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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忘記的端納

(2023-02-05 00:09:50) 下一個

不該忘記的端納

——王亞法

 

  

一,端納是誰

 

假設我站在悉尼的街頭,採訪一百個澳洲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會一臉迷茫,搖頭不語;假設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的街頭,再採訪一百個中國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低頭尋思,不知所答。

那麼端納究竟是誰呢?

一八七五年,端納(Willam Herry Donald)出生於離悉尼一百五十公裏,一個叫Lithgow的小鎮,其祖先為蘇格蘭人。他從小跟做建築包工頭的父親當助手,中學畢業後,離開Lithgow,去墨爾本和悉尼報社打工,就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他雖然學歷不高,但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天資,從校對做起,升任編輯和記者。

       一九〇二年他離別髮妻,獨自前往香港,在《中國郵報(China Mail)》當記者,八年後升任經理,同時兼任《紐約捷報New York Herald》駐港通訊員、《遠東雜誌 Far Eastern Reviw》總編,和英國《曼切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記者。期間正逢“日俄戰爭”,他寫了大量關於戰爭的報道,由此聲名鵲起,成為英美兩國駐港的著名記者。

在香港期間,他看到港英政府對中國民眾的歧視,深感不平,他認為中國人聰明勤勞,不該受這等待遇;而當時的滿清政府,思想僵化,政府腐敗,不黯國際事務,處於風雨飄渺之中。於是他決定前往內地,幫助中國;另一說法,指英美陣營感到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陰謀,將影響西方的利益,所以派端納來中國,但不管怎樣,端納在中國內憂外患的緊要關頭,來幫助是真誠的,無私的。

 

 

二,初到中國

 

       一九〇四年左右,端納從香港來到廣州,首先採訪的,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人駿。

張人駿是張愛玲祖父張佩綸的堂侄,按輩分算是張愛玲的堂伯父。張人駿體魄高大,文革中他的墳墓被發掘,據目擊者說,屍身長1.75左右……當然這是題外話。

端納來到廣州,沒走英國領事館向總督府發通知的官方路徑,而是獨身前往,要求直接會見張人駿本人,但張人駿嫌端納是年輕的小記者,不屑召見。

端納在總督府門口守候了三天,他的執著終於感動了總督府的幕僚溫宗堯,經過溫宗堯說服,張人駿才答應接受採訪。

       自古以來,“自狂”和“自卑”是中國官場的兩個麵,起始張人駿不屑端納年輕,於是擺足架子,不予接見,聽了溫宗堯介紹,又心生自卑,轉而欲開酒會來禮待。

       溫宗堯轉告端納,說總督要開酒會招待你。

端納聽罷,搖頭說:“我不會飲酒,隻要安排採訪即可,不必浪費時間。”

溫宗堯勸他:“為應付官場禮節,你可作佯飲。”

端納生氣回絕:“這是不誠實的做法,我不願做!”

溫宗堯把端納的原話稟告張人駿。

張人駿聽後大喜,覺得這個年輕洋人誠實可信,於是漏夜召見。

張人駿和端納長談,覺得他見多識廣,邏輯清晰,分析事理,有條不紊,兩人一直談到天明,第二天張人駿就聘請端納,當兩廣總督府的名譽顧問。

 端納上任不久,便發生了一起“二辰號事件”,起因是革命黨人僱用日本輪“二辰號”,將澳門的一批軍火運往廣州,不料船到珠江口,被清軍截獲,混亂中清軍扯碎了太陽旗,於是日本公使向清廷發難,要挾申飭兩廣總督張人駿,向日本國旗下跪賠禮,並賠償一百二十萬兩白銀。慈禧經不住日方的威逼,下旨令張人駿飭遵。

張人駿冤屈難言,找端納商議對策。

端納對日方的無理勒索,非常氣憤,立刻聯絡廣州七十二個工商團體、十三個慈善機構和總商會,大造聲勢,發動民眾遊行,抵製日貨。一番鬧騰,日方見勢不妙,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此舉被中國後來的執政者反復仿效,成為對付列強的妙招,屢用不鮮。老朽敲鍵至此,會心一笑。

 

 

三,結識民國政要

 

       一九〇九年,張人駿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納沒有跟隨。他看到清廷風雨飄搖,搖搖欲墜,預感中國將有大變。他來到上海,經革命黨朋友王正廷和王惠寵的推薦,擔任了孫中山的政治顧問,並幫孫中山擬寫“臨時大總統對外宣言”,由此獲得了新政府頒發的金質獎章,上麵刻有孫中山和端納的名字。

       一九一一年,南北議和時,袁世凱持強要當民國大總統,孫中山紆尊降貴,讓出隻當了四十四天的總統職位,轉任鐵路督辦。

孫中山一上任就掛了花車,由端納陪同,沿鐵路線考察,聽他介紹英國在印度和非洲建造鐵路的成功歷史,深得孫中山的讚許。

       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財政部長周自齊,麾下缺乏懂經濟的人材,因顧維鈞和端納常出入他的門下,他欣賞端納的組織能力,就撥十萬兩銀子,委託他組織“經濟討論處”,出版中英文周刊,向歐美等國招商。說到周自齊,老朽最近從微信上看到,其如夫人在文革中被北京造反派活生生割下頭顱,據說此案尚未了結,後人還在追訴。當然這又是題外話。

       老朽還見過一段野史記載,不知真假,現原文抄錄:

       袁世凱稱帝前,端納曾進謁勸阻,並告訴他,你所閱之報章均係屬下偽造。袁氏不聽,還是抱笏登場。蔡鍔在雲南首先發難,各省旋即響應,袁氏始有悔意,向端納求助,欲往香港或威海衛英租界避難;英國不允,端納求見美國公使芮恩施,要求美國海軍陸戰隊闖入新華宮,解救袁氏。芮恩施認為端納的建議甚為荒唐,沒有答應。

       從上文可見,端納和袁世凱的交情不淺,不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秘密,亦由端納於一九一五年在《泰晤士報》上首先揭露,引起國內外轟動,促使袁世凱倒台。

 

 

四,和張學良的友誼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撤兵回到瀋陽,端納跟隨顧維鈞、羅文榦、葉恭綽聯袂去覲見,由羅文榦的推薦,端納做了張學良的顧問。

       端納和張學良相識時,端納已四十九歲,而張學良才二十六歲。張學良對端納執禮甚恭,言聽計從,兩人關係如同師生。端納見張學良雖有紈絝惡習,但胸懷大誌,豪爽真摯。端納認為是可塑之材。其時張學良鴉片煙癮很重,身體羸弱,端納勸他戒煙,張學良欣然接受,端納親擬戒煙方案,悉心陪伴,使張學良的健康有所恢復。

       有史料記載,張學良殺戮楊宇霆和常蔭槐,也與端納有關。

張作霖皇姑屯遇難後,由楊宇霆和常蔭槐輔佐張學良主政,在商議政事時,他倆常與張學良的作對,引起張學良怨恨,心懷翦除之意,但礙著是先父的功臣,猶豫再三,沒有下手。

一次端納問張學良:“英國報紙披露,說你在捷克訂購了三萬枝槍械,有常蔭槐自鐵路收入中付款的證據,有否此事?”

張學良聽後大吃一驚,暗中調查,證實此事是楊宇霆和常蔭槐瞞他所為。他感到事態嚴重,楊常有兵變陰謀,晚上他和妻子於鳳至商議,但事逢兩難,一時決斷不下。最後張學良拿出一枚銀幣,拋天問卜,連拋三下,結果天意均說可以,於是第二天就發生了震驚東北的“老虎廳”槍殺楊、常事件。事後張學良把那枚銀元供養在大帥府的保險櫃裡,沈陽淪陷,日軍衝進大帥府,以為保險箱中有財寶,砸開一看,結果僅搜得“袁大頭”一枚而已。

在東北軍歸順中央的問題上,端納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勝利後,蔣介石屢次派蔣伯誠、吳鐵城規勸張學良,為避免內戰,希望東北軍歸順中央,張學良患得患失,舉棋不定,一次打高爾夫球時,張學良和端納商量,端納說:“現在是你該下決斷的時候了,東北應該歸順中央!”張學良聽後,有些猶豫,問部下有人違抗怎辦?端納說:“你先發表通電,責令前線軍隊放下武器,不與中央軍對抗,若有違抗者,以軍法懲處。”

       在端納的勸說下,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通電,宣佈東北易幟,歸順中央。

       東三省易幟後,中央委任張學良被任命為陸海空三軍副司令。

       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前往南京受職,受到中央政府和民眾的盛大歡迎。

       東北易幟,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併吞東北的野心,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起因——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參加英國使館晚宴。宴會結束後,張學良要去看梅蘭芳的演出,端納因對京劇沒有興趣,先回家休息,就在當晚十時,日本兵在北大營打響了第一槍,“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僅三個月,東北三省全境淪陷。東北淪陷,全國震怒,國民譴責他守土失責,呼籲他下台。

       在此境況下,端納陪張學良到上海,延請米勒醫生幫他徹底戒煙,調養身體,然後又照蔣介石的旨意,陪他去歐洲考察。

張學良在羅馬期間,和墨索裏尼的女兒愛蓮有一段緋聞,當時在小報上十分風靡。愛蓮是意大利外長齊亞諾的妻子,三十年代初,齊亞諾曾在北平和上海當過外交官,其時張學良在北平任陸海空副司,他和齊亞諾夫婦有過來往。

       愛蓮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的一次宴會中,和張學良同桌,晚宴結束時,張學良遞給我一張紙條,約我暢遊頤和園,我接受了他的邀請,非常高興由這位中國的風雲人物當我的導遊,他陪伴我走了好幾個小時……”;她在另一段回憶錄中又寫道:“有一天我和他談論中日的糾紛,那時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好幾個省,而且威脅到東北。我問張學良,你說你們需要飛機,為何不向我們意大利購買?我們有許多好飛機,其質量曾經打破過世界紀錄。他說,貴國肯賣給我們嗎?我說為何不肯?他說,那麼一言為定,我就買三架……後來果真向意大利訂了三架飛機……”

       張學良和愛蓮在意大利期間的接觸,傳記作家Earl Selle的《端納口述傳記》中,有一段寫到端納和朋友們在郵船上聊天的細節:“可能最受少帥注目的是那眼皮重垂,碧綠的眼睛,有著毒蛇般迷人的身材的墨索裏尼的女兒愛蓮。在中國,愛蓮曾經是交際旋渦裡的頂尖女性,她是充滿誘惑力的女人,少帥也花過不少時間在他身上……”

       二〇一三年,由端納介紹給張學良的英籍印度裔飛機駕駛員海嵐·裏昂,其後人將有關“西安事變”的資料,送往紐約拍賣,競拍時,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中共派出的“西安文管所”,經過二十多輪的反復競爭,最後被“西安文管所”以一百多萬美金奪下。這些密件中有兩封毛澤東的信函,以及中共與張學良聯手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的重要文件,目標是推翻中華民國。

關於這些密件的來龍去脈,“YOUTUB”視頻已有交待,老朽不作贅述,有興趣者可自行查看。

        

 

五,斡旋“西安事變”

 

      端納陪張學良考察歐洲六國後,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上海。蔣介石夫婦特地從南京趕往杭州,請端納暢遊西湖,在遊船上,蔣介石和端納談論時政,宋美齡做翻譯,他們一連談了四個小時。談話結束後,宋美齡問端納:“你為何不幫我們做事?”

       端納說:“你們的事情我會關心的,但少帥那裡的事我還沒完成。”

       張學良回國後,被任豫鄂皖剿匪副總司令,在漢口辦公,端納隨往。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夫婦去洛陽為中央軍校洛陽分校開幕剪綵,路過漢口,邀請端納一起旅行,在火車上宋美齡要求端納幫忙處理一堆英文文件,端納遵命辦理,蔣氏夫婦十分滿意。

       旅行結束,蔣氏夫婦要求端納一同回南京輔弼政事。端納說他想去中國北方考察民情,然後再回南京。

端納考察完西安、蘭州、北平、張家口、太原後回到南京,才正式任命為蔣介石的助手。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委員長辦公室的東側。蔣介石稱呼他為“顧問”;宋美齡稱呼他為“Don”;他稱呼蔣介石為“G’issimo”;稱呼宋美齡為:“M’issimo”。端納和蔣氏夫婦親如家人,他們一起吃下午茶,一起跳舞,開生日PARTY。據黃仁霖(端納不講中文,平時由黃仁霖當翻譯)部下,一位叫侯鳴皐的回憶:有次端納過生日,蔣、宋在中山門外四方城的官邸裡,設宴為端納祝壽。

黃仁霖得訊後,在大廳裡裝一擴音器。宴會開始時,由我在外麵的電影宣傳車上假冒中央廣播電台的英語新聞。播報端納生日的新聞,並唱‘生日快樂’歌,中文由我播講,英文由上海‘字林西報’的編輯曹勵恆播講。蔣氏夫婦聽到廣播後十分驚訝,問黃仁霖新聞傳播為何如此神速,黃仁霖告知真相後,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派張學良的軍隊移師西安,圍剿紅軍。但由於張楊暗中與中共勾結,消極怠命,蔣介石無奈,於十二月七日趕往西安督察。

蔣介石到達當天,西安城內已有學生遊行,散發“聯合陣線”的反政府傳單。據時任西安公安局長史銘的回憶:傳單的內容為:“打倒國民政府”;“擁護八項主張”;“擁護張副司令兵諫”;“擁護東北抗日救亡會”;“擁護中國共產黨”……

懂得中共“革命套路”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在背後運作,可惜張學良年輕幼稚,不知就裡,也可惜蔣介石過於自信,沒有學習毛澤東關於:“革命的輿論往往是革命的先導。”的語錄。

一到西安,蔣介石就召集張學良和楊虎城訓話,如果讓共產黨以獨立之名義在於陝西北部生存,那無異於我黨的自毀。但張楊執迷不悟,堅持要與共產黨組成“聯合陣線”,一致抗日,雙方多次爭論,相持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一早,東北軍出動一個師;西北軍出動一個團,兵變發生了。

駐蹕在臨潼華清池的蔣介石,聽到槍聲,當時他隻帶有少數隨扈,慌亂中,他翻過後院一丈多的高墻,跌傷了脊椎,忍痛躲進一個山洞裡,天亮時被張學良的軍官找到,護送到楊虎城的私宅軟禁。

蔣介石被囚的消息被公佈後,西安城一片混亂,共產黨乘機活動,組織示威遊行、煽動群眾演講、撒發傳單,張貼標語,要求“聯合陣線,共同抗日”的口號聲震耳欲聾。

消息傳到了延安,我曾聽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朋友講,毛、朱、周、立即開會。

朱德高興說:“機會來了,宰了他!”

毛澤東說:“等一等,慢著!”

周恩來最後說:“把他推在前頭!”這個說法,頗符合三個人的個性。

“西安事變”發生前,中共有沒參與,國民黨顢頇,沒有查到證據(前文所提,被西安文管所拍賣走的,中共和張學良聯手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文件中有否線索,有待日後發掘)。但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派了一架飛機去延安,把周恩來、葉劍英和博古接來西安,參與談判,這就可見他們以前有過勾兌。

再說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南京,謠言紛起,南京政府群龍無首,有人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出兵討伐,形勢十分緊張。宋美齡考慮到端納和張學良的友誼,寫了一封信,委託端納火速趕往西安,探望蔣介石的安危。

端納臨危受命,於十四日就趕往西安,一下飛機,就跟張學良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被楊虎城的士兵軟禁在楊虎城的私宅裡。

端納進屋,看到蔣介石躺在木床上,麵壁而臥,他喊:“Hello,G’issimo.”

蔣介石起身說:“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

       端納說:“是的,我來了,夫人也隨後會來的。”

      蔣介石臉色徒變,大聲說:“她不能來,她不能到這個強盜窩裡來!”

       端納朝四周掃視後,把宋美齡的信件交給蔣介石說:“這是夫人給你的信。”

       蔣介石接過信,讀著淌下了眼淚,據後來資料透露,其信的內容大致如下:“……此間的親日派正想利用營救你的名義,發動內戰;其實,何曾是真的營救你?他們是希望你速死,好篡奪政權,出賣中國。日前接漢卿電雲:他會絕對保障你生命的安全,並且說到這次舉動,單純是為了抗戰。南京的情形既是這樣,而西安的情形又絕非對你個人,望你要果斷,與漢卿合商救國大計,而速返南京,給親日漢奸以鎮壓。否則,親日派假口興師,結果是你與中國俱亡……”

       沉默片刻,端納又說道:“你最好移一個地方,這裡不是你應該住的。”

       蔣介石點頭道:“也好,我隨你去。”

不一會張學良備好車,送蔣介石和端納到了新住處,蔣介石令張學良坐下,張肅立不敢坐,蔣介石聲色俱厲,向他訓話,張不敢出聲,端納拉拉他衣襟,暗示他出去。

張走之後,蔣介石突然用英文對端納說:“Fineshed it is finished!(完了,全完了!)”

       端納第一次聽到蔣介石說英語,頗為驚異。他沒有回話,隻是對蔣介石說了幾句寬慰的話就走了。

第二天,張學良拿出一份通電,對端納說:“這是“人民陣線”八項要求,我本不願意提出,是楊虎城要堅持,我隻得麵呈。”

       隨即兩人又去晉見蔣介石,張學良向蔣介石麵讀八條通電:

  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負責救國。
  2. 停止一切內戰。
  3. 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4. 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
  5.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6.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7.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蔣介石聽罷,十分生氣,訓斥他中了中共的圈套,堅決回絕,並咆哮:“你要是把我當領袖,

應趕快送我回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俘虜槍斃,不必多言!”

張學良無語而退,到了門外,端納遞給他一本冊子,說:“這是委員長的日記,你仔細看看,就

知道他的苦心了,他的謀略要比你深刻得多。”

張隨即翻看了幾頁,臉帶悔意地說:“原來他一直在準備對日作戰,我誤解了,我錯了。”

卻說宋美齡派端納前往西安,主要是要他打聽蔣介石的安危,端納探得蔣介石生命無虞後,立即飛回南京,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齡再次飛往西安。

       關於記述“西安事變”的中外版本,不下於千百種,各家各說,有版本說,端納第二次去西安的機上,宋美齡交給隨機當翻譯的黃仁霖一把手槍,說:“仁霖,我到西安後,倘有亂兵欲加辱與我,你就用這手槍將我擊死!”語氣悲壯,使人肅然。然而我查閱《黃仁霖回憶錄》,這是一本由宋美齡題書簽的著作,書中黃仁霖隻提到他和端納同乘德國製造的“榮克飛機”飛往西安,期間因為天氣不好,在難洛陽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到西安,以及如何在西安會見蔣介石,和張學良談判的細節……沒有提及宋美齡交待手槍的事。

       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軟禁了十四天,經過多次談判,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張學良和楊虎城,送蔣介石回南京,在機場上,蔣介石對張楊兩人訓話,嚴厲訓斥他們的過失和對國家帶來的危害,訓話畢,蔣介石對張學良道:“漢卿,你和你的部隊可仍然留在西安。”

       張學良立正回答道:“不,我有罪,我要陪委員長一起回南京,自願接受軍法審判。”

       於是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端納、黃仁霖等人同機返回南京。

到南京後,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監禁。黃仁霖在回憶錄中有一段,足資說明蔣介石的寬容和婦人之仁,容老朽抄來:“軍法審判時,張學良被判十年徒刑,應交付執行。但委員長卻將一部份的過失,引以自咎,因此而以未能事先對己身之安全,預作防衛為詞,代為疏解,遂得改判為在住宅囚禁十年……”

       這場轟動一時,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西安事變”就此結束。端納也因斡旋有功,回到南京後,榮獲國民政府“大綬采玉勛章”一枚。

 

 

六,菲律賓蒙難

 

回到南京後,端納一直追隨蔣介石,繼續在總統府辦公。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近十年,他和蔣氏夫婦,在友誼上如同家人,但在政見上一直敦促蔣介石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為此兩人經常爭論,激烈時不得不由宋美齡來勸解;他對蔣介石暫時需要德國武器和顧問為由,與德國勾兌,甚至派孔祥熙去見希特勒一事,非常反感,兩人為此劇烈爭吵。

有一次,端納對宋美齡說:“你們宋家兄弟利用特權經商非常不好。”

宋美齡生氣道:“你可以批評中國,也可以批評中國政府,但不可以批評我們宋家!”

端納看到國民黨政治腐敗,軍事敗退,南京失陷,漢口失陷……他開始對蔣氏政權感到失望。

一九四零年,端納已是六十五歲的高齡,他對宋美齡說,按西方常規,他已經到該退休的年齡,他青年時曾有遊歷東南亞諸國的夢想,他提出要辭去顧問職務,實現當年的夢想。

宋美齡在征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接受端納的辭呈,還委託香港黃埔和造船公司,打造一條設有辦公室和無線電收發報機的豪華遊艇,作為禮物送他。端納十分喜愛,給遊艇取名“美華號”。臨行還帶著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麗小姐——香港富翁利希慎的女兒做秘書。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十年,伴君如伴虎,其中一定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苦楚,這從端納曾說過的:“如果有中國一天把我踢出去,我就駕著遊艇環遊世界,直到死……”用中國的俗話“伴君如伴虎”的邏輯來推理 ,也可知他十年間的艱辛和苦澀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端納攜帶“美華號”遊艇,和安小姐一起登上“雲南號”郵船,馳往浩瀚的太平洋——實現他多年的夢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宋美齡急電召端納回中國,端納也答應立即返回,不久斷了音信——失聯了。

後來才知道,珍珠港事件後,許多飛機忙於運載軍用物資和軍人,留在菲律賓的英美商人紛紛逃離,就是重金也買不到機票,端納隻得坐船,繞道菲律賓返回中國,但不幸船在經過菲律賓時,被日軍截獲,端納被關進了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

日本人知道端納在國民政府裡的影響,他們在世界各地關押白人的集中營裡尋找端納其人。

在集中營裏,端納和美國著名律師達蘭結為難友。

一次日本憲兵來到集中營,憲兵頭大聲說:“我們得到可靠情報,一個‘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叫威廉·亨利·端納的傢夥就在這裡,你主動跟我站出來!”

下麵一片寂靜,憲兵頭指著端納,問達蘭:“他是不是澳大利亞的威廉·亨利·端納?”

達蘭鎮靜地搖搖頭說:“他是愛爾蘭人威廉·端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和澳大利亞人端納的年齡不符!”

 憲兵頭來到端納麵前,看到端納鬚髮蓬亂,滿臉皺紋,腰背佝僂,呼吸發喘,兩年多集中營的艱難生活,已經把他折磨得容貌巨非。

憲兵頭緊盯著他的臉和花名冊上的照片對照,說:“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納,那個鼓勵中國人打日本的端納?”

端納從容道:“不,我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威廉·端納。我呼籲你們講究人道,我老了需要改善夥食,需要醫生……”

憲兵頭再三盤問,始終不得要領,悻悻地走了……

不久民國政府和聯軍的情報機構,都獲得了端納被關押在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的消息。蔣介石打電話給盟軍太平洋戰場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要求聯軍採取特別行動,營救端納。

一九四五年二月,應蔣介石的要求,麥克阿瑟將軍策劃“洛斯巴諾斯行動”,派了三十架飛機投下空降兵,占領了集中營。

端納被解救時,已經被四年集中營的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擔架抬上直升機,送往舊金山的珍珠港美國海軍醫院救治。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端納的健康有所恢復,這時一名失業的美國記者賽爾(Earl Selle)來找他,商談幫助撰寫回憶錄的計劃。賽爾二十年代也去過中國,在國民黨國際宣傳處董顯光局長手下做過事,和端納認識。但這時端納的健康相當糟糕,賽爾也因眼疾,力不從心。他兩才接觸幾天,端納就開始咳嗽吐血,不能說太多的話。這時國民黨打聽到端納和賽爾合作寫回憶錄的消息。蔣介石立刻授意宋子文,派主管大外宣的董顯光去醫院“探視”……在董顯光勸說下,端納放棄了寫回憶錄的念頭。

蔣宋夫婦對端納的病情十分關切,宋美齡跟美國租用了一架醫用飛機,派董顯光將端納接往上海,宋美齡親自率上海市長吳國楨等人去機場迎迓,旋即送往宏恩醫院治療。

說到宏恩醫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上海華東醫院,要說它的今生前世,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老朽隻能把正體字和簡體字網上搜索到的內容一並附上,讓讀者自己尋思:

正體字的網站是這樣介紹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竣工,並正式啟用的宏恩醫院,是鄔達克第一個完全由自己負責的工程。一九二七年四月,鄔達克與醫學專家合寫的關於宏恩醫院設計概況的報告,明確說明這座建築是為何而建立的:“宏恩醫院的建造是要建立起一個對社會各界開放的世界性醫院,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無論貧窮和富裕,都可以來看病。”由於設施精良,醫術精湛,宏恩醫院一直深受青睞。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宏恩醫院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恢復營業,並繼續在滬上醫療界扮演重要角色。

而簡體字的網站是那樣介紹的:

華東醫院在1951年由中共重建後,長期是上海市及華東其它省市的中共的離退休“老幹部”的醫療保健醫院。不過,現經發展,華東醫院已從單純的“高幹醫院”發展成一家以“幹部”醫療保健為重點、以老年醫學為特色的醫院…

人生都是悲劇,沒有喜劇,古代帝王將相如此,近代老蔣老毛亦復如此,端納當然也不例外,他在宏恩醫院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八個月,期間蔣介石、宋美齡和國府要員,多次探視。

端納的晚年是淒涼的。他孤獨地躺在病床上,對著窗外的夕陽和綠樹,大口大口地咯血,輕吟尼采的名詩:《太陽落了》——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陽落了/呼吸從無名的唇中吹過/偉大的清涼來了……

端納彌留期間,宋美齡在病床前用英文為他誦讀《聖經》。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淩晨,端納終於閉上了疲憊的眼睛,臨終前,他希望自己能長臥在中國的土地上。而宋美齡答應,在宋家墓園劃出一塊墓地,供他安葬。

 

 

七,安息在上海

 

端納的大殮在上海膠州路的萬國殯儀館舉行,這是一家辦過魯迅、阮玲玉……無數名人葬禮的殯儀館。

端納的遺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旗,棺蓋的銀牌上,用英文寫著:“威廉·亨利·端納,蔣主席介石的顧問與朋友,生於1875年6月22日,卒於1946年11月9日。”蔣宋夫婦送的花圈,上麵用中英文寫著:“端納先生千古”,靈柩前安放白花綴成的十字架,飄帶上寫的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卓越的澳大利亞人。”出殯時,棺柩由端納生前好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和美國名記者田伯烈,勵誌社總幹事黃仁霖,菲律賓獄中難友卻浦門等六人抬上柩車,送往上海西郊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安葬。

世事變更,滄海桑田,當年的萬國公墓,已更名為“宋慶齡墓園”,簡稱“宋園”,早先那個宋氏墓地已不復存在,端納的墓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砸毀,宋家先輩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寢當然也不能倖免。我老單位“少兒出版社”在延安西路,離宋園不遠,據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同事說,文革初期,一群農民造反派衝進陵園,用鐵耙把倪桂珍從銅棺材裡扒出來,活新鮮的一個胖老太婆——後來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慶齡見了,哭著去找周恩來,説當初周答應宋慶齡創建“中國福利基金會”,許下“人在事業在,人不在事業也要在。”的諾言,不料如今人還在,她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牌子就被砸了,甚至連父母的墳塚也給扒了……周知此事,特地派人去上海收拾殘局,將她父母的屍體送去火化,重築陵墓,所以現在和宋慶齡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婦,不是完屍,僅是骨灰而已。

經過修葺,今日宋家陵寢的周圍,也安葬了一些社會名人和統戰對象作點綴,遠處還留有幾個外國人的墓葬,但都很陳舊。前些年我陪澳洲的一對老夫妻去過那裡,那位澳洲朋友的太太,祖上和沙遜家族有姻親關係。沙遜家族的幾位先人,仍然埋葬在那裡,我們找到了沙遜的家族墓,但端納的墓沒有找到。

 

 

 

八,我為什麼要寫端納

 

我最早知道端納,是少年時代讀《金陵春夢》,此書虛構大量蔣氏夫婦的閨房私語,端納與宋

美齡的緋聞,極盡低俗,那時我開始知道有個叫端納的外國反動派。

八十年代我來悉尼,在李承基先生組織的茶會上,認識一位叫劉渭平的先生,高個子,人長得很清秀,他是中華民國派駐在澳洲的外交官,中華民國政府和澳洲斷交後,他定居澳洲。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老人,學貫中西,能畫四王山水,他跟我講過端納的故事,還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小黎光閣隨筆》,裡邊有正麵寫端納的文章,這時我才知道端納是個善良的澳洲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近來疫情肆虐,閒居家中,翻閱《傳記文學》,發現有許多民國要人的回憶錄都寫到端納,其中也有劉渭平先生的文章,於是引起我極大興趣。

我淺薄浮躁,做不到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治學要求,隻能東抄西襲,抓住一鱗半爪,勉力完成此稿,以告訴在澳洲的中國人——端納是澳洲人,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他也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在澳洲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也是澳洲人。

端納的故鄉,在離悉尼一百五十公裏的小鎮Lithgow,身後埋葬於上海;而我的故鄉在上海,或許身後埋葬於悉尼……

端納是一個善良的澳洲人,他在中國四十年,就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左派學者,也找不出他的劣跡。在世界逐漸走向理性的今天,該是剔除政治偏見,客觀研究端納的時候了,但願拙文拋磚引玉,呼籲讓我們想起端納,懷念端納。

最後用好萊塢電影《六福客棧》,對主人公Gladys Aylward悼詞中的一句話:“我們今後最大的罪惡,也許是對他的遺忘……”作為本文的結尾。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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