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下的小鬼兒（上五十六）

（五十六）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傳來了唐山大地震的噩耗。幾十萬人就這樣失去了生命。在災害之前，有地質學家提出過警告，可在那個年代，皇上是不會關心百姓庶民的。除非是中南海要地震。我不由哀歎道：

長空盡黑雲，大地濁氣瀕。

不思治國土，殘傷同類頻。

匪夷其所欲，唯權利益熏。

置國無寧日，迫人萬馬喑。

這樣的暴君當道，這個國家很難蒸蒸日上了。我是一個罪犯，哪有權利談古論今。隻是身在這裏，自然就會想著它的榮辱貧富，就像惦記著媽媽的健康一樣。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號，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一個暴君走入了墳墓，一個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獨裁者從高山之巔栽了下來，他將陷於地底，再不能貽害人民。

當神州大地沉浸在一片痛哭聲中時，我想：人們哭的不是他的死，是在哭這心驚膽戰、批判鬥爭的日子是否過去了；是在哭這麽偉大的領袖、天才的馬列主義革命家帶領我們奔向幸福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都這麽艱難、這麽慢，那下一個沒有他英明的領袖將會帶給我們的，是否是比現在還要貧窮困苦、緊張乏味的生活呢？

人們越想越傷心，越想越難過。在痛哭的同時，翹首盼望著新的大救星。

我恨毛澤東。恨他剝奪了我們這一代人學習知識的權利，恨他攪亂破壞了我們哪怕貧窮但很安寧的學習環境，恨他強加給我們的思想，恨他讓我們過早失去了或者說未曾有過天真，恨他讓我們從小就看到了暴力野蠻、殘殺和歧視，恨他剝奪了我們正常成長、公平競爭的機會。

他在我們幼小的心靈強行灌輸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所謂的革命思想。

他讓我們幼小的心靈嚴格地劃分出了等級立場，讓一些人覺得自己天生下來就比別人高尚，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那麽卑微，是被革命的對象。無論你屬於哪一類人，你的心靈都在他的幹預下扭曲地成長。

他使人們崇尚假大空，他教會全國人民高擎語錄、山呼萬歲，連老頭兒老太太也要在他的神像下跳那從靈魂到肢體都扭曲了的、愚昧醜陋的“忠字舞”。

回想在那個荒誕的年代，中國出了幾個科學家、出過幾個對人類進步有貢獻的人？尤其是我們那一代。他不隻是毀了我們那一代人，他使得整個中國停滯不前。被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麵。在那一段時期，世界上出現了多少發明創造！

人們終將明白，創新才是救星，解決問題才是革命。世界上會有永遠解決不完的問題，不斷地去解決就是人類的進步。

總結毛澤東的一生，就一句話：他根本不知道人活著是為什麽，更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誰死了也擋不住時間的推移，沒死的人依然在尋求、摸索著通往幸福的道路。“四人幫”的倒台，使人們把一切怨恨都撒到了他們身上。殊不知所以產生毛澤東、“四人幫”，是和這片土壤的養分分不開的。人們狂呼亂跳地喊了一段“毛主席萬歲”後，又愣在了原地。

鄧小平沒有讓人們再喊萬歲，他大刀闊斧、實實在在地對這個古老腐朽的國家進行了改革，使人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誠實地說到，現在的我們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他的方向是對的，他唯一的錯誤是，過河時還穿著那套破舊古板的衣服，他不敢脫掉它有兩個原因：一是毛的陰魂未散，在人們的心目中，毛澤東仍然是“四個偉大”。這時如果公然脫掉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可能會引起思想戰線的混亂，影響“四化”的進展，他沒想到這套衣服在沾上水後會造成多大的阻力。二是他還沒有形成一套合適的、嶄新的理論，如果脫掉那套毛的舊衣，他隻能赤身裸體地過河。他不知道，那樣會輕鬆得多。隻要觀念轉變了，新的衣裳會隨之而來，而且會實用、漂亮得多。

“解放腳”雖然難看，但它是婦女擺脫束縛、釋放自己的必經之路。當女人們還原本來麵目時，是那麽地漂亮、實用——看看今天的女人們在社會中取得的成功、作出的貢獻吧。

如果你認識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共產黨的思想基礎方針政策是那又臭又長的裹腳布，就把它丟掉吧！你會得到歡迎與支持。

社會的變遷對監獄的影響是慢一拍的，犯人們依舊盼著自己出獄的日子，在一天一天地熬著。毛澤東死後，整個團河農場的勞改犯全部要調到茶澱勞改場。

臨調的前一天，弟弟和汪峙來看我了。看著逐漸成熟、可目光中膽怯未除的弟弟，和獲得新生、令我自慚形穢的汪峙，我感覺到自己已經被時代淘汰了。出去又有什麽意思呢？像汪峙一樣，在別人異樣的注視下，像踩平衡木似的低頭行走於人行道兩邊的白線上？整個接見中我說了不到三句話，都是問的媽媽。

第二天全體犯人都集合好、就要出發時，指導員將我叫出隊外，對我說：“沈猛，這幾年你是從刀尖上走過來的。你很聰明，但這樣下去很危險，對你沒一點好處。我希望你不管怎樣，都不要忘記你是一個犯人。否則，你即使到期的話都很難走出這勞改場。其實我沒必要和你說這些，但不知道為什麽，我還是想對你說。”

我明白他是善意的，但我同時也知道，我人還沒到新的勞改單位，名字就已經過去了。

剛到茶澱勞改一分場十一中隊，我便被叫到了隊部，中隊的霍指導員及中隊長已在裏麵等我了。談話的中心意思是：你的情況我們早已清楚，但在新的環境應重新開始。不要給我們找麻煩，那樣也同時給你自己帶來麻煩。你的胳膊不好可以不幹或少幹活，我們把你分在病號班，願意出工就出，不願意出就不出，總之隻要你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就行了，我們會盡量照顧你的。

我被招安了，我不顧其他人的憤怒叫罵，每天在病號班自得其樂地看書。這第二次的捆綁使我的左臂功能紊亂，肌肉極度萎縮。手像雞爪子似的總是顫抖，手指會無緣無故地機械擺動。如果用左手抽煙，會經常掉在地上，天涼或沾冷水時就抽筋，有時能把手抽得僵硬地縮在一起。我怕再經曆這麽一次就徹底完蛋了，就決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

這“病號班”隻是一個稱呼罷了。出工的話就不按病號的定量吃飯，不出工就按病號的定量——每天七兩糧食，原來病號不病號是按糧食來定的。這七兩的定量不知道是哪個文件或什麽人指示的，抑或是這個隊自己定的。因為有了保護胳膊的想法，我現在隻好偃旗息鼓，對什麽合理不合理、虐待不虐待都不往心裏去了。我已經筋疲力盡，隻能蜷縮在窩裏苟延殘喘了。七兩糧食對於那時的我是可以度日的，好歹我隻剩一年的刑期了，忍過這一年，就會柳暗花明。

過了幾星期我才知道，班裏的其他人沒有一個有病，全都是以前各單位難於管理的、或者說是反改造尖子。我這才明白，原來這七兩糧食是小號的定量，但因為沒違犯監規，就沒有借口關你小號。就算關了小號，也不能長期地關著，所以就來個擴大了的小號，美其名曰“病號班”。咳，管它叫什麽呢，我既然決定了什麽都不管，忍好這一年，就得說到做到，對此我沒說一句話。

這班裏有一個我在外麵時就聽說過的、曾提拎著三棱刮刀把赫赫有名的小混蛋從新街口一直追到西單的玩主，他叫程國輝。聽他的名字，我想此人一定是高大的好漢。看到他本人，我才明白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他是一個瘦得顴骨高聳、鎖骨突出，整日低頭行事、從不高聲說話的人，看上去像個小老頭。他原判十年，因在一監打架加刑一年。

那會兒的流氓已從文革前、初期的講究流氓仗義演變成平常時候兒最仗義，關鍵時候兒賣兄弟，講什麽“玩兒的是腕兒，走的是麵兒”了。對此我非常反感，我認為本來你做的事就是社會所不容的事，人是常人都鄙視的人，在這被常人給拋棄、都是同類人的小圈子裏還耍小手段，就更沒人味兒了。這種人一定是人品極壞的人，為此我從不與這種人說話。我覺得要不你就幹脆改邪歸正，徹底洗手不幹了。否則就不要又標榜著自己的仗義、享受著小痞子們的進貢，指使著他們做你所不敢做的事，分享著他們用出賣靈魂到肉體才換來的一點物質利益，而又在關鍵時刻出賣他們來保護自己。可這種人在中國的流氓裏是占絕大多數的。

程國輝不是這樣的人，他敢作敢為。從不以老泡兒的身份去擠兌那些小流氓，也從不會因某個人如何有名或非常厲害而怕過誰。更不會讓別人替自己做什麽，實在需要的話，他會自己去做，基於他的為人，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還有一個犯人，我和他一共沒說過三句話，但他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叫楊誌剛，個子矮矮的，很瘦。但他的膽量與勇氣卻和他的外表相反，而且為人非常仗義，如果他能走上正路的話，一定是個好手，因為他很有毅力，又很勤奮好學。

但是他沒能把握自己，二十年後因為販毒給槍斃了。用不正當手段輕易地獲取錢財，會使人的欲望膨脹，在金錢麵前，沒有人會滿足的。即便他的財產已經追上了李嘉誠，但他還想成為比爾?蓋茨。金錢的誘惑能使人喪失理智，所謂利令智昏，人為了利益能做出自己在臨死時都會覺得不可理解的事。

誰都會說錢是“生帶不來，死帶不去”的東西，可又有幾人能真正把它悟透了呢？說了半天，得先悟透什麽是人、該怎樣做人。要是沒悟透這一點，無論他是有錢的還是沒錢的人，都會抱著遺憾和悔恨離開人世的。

牛凱是這個班裏年齡最小的。他每天都在勤奮地學習英語，他常常被接見，家裏每次都會給他送來大量的學習資料和小說，這使我得益匪淺。出去以後，他還到我家找過我一次，不知道他現在做什麽，我想他應該是有所成績的。

還有一個叫汪春陽，是個幹部子弟。他的父親在一九三八年參加了革命，在部隊搞政治工作，是四十年的老革命了。他的媽媽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提審員。這都是有一次霍指導員在我們班裏提到他的家事時我才知道的，指導員的意思是：他這種出身的人，和別的犯人不一樣，他不應該進監獄。

聽到這些後，我從心裏與汪春陽建起了一條鴻溝。但他從沒表現出像小旦兒們的那種優越感，也從不炫耀這些。相反，他常常說的是在冰場和嘎巴兒等一些院派的如何如何，與哪兒哪兒的一幫人碴架，拍了哪些婆子等，表現得比任何流氓還流氓，似乎不這樣就不能說明他是玩主。現在想起來，他要是能寫本書肯定能成王朔。

汪春陽為人比較正直，漸漸地，我對他有了好感。有一次他又提起了他與嘎巴兒的戰鬥史，本來他和牛凱在侃，因為牛凱也認識嘎巴兒。突然他轉向我問：“你認識嘎巴兒吧？”

我搖了搖頭，繼續看牛凱家裏送來的那套《約翰?克裏斯朵夫》。他非常失望地剛要和牛凱繼續侃，忽然又不甘心地扒拉著我說：“那也聽說過吧？”

我看他這麽執著，不好意思掃他的興，便放下書，說：“嘎巴兒這倆字我是聽你說後才知道的。我不是說他綽得不響，因為我從一九七一年初插隊就沒在社會上玩兒過，更甭說去冰場了。而且我七一年底就進來了，你說的這些都是七二年以後的事兒。我上哪兒知道去啊？那會兒我早啃上窩頭了。”

他怔怔地看著我，說：“你都在監獄裏呆了六年多啦？那你玩兒得夠早的呀，你進來的時侯多大呀？”

“我從文革後不久就學壞了，要說真正算是玩兒的話，是十六七歲，進來時不到十八。”我向他大概交待了我的犯罪曆史。

可他還不甘心，又問：“你們那會兒玩兒是怎麽個玩兒法啊？去冰場碴架拍婆子嗎？”

聽他這意思，好像到冰場不是為滑冰，純粹就是打架拍婆子去的。我不願提偷的事，就和他聊起了去冰場玩兒的事：“聽你這一說，這冰場的變化也大了，我第一次去冰場是一九六三年春節。那時我才不到十歲，是和我七哥去的。我七哥從小就愛滑冰、跳舞、彈吉他、拳擊------這麽說吧，凡是好玩兒的東西，沒有他不會的，我剛才說的這些是他最拿手的。那天我們到了冰場後，他就把我交給了一個大姐，那女人當時大概有二十歲。”

“盤兒靚嗎？”汪春陽問。

“別打岔，聽他講。”國輝也過來聽了。我不知為什麽今兒聊興大發，就講了下去：“那會兒我不懂什麽樣兒的算得上是盤兒靚，都是憑感覺，對我好的、親切的，就覺得她漂亮。不過應該是挺靚的，最起碼那些滑冰的小夥子們不停地圍著她轉，就說明她對男人是有吸引力的。我七哥把我交給這女人，是怕我影響他的發揮。他一米八五的個子，可他在雙杠上騰挪翻滾的表現讓你不敢相信，一米八五的人能這麽靈活。隻見他穿著跑刀，先在原地來個醉八仙，跟著用冰刀剟著冰地快速奔跑幾步後，一隻腳用力一蹬，邁開兩條長腿，沿著冰場人們自然滑出來的跑道，像箭一樣地滑起了大圈兒。他一會兒雙手背後，一會兒一隻手很有節奏地前後擺動，好似一隻蒼健的雄鷹在空中盤旋。不一會兒，他已經超過在跑道上那些暗地裏較勁兒的參賽者一圈兒了，冰場上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這使他更加得意。

我在那個大姐的教練下，也嚐到了滑冰的樂趣，雖然剛滑了沒一個小時就摔了不知多少跟頭。尤其是我剛能獨立自行滑上幾步時，和一個同樣是初學的小孩眼看就要撞上，我倆既不會停又躲不開，直直地抱在了一起。相互樓得緊緊地來了個老太太鑽被窩，我倆坐在地上，哈哈地笑了起來。好容易不笑了，她一指我的鼻子，又笑了起來了，而且比剛才笑得還厲害。我不知道她為什麽這麽愛笑，就說‘你喝了笑老婆尿啦，沒完了’。她不但沒停止，又一次指著我鼻子，笑著說‘你才喝了笑老婆尿了呢，還是黑尿’。直到大姐把我的口罩摘下來，笑著讓我一看，我才明白那小女孩兒為什麽笑。由於我老摔跟頭，手套已經又黑又濕，我又不斷地用它去揪沾在鼻子上的口罩，把口罩中間那塊捏得跟用煤球塗過一樣，怪不得她笑起來沒完沒了。我不好意思地將口罩裝在了兜兒裏，又滑了起來。這時有幾個小夥子滑成一個小圓圈，把大姐和我圈在了中間。一開始我倆以為他們是無意的，可那圈兒越來越小，後來其中一個停在了那大姐麵前。他對那大姐說：‘這小孩是你弟弟吧？’那大姐點點頭，沒說話。

‘咱們可以一起滑嗎？’那人又問。大姐沒有理他，四顧著找我七哥。這時七哥已經放慢了速度，悠閑地滑著，隻是身後拉著四五個女人。她們一個拽著一個的衣服，向一條龍一樣在跑道上轉著，不時地還有人加進來，奇怪的是，全是女人。

‘沈莊，沈莊！’大姐閃開那人的糾纏，拽著我向跑道上滑去，邊滑還邊喊著。當長龍從我們麵前經過時，她一把拽住了最後那女人的衣服，另一隻手依舊緊緊地拽著我，我倆成了龍尾，隻不過這龍尾的側麵多了個小糾糾。

大喇叭裏反複播送的《步步高》、《彩雲追月》的曲子停了，傳來廣播員甜甜的話音，‘親愛的朋友們，今天的開放時間已結束。請朋友們散場，請不要擁擠，注意攜帶好自己的物品，再見’。時間跑得也忒快了，我戀戀不舍地又摔了幾個跟頭，才在大姐連抻帶拽下最後一個出了冰場。換鞋時我看到那幾個剛才糾纏大姐的人圍住了七哥。

‘哥們兒，糖（女人）夠多的呀，摧（讀Cei）塊兒吃（分我一個）怎麽樣？’

‘糖好吃，就是粘牙（不給）。’

‘行啊，那咱找個地兒說的說的吧？就菊花展那兒，敢去嗎？’

‘行啊，隻要是單挑兒，隨你們去哪兒。’七哥走過來，將裝著冰鞋的包遞給我，說‘讓這姐姐先送你回家’，接著他對大姐說，‘你把他送到家門口兒就行了，讓他自己進去。我有事兒，你們走吧。’說完就隨那幾個人走了。”

“我肏，你七哥怎那麽傻啊，一個人跟一幫人走？回頭人家來個群摧，你七哥就傻屄了。起碼也得帶著冰鞋，到時侯拿冰刀當家夥兒用啊。”汪春陽急道。

“你懂什麽呀，那會兒打架都忒規矩，說單挑兒就是一對一，沒有仗著人多打一個的。帶什麽家夥兒呀，那會兒除了玩兒拳就是玩兒跤，哪兒像現在啊，就會動叉子。”國輝不想讓春陽打斷我，替我解釋著。

“我想跟去看看，便對大姐說我要去廁所。剛一進廁所，我馬上轉過身偷偷兒一看，大姐沒看著廁所，我便‘吱溜’一下，順著林蔭道的樹後向菊花展那兒奔去。我躲在一座假山後邊兒，屏息偷看著。

隻見我七哥不慌不忙地脫去了外衣，挽起了袖子，兩隻粗壯的胳膊上條條肌肉清晰。他在紅牆前邊兒的一塊空地上側身一站，擺開了大開門的架勢，這架勢一看就是根本沒把這幾個人放在眼裏。‘一、二、三、四。’我數了數，一共有四人向我七哥要糖吃。我看著這四個饞鬼，心說：一會兒你們就不要糖了，我七哥一小拳就能打你一斜歪頂，讓你趴在那兒滿地找牙。

他們中的一個矮胖子先走了出來，看他的架勢，根本就不懂拳擊。他倒是挺勇的，一個箭步竄到七哥麵前，大肉頭往下一紮，掄起了王八拳。我七哥隻一個勾拳，就把他打了個四腳朝天。這一拳掏了他一個滿臉花，躺在地上都不知道擦血。第二個一看自己哥們兒這麽丟臉，二話沒說就跳上前來。可還沒等他站穩，我七哥左手一個刺拳打出，就在他躲閃的一霎那跟上一步，右手一個擺拳，狠狠地擊在了他的左側下頜上。他像一個木樁子似的直直地、鼻子著地栽倒了下去。第三個是一個中上等個、身材健壯的人，他比較沉穩，而且會點兒拳擊。他一手稍稍在前，一手在後的用小開門的架勢雙手緊緊地護住下頜兩側，一腳前行一步一腳隨後跟進的，還不時用刺拳佯攻著。我七哥警惕地抬起雙拳，護住了下頜，也用刺拳與他周旋著。忽然七哥用一個直拳，擊中了他的顴骨，沒等他緩過神來，一陣雨點般的組合拳猛擊他的兩肋，拳拳結結實實打在了他的軟肋上。沒有拳套緊攥的拳頭如同打鐵的大錘，等他想起要護住兩肋時，疼痛已經迫使他彎下了腰。組合拳突轉上方，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他晃了幾晃，沒有摔倒。七哥跟上去又是一拳，重重地擊在了他下頜的震動肌上，‘撲通’他栽在地上，起不來了，半天沒動一下兒。我興奮得剛要從假山後麵竄出來歡呼，突然那四人同時向七哥撲來，我剛說不好，隻見七哥往後一退，緊貼著紅牆站了下來，使得他們無法從後麵包抄，隻能從正麵進攻了。當他們硬著頭皮衝上來時，士氣已經沒有了，隻是礙著麵子作最後的表現。七哥一拳一個，幹淨利索，使他們又回歸了原位。我再也忍不住了，歡呼雀躍著跑了出來。

‘叫你們饞，有錢自己買糖去，跟我哥要，沒羞！我哥要給也不給你們啊，還留著給我和弟弟呢！’

我七哥聽著這沒頭沒腦、驢唇不對馬嘴的話，成了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等他明白過來，才大喝一聲：‘你是不是一直跟著，偷聽我們說話來著？’

文革後六六、六七兩年，我就再沒去過冰場，六八年偶爾去過。那會兒有個女老兵兒，我忘了叫什麽了，就記得她老穿一身兒將校呢，披肩發。有一次前額上還裹著雪白的繃帶，在冰場上挺紮眼的，聽別人說這是X大元帥的女兒，也不知是真是假。那會兒冰場上綽得響的是老獨，蔡東北，京生，建國、建設，鐵道部的邱剛、邱銳哥倆，公安部的占五一、華子和李小軍、李少軍哥兒倆。其實他們倒不一定是打架打出來的名兒，有的是因為他們老頭兒有名兒，有的是因為在大院兒裏人緣兒好。他們後來都當兵去了，不然今天沒準兒也會和咱在這兒侃呢。這些都是院兒派的。玩主裏在冰場有點兒名兒的像東城的邵雷、邵奇哥兒倆，南城大石橋的牛不點兒，西城的小混蛋，西單的梨白，豆兒朱，海澱的一喚，雪勝兒------多了去了。但這些人大部分全綽到這兒來了，就拿咱程國輝來說，當年一把刮刀追得小混蛋兒滿街跑。誰橫啊？強中自有強中手兒。鹵水兒點豆腐——一物降一物，隻不過有的人愛揚名立萬兒，有的人不屑張揚罷了。那會兒什麽鎮東城、鎮西城的玩主多了。要說真橫，還得說是公安局，把這些玩主都鎮了，這不今兒咱們不管是老兵、院兒派還是玩主、流氓，不都得乖乖兒地在監獄裏服刑嘛。”

說到這裏我停了下來，結束了這侃大山的精神享受。汪春陽說：“以後你別把院兒派、老兵兒和玩主、流氓分得那麽清楚，那是你們那會兒，如今早已是兵匪一家啦！”

 

我不知怎麽會想起七哥，他是我同父同母的親哥哥。我和他在一起接觸過能有十天就不錯了，總之在我的記憶裏是沒有幾天的。我家兄弟姐妹是這樣的，一共十男八女。大哥、大姐、二姐是我大爺的孩子，實際上，大哥是二大爺過繼給我大爺的，因為我大爺沒男孩。大哥死前在銀川好像是教師。大姐後來也死了，二姐現還住在銅鐵廠五號。二哥、三哥、三姐是我三大爺的。二哥如今已經九十了，耳不聾，眼不花，結實得很。 三哥退休前在北京針織總廠。三姐退休前在秦皇島，是教師。四哥和我同父，是個老共產黨員，解放前在燕京大學時就入黨了，是共產黨安插在父親身邊的地下黨，他是在二零零四年死的。五哥、六哥、四姐、五姐是我二大爺家的。五哥在昆明機床廠是工程師，早已經退休。六哥退休前是北京大學黨委搞宣傳的幹部。四姐在台灣，已經九十了，她和我媽媽同齡。零六年我弟弟去台灣時還見到她，很健談。五姐退休在武漢，也近九十了。我父親排行老四，他的三個哥哥都去世較早。他便把他們所有的孩子都撫養成人，才因此有了這麽個排行。他的第一個女人在為他生了四哥後死了。第二個女人生了一個女孩，排行六姐，六姐一直和我們保持密切的聯係。她媽媽在她剛生下時就去世了，按迷信的說法，我爸爸克女人，一般的女人在他身旁活不太久。我媽媽是一九三七年和我爸爸結的婚，六姐一直是跟我媽媽長大的。她對媽媽有著和我們一樣的感情，又和我們同父，我們因此就改叫大姐。我們同父同母的兄弟有四個，大哥沈莊，一九四零年生，屬龍。二哥沈抗，五一年生，屬兔。下麵是我，五三年生，屬蛇。我在覺得自己什麽都不如別人時，曾經以和馬克思一個生日、和毛澤東一個屬性在暗地裏安慰自己，現在想起來多麽好笑啊，人在貧乏時為了能有支撐點、建立一點自信，常會用一點巧合來安慰、欺騙自己和別人。再下麵是我弟弟沈沉，五七年一月一日生，按公元年算屬雞，實際應屬猴，和我爸爸一個屬性。七姐沈七聰、是我二姐，三九年生，屬兔。八姐沈慧、是我三姐，四五年生，屬雞。中間還死了一男一女，要是活著的話應該算是我的八哥和八姐。

我七哥從小不愛學習，就愛玩兒，凡是玩兒的東西他都會。由於小時侯營養好，又加上他喜歡鍛煉，造就了他健壯的身體。我們四個男孩的身高也代表了我家的走勢，要是炒股的話，誰買我們這股票就得賠死了——一路下跌。從一米八十五跌到一米八，再跌到一米七十七，最後跌到了一米七十四。我七哥十一歲時，我家開始沒落，他很不情願地從銅鐵廠六號雕梁畫柱的深宅大院搬到了後劃為五號的花園、那本是養花暖房的三間大北屋。好在還隻有自己的一家人，一千五百多平方米的大花園裏有假山、亭閣、花草樹木、噴水池。從小愛花的他覺得還不錯，那丁香樹的芬芳驅走了他對以前自己寬大臥房的留戀。

他對於這次的搬家是這樣認為的。那是四九年的三、四月份，當時解放軍要進攻上海。一天，門外停下來一輛摩托車，正好他要出去玩。他問坐在摩托車上的軍人：“解放軍叔叔你好，請問你們是不是找沈克？他是我爸爸。他不在家，要一會兒才能回來。”

那軍人笑著說：“我要交給你爸爸一封信。”

是的，沈莊看到一個大大的牛皮紙信封，正中有兩個又粗又黑的大字“絕密”，信口處還蓋著紅紅的大圓印章。

“請交給我吧，我會轉交給爸爸的。”他鄭重地說。那叔叔笑了：“這可不行，這不是一般的信，必須要親手交給本人。不然我就要犯大錯誤了。你不會讓叔叔做違反紀律的事吧？”

“當然不會，那你能不能帶我騎一段摩托車呀？”他又看見好玩兒的東西了。那解放軍想了一下，說：“你認識南官房嗎？咱們騎摩托去送一封信，送完了你爸爸可能就回來了。”

“南官房還不認識？就在定阜大街南邊。走，我帶你去！”說罷，他竄上了摩托車。

爸爸在接到信的第二天被一輛小臥車接走了，一連三天都沒回來。媽媽有些焦急，準備到政府部門去找，正在這時，爸爸回來了。爸爸的臉色是那麽難看，本想進爸媽屋的七哥，停在了外麵。

“你怎麽不說話？來，喝點兒舒心茶。”媽媽端著一杯茶，放到爸爸麵前，關心地說。

“共產黨要攻打上海，不知道聽誰說我與湯恩伯有些交情，就把我找了去，非讓我去上海勸降。那湯恩伯是何等惡人，早在一九四四年我隨李宗仁視察各大戰區時，就對他有所領教，那是一個殺人成性的魔王。那年，我們坐商船去武漢，那船長不知道湯恩伯來了，待知道時想到碼頭迎接，為時已晚。我們都走上了甲板，那船長便慌忙跑到甲板上迎接。一見麵，湯恩伯就掏出手槍，我還以為他要嚇一嚇那船長，好讓他以後注意，不要耽誤了我們的軍機大事，誰知‘砰’的一聲，他真地開了槍！等我想阻止時，那船長已經倒在血泊裏，一命嗚呼了。我曾向李代總統講述過此事，並請其轉報委員長，此等亂殺無辜者，怎可重用？我不但和湯恩伯談不上交情，而且是有齟齬。湯恩伯這種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不要說與他有怨隙，就是沒有的話，也是不但勸降不成，反而會搭進無辜性命。可他們硬是反複說讓我考慮，而且晚上還不讓我回家。這使我十分惱火，與他們吵嚷起來，若不是周恩來出麵，我恐怕今天也回不來。另一個可能就是，湯恩伯已經不在上海，撤離到重慶或台灣了，我去已沒有意義，這才放我回來，簡直是豈有此理！”爸爸說著，還不時地喘著粗氣。

“既然已經回來了，就不要生氣了。事情過去了就不想了。”媽媽勸著爸爸，其實她的聲音也是那麽空空的，讓人覺得心裏很不踏實。

沒過幾天，我家就從住宅搬進了花園。不久，那宅子裏搬進一個解放軍大官，據說是什麽司令。

生活的變遷沒能擋住爸爸的執著。掃盲運動時他找到了自己的價值，馬上在自家的院子裏辦起了掃盲夜校，還親自走街串巷，動員、說服人們到夜校來學習。當他一字一句地在黑板上寫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並帶著學生們大聲朗讀時，是那麽地嚴肅認真。盡管家裏的東西已讓打小鼓的一車車拉去，換回來那極不等價的錢，入不敷出地維持著他的壯舉。他都沒去想一想日後的生活來源，仍舊用教鞭指著黑板，不厭其煩地高聲朗讀著“一人兩手，兩手十指”，似乎三民主義結合著共產主義，就快從這掃盲運動中來到了。沈莊也被這種賣物度日的舉動感染了，他為了能去滑冰、看電影、買一把吉他、一付拳擊手套、一張舞會的門票，可以隨意拿著媽媽一個首飾，或順手抄起一件狐皮大衣走進護國寺委托店或交到打小鼓的手裏。那時，那些打小鼓的幾乎踢破了銅鐵廠五號的門檻。當這熱烈的景象變成“門前冷落車馬稀”時，當沈老先生抱著五歲的沈抗去龍頭井買沈抗以往日日都能吃到的小籠包、掏錢的手慢慢地從那多日沒換的馬褂兜裏空著拿出時，他尷尬地向小販一笑，這才知道此時的他，已經不能滿足兒子小小的要求了。

 

戎馬一生凱歌旋，

槍林彈雨隻等閑。

催馬揚鞭笑倭寇，

撚燈執筆歎江山。

英雄浩氣獵長空，

兒女情長纏心肝。

亂世不知何為苦，

一籠小包促汗顏。

沈莊再也拿不出一件能使打小鼓的眯起眼睛的東西了，他知道，那無憂無慮的日子沒有了。看著大姐十五歲就參加了誌願軍，二姐十七歲就去了職業排球隊，女孩子們都自覺地分擔起了家庭的重擔，他也想尋找一條能夠分擔媽媽辛苦的出路。看到最小的弟弟沈沉剛一出生，爸爸就被打成右派抓走後，媽媽帶著三個幼小的弟弟勞累的身影，他到街道政府去找工作。真沒想到幾天後，一個派出所的警察來家裏通知他，說派出所把他作為社會閑散人員，給他安排了一個工作，明天就可以去報到。

他在北京天堂河農場葡萄園幹了兩三個月的農工後，才發現身邊的工友們都是由右派、壞分子和無業遊民組成，想另尋它途卻走不了了。此後他的一生都沒能脫離這個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