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著看曆史- -

(文章來自: 天益雜文)


又讀到一段文字：“我們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碩果僅存的。其他三大文明都未能延續下來。” 挺自豪的氣息洋溢出來，令所有華人樂滋滋喜洋洋。我忽然想，要是打一個也許不那麽恰當的比方，一隻猴子爬在樹上感歎：“隻有我們才是碩果僅存的，所有其他的類人猿都未能延續下來。”這隻猴子大約也挺自豪。

羅曼 . 羅蘭有句話，也許不算名言：“生活在一個太古老的民族，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這個代價我們已經領教得太多了。所謂人類文明，不過是人的思維擺脫動物稟性的過程。如果我們沿著曆史的軸線豎著看過去，從動物界傳承下來的專製體製逐漸轉向人類的民主體製，這就是文明在社會關係方麵的進展。理由其實很簡單：隻有民主才能顧及每一個人的權利；而隻有每一個人的利益都被顧及，這個社會才是公平的。

比較我們的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否可以允許成立這樣一個區別：我們的文明是一個崇尚守舊的文明；而西方的文明是鼓勵創新的文明。我們引以為榮的文明史，整個就是一部專製史。“君、臣、父、子”構築了一座權力的金字塔，僵化而且頑固；整個文化大致就是“官文化”，除了愚昧的感恩之外，沒有“子民”的任何地位。

老毛有教導：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他並且斷言，站在這個立場上解釋曆史的，是曆史的唯物主義；否則，就是曆史唯心主義。我也曾篤信這個說教。不過也是他老人家的教導，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都是封建地主階級在那裏統治。那麽，無論勝利了的還是失敗了的，都是同一個階級自己在那裏鬥來鬥去。由此類推，中國就沒有曆史了。硬要說有的話，也隻剩下那一點農民起義算得上是曆史，秦王掃六合；楚漢相爭；三國等等，都算不上階級鬥爭，隻是封建地主階級自己在鬥著玩，如何算得上曆史呢？由此看來，《共產黨宣言》所謂：“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顯然是說不過去的。相反，我們似乎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維護專製與弘揚民主的鬥爭史。

豎著看中國的曆史，我們不難看到，凡革新者，都沒有好下場；凡守舊者，總是得意的。例如商鞅、王安石、李摯、譚嗣同等等。商鞅變法導致了秦國的興隆，卻使商秧遭車裂之刑；而商鞅遭車裂之後並沒有廢黜變法之要義。及至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突然“官運亨通”，尊的不是孔子的創造性，要的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從此國家人民就隻是一塊蛋糕，謀求統治權是唯一目標。

商鞅以後，時間渾渾噩噩過去了一千四百餘年，到宋代始有王安石的“熙寧新法”出現。雖然這次變法有範仲淹的“慶曆新政”為鋪墊，但變革總是不得人心，支持變法的宋神宗一死，變法也就失敗。於是我們不得不痛心地看到，我們引以為榮的文明恰是以守舊為標誌的，“以不變應萬變”也就成為我們文明的傳統。

既然有人要變法，說明祖宗之法出了問題，至少有識之士認定它有問題。倘若大家都這麽認為，變法就不會失敗；而且變法之端一開，也會不斷地變下去，中國也許就會換一個活法。遺憾的是，變法在傳統麵前碰得頭破血流，社會隻允許“照過去方針辦”。更糟糕的是，許久都沒有人再敢於輕言變法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於是蔓延開來：說不變的，是天經地義；說變的，一定居心叵測而且大逆不道。

書上的定論是說 1840 年我們開始挨打。不對了，我們的挨打應該開始於成吉思汗時代，是他的孫子忽必烈首先滅亡了中國。一個弱小的騎射部落滅亡了強大的禮儀之邦，這本身就證明我們的傳統出了問題。我們的乏祖宗肯定不會如此認為，他們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祖製是不會錯的，也萬萬改變不得；中國的百姓並不在乎誰統治他們，卻在乎維持祖製。忽必烈也供奉儒家文化，於是他們的統治得以確立。蒙古人的金戈鐵馬，橫掃歐亞大陸。中國人從未有過的眼界由此而開。東西方文明遇到一次真正千載難逢的交流機遇，但在傳統麵前依舊碰壁。及至他的兒孫放任西方的文化引入中國，問題就嚴重了，造反便有了道理。八十九年的元帝國到此結束，農民領袖朱元璋就勝利複辟了傳統，專製打專製，稍微開放的專製不敵頑固守舊的專製。

明帝國繼續奉行專製文化，朱元璋大開殺戒把專製集權推向新高。接著昏昏沉沉混了幾乎三百年。恰是在這三百年裏，西方卻在天翻地覆。而宋代就已經顯現敗落之相的祖製，此時更已病入膏肓。有已經看出問題的識之士還是有的，李摯便成為鞭笞祖製的第一人，下場自然不妙。西方早期殖民主義者開始冒犯大中華，霸澳門、占台灣，中國的割地自大明始。

腐敗的專製製度導致皇太極獲得勝利，又一個更落後的騎射部落入主中原，沒有文化的部落隻能奉行漢文化，傳統既然依舊延續，漢人也就心甘情願地被統治。大清國的辮子直到今天還在電視劇裏甩個不停。其實清國的勝利是中國最嚴重的災難，元代開始明末又死灰複燃的中西交流被掐滅，康乾盛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後的輝煌，這個短暫的輝煌蒙蔽了中國人的眼睛，危機已經來臨卻毫無意識；躺在祖製的破船裏卻歌舞升平地不屑看一眼世界。

清國的辮子甩得再歡也甩不過近代西方文明，災難於是開始了。鴉片戰爭的本質並非鴉片，是閉關鎖國與開放自由貿易之戰，升高一點說是專製與民主之戰。戰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從談判到基本條款都不提鴉片，而是強迫大清國開放口岸自由通商便是證明。從此，西方的文化、經濟都得以湧入中國，直接的結果便是打破了傳統的寧靜。這不僅令統治國家的剝削階級不滿，就連被統治被剝削的農民階級也不滿。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就是例子。尤其是義和團，“扶清滅洋”顯示了被統治者與統治者合作抗擊西方文明的決心。

即使辛亥革命其實也是由抵製開放的“保路運動”引發，皇室被迫開了扇窗子，民間便掀了皇室的屋頂，略有諷刺意味的是，立憲派比革命派起的作用更大。不過專製傳統依舊，無論孫中山還是袁世凱，都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即為了專製借助民主、共和。《走向共和》確實不容易，對那些抵禦西方民主勢力不力的罪魁禍首，哪怕隻是稍微的容忍，都是對中華文明的褻瀆。再往下，無論老蔣仰或老毛，本質上都是專製文化之佼佼者。借老毛的一句話：“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老毛的勝利是專製傳統最輝煌的勝利，老蔣“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注定了失敗的下場。

經過百餘年的拚搏，中國的專製傳統終於戰勝了外來的民主勢力，中華文明的偉大可見非虛。老毛書寫於《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題詞，描述了這種延續傳統的內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所謂“民族獨立”無非維護傳統的另類表述；而人民倘若失去真命天子，那也就談不上“自由幸福”。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怎麽可能不“一邊倒”呢？西方的文化根本否定專製，依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專製必定實行不下去；斯大林盡管割了我們的地搶了我們的許多東西，但他幾十年苦心經營的經濟專製模式恰好補充了我們傳統專製製度的不足。“馬克思加秦始皇”的表述是恰如其分的，中國曆代的專製傳統，都未能顧及經濟模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經濟專製的法寶。“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把幾千年皇帝老子都管不到的小農全管起來了。當一切人的飯碗都捏在專製體製手中，“德先生、賽先生”都隻能投降。即使魯迅活到領《作協》工資的年代，他肯定也會為“人民大救星”效勞。

反美是一切專製主義者的天性，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東條英機、斯大林、金日成直至薩達姆、本拉登、塔利班等等，無一例外。反修正主義也屬理所應當，這些家夥們要走的議會道路終歸是民主道路，結果依舊是專製的死對頭。反帝反修是幌子，是堅持專製的必須。尤其是修正主義，那是變了相的否定專製。而修正主義是在陣線內部作亂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方式總是在誘惑著不堅定的革命者，否定專製體製或曰複辟資本主義總是輕而易舉。時過境遷，人們越來越不喜歡專製的道路，道理其實也簡單，獨裁者畢竟隻有一兩個，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決定了民主勢力必然受歡迎。

於是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下去，“文革”完全是無可避免的，它隻能發生在世界上專製最肥沃的土地上。當政治的、經濟的專製已經實現，文化的專製就成為必然。何況馬恩列斯全都沒來得及描述文化專製的理論與實踐，即便有一點涉及也非常膚淺，創造性地發展便曆史地落到老毛肩上，這是第三個“裏程碑”。有了這個“裏程碑”，人類的專製體製就完滿了，至少也是飛躍了。

1967 年 5 月 16 日深夜，當所有的禦用文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時候，老毛隻好親自命令並且親自審定修改了《偉大的曆史文件》，公布了“第三個裏程碑”。直至他老人家去世之前，仍念念不忘地強調這個“裏程碑”的重要，甚至比他君臨天下還重要。隻是任何事物的發展總是不以人們自己的意誌為轉移，坑灰未冷天下變，改革開放首先便砸了這個“裏程碑”。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人類曆史上最後一位也是最輝煌的一位專製大師逝去久矣，無論還有多少寧願跪著謳歌“聖祖先皇帝”的孝子賢孫，專製的氣數實在無多了。孫中山至少有句話還是很中聽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類社會總是會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進步的，它不會理會“聖經”、“佛經”、“古蘭經”仰或“馬經”。你無論封哪部經書為“放之四海而皆準”，人類社會都不會按照它行事。理由同樣也很簡單：傻子隻會越來越少。

話題回到開頭。樹上那隻猴子繼續抓它的虱子，也許它腦子裏還有一個遠大的理想：有朝一日當上猴王，一定要治理好所有的猴子。也許，與這隻猴子同樣的基因，一定還存活在某些人的腦子裏。




（ 2003.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