寫了“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前”字。他在這樣的時刻，仍不忘那份講話稿，表明了他對江青的嚴重不安。他知道，江青會鬧事，會拋出伍豪事件往他臉上抹黑！
在周恩來病情惡化的日子裏，毛澤東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澤東的一隻眼睛，由北京廣安門醫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術。動手術的時間，據張玉鳳回憶，是1975年8月中旬，而蘆荻則告訴筆者說是7月29日——應當說，蘆荻的回憶更準確。
手術是在毛澤東住處做的。動手術時，周恩來不顧病體，和鄧小平一起在外間守候。手術很順利。不久，毛澤東的一隻眼睛複明了。
可是，毛澤東的肺氣腫轉為肺心病，日益嚴重。他的講話變得困難，發音含混不清。有時，不得不由張玉鳳根據他的口形、表情進行揣摸，說出他的意思。如果他點點頭，表明揣摸對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澤東另裝了一架“專線電話”。“電話”的這一頭是毛澤東，另一頭是政治局。政治局開會，靠此人去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外麵的情況，則靠此人來到毛澤東的病榻前匯稟。
這架“專線電話”，便是毛澤東身邊的“聯絡員”。
此人乃毛澤東之侄毛遠新。“文革”之初，紅衛兵們廣為印發一份傳單，標題為《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毛遠新的名字才為人們所知。借助於毛澤東的威望，這個從大學畢業不算太久的年輕人，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
其實，這“聯絡員”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發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毛遠新充任“聯絡員”，使江青與毛澤東的聯係變得密切：那時的她，與毛澤東分居。她住釣魚台，毛澤東住在中南海遊泳池旁。她屢受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已經看出她有野心。她這“第一夫人”，與毛澤東之間已隔著一堵牆。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寫給張玉鳳的一封信，已經清楚地反映出她與毛澤東之間關係已日益疏遠———
玉鳳同誌：
那筆錢能否取出八千元？因為如從1968年算起，我應歸還八千元，從1969年起我應歸還七千元。當然，可以不歸還，不過還了心安理得。這七八千元，主要用於照像、購買燈光裝製（引者注：“製”似應為“置”），燈光我送給新華社了，沒有算錢。是黨和國家財產，不應算錢，不能慷國家之慷（引者注：應為“慨”）。如不取，請在主席暇時，報主席，再請主席給八千錢。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澤東要錢，得給張玉鳳寫信，而且要張玉鳳在“主席暇時，報主席”，這位“第一夫人”其實早已隻是徒有虛名罷了。隻是她每一回在公眾場合露麵，總是說：“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們來了”，“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她竭力用這樣的話語，在群眾麵前為自己樹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遠新來到了毛澤東身邊，毛遠新成了她的“傳聲筒”。
毛遠新向來對江青言聽計從，何況又是毛澤東的親屬，他來到毛澤東身邊，充當“聯絡員”，在江青看來是最佳人選。
1991年7月20日筆者在上海訪問了毛遠新，他抽著煙，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鳳生活在一起。
毛澤東一共有兩個侄子。
賀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澤覃之子。毛澤覃是毛澤東的小弟弟。筆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訪了賀麓成。
賀麓成的生母是賀怡，賀怡即賀子珍胞妹。所以，賀麓成既是毛澤東的侄子，又是毛澤東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為賀麓成的母親是賀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賀麓成憑著自己的努力，成為中國的導彈專家。盡管他在北京工作，無緣見毛澤東一麵。直至毛澤東去世之後，經毛澤東和賀子珍所生的女兒李敏再三堅持，才把賀麓成列入毛澤東親屬名單，參加守靈。
毛遠新是毛澤民之子。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和朱丹華（又名朱旦華）結婚，於1941年2月生下毛遠新。1943年9月，毛澤民被新疆軍閥殺害於迪化（今烏魯木齊）。1945年7月，朱丹華帶著年幼的毛遠新來到延安。
朱丹華後來改嫁給方誌敏之弟方誌純，毛遠新也就隨方誌純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華到北京開會，把毛遠新也帶往北京。會議結束後，朱丹華帶毛遠新進中南海看望毛澤東。
朱丹華對毛澤東說，毛遠新想在北京上學。這樣，毛遠新就來到毛澤東身邊。
毛遠新比李訥小半歲，他們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學。毛澤東、江青待毛遠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遠新小學畢業，考入北京一○一中學。
1960年，毛遠新上完中學，由於學業優秀，學校打算保送他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毛澤東聽說此事，搖頭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遠新當即說：“那我就去考。你說什麽大學難考，我就考什麽大學！”
毛澤東笑道：“要麽北大，要麽清華。”
毛遠新說：“我就考清華！”
果真，毛遠新憑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係。
毛遠新在清華大學學了一個學期，對毛澤東說：“我的許多同學都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我也喜歡那裏。我想轉學到那裏，好嗎？”
毛澤東同意了。
從此，毛遠新轉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每逢寒暑假，毛遠新回到毛澤東身邊。
1964年暑假，毛遠新在中南海住。毛澤東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澤東和毛遠新談話。事後，毛遠新追記了這一次談話。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從此毛遠新聞名全國。
《談話紀要》中有毛澤東關於教育問題的意見：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1965年，毛遠新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接照毛澤東談話的精神，他到防空導彈三營一連當兵。
不久，“文革”開始。當時規定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可以回校參加運動，毛遠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被紅衛兵作為傳單廣為印行，毛遠新的身份也就廣為人知。
1968年，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遠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擔任沈陽軍區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遠新跟江青關係不錯。江青視他如自己的兒子。在家中，江青喊毛遠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遠新則喊江青為“媽媽”。
毛遠新在政治上緊跟江青。
一是在1973年各大學恢複招生時，張鐵生交了白卷，卻被毛遠新封為“反潮流英雄”。
二是創造了“朝農經驗”。“朝農”即朝陽農學院（前身為沈陽農學院），實行“開門辦學”，在1974年被樹為全國“教育革命”的“先進典型”。
1975年9月，毛澤東病情加重，言語不清，毛遠新當“聯絡員”，一下子就掌握了發布“最高指示”的大權。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第一審訊室對江青和毛遠新的密切關係所作的交待，說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補充一點，在批鄧中毛遠新是起了很壞的作用的。
審判員：毛遠新是怎麽參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遠新是以毛主席的聯絡員的名義列席政治局會議的，但他又不像是聯絡員，他的每次發言都成了中心調子，每次傳達毛主席指示之後，都有他自己的解釋，而且還說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這就超過了聯絡員的職責，這也說明當時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批鄧時，他經常跑到江青身邊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對毛遠新也是沒有什麽顧慮的，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聽說毛遠新是由江青扶養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歡叫毛遠新乳名“小豆子”，毛遠新也一直稱江青“媽媽”。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得意地說：“遠新也當了幾年省委書記了，政治局會上我叫他同誌，他叫我同誌，回到家裏愛叫什麽就叫什麽。”
審判員：毛遠新和江青的關係你是怎麽知道的？你還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講毛遠新是孩子一類的話，是在政治局會上說的。另外我聽王秀珍說過，毛遠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紹的，原來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一個工人。我覺得這都不是很正常的現象。
審判員：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處心積慮地要第二次打倒鄧小平同誌，目的是什麽？後果是什麽？這是什麽性質問題？
姚文元：這個，我也不知道。“四人幫”反對鄧小平副主席有很複雜的曆史背景，也有各種不同的原因。當時毛主席還健在，鄧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問題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麽會在毛遠新匯報後一下子轉過來了？沒有人解釋過，我也有這個疑問，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個感覺，覺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養毛遠新。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是我的一種感受，錯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審判員：好，今天就交待到這裏吧。
被審人簽名：以上記錄我看過，補充說明附後。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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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青起勁地掀起“評《水滸》”運動的時候，周恩來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來在醫院裏會見羅馬尼亞黨中央書記伊利那·維爾德茨。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周恩來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周恩來頗為感慨地回首當年：“時間過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四個多鍾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連四分鍾也走不了了!”
在這次會見之後，周恩來病危，9月20日要進行第四次手術。這是一次大手術。如果發生意外，他躺在手術台上將永遠不會起來。他意識到這一點，也意識到江青正咄咄逼人。為了防止後患，他在進入手術室之前，囑令秘書調來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關於伍豪事件專題講話的錄音整理稿，用顫抖的手，在第一頁上簽了名，還寫了：“於進入手術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寫了“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前”字。他在這樣的時刻，仍不忘那份講話稿，表明了他對江青的嚴重不安。他知道，江青會鬧事，會拋出伍豪事件往他臉上抹黑！
在周恩來病情惡化的日子裏，毛澤東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澤東的一隻眼睛，由北京廣安門醫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術。動手術的時間，據張玉鳳回憶，是1975年8月中旬，而蘆荻則告訴筆者說是7月29日——應當說，蘆荻的回憶更準確。
手術是在毛澤東住處做的。動手術時，周恩來不顧病體，和鄧小平一起在外間守候。手術很順利。不久，毛澤東的一隻眼睛複明了。
可是，毛澤東的肺氣腫轉為肺心病，日益嚴重。他的講話變得困難，發音含混不清。有時，不得不由張玉鳳根據他的口形、表情進行揣摸，說出他的意思。如果他點點頭，表明揣摸對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澤東另裝了一架“專線電話”。“電話”的這一頭是毛澤東，另一頭是政治局。政治局開會，靠此人去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外麵的情況，則靠此人來到毛澤東的病榻前匯稟。
這架“專線電話”，便是毛澤東身邊的“聯絡員”。
此人乃毛澤東之侄毛遠新。“文革”之初，紅衛兵們廣為印發一份傳單，標題為《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毛遠新的名字才為人們所知。借助於毛澤東的威望，這個從大學畢業不算太久的年輕人，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
其實，這“聯絡員”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發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毛遠新充任“聯絡員”，使江青與毛澤東的聯係變得密切：那時的她，與毛澤東分居。她住釣魚台，毛澤東住在中南海遊泳池旁。她屢受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已經看出她有野心。她這“第一夫人”，與毛澤東之間已隔著一堵牆。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寫給張玉鳳的一封信，已經清楚地反映出她與毛澤東之間關係已日益疏遠———
玉鳳同誌：
那筆錢能否取出八千元？因為如從1968年算起，我應歸還八千元，從1969年起我應歸還七千元。當然，可以不歸還，不過還了心安理得。這七八千元，主要用於照像、購買燈光裝製（引者注：“製”似應為“置”），燈光我送給新華社了，沒有算錢。是黨和國家財產，不應算錢，不能慷國家之慷（引者注：應為“慨”）。如不取，請在主席暇時，報主席，再請主席給八千錢。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澤東要錢，得給張玉鳳寫信，而且要張玉鳳在“主席暇時，報主席”，這位“第一夫人”其實早已隻是徒有虛名罷了。隻是她每一回在公眾場合露麵，總是說：“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們來了”，“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她竭力用這樣的話語，在群眾麵前為自己樹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遠新來到了毛澤東身邊，毛遠新成了她的“傳聲筒”。
毛遠新向來對江青言聽計從，何況又是毛澤東的親屬，他來到毛澤東身邊，充當“聯絡員”，在江青看來是最佳人選。
1991年7月20日筆者在上海訪問了毛遠新，他抽著煙，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鳳生活在一起。
毛澤東一共有兩個侄子。
賀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澤覃之子。毛澤覃是毛澤東的小弟弟。筆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訪了賀麓成。
賀麓成的生母是賀怡，賀怡即賀子珍胞妹。所以，賀麓成既是毛澤東的侄子，又是毛澤東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為賀麓成的母親是賀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賀麓成憑著自己的努力，成為中國的導彈專家。盡管他在北京工作，無緣見毛澤東一麵。直至毛澤東去世之後，經毛澤東和賀子珍所生的女兒李敏再三堅持，才把賀麓成列入毛澤東親屬名單，參加守靈。
毛遠新是毛澤民之子。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和朱丹華（又名朱旦華）結婚，於1941年2月生下毛遠新。1943年9月，毛澤民被新疆軍閥殺害於迪化（今烏魯木齊）。1945年7月，朱丹華帶著年幼的毛遠新來到延安。
朱丹華後來改嫁給方誌敏之弟方誌純，毛遠新也就隨方誌純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華到北京開會，把毛遠新也帶往北京。會議結束後，朱丹華帶毛遠新進中南海看望毛澤東。
朱丹華對毛澤東說，毛遠新想在北京上學。這樣，毛遠新就來到毛澤東身邊。
毛遠新比李訥小半歲，他們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學。毛澤東、江青待毛遠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遠新小學畢業，考入北京一○一中學。
1960年，毛遠新上完中學，由於學業優秀，學校打算保送他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毛澤東聽說此事，搖頭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遠新當即說：“那我就去考。你說什麽大學難考，我就考什麽大學！”
毛澤東笑道：“要麽北大，要麽清華。”
毛遠新說：“我就考清華！”
果真，毛遠新憑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係。
毛遠新在清華大學學了一個學期，對毛澤東說：“我的許多同學都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我也喜歡那裏。我想轉學到那裏，好嗎？”
毛澤東同意了。
從此，毛遠新轉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每逢寒暑假，毛遠新回到毛澤東身邊。
1964年暑假，毛遠新在中南海住。毛澤東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澤東和毛遠新談話。事後，毛遠新追記了這一次談話。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從此毛遠新聞名全國。
《談話紀要》中有毛澤東關於教育問題的意見：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1965年，毛遠新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接照毛澤東談話的精神，他到防空導彈三營一連當兵。
不久，“文革”開始。當時規定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可以回校參加運動，毛遠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被紅衛兵作為傳單廣為印行，毛遠新的身份也就廣為人知。
1968年，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遠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擔任沈陽軍區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遠新跟江青關係不錯。江青視他如自己的兒子。在家中，江青喊毛遠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遠新則喊江青為“媽媽”。
毛遠新在政治上緊跟江青。
一是在1973年各大學恢複招生時，張鐵生交了白卷，卻被毛遠新封為“反潮流英雄”。
二是創造了“朝農經驗”。“朝農”即朝陽農學院（前身為沈陽農學院），實行“開門辦學”，在1974年被樹為全國“教育革命”的“先進典型”。
1975年9月，毛澤東病情加重，言語不清，毛遠新當“聯絡員”，一下子就掌握了發布“最高指示”的大權。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第一審訊室對江青和毛遠新的密切關係所作的交待，說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補充一點，在批鄧中毛遠新是起了很壞的作用的。
審判員：毛遠新是怎麽參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遠新是以毛主席的聯絡員的名義列席政治局會議的，但他又不像是聯絡員，他的每次發言都成了中心調子，每次傳達毛主席指示之後，都有他自己的解釋，而且還說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這就超過了聯絡員的職責，這也說明當時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批鄧時，他經常跑到江青身邊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對毛遠新也是沒有什麽顧慮的，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聽說毛遠新是由江青扶養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歡叫毛遠新乳名“小豆子”，毛遠新也一直稱江青“媽媽”。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得意地說：“遠新也當了幾年省委書記了，政治局會上我叫他同誌，他叫我同誌，回到家裏愛叫什麽就叫什麽。”
審判員：毛遠新和江青的關係你是怎麽知道的？你還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講毛遠新是孩子一類的話，是在政治局會上說的。另外我聽王秀珍說過，毛遠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紹的，原來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一個工人。我覺得這都不是很正常的現象。
審判員：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處心積慮地要第二次打倒鄧小平同誌，目的是什麽？後果是什麽？這是什麽性質問題？
姚文元：這個，我也不知道。“四人幫”反對鄧小平副主席有很複雜的曆史背景，也有各種不同的原因。當時毛主席還健在，鄧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問題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麽會在毛遠新匯報後一下子轉過來了？沒有人解釋過，我也有這個疑問，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個感覺，覺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養毛遠新。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是我的一種感受，錯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審判員：好，今天就交待到這裏吧。
被審人簽名：以上記錄我看過，補充說明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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