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門四傑遺韻千秋
——王亞法
開卷先說錢名山
謝玉岑、謝稚柳、謝月眉、謝伯子，謝門四傑。
喜餘生有緣，和謝家後三傑結識，歎餘生亦晚，未能謀麵玉岑公，麵聆謦欬，隻能從乃弟“壯暮翁”的口中，談起“我老兄”的瑣碎軼事，抑或從書縫間尋覓點滴。
啟說謝門軼事，繞不開一個重要人物，謝門四傑的開山祖——錢明山夫子。
錢名山（1875—1944）名振鍠，江蘇武進人，十六歲中秀才，十九歲中舉人，二十九歲成進士。戊戌變法時，曾隨康有為公車上書，變法失敗，眼看軍閥混戰，國是日非，便隱居鄉裏，在“寄園”設館授徒。寄園的教育，注重道德與文章，強調愛國，愛民族，捍衛中華道統，教材以經、史、子、集為主，同時對書法、繪畫、音樂、詩詞也很注重……
寄園培養出了不少江南才子，年輕俊彥，豎擘而能知其名者有：謝玉岑（詩人，金石家）、謝稚柳（著名畫家，書畫鑒定家）昆仲、程滄波（《中央日報》首任社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台灣書協理事長，著名書法家）、馬萬裏（著名書畫篆刻家，美術教育家）、伍愛真（詩人）、謝伯子（著名聾啞畫家）、錢璱之（詩人）、錢仲易（著名記者）錢小山（詩人畫家）……為中華文壇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種子。
餘生也晚，沒有福分親受錢名山先生的教誨，要知道先生和寄園的遺事，隻能從程滄波先生的《本師名山先生七十壽言》；謝稚柳先生《難忘的寄園情》和謝伯子先生的《憶名山舅公》中去翻找了。
可歎的是至今知道錢振鍠的人已經不多了，我前幾年去上海宋園謝稚柳先生的墓地獻鮮花，發現墓誌銘中將錢振鍠的“鍠”誤作“煌”字。我曾向有關人士提及此事，過了幾年我又去，尚未見改正，不知現在改了沒有？
翻頁繼談謝玉岑
對玉岑公在金石書畫詩詞上的藝術造詣，我是門外漢，無緣置喙，我能記述的，隻是他和張大千的友誼。
張大千和謝玉岑結識的時間和場合，已無考證，據稗史所載，兩人在上海張園秋英會上碰麵，英雄相見，惺惺相惜，彼此結為好友；另據最近發現的資料顯示，因為錢名山和曾農髯是同科進士，時有唱酬，而張大千是曾李的門下，謝玉岑是錢名山的高婿，由此相識，並不意外。
張大千和謝玉岑是同庚，兩人意氣相投，金蘭之交，來往稠密，可惜謝玉岑的夫人素蕖患有肺結核病，易於傳染，當時中國還沒有“來密封”治療，患此病者凶多吉少，謝玉岑夫婦先後夭折，則是一例。
一九三五年，謝玉岑在常州病逝，張大千從蘇州網師園趕往奔喪。
《玉岑遺稿》中，有一篇張大千撰的前言，遣詞哀婉，聲情並茂，現照實抄來，足資兩人之友誼：
庚辰之秋，丁君曼士自海上遠書抵蜀，謂玉岑遺稿將付剞劂，不可無言以序之。數月來縈緒萬端而下筆嗚咽，輒不能成一語，今當歲暮，傷逝念舊，情不能已。予與曼士與玉岑交好乃過骨肉生死之間，豈僅縞紵之情。玉岑之歿在乙亥三月十八日，時予客吳門網師園。其日午夜，先太夫人謂園中雙鶴頻唳，驚風動竹，若有物過某處，意必玉岑魂魄來相過我。後數月，予有北遊。車中夢與玉岑遇荒園中，坐棠梨樹下，相與詠黃水仙華詩。時寒風颯颯，玉岑畏縮，意頗不樂，予言笑，予問所苦，逡巡不答。數年來時相夢見，夢中談笑如平生歡，豈知有幽冥之隔！方予識玉岑，俱當妙年，海上比居，瞻對言笑，惟苦日短，愛予畫若性命，每過齋頭，徘徊流連，吟詠終日，玉岑詩詞清逸絕塵，行雲流水，不足盡態，悼亡後務為苦語，長調短闕，寒骨淒神，啟期未足四十，遽爾不永其年乎？當其臥病蘭陵，予居吳門，每間日一往，往必為之畫。玉岑猶以為未足。數年來予南北東西，山行漸遠，讀古人作日多，使玉岑今日見予畫，又不知以為何如。古人一去，倏忽六年，必有新聲離絕人間。意其鸞珮相逢，鹿車雲路，當不複為淒神寒骨字之辭。自還蜀中，不複一垂夢。巫峽驚波，青天蜀道，玉岑其怵於太白歌詩，以為果不可飛度乎？今者又將西出嘉峪，展佛敦煌，便當假寵山靈，潤色畫筆，安得起九原為我歌吟？人間天上，守茲同心！大千張爰。
嗣後張大千畫了一幅黃水仙畫，此畫二尺見方，跋語數行，七十年代末，我在大風堂門人糜耕耘世伯家中見過真跡，可惜當時沒有相機，留下鴻爪。九十年代糜世伯過世，我曾問振珪、振琥等世兄，打聽收藏之下落，答曰：因糜世伯晚年住第三房夫人處，所有藏品均歸庶母之女所據有……不知此畫還在人間否？
玉岑過世，大千特地從蘇州網師園趕往常州，因玉岑生前喜歡大千的墨荷，大千為玉岑的靈堂畫了幾十幅荷花，一時傳為美談。玉岑出殯，大千執紼，並為玉岑親書碑文“詞人謝玉岑之墓”。我問及建紅兄，令祖墳塋今安在？答曰，春過了無痕，早就不知蹤影。
曆史的無情，將一件文人的風流遺跡湮滅了，甚為可惜。
本文呼籲地方政府，極早修複玉岑公的舊塚，作為常州的一個文化遺跡，旅遊亮點，供後人憑吊。
謝門棟梁壯暮翁
不知是哪位哲人說過：“偉人離我們越遠，我們越懷念他——”
真的，謝稚柳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每當我和鍾銀蘭、鄭重、龔繼先、劉一聞等師友們聊天時，大家無不感念他的好處，讚歎他洵然可敬的君子作風……
我有幸認識謝稚柳先生，是從采訪張大千資料開始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張善子的幼女張嘉德，帶著我去謝老烏魯木齊路的居所——
這是一幢陳舊的法式公寓，一架手拉銅門電梯，“咣郎咣郎”地把我們帶到公寓的頂層，往左走幾步，敲開門，便是謝老的畫室兼客廳。
正麵的牆上有一個大鏡框，其中用灑金紅紙寫著“壯暮堂”三個大字，是謝老自己的手跡，醒眼奪目，鏡框前麵是他的畫案。畫案右側有座樹枝狀的木架擺設，上麵攀著一隻色彩斑斕的孔雀。
記憶中的客廳不算小，畫案的右側背後，是通往睡房的通道，裏邊住著謝老的全家，包括被大家尊稱為“三姑”的，謝老的胞姐謝月眉。
客廳兩麵臨窗，推開鋼窗門，外麵是一個大陽台，陽台上有一座搭建的中式小瓦屋，那是是陳佩秋先生的畫室。
從今天目光看，兩位蜚聲鑒賞界和畫壇的大師，蟄居在這麽逼仄的空間裏，實在有些委屈，然而中國當時的現狀就是那樣。
謝老曾告訴我：“這裏的房子是郭沫若批給我的，郭沫若曾題了十把扇麵，叫我配圖，一晃多年，我還沒給他畫上……”
改革開放後的一九八五年，謝老全家從烏魯木齊路搬到巨鹿路的新居，雖然分得了三套住房，謝老住在樓下，對門住著姐姐謝月眉，陳佩老住在樓上,但新居依然逼仄，畫室還是安在客廳裏，兼作會客室。原先自書“壯暮堂”的那隻鏡框，換成了一塊長方形的本色木匾。字跡改由王蘧常先生題寫。
畫案的對麵放著一套楠木箱櫃的“涵芬樓二十四史”。我目測，光畫案和“二十四史”就占去了房間的大半麵積，難怪謝老還是抱怨畫室太小，作不了大畫。
謝老畫室裏最顯眼的，是一副錢名山寫的對聯：“絢爛歸平淡，真放本精微”。這幅對聯陪伴他多年，以致被刻在墓碑上，永遠陪伴他。
八十年代社會風氣寬鬆，我所在的出版單位取消了坐班製，所以我有大把的時間，坐在謝老的身邊，聽他講述文壇趣聞，講述在敦煌和張大千一起的日子，講述他老師錢名山和“老兄”——謝玉岑的故事。有一次說得高興，他從房間裏拿出一套“錢名山詩集”和“玉岑遺稿”送我，說：“我手頭沒有幾套了，這兩套送給你”。
這兩套書，我保存了近三十年，前年謝伯老的哲嗣建紅兄與我談起修建紀念館事，我欣然相贈，謝家之物，歸還謝家，此段公案也算是我和謝家的一段因緣吧！
在謝老巨鹿路的“壯暮堂”裏，我經常碰到文匯報記者鄭重先生，那時他正在為謝老編《謝稚柳係年譜》，有時候我們三人一起聊天，聊得高興時，謝老會放下手中的畫筆，拉開畫案右手側的抽屜，取出一支細小的外煙，慢慢點燃，邊抽邊聊。
謝老的畫室裏，時常擠滿一些年輕的朋友，陳佩老有時也下樓來一起聊天。經常去謝家的有：龔繼先、韓天衡、劉一聞、勞繼雄，吳明耀、徐偉達……他們都是謝老的接班人，如今都成了書畫界的名人了。
八十年代初，謝老的處境並未有多少改善，那年冬天，我去壯暮堂，他見我進門，放下了手中的畫筆，搓著手輕聲說：“《人民日報》的文章，說張大千在台灣對記者說，他當年寫了一首《浣溪沙》，第三句想不出好句子，是我幫他湊上的，我想了好久，記不清有這件事，你說會不會是大千為了讓這邊重視我，故意這樣說的……”可見張大千和謝稚柳的幾十年友情，雖然鐵幕阻隔，但是老兄弟之間的靈犀是一線相通的。
謝老和我聊前賢古人，聊古畫真偽，聊寄園舊事……但就是不聊政治和與政治牽涉的敏感人物。後來知道，其實他與於右任、張目寒、馬步芳、馬步青，以及那個在臘子口堵截紅軍的國民黨新編十四師師長魯大昌，（張大千的兒女親家，魯大昌養女適張大千長子張心智）——都是朋友。
八十年代末，我出國前，拿了一幅我表哥張之先送給我的，他父親畫的墨荷圖，請謝老題跋，我說：“謝公，我準備將此圖帶出國，送給台灣摩耶精舍張大千紀念館……”謝老二話沒說，在那張畫上題道：“張心銘為吾友張大千之侄，此為其遺作，亞法寶之，壯暮翁稚柳。”
題畢，對我說：“出去做啥，你還是留下，我推薦你進上海博物館，來幫我整理文稿。”
我說：“我打算出去辦個出版社，宣揚中國文化，名字也取好了，叫‘熊貓出版社’，請你幫我題個匾名。”謝老嗬嗬一笑道：“哦，你就裁紙頭吧”……
最使我感激的是，我在《新民晚報》寫張大千的連載小說《彩筆風流》和第一次出版的的《張大千演義》的書名都是謝老題寫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失蹤的馬隊》的書名，請謝老題寫時，因為這是一部給青少年看的小說，編輯部要求用簡體字，謝老說，我不會寫“馬隊”兩個簡體字，你寫個樣子給我參。我寫了，他依樣畫葫蘆地遷就了我……
記得謝老在河南中路老上海博物館開《謝稚柳八十壽辰畫展》時，開幕式時名人薈萃，朱屺瞻和唐雲等前輩都前來參加，梁穀音也來幫忙。大廳裏花籃如雲，上博布置展廳人員將我敬送的花籃放在一旁，謝老在巡視時，特意叫人把它移到和定琨、小珮、定瑋、定琦他們的一起。謝老對我的青睞，我至今難忘，銘感在心。
一九八六年我去深圳出差，想順便結識“博雅畫廊”的經理雷子淵先生，謝老說：“雷子淵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介紹他認識你。”說罷，隨手在宣紙上用毛筆寫了一封介紹信，約百來個字。可惜我當初沒有留下複印件，直接把信交給了雷子淵先生。如果不丟失的話，想必此信應該還在他手中。如雷先生看到本文，希望他能送我一份複印件，留作紀念。
一九八四年，我為收集張大千資料，去北京甘雨胡同葉淺予先生家采訪。葉老告訴我，他聽別人說，張大千在北京的第三房夫人楊宛君生計窘迫，晚景淒涼。我回上海後，和謝公在閑聊中提起。他說，楊宛君在敦煌服侍張大千有功。她拜餘叔岩為師，唱得一口好戲，嗓音也好，住大千金牛壩寓所的時候，我和大千作畫，她常在一旁清唱，唱得好聽極了。這時我隨口把楊宛君的窘況告訴他。他沉默一會，麵有憂戚道，宛君自從把張大千的藏畫獻給政府後，就和我失掉了聯係，你知道她的住址嗎？我告訴他，楊宛君很少和大風堂圈子裏的人來往，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兒，恐怕葉淺予也未必知道。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時隔半年後，張大千的侄孫張之先告訴我，宛君八婆告訴他，謝先生前不久假赴故宮博物院鑒定書畫的機會，特地抽空去探望她，還送了錢。八婆說，和謝先生幾十年沒見，她聽說我有困難，就特地來幫助我，真不愧為大千幾十年的老兄弟，講義氣。以後，謝公雖和我提起他去探望楊宛君的事，但隻說世事滄桑，從不提送錢的事.
張大千盡管身處海外，但也時時掛念著被困在大陸的謝稚柳。當謝稚柳被整肅的事傳到海外，張大千得悉，在一封簽署時間為“四月三十日”給張目寒的信中寫道：“連得稚柳、無量消息，為之黯然，前聞有八百萬稚柳可贖，即去函六侄速為營救，昨得來書，知前言不實，奈何奈何……（標點為作者所加）”我曾和謝老哲嗣謝定瑋先生聊及此函，對老一輩人之間肝膽相照的友誼，無不唏噓折服。
此生有幸，跟隨謝老數年，學識大漲，得益匪淺，但可惜時值年輕，未諳老人心境，隨著自己年齒徒增，步入“從心所欲”之年，對其晚年之心境逐漸有所體悟，現率性寫來，是耶非耶？權當閑聊：
謝老一生，所用堂號無數，但“苦篁齋”和“魚飲溪堂”二名，沿用甚久。
據鄭重編輯的《謝稚柳係年錄》P 51：“稚柳客重慶江北時，寓居的後麵是一片竹林，開始作雙鉤竹。由渝返滬，在小園內種竹，多不能成活，故自諷之為‘苦篁’……”
其實，謝老和所有真實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曆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一生坎坷，尤其四九年後，捱過屢次政治運動批鬥整肅，官場上每有新官履任，機管局勒索要畫，又違拗不得，圈內人均知，那個曆任上海公安要職的曹姓大官，就藏有數百餘張謝老的精品。
嗚呼，謝老“恓苦恐慌”之心，誰人知之？
謝老取諧音“苦篁齋”為名，實為避文字獄之嫌，“苦惶齋”才是其真意！
“魚飲溪堂”——典出嶽飛孫子嶽珂所撰之《桯史》：“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清初詞人納蘭若容之《飲水集》其意也蓋出於此。謝老對納蘭性德的詩詞極熟，八十年代初，被張大千譽為“戲狀元”的成都川劇院醜角周企和，文革後首次來滬演出《迎賢店》片段，住延安飯店，我去采訪，蒙周老賞賜在瑞金劇場演出戲票，開場前旁邊坐著謝老和陳佩老，倆人竊竊細語，我側耳竊聽，正在談論納蘭若容的詩詞……
唉，自己的處境隻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知魚飲溪滋味者，惟“魚飲溪堂”老人也！
我曾與鄭重先生談及上述假設，他告曰：“我是黨員，高級記者，不能寫……”
嗚呼，他既不能寫，我已身脫羈絆，就來大膽代述吧！
剛才我又重讀了謝老《難忘的寄園情》的遺文，再一次感受他對錢名山先生的深厚感情。此刻，我懷著他敬師感恩的同樣情愫，寫下此文。
寂寞三姑謝月眉
三姑，是謝家人對謝月眉的尊稱，我叫她三姑婆。因為張嘉德介紹我認識謝稚柳的時候，按照大風堂輩份的叫法，要我稱呼謝稚柳為“謝公”，當然三姑也就提高了一個輩份，成了三姑婆。這是大風堂開山祖張善子張大千昆仲生前立下的規矩，凡大風堂中人，不管拜門早晚，年齡長少，一概以師兄師姐稱呼，以示相互尊重，前幾年和謝定瑋一起去浦東養老院探望張大千的女兒張心慶，談及輩分時，她要我稱呼定瑋為叔叔，所以我倆，一個以“定瑋叔”；一個以“亞法兄”相互唱酬至今。大風堂老一輩中也無不如此，當年糜耕耘世伯，他雖和謝老同庚，生肖均屬狗，但每次見麵必以“謝叔叔”尊之，見了陳佩老也一口一個“嬸嬸”，恭敬有加。此風延續至今，大風堂的第三代門人相見，也均以師兄師姐對呼。
三姑婆麵目清臒，個子瘦小，目光炯炯，很少有笑容，初認識不甚好客，對陌生人上門，時有擋駕，但對熟人卻很隨意，高興時會和你聊起當年和李秋君、陳小翠和章述亭她們女子書畫會的舊事，有時也喜歡嘮些家常，譬如少吃哈密瓜，這是堿性食品，少吃晚餐之類的養生話題……
我去謝家，一般由她開門，同時會用常州話說：“哦，西門路咯小夥子來了。”她把凡是與張家有關係的來客，一概叫作“西門路來咯”，可見她對西門路情節之重。
謝月眉與謝稚柳姐弟情深，謝老作畫，她總是依偎在畫案的對側，相互聊天，有時謝老和我談起張大千和謝玉岑的舊事時，她會插嘴，幫助回憶。
文革後期請謝老鑒定題詞，謝老不收費，時有客人拜訪，有些人不知趣，求索過多，三姑婆會在一旁回絕，打發客人。有時我也拿東西去請謝老鑒定或求索題詞，她也會嘀咕：“你又來添忙了。”當然那是很善意的。
聽大風堂早期門生，同是女子書畫會的章述亭女士講，謝月眉的花鳥畫得很有功底，後來為了幫謝叔叔帶小孩，荒廢了自己的畫業，很是可惜。前些年我在安徽拍賣行看見一本謝月眉畫的扇麵冊頁，均為工筆花鳥，畫得十分精致，經過幾番競爭沒有拍下，現在回憶有些懊惱。
謝月眉終身未嫁，孑然一身，陪伴著弟弟謝稚柳，操理家事。謝老逝世後不久，也跟隨去了。
章述亭還跟我說謝月眉年輕時跟陸丹林有過一段戀情，因為陸丹林已經有了兩房夫人，就像當年張大千和李秋君的關係一樣，考慮到門庭，有情人終未成眷屬，後來陸丹林把自己的女兒過繼給她做幹女兒。
陸丹林的女兒我認識，叫陸少蘭，是一位很樸實的女士，好像和我同歲。他有一個女兒，我們曾開玩笑，將他的女兒和我家的兒子結為秦晉。陸少蘭因家庭出身問題，文革中也吃過不少苦，年輕時在工廠打工，出過工傷，有一條手臂是殘廢的，她確實是三姑婆的幹女兒，常去探望，母女間感情很好。
那年回國，我去拜訪鍾銀蘭老師。鍾老師告訴我，謝老走了不久，三姑也過世了，後事是謝老的女兒小珮一手操持的，追悼會開得很蕭條，隻有寥寥幾個人去送行。
掐指推算，謝公去世二十年，三姑婆也應該有二十年了。
此刻，她也許正在另一個世界裏的“壯暮堂”裏，陪伴她弟弟作畫，麵對著窗外和熙的春風，回憶在人世間時的風風雨雨……
大智不語謝伯子
謝伯子住常州青果巷，青果巷這個地方人傑地靈，近百年來來出了不少名人，其中有兩個人的名字中，均帶有“寶”字和“伯”字，甚是巧合。
一個是《官場現形記》的作者，叫李寶嘉，又叫李伯元，出生於一八五二年。
一個是當代名畫家謝寶樹，又名謝伯子，出生於一九二三年。
謝伯子是錢名山的外孫，謝玉岑的獨子，謝稚柳和謝月眉的親侄。
謝伯子初名的“寶樹”二字，是謝玉岑擷“滕王閣序”中“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而來的。
謝玉岑在常州病重時，張大千從蘇州網師園趕往探視，謝玉岑在病床上臨終托孤，將謝伯子拜張大千為師，遂入大風堂。他和厲國香等少數幾位，是大風堂中免奉厚禮贄金拜師的貧困學生之一。
我和謝伯老交往較晚，是在回國後的九十年代。
那時我從海外回來，積累了許多謝家在海外親人的資料。
謝稚柳和謝月眉均已作古，要談謝家的舊事，謝伯老是少數健在的幾位。
那天我倆筆談，先從程滄波契入。
說到程滄波，因兩岸文史暌違已久，這位民國要人，在大陸已鮮為人知，恕容筆者在開篇前略作簡介：
程滄波又名中行，是錢名山在寄園的學生，就讀四年，深受名山翁青睞，並將自己的女兒雲蕖許配給他。
一九一八年，程滄波考入上海南洋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了三年文科，一九二四年轉入複旦大學就讀政治係。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期間，就給《上海商報》投稿，文章受到該報主筆陳波雷稱讚，之後成為該報的專欄作者。
一九三零年，陳滄波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一九三一年轉讀牛津大學。
一九三三年中共創始人陳獨秀被捕受審，對於陳獨秀和其律師章士釗的的辯護，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一時中小知識分子和民間輿論受其蠱惑，社會輿論及極其混亂，程滄波見此，在《中央日報》發表《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一文反駁。章士釗也在《中央日報》撰《國民黨與國家》一文反擊。程滄波在《中央日報》再發表《再論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章士釗》一文，其文邏輯清晰，說理有力，駁倒章士釗，扭轉輿論，使陳獨秀不得不屈服於法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當晚九時，在南京召開中央常委，會議翌晨五時結束，程滄旋即撰文，天明見報，堪稱快手，文章用詞激烈，語氣鏗鏘，分寸得當。
程滄波的文采得到蔣介石的多次嘉勉，和陳波雷一樣被視作文膽，人們隻知道蔣介石的許多文稿是出於陳波雷之手，卻不知道其中有不少是程滄波捉刀的。
程滄波詩文俱佳，一生撰文無數，晚年他曾對人說，因生平顛簸，文章佚散約十之五六，不過他的許多遺文，還能從台灣出版的《滄波文存》中讀到。
四十年代末，程滄波任上海《新聞報》社長，他是全國新聞界選出的立法委員。《新聞報》當時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也是最賺錢的報紙。當時謝稚柳進《新聞報》工作，就是陳滄波推薦的。
一九四九年，程滄波離滬赴港，後輾轉到台灣。
一九四零年秋，程滄波因和儲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發生婚外緋聞，受蔣介石訓斥，辭去《中央日報》社長職務，後因於右任先生愛才，以“才子風流無罪”為說辭，把他調往檢察院任秘書長。
我嚐聽人說，謝稚柳先生早先在檢察院任職，也是陳滄波介紹的，但我從未聽謝老談起過此段經曆。數年前，我在上海一家拍賣行的預展會上，看到謝老寫給張目寒的一通手劄，用的是檢察院信箋，始信所傳實有其事。
一九九〇年暮春，程滄波因患心髒病住院，並發肺炎，在台北市忠孝醫院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二〇一一年，我去台北郊區的“淨律寺”，拜訪釋廣元法師。在他寺廟的後麵的墓園裏，發現了程滄波的墳塚，墓碑上刻著“程中行先生之墓”下麵還用小字刻著兩位夫人的名字，正夫人“雲蕖”，另外一位偏房的名字塗著紅漆。
住持釋廣元法師告訴我，程滄波的如夫人還健在，住在香港，她已經聲明，往生後不葬來這裏……
在和伯子老人筆談時，我把上述所知，用簡略文字寫給他看。
老人頗為驚訝，提筆作答：“你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所述基本是真。程滄波是我姨父，名山外祖將雲蕖姨媽適他。”接著又寫：“程滄波還有一個女兒在上海，今年九十多歲了，耳目尚健，以前我們有來往，你要采訪抓緊，可叫建紅陪你去，他有孝心，常去探望謝家的老人，程在香港也有後人，可是我們沒有來往。”
那天筆談時，老人還寫道：“當時不懂科學，錢謝兩家近親聯姻，，故致啞……”
那天筆談由老人女兒建平陪伴在側，我和建平怕他累了，叫他休息，但他老人家意猶未盡，又跟我談起另一個謝家名人章漢夫。
由於筆談所限，容我將搜得的資料，糅合一起，先作表白：
章漢夫，原名謝啟泰，他和博古、王明、康生等人一樣，參加革命，反叛封建傳統，學習蘇俄，改掉自己的祖宗姓氏。
謝啟泰是謝稚柳原配夫人謝端如的胞兄，而謝端如是謝稚柳的堂姐妹，從小青梅竹馬，兩人相愛，私奔來滬，結為連理。
章漢夫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二七年參加美國共產黨，不久轉入中共，翌年到莫斯科勞動大學學習。一九三一年回國，搞地下工作，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此時因省委書記蔡和森被捕，擔任代理書記，同年底在香港被捕，經父親多方疏通營救，被押送出省，回上海接上組織關係後，又任中央宣傳部幹事。江蘇省委書記等職。一九三五年五月再次被捕，又經父親設法，請邵力子援救，被解往蘇州反省院，後來父親花了幾十兩黃金把它救了出來，旋即又投身革命，他曾對營救他的父親說：“你隻當沒有生我這個兒子！”
抗戰期間，章漢夫任重慶《新華日報》總編、撰寫社論和各類文章，一九四五年四月，隨董必武去美國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抗戰勝利後，在上海籌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並任主編，刊物專登所謂揭露“美蔣勾結發動內戰”的文章……中共建國後任外交部副部張，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一九六二年，在日內瓦會議上，他奉行周恩來，“同美帝鬥爭，需要腦子”的指示，在會上棄用翻譯，直接用英語與美方進行辯駁……陳毅感慨地說：“在國際會議上能用英語跟對方辯論，得心應手的，恐怕隻有漢夫同誌了！”
文革開始，章漢夫因曾在蘇州反省院被關押的曆史而受衝擊。在外交部的禮堂上，造反派逼迫他夫人龔普生交待章漢夫的叛徒罪行，當龔普生稱章漢夫為“同誌”時，造反派厲聲嗬斥：“不許叫章漢夫同誌！”
一九六八年三月，章漢夫被關秦城監獄四年後，於一九七二年瘐死獄中，終年六十七歲。
筆者在為悼念謝伯子寫的“丹青誄”一詩中，曾提及謝氏一脈，自東晉以來才子輩出的詩句，有：
東晉舊時燕，
秋飛春復來，
謝門有魁星，
文脈傳百代。
不說安石公，（東晉謝安，“淝水之戰”總指揮）
漫提靈運才，（南北朝傑出詩人）
感念名山祖，（錢名山）
寄園桃李栽，
啟泰及中行，
楚漢兩相材。（國共內戰，喻作楚漢相爭）
近有壯暮翁，
後出伯子輩……”
其中“啟泰及中行”——就指章漢夫和程滄波（原名“程中行”）
按年歲算，程滄波比謝啟泰大兩歲，按照當時錢名山“有教無類”的辦學精神，和錢謝兩家反複聯姻的傳統分析，章漢夫應該在寄園受過教育，但是在文字記錄上難覓其蹤影，是否謝啟泰變成章漢夫後，為厘清階級立場，割舍了就讀封建書塾的這段曆史，甚至不屑提及，那就不得而知了。
謝伯老同意我謝啟泰也是寄園弟子的分析。
二〇〇六年，我和謝伯老一行去成都開“大風堂研討會”，會後集體去四川博物院參觀張大千敦煌臨摹壁畫的展品。
在大廳裏，謝伯老突然對我一陣比劃，把我拉到一幅張大千畫給謝玉岑的荷花前，要我給她留影。
記得有一次我問謝稚柳公，謝伯老是聾啞人，聽不見聲音，何以辨四聲，做詩詞，謝稚柳公說：“他是異才，耳不能聰，能辨四聲，口不能言，能書心語，他潛心作畫，所畫山水頗有大千氣韻。”他還給我看了一卷尚未裝裱的，謝伯老畫的一百零八尊著色羅漢，落筆工細，人物傳神，謝公在卷末題了幾百字的長跋，聲情並茂，頗多嘉許。
上海有位看老年男性病的專家繆廷傑先生，當年上海的老畫家謝稚柳、唐雲、程十髮、朱屺瞻以及顧福佑、糜耕耘等有男性病都請他醫治。
繆醫生收藏頗富，晚年把自己的藏品都捐獻給常熟老家，張家港市特地為他建造了一家美術館，以資收藏。他和我是忘年交，一次我去醫院裏探望他，他出示一本二十幾開的冊頁，上麵由他表哥，常熟詞人錢定一的題簽，裏邊是二十幾位上海大風堂門人的作品，他告訴我，文革後期，他的學生，是黃鎮部長的兒子，送給他兩幅冊頁，一幅是劉力上的竹子，一幅是俞致貞的花卉。他把兩幅畫給顧福佑看，正好那時上海大收藏家譚敬落實政策，得到一筆補償。譚敬是上海灘舊社會出名的四大小開，他的爸爸譚幹臣是建築包工頭，半條茂名路和錦江飯店是他家建造的。譚敬為人慷慨，揮金如土。他這次得到補償，在靜安賓館包下一層樓麵，把上海的著名畫家請來一起，開了幾天大PARTY。顧福佑當時是上海大風堂門人的牽頭人，他趁在PARTY的時機，請大風堂的門人各畫一幅，湊成了這本冊頁。
這本冊頁傳到我手中後，反複摩挲，發現唯一缺憾的是，其中沒有謝伯老的作品。一次我和謝伯老閑聊，出示此冊頁，請他補上一幅，以臻完璧。他當即應諾，隔幾天就畫了一幅《振衣千仞圖》，叫建紅兄特地送來上海敝舍。此圖高士衣袂翩翩，宛若吳帶飄逸，蒼鬆翠針纖纖，恰似聲出天籟，這是謝伯老晚年的精妙製作，彌足珍貴。
甲午初夏，我在澳洲，建紅兄含淚來電，告知伯子世伯已經歸西，聞之不勝傷悼，回想壬辰辦“九秩初度”活動時，他老人家還精神矍鑠，思路敏捷，不料短短年餘，就遽然而去，感歎造化弄人，奈何奈何！
後起俊秀燦若晨星
寫完謝門四傑，不由一聲浩歎，當年一起談笑相處的師輩尊人，均已羽化成仙，坐化到文昌君身邊去了。
然而雖歲月嬗遞，但謝家文脈，依然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前年回國，在福州路九華堂參觀了謝公令嬡——謝小珮女史的畫展，壁間花卉彩荷，色彩斑斕，枝上翠鳥，呼之欲出，鉤圖運筆，無不隱含其父母的藝術基因，然而又有自己的藝術個性，小珮留學歐美，更懂得西人使用色彩的技巧，……運筆至此，不由想起李商隱“桐花萬裏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的詩句。相信來年再看她的畫展，一定百尺杆頭，更高一節。
儒門必出孝子，謝伯老的哲嗣建紅兄，近年來筆耕不輟，出書累累，他為謝伯老辦的“九秩初度”活動，為畫壇所稱道。建紅兄在商界搏擊，事業有成，在文壇筆耕，碩果累累，是謝家，下筆千言，日進鬥金的後起之秀……
謝門才子被及各界，謝門後人燦若晨星，謝門遺韻千秋不絕。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於悉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