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１９６９年早春我們搬家了，有“掃地出門”的性質。但不同於１９６６年“紅八月”裏，北京市的“紅衛兵”驅趕成份為地主、富農、曆史反革命等等的人們返回農村。我父親本來就是條“死老虎”－－“摘帽子右派”，當時“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對整治我父親這樣的臭知識分子沒興趣。但在１９６８年底，在機關正幹體力活，“思想改造”的父親忽然告訴我說要搬家，而且地方也被指派好了，是臨近他所工作的科學出版社附近的個雜院裏。我們還去看過那院子公共廁所邊上的兩間小房子。當時我想，既然我“出身”不好，就不應該住在這所謂的“科學院第一宿舍”裏了。
父親過去是上海地下黨員，解放初期做過不小的官。組建科學院後，父親調往北京，家也就此上海搬來了，當然就住進“科學院第一宿舍”。這裏最早是個清朝王爺的宅院，後成為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他曾是北大教授）的別墅。組建科學院後，有關部門看中了這套別墅，在大花園中建起了三套洋房，連同原來的深宅大院分別住進科學院副院長和所長們。那時我們家住在一個四合院的西廂房裏，居住條件不錯。
像父親這樣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是不會為官的。１９５７年成為“右派”簡直是必然。他到安徽某地“改造思想”了三年。可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家那時竟然還可以住在“第一宿舍”裏。看來那時“反右”並沒有像“文革”那麽嚴酷。所以“文革”我們家就得被“掃地出門”了。
但為什麽到了１９６８年底，科學院房管處才想起我們家不應該住在“第一宿舍”呢？很多年之後，知情者告訴我，是當時房管處的一位“造反派”頭頭看中了我們家的房子。所以我們必須搬家。原來如此。
得知要搬家後，我開始著手準備。當時我十五歲，成了家裏最有發言權的人。妹妹小，對如何進行準備毫無概念，家裏還有個老姑姑，也是毫無主張。父親早出晚歸，每天重體力活把他累得隻是靠在床上一隻接一隻地吸煙。媽媽是遠郊區一所中學的教師，已經屬於“牛鬼蛇神”住進“牛棚”隔離審查，平日不能回家。大我五歲的哥哥“上山下鄉”到內蒙農村“插隊落戶”去了。我那時把書架上的書都用結實的繩子捆好，也隻能幹這件事情。一見三間屋子裏那麽多的家具，真不知道如何搬運。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為什麽通知我們搬家，卻過了幾個月毫無動靜，而在一天早上房管處來人（就是那個“造反派”頭頭）突然命令我們當天就得搬走。在這“毫無動靜”的幾個月裏，發生了件對我來說是五雷轟頂的事。１９６９年春節前夕，科學出版社“文革”專案小組的人忽然來到我們家裏，很肯定地告訴我，父親的曆史問題“已從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他已經被“隔離審查”，讓我立刻預備被褥送去。我清楚記得自己把被褥捆好，坐公交車送到出版社。到了專案組辦公室，我還鬥膽問了句“我父親到底是什麽問題”。專案組一個人打著官腔，意思這是個“機密”。
後來得知，父親過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曾被中共地下黨派入一個國民黨特務組織。這事情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被“揭發”出來後，父親就成了“國民黨特務”。這麽說還真是“特務”。此是後話。
父親被“隔離審查”後，“第一宿舍”裏的鄰居們對我的態度有很明顯的轉變（對我妹妹和姑姑也同樣，隻是我沒有問過妹妹）。父親這“摘帽子右派死老虎”開始被“審查”階段，在機關幹體力勞動，但每天都可以回家。那時院子裏的小夥伴們還都和我在一起玩兒，鄰居的老奶奶們會在沒人的時候悄悄問“你爸爸沒事情吧”，有時還會給我點好吃的。但自從父親被“隔離審查”，我就成了大院裏的“瘟疫”，大人孩子都躲著。我想大概他們知道我父親成為“敵我矛盾”的人了。
記得那是個寒流過後的日子，天空很晴朗。大清早那房管處的“造反派”頭頭出現了。他命令“立刻搬家”。我簡直懵了，問“怎麽搬”。他說“那不是我的事”。接著他進了屋子，手裏拿個單子，仔細查找各個家具上的一個鐵製的小標簽。他說，凡是有這種標簽的都是公家的家具，不能搬走。這下我才發現，家裏幾乎所有的家具都有這樣的標簽。原來屋子裏的床、沙發、椅子、凳子、櫃子等等都是公家的。啊哈！這下好了，我可不用擔心家具搬不走了。
因為這位“造反派”命令我們今天必須搬走，我和妹妹隻得把被褥、衣物和大量的書籍等搬到院子裏。我那老姑姑也瘟頭瘟腦地往外搬東西。記得我們隻有個非常破爛的雙人床和幾個皮箱，我那老姑姑有個單人床和一個小櫃子。我一看，搬了家我還需要個床睡覺。於是求“造反派”給個床。他開恩給了副床板，另外給了個破桌子（都是公家的）。
忽然，“造反派”告訴我說，在這宿舍中的公家的鐵製單人床少了一個。我茫然地搖頭，表示真的不清楚這是怎麽回事。他也沒說話，穿上他的軍大衣走到四合院的走廊裏抽煙，冷漠地看著我們狼狽地從屋子裏往院子裏搬東西。這單人床的“案子”是後來父親告訴我的。在父母剛剛搬進“第一宿舍”時，父親的好友許良英先生常來我們家作客。他是個率真又有些不管不顧的人，一天說到自己家裏少張床，於是就來搬我們家裏那沒人睡的單人床。父親說那是公家的。許良英先生說“不要管是誰的，物盡其用才對”。就這樣“強行”把床搬走了。我那時根本不記事，當然不知道這情況。
在妹妹和我，還有老姑姑往院子裏搬東西時，大院裏沒有一個人出來幫助。這麽說也不確，鄰居一位三歲的小丫頭過來幫我們搬東西。她不知怎的在院子裏把我老姑姑泡灰指甲的藥湯－－就是醋和薑泡在一起－－弄撒了。頓時小丫頭胸前全是醋，整個院子裏都是酸溜溜的氣味。她的小姐姐立刻從自家屋子裏衝出來，大聲斥責小妹妹，然後牽著嚎啕的小姑娘回了家。
小小的搬家插曲剛結束，我忽然有看見妹妹搬出來的一個鞋盒子裏沒有鞋，而是一窩剛生下來的小老鼠，眼睛還沒睜開，粉紅色的，還不會爬呢，大老鼠已不知去向。她根本沒注意到自己搬出來的是什麽東西。“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默默地把小老鼠放在院子的角落裏。對不起，自生自滅吧。
整個四合院裏攤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忽然我醒悟到，我得去找車搬家呀！我又去問那“造反派”。他還是那句話－－這不是我的事。
我深呼吸著，極力鎮靜著自己。想起來了，街道附近有個平板三輪車運輸站。當我上氣不接下氣跑到那兒，把搬家的事情說了之後，那幾位五十上下的工人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微胖的大漢子隻簡單地問了我住在哪兒，往什麽地方搬後，跟其他三位說：“怎麽樣？咱們都去吧。”又跟我說：“孩子，別著急，搬家的事情交給我們了。”我一聽就哭起來。他摸著我的頭道：“這麽大了還哭呀。要經得住事兒啊，小夥子。男兒有淚不輕彈。”現在想想，他們心裏什麽都明白。
四個工人蹬來四輛平板三輪車。他們什麽都不問，很利索地把攤了一院子的東西往平板車上裝。我還在別的四合院裏找了個破舊的大木箱，很多書都裝進去。工人們來抬這木箱時，我也要搭把手。他們阻止了我，“你身子骨嫩，不能抬這麽重的東西，傷了身體可不得了。”他們還幫著我把我們自己蓋的小廚房拆了，拿走了些可以用的木料、油氈和磚頭。
搬家共拉了七平板車東西。裝好車他們就仔細地用繩子把車上的東西捆好。到了地方，又幫我們把東西搬進屋子。搬完家都下午了，這才想起來他們工人還沒吃飯。工錢一共是２８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個工人半個月的工資）。那微胖的漢子說“有就給點兒，沒有就算了”。好在我當時還有三十幾塊錢，把工錢付了。那微胖的漢子什麽也沒說，隻是拍拍我的肩膀，接著又使勁拍幾下，盯著我看。我記住他說的話，“男兒有淚不輕彈”，淚水在眼睛裏打轉，就是沒讓流出來。
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就用搬來的那點木料、油氈和磚頭，在房門邊搭個非常簡陋的小廚房。雜院裏的鄰居們都圍著看，說“這孩子真能幹”。嗨，幹什麽隻要一逼，硬著頭皮也就撐下來了。
我們家後來在這雜院裏住了十四年。鄰居之間關係都挺不錯的。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噢，再補充一點兒。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那些“蹬平板兒”（平板三輪車）的“成份”都不好，“解放前”是些“無業遊民”、“流氓無產者”，甚至還有不少“曆史反革命”。我聽了想了一下，淡淡一笑，“‘好’‘壞’隨您說吧。我隻認定人的良知。”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談論以往的事,沒有任何的仇恨,而是當成趣事回憶,另外,還基於兩點,任何人在成長過程,總會有坎坷磨難,這種經曆確實讓我們心胸開闊,這是好事.第二,中國自己也經曆了巨大的磨難,現在的改觀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每次想到過去時,是欣慰和高興.
謝謝你的文章,希望看到更多的.
搬家時,也就是父親單位借的三輪車,我人還小,坐上坐墊就腳就夠不上腳蹬,所以是站在腳蹬上騎三輪車,和我哥哥輪流騎三輪車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