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味的空間
寧為真小人，勿做偽君子
正文
作者：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麽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曆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曆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曆史人物，對中國的曆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曆史走到２１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麵目，重新認識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１９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豔史方麵，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鬆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豔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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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１９３１年２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１９２７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裏“東方”就是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采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折”。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折是偽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折，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折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並。盡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製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製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１９２８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借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並沒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土匪，他隻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後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裏作高級顧問。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槍，參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絕。太原戰役中共有１１００餘名原日本兵參戰，戰死７００餘人，４００餘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相後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３年期間裏，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奸，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隻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麵和英雄一樣”。１９２８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隻好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幹脆出１０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１２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麽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１９３０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占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占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複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隻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願對中國采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櫃中搜出５３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５０萬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占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衝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１２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１８５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３０餘人，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橋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製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麵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麵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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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誌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隻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並，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通過了恢複汪精衛、陳公博等４８１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１１月１８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態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麽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幹。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新國民政府於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係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製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隻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隻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麵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隻好提出讓蔣介石複出領導軍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蔣介石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５月５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７月１７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複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隻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裏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１９３３年１月進攻山海關，２月中旬又占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３月９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３月１０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３月底回南京複職。
汪精衛在複職後一方麵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麵又解釋他的“一麵抵抗，一麵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複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準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準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拚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麽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麵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麽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複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曆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嚐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複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係部隊，這和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曆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麵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製。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製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幹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鬆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鬆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鬆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參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１００公裏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麽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隻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即使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曆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麵。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製範圍隻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製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複渠，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麵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製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係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麵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複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複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２月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製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８月８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複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製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８月２３日宣告複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裏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麽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麵和軍隊方麵，在黨的方麵也增長起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隻有靠戰爭解決問題。１９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製。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讚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麵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麵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盡管汪精衛不擔任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７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複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隻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麵挾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幹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麵戰爭。
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數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麵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麽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麵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麵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隻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隻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後，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發表講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隻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隻有做傀儡了。曆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製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隻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後來沒有美國參戰，中國和日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隻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隻有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製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製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麵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宣布消除抵製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複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調。”意大利代表則公然為日本辯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大利打算譴責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隻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製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１９３７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後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麽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準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卻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槍投降，也算盡到了軍人的責任，不算什麽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隻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石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製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麵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麽？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隻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麽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裏麵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製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１９３０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製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製，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製，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製創造必要的條件。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製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台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製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製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借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曆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製，所以獨裁體製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盡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裏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曆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文呂上台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想采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采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幹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卷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麵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麵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１２月２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征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說：“如果條件隻是這些，那為什麽還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盡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１２月２２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後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複日方的條件。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
１月１８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後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１月２０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製，規定國民黨設總裁１人，副總裁１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盡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麵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幹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幹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１９０４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幹涉中日戰爭。後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麵，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麵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麵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占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盡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餘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派遣誌願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誌願軍飛行隊４０餘架飛機進入中國，於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製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２０個師的裝備，１９３８年３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３０００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１９４１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９００餘架，軍用車輛２０００餘輛，大炮１０００餘門，彈藥１億８０００萬發。３０００多名蘇聯誌願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隻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托於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麽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隻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麽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裏的火爐子上麵、瓦罐子裏麵，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隻剩下灰未、隻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麵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麽？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係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麵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係。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遊擊隊。共產黨以遊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托“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盡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隻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隻能占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製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幹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幹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２４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盡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隻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陸軍省參謀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占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占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誌，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１９３８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幹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盡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係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麵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麵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製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寧於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麵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隻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麽有什麽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麽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麵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漢，隻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後，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並囑咐張群看完後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於放手進行“和平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複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鬆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隻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反問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後蔣介石說：“說什麽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汪精衛派陳璧君找龍雲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於懷。龍雲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隻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８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二）承認（默認）滿洲國。（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六）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麵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誌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１１月２６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匯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１２月１１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麵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麽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麵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隻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麵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麵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裏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隻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麵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麵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麵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讚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於１２月１９日到達河內後，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幹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歎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鬆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察。本月９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麵，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誌，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誌鑒其愚誠，俯賜讚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汪兆銘謹啟”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豔電”。“豔電”這個詞並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電報代號為“豔”字，故稱之為“豔電”。汪精衛的“豔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豔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豔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並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汪精衛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豔電”說：“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１２月２４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隻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麵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麽呢？我這次離開重慶，隻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豔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麵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隻能出麵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５天後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精衛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衛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精衛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而且汪精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裏，哪裏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日方卻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中國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的許諾，也就不再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象汪精衛已經離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盡管沒有提到撤軍，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議的密約，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豔電”５天後的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議”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密約，近衛辭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產。日方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影佐幀昭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幹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持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形勢對汪精衛極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１月１７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現出麵製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２７號一幢西式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隻是派一個警察在門外象征性地站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淩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臥室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２７號洋樓的三樓有四個房間，汪精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傑、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把最好的一間主臥室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麵正想從肉體上消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１９２５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腹部中了十餘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
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抗議。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麽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什麽和談就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麽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麵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為汪精衛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錯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隻是吩咐影佐幫助汪精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所以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隻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複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誌，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麽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誌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麽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麵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麵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隻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曆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麵，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麽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製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誌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盡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３、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５、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６月１０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麽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垣先提出陸軍不讚成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隻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麵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汪精衛則反論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麵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隻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隻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最後□垣作出一些讓步，說隻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誌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獲。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誌，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豔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說：“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友，因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橋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平為信念。”但汪精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麵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麵，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盡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係，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日本人要在日占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麵來講，王克敏、梁鴻誌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政府，隻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占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麵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采納他的和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麽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如果曆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在敵占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內閣倒台，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後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國事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麵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隻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誌，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複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複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誌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試圖警告那些熱衷於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呂去年宣布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要綱》把中國劃分為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五種地帶或五個層次。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劃下，蒙古的德王在張家口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要綱》對這五個層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對於東北，《要綱》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帝國”，使東北從中國完全獨立出來；對於蒙疆地區，《要綱》要求中方同意“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國的名義主權下實行自治；對於華北地區，《要綱》要求成為“日滿華高度結合地帶”，日本在“高度結合地帶”實行“防共駐兵”；對於華中和華南地區，《要綱》稱恢複和平後，日軍將從這些地區撤軍，但要讓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區解釋為長城（包括長城）以北的地域”，把華北地區解釋為長城（不包括長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東省。
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功”。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還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麽能使他開展國內的和平運動呢？又怎麽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看了影佐送來的興亞院《要綱》後大失所望，《要綱》的內容不僅與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且大大超過了上海重光堂協議的範圍，也違反了近衛第三次聲明的精神。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信說：“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以周佛海為首的汪方代表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汪方要求談判以近衛聲明、上海重光堂協議和東京談判的三個文件為基礎，表示很難接受上述三個文件中所沒有的東西，而日方則態度強硬，堅持《要綱》的方針。由於雙方一度爭執不下，隻好中途休會。汪精衛聽完陶希聖的談判匯報後，流著淚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汪精衛當時思想也有猶豫，準備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暫住，發表聲明停止和平活動。影佐得知汪精衛準備打退堂鼓後，趕緊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對影佐說：“很感謝諸位對談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衛聲明的宗旨相差太遠，我們無法讓步，而你們如果讓了步也無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現在我們是在討論一個不可能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不如停止談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設想。”
影佐一邊聽汪精衛的談話一邊筆記，當他聽到汪最後一段話時，兩行眼淚竟掉落到筆記本上。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布防。但我認為汪先生放棄新政府的計劃還為時尚早。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談判進展非常困難。這個原案表麵上雖然強硬，但並不是沒有交涉的餘地，我們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後的打算是什麽。我將立刻回東京交涉，請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衛認為影佐還是有誠意的，於是留下來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東京後，向陸軍大臣等人匯報了談判情況，並說明了汪精衛的立場，希望日方能作出適當的讓步。１１月下旬，影佐從東京返回上海，可是並沒有帶回滿足汪精衛要求的讓步。１２月雙方的談判再開，日方同意在協議書上附加一份《絕密諒解事項》，其中加入汪精衛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讓步之一是把日本在華駐軍分為防共和治安兩類，前者駐軍的區域規定為蒙疆，以及正大鐵路以北的晉、冀北部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區，後者的治安駐軍則另行協定，其餘地區的日軍在和平恢複後兩年內撤退完畢，但並沒有說明什麽時候才算恢複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衛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顧問，改為聘請日本軍事顧問。
雖然日方的讓步很有限，汪精衛最後還是決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條件成立中央政府。與以前國民黨副總裁的身分相比，現在汪精衛的身價已跌為一個被政府通緝之人，不再有太多討價還價的資本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協議草案上簽字，周佛海解釋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暫時失去了某些主權，一旦新政權建立後，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那時我們再與日方交涉來廢除有關的條約和協定也不是不可能。”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麵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裏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裏又有幾分酸楚。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事件，因為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著這個旗幟而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麵前倒下，現在這麵旗幟突然在他們麵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此時日本的阿部信行內閣已經倒台，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米內光政內閣。前首相阿部信行作為特使，和日本眾議院議長、貴族院議長、以及日軍總參謀長等要人出席了還都儀式。儀式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裏麵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裏人頭攢動，卻是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歎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後，不禁流出了兩行熱淚，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淚。
汪精衛的中央政權建立半年後，在以前密約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談判，簽訂了公開的《華日基本條約》。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南京舉行《華日基本條約》簽字儀式，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簽字。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淚忽然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發，用力地拔拉，鼻子裏不斷發出了“恨！恨！”的聲音。這時軍樂聲響起，汪精衛身旁的翻譯周隆庠悄聲提醒汪精衛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精衛這時才恍然從夢中醒來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衛拭去淚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頭發，此時汪精衛的臉上重新浮現出一絲微笑，走下台階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並非一事無成。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２０人，高級將領５８人，軍隊５０餘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軍。但１９４３年８月以後，日本的敗色已濃，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精衛政府了。
汪精衛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一隻自己的軍隊。隻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擺脫傀儡政權的地位，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製。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幹部訓練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對象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餘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裏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１９４３年日本顯出敗色後，許多投奔汪精衛的軍隊又轉投蔣介石。另外日本對汪精衛的建軍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成果也不明顯。
汪精衛成立政府後比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鄉”。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殘軍，共產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經過１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憤，而且收繳到的糧食也不多。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麵征收糧食，結果日占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偷襲美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少人以為日本向美國宣戰是喪失理智的瘋狂行為，其實日本對美開戰也是有國民感情為基礎的。
日本在曆史上就一直處於人口非常過剩的狀態，對外移民是日本解決巨大人口壓力的一個好辦法。由於美國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國家，１９世紀末日本開始了移民美國的熱潮，大量日本人紛紛移居美國。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國卻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當時美國的很多州規定禁止“有色人”擁有土地，許多在美國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雖然已成為地道的美國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擁有土地，隻能從事低賤的職業。
當時中國移民在美國也同樣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但中國政府向來不對自己的人民負責，對自己的同胞被外國人迫害充耳不聞。而日本政府卻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國歧視迫害日本僑民的問題提出了抗議。於是美國開始製定限製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１９２４年美國製定了“關於移民問題的憲法修正案”，事實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國的移民。
當時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沒有人數限製，但是從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美國沒有批準過一個日本人移民美國。這明顯是對日本人、以及亞洲有色人種的歧視。當時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憤，國內反美情緒高漲，使日本的親美派陷入了窮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熱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遠因。
造成日本對美開戰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石油禁運。當時日本９０％以上的石油依賴美國進口，在依賴飛機軍艦坦克的現代化戰爭中，隻要美國切斷日本的石油供應，日本必然陷入不戰自敗的困境。據近年的一些資料顯示，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在１９２０年代就發現了中國的大慶油田。但美國政府卻不讓美孚公司公布這個發現，反而讓美孚公司對外宣稱在中國東北沒有找到石油，還裝模作樣地提出一個“中國貧油論”的理論，把中國的石油判了死刑。
當時日本為了擺脫石油被別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國東北勘探尋找石油，但凡是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們相信在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真的沒有石油。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美國人會騙他們，真相信了“中國貧油論”，沒有繼續在東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發現了中國東北的大慶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會因為美國禁運石油而去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就要改寫。後來日本人知道美國人欺騙他們時，感歎輸給美國人輸得心服口服，美國人戰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沒話說。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並向日本提議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線與日軍共同作戰。汪精衛向日本提出此項建議的目的主要是為南京政府建立一隻強大軍隊找理由，但是日本並沒有同意汪精衛的參戰計劃。日本人畢竟對南京政府的忠誠持有疑慮，幫南京政府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後，中國人會不會把槍口掉過來對準自己？
１９４２年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線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國戰場上已捉襟見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漸采取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交還主權，擴大政府力量。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２日，汪精衛向訪問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騏一郎提出了強化南京政府建議，汪精衛在建議中要求日本不要繼續幹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經濟。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租界返還和廢除治外法權》，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還中國。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汪精衛發出主席令，撤除國旗上“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使國旗恢複了原來的模樣。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簽訂了《華日同盟條約》，大大改善了１９４０年簽訂的《華日基本條約》中的主權喪失部分。雖然汪精衛利用太平洋戰爭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戰敗，汪精衛的努力將一切付之東流。１９４３年以後，日本已露敗跡，南京政府的官員也感到憂心忡忡，一旦日本敗戰，他們的出路在哪裏？周佛海等不少高官開始暗地裏和重慶方麵取得聯係，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
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毛澤東的中共也對汪精衛政府十分注目。俗話說：“兩湖熟，天下足”，汪精衛南京政府正是占據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帶，和上海這個最大的國際都市。日本戰敗後，南京政府投向重慶和延安的哪一方，就會大大增加該方的力量。蔣介石通過周佛海等舊部下拉攏南京政府，毛澤東也試圖和汪精衛接近。１９４３年３月７日，中共代表馮龍在上海與周佛海秘密接觸，馮龍說他是受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這件事的隻有毛澤東等最上層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沒有什麽成果。
１９４３年８月，汪精衛的健康開始惡化。１９３５年遇刺時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彈造成的隱患，使汪精衛經常感到背部、胸部及兩肋的劇烈疼痛。１１月２１日，日本政府派內科專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為汪精衛檢查身體。汪精衛希望將體內的子彈取出，但黑川認為還是保持現狀，不取為好。黑川走後汪精衛的病痛日益加劇，又請南京日本陸軍醫院院長後藤治療。後藤認為病痛是由於子彈壓迫神經所致，認為非取出彈頭不可，並保證手術能夠成功。汪精衛同意施行手術，１２月１９日後藤親自主刀為汪取出了子彈。
但手術後汪精衛的病情突轉惡化，體溫上升，下肢麻痹。１９４４年元旦以後，汪精衛已不能從床上坐起。１９４４年２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為汪診治，黑川認為彈頭取出後汪的兩腿才變得麻木，是脊椎壓迫神經所致，形成“多發性骨髓腫”。“骨髓腫”是一種外傷引起的疾病，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死亡率高達９０％。黑川建議汪精衛前往日本，用其先進設備為汪治療。３月１日，名古屋帝國大學的日本神經外科醫學權威齋藤真教授奉首相東條英機之命，到南京為汪精衛會診。齋藤會診後同意黑川的診斷，認為汪有必要到日本進行治療，宜早不宜遲。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汪精衛在陳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專機去日本就醫。臨行前汪精衛召集陳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開會議，並寫下手書：“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愈。現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遠念。兆銘。”
汪精衛飛抵日本後，住進了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的特別病房裏。汪精衛的住房除了極少數高級醫務人員知道外，其他人員毫不知情。３月４日，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組織黑川利雄、齋藤真等八名教授對汪精衛進行會診，再一次確診為因子彈頭在體內過久，誘發成為多發性骨髓腫，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腫脹已由背部向前胸擴散，嚴重壓迫脊髓神經。會診結束後，齋藤親自主刀對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緩解汪精衛的疼痛。手術後，汪精衛感覺尚好，失去知覺兩個月的雙腿也恢複了知覺。
但到１９４４年９月，汪精衛的病勢又開始惡化。汪精衛問主治醫生黑川教授：“請坦誠地告訴我，我的病能治好嗎？如果治不好的話，我想回中國。”黑川說：“請放心，我保證一定能治好。”這當然是醫生經常用來安慰病人的話。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衛的病勢轉危。日方得知汪精衛病危後，不少高官前來探望，病房中擺滿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點心等慰問品。
１１月８日，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院將汪精衛轉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沒有暖氣設備，非常寒冷，汪精衛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衛體溫高達四十度，呼吸困難。１１月１０日午後，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下午４時２０分，汪精衛停止了呼吸。汪精衛去世後的第二天，日本現任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前首相近衛文呂等人趕到醫院向汪精衛的遺體告別。特別是前首相近衛在汪精衛的遺體麵前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汪精衛今天的下場可以說是近衛一手造成的，也許他感到有些內疚。汪精衛的遺體於１１月１２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磯首相、近衛等人前往機場為汪精衛的遺體送行。
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在名古屋大學養病時，曾贈送名古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汪精衛死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蔣介石還都後將汪精衛的墳墓炸毀，遺體燒卻。
第三部分之七：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的結局
汪精衛於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客死於日本名古屋，他的遺體於１１月１２日由專機運回中國。汪精衛死後，南京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哀典委員會，由陳公博任主任委員，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誼為副主任委員。南京政府於１１月１２日發出公告：“國民政府汪主席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逝世，距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時，享壽六十有二，謹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遺體回國成殮，擇期舉行國葬，飾終典禮，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組織哀典委員會敬謹辦理。”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六時，裝載汪精衛遺體的專機降落在南京光華門外機場、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餘名官員到機場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衛生前的遺願，把汪的陵墓建在國父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後也要追隨左右。由於汪精衛生前有過陵墓不要勞民傷財的遺囑，加上南京政府的財政有限，所以汪精衛陵墓的規模不大。不過汪精衛的棺木外麵用鋼筋混凝土澆灌了厚厚的一層墓殼，倒是十分堅固。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８月１７日，陳公博在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把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當晚，陳公博廣播發表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曆時５年４個月的短命政權宣告結束。
陳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後，向日本方麵提出到日本避難的意願。此時日本已投降，但還是安排讓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８月２５日秘密飛往日本。陳到日本後，化名東山公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但不久陳公博等人潛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隻得無條件答應中國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衛文呂得知陳公博要被引渡回國，匆匆趕到金閣寺和陳公博道別，近衛說：“實在對不起。。。”，陳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說：“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說不上誰對不起誰。”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陳公博一行７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公博。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隻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隻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念念他的曆史和人格”。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法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別。在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把茶壺，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念吧！”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隻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麽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台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１９５２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央已經決定，隻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慶聯係，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公博不僅沒有參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正值用人之際，出於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如果論“賣國罪”的話，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參與密約的陳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罪輕一等，隻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盡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談判。日方對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級別的談判。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至１０日，雙方在香港舉行了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從長陸軍少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隻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承擔和談的責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他三件事：（一）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在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原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華北若幹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次會談爭論的中心是滿洲國的承認問題、撤軍問題、以及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重慶方麵表示：“滿洲問題中國原則上同意考慮，但方式如何另詳商議”；“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將在華軍隊盡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借口延遲撤退（撤兵步驟另細訂）；“關於汪精衛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問題。在恢複和平後，根據汪氏與國民黨的曆史關係，中國將適當處置，無須提為和平條件之一。”但後來重慶方麵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對立，要求會談延期。後來重慶方麵一拖再拖，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４３月１１月２３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聲明三國將聯合向日本侵略勢力作最後的反攻，在戰爭勝利後，把中國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舉行製定最後對日作戰方針的最高會議時，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１９４５年８月，美、英、蘇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時，竟然也沒有邀請中國這個對日作戰最久的國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這些使蔣介石感到一種屈辱感，也是弱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表現。
不過蔣介石又對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參加最後對日作戰方針會議表示擔心：三國是不是準備出賣中國的利益對日講和？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判，把保存汪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另外蔣介石也擔心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戰場和日軍作戰，這樣中國就要成為共產黨的天下了。在擔心被美英出賣和擔心蘇聯出兵的情況下，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繆斌表麵是汪精衛的人，背後卻又是蔣介石的人。１９４５年３月，繆斌受蔣介石的重托，化名“佐藤”來到東京，開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當時的首相小磯國昭親自領導與繆斌的談判。
中國方麵提出的與日本單獨講和的條件是：日本從中國全麵撤軍，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滿洲國國號，中國即可與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約。小磯首相對中國的方案很感興趣，有意接受中國的條件。當時日本正準備進行本土決戰，如果能和平體麵地解決中國問題，把幾十萬大軍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此外和中國單獨講和還有助於瓦解同盟國陣營，在外交上也是一大勝利。但日本的軍部卻極力反對與中國單獨講和，小磯首相最後遺憾地說：“錯過這次機會，百年以後都要後悔。”
抗戰勝利後，繆斌被作為漢奸逮捕。繆斌本以為他很快就會被無罪釋放，但不久卻傳來了盡快執行死刑的命令。繆斌於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被處決，比“第一漢奸”陳公博的刑期還早。原來美軍占領日本後，發現中國準備與日本單獨講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喚繆斌到東京法庭出庭作證。蔣介石趕緊向美國否認曾經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另一方麵卻下令立即處死繆斌，這可以說是“殺人滅口”。繆斌作為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並非政府要職，繆斌本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賣國行為，本來不應判死刑。將繆斌如此迅速地處死，也反映出蔣介石害怕得罪美國人的心虛。不過在日本福岡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導寺中，卻有供祭繆斌的牌位；在東京中央區的稻荷神社，還有“和平神繆斌顯彰碑”，把繆斌奉為“和平神”，表示不忘繆斌的“和平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通知何應欽：在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精衛在梅花山上的墳墓處理掉。１月２１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墓殼，打開棺木，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黑色長馬褂，胸佩大綬，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棺內沒有任何陪葬品，隻發現屍體的上衣口袋裏有一張３寸長的紙條，上書“魂兮歸來”四個字，這是陳壁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汪精衛去世時寫的。
汪精衛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梅花山的墳地由工兵鏟平後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許多花木，徹底改變了模樣。１９９４年時，在汪精衛的原墓地上麵修建了一座汪精衛跪像，似乎是模仿嶽飛墓前的秦檜跪像供人們唾罵。但到１９９９年１月，汪精衛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盡管人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實際上往往是“成者英雄敗者賊”。如果客觀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存續下來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種情況是日本勝利，美國放棄遠東地區；第二種情況是日本有條件投降，從中國和南洋各地撤軍，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衛政權作為撤軍條件。如果美國沒有及時發明原子彈，對日本進行本土作戰必然要付出巨大傷亡，美英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賣中國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另外從反共一麵來看，如果蘇聯參戰的話，蘇軍的首先攻擊目標肯定是在中國的日軍，這樣中國就不免會共產化。而汪精衛政權是反共的，美英看來保留汪精衛政權總比蘇聯出兵中國強。第三種是日本向美英蘇無條件投降，卻不向中國無條件投降，這從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一起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如果這樣日軍就會給汪精衛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裝備後突然撤軍，留下汪精衛政府自生自滅，就象美國拋下南越政府撤軍一樣。由於汪精衛政府掌握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數的人口，蔣介石要想消滅汪精衛政權也非易事。因此從“運氣”的角度來看，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結局可以說是一種最糟的結局。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閱後總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裏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上發表的一係列文章。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係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９日，孫中山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發表文章《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文中說：“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見為之一除。。。。拜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之。”此文後來收入《孫中山全集》。
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隻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布，汪精衛被蔣介石擺布，都是中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功勳”是無法抹煞的。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拚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的唾罵。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隻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１９３５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汪精衛卻隻傷不死。如果１９３９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隻是歎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６０歲還曆時曾經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鬱頹喪。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曆史來看，汪精衛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３０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３０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隻有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曆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麽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麽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曆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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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麽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曆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曆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曆史人物，對中國的曆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曆史走到２１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麵目，重新認識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１９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豔史方麵，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鬆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豔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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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１９３１年２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１９２７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裏“東方”就是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采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折”。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折是偽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折，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折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並。盡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製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製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１９２８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借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並沒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土匪，他隻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後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裏作高級顧問。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槍，參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絕。太原戰役中共有１１００餘名原日本兵參戰，戰死７００餘人，４００餘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相後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３年期間裏，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奸，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隻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麵和英雄一樣”。１９２８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隻好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幹脆出１０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１２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麽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１９３０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占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占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複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隻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願對中國采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櫃中搜出５３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５０萬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占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衝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１２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１８５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３０餘人，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橋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製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麵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麵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誌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隻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並，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通過了恢複汪精衛、陳公博等４８１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１１月１８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態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麽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幹。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新國民政府於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係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製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隻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隻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麵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隻好提出讓蔣介石複出領導軍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蔣介石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５月５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７月１７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複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隻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裏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１９３３年１月進攻山海關，２月中旬又占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３月９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３月１０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３月底回南京複職。
汪精衛在複職後一方麵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麵又解釋他的“一麵抵抗，一麵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複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準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準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拚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麽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麵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麽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複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曆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嚐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複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係部隊，這和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曆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麵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製。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製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幹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鬆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鬆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鬆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參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１００公裏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麽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隻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即使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曆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麵。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製範圍隻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製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複渠，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麵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製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係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麵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複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複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２月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製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８月８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複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製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８月２３日宣告複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裏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麽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麵和軍隊方麵，在黨的方麵也增長起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隻有靠戰爭解決問題。１９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製。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讚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麵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麵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盡管汪精衛不擔任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７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複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隻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麵挾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幹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麵戰爭。
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數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麵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麽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麵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麵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隻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隻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後，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發表講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隻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隻有做傀儡了。曆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製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隻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後來沒有美國參戰，中國和日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隻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隻有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製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製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麵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宣布消除抵製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複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調。”意大利代表則公然為日本辯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大利打算譴責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隻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製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１９３７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後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麽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準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卻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槍投降，也算盡到了軍人的責任，不算什麽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隻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石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製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麵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麽？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隻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麽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裏麵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製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１９３０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製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製，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製，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製創造必要的條件。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製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台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製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製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借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曆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製，所以獨裁體製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盡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裏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曆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文呂上台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想采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采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幹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卷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麵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麵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１２月２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征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說：“如果條件隻是這些，那為什麽還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盡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１２月２２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後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複日方的條件。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
１月１８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後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１月２０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製，規定國民黨設總裁１人，副總裁１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盡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麵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幹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幹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１９０４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幹涉中日戰爭。後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麵，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麵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麵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占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盡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餘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派遣誌願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誌願軍飛行隊４０餘架飛機進入中國，於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製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２０個師的裝備，１９３８年３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３０００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１９４１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９００餘架，軍用車輛２０００餘輛，大炮１０００餘門，彈藥１億８０００萬發。３０００多名蘇聯誌願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隻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托於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麽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隻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麽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裏的火爐子上麵、瓦罐子裏麵，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隻剩下灰未、隻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麵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麽？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係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麵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係。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遊擊隊。共產黨以遊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托“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盡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隻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隻能占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製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幹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幹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２４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盡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隻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陸軍省參謀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占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占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誌，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１９３８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幹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盡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係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麵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麵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製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寧於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麵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隻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麽有什麽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麽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麵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漢，隻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後，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並囑咐張群看完後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於放手進行“和平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複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鬆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隻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反問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後蔣介石說：“說什麽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汪精衛派陳璧君找龍雲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於懷。龍雲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隻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８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二）承認（默認）滿洲國。（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六）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麵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誌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１１月２６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匯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１２月１１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麵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麽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麵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隻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麵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麵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裏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隻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麵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麵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麵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讚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於１２月１９日到達河內後，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幹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歎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鬆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察。本月９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麵，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誌，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誌鑒其愚誠，俯賜讚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汪兆銘謹啟”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豔電”。“豔電”這個詞並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電報代號為“豔”字，故稱之為“豔電”。汪精衛的“豔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豔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豔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並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汪精衛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豔電”說：“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１２月２４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隻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麵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麽呢？我這次離開重慶，隻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豔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麵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隻能出麵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５天後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精衛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衛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精衛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而且汪精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裏，哪裏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日方卻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中國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的許諾，也就不再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象汪精衛已經離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盡管沒有提到撤軍，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議的密約，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豔電”５天後的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議”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密約，近衛辭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產。日方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影佐幀昭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幹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持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形勢對汪精衛極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１月１７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現出麵製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２７號一幢西式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隻是派一個警察在門外象征性地站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淩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臥室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２７號洋樓的三樓有四個房間，汪精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傑、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把最好的一間主臥室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麵正想從肉體上消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１９２５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腹部中了十餘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
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抗議。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麽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什麽和談就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麽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麵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為汪精衛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錯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隻是吩咐影佐幫助汪精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所以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隻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複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誌，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麽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誌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麽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麵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麵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隻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曆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麵，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麽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製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誌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盡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３、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５、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６月１０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麽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垣先提出陸軍不讚成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隻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麵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汪精衛則反論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麵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隻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隻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最後□垣作出一些讓步，說隻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誌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獲。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誌，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豔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說：“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友，因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橋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平為信念。”但汪精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麵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麵，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盡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係，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日本人要在日占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麵來講，王克敏、梁鴻誌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政府，隻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占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麵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采納他的和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麽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如果曆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在敵占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內閣倒台，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後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國事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麵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隻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誌，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複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複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誌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試圖警告那些熱衷於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呂去年宣布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要綱》把中國劃分為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五種地帶或五個層次。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劃下，蒙古的德王在張家口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要綱》對這五個層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對於東北，《要綱》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帝國”，使東北從中國完全獨立出來；對於蒙疆地區，《要綱》要求中方同意“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國的名義主權下實行自治；對於華北地區，《要綱》要求成為“日滿華高度結合地帶”，日本在“高度結合地帶”實行“防共駐兵”；對於華中和華南地區，《要綱》稱恢複和平後，日軍將從這些地區撤軍，但要讓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區解釋為長城（包括長城）以北的地域”，把華北地區解釋為長城（不包括長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東省。
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功”。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還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麽能使他開展國內的和平運動呢？又怎麽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看了影佐送來的興亞院《要綱》後大失所望，《要綱》的內容不僅與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且大大超過了上海重光堂協議的範圍，也違反了近衛第三次聲明的精神。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信說：“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以周佛海為首的汪方代表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汪方要求談判以近衛聲明、上海重光堂協議和東京談判的三個文件為基礎，表示很難接受上述三個文件中所沒有的東西，而日方則態度強硬，堅持《要綱》的方針。由於雙方一度爭執不下，隻好中途休會。汪精衛聽完陶希聖的談判匯報後，流著淚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汪精衛當時思想也有猶豫，準備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暫住，發表聲明停止和平活動。影佐得知汪精衛準備打退堂鼓後，趕緊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對影佐說：“很感謝諸位對談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衛聲明的宗旨相差太遠，我們無法讓步，而你們如果讓了步也無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現在我們是在討論一個不可能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不如停止談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設想。”
影佐一邊聽汪精衛的談話一邊筆記，當他聽到汪最後一段話時，兩行眼淚竟掉落到筆記本上。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布防。但我認為汪先生放棄新政府的計劃還為時尚早。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談判進展非常困難。這個原案表麵上雖然強硬，但並不是沒有交涉的餘地，我們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後的打算是什麽。我將立刻回東京交涉，請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衛認為影佐還是有誠意的，於是留下來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東京後，向陸軍大臣等人匯報了談判情況，並說明了汪精衛的立場，希望日方能作出適當的讓步。１１月下旬，影佐從東京返回上海，可是並沒有帶回滿足汪精衛要求的讓步。１２月雙方的談判再開，日方同意在協議書上附加一份《絕密諒解事項》，其中加入汪精衛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讓步之一是把日本在華駐軍分為防共和治安兩類，前者駐軍的區域規定為蒙疆，以及正大鐵路以北的晉、冀北部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區，後者的治安駐軍則另行協定，其餘地區的日軍在和平恢複後兩年內撤退完畢，但並沒有說明什麽時候才算恢複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衛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顧問，改為聘請日本軍事顧問。
雖然日方的讓步很有限，汪精衛最後還是決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條件成立中央政府。與以前國民黨副總裁的身分相比，現在汪精衛的身價已跌為一個被政府通緝之人，不再有太多討價還價的資本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協議草案上簽字，周佛海解釋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暫時失去了某些主權，一旦新政權建立後，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那時我們再與日方交涉來廢除有關的條約和協定也不是不可能。”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麵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裏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裏又有幾分酸楚。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事件，因為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著這個旗幟而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麵前倒下，現在這麵旗幟突然在他們麵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此時日本的阿部信行內閣已經倒台，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米內光政內閣。前首相阿部信行作為特使，和日本眾議院議長、貴族院議長、以及日軍總參謀長等要人出席了還都儀式。儀式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裏麵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裏人頭攢動，卻是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歎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後，不禁流出了兩行熱淚，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淚。
汪精衛的中央政權建立半年後，在以前密約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談判，簽訂了公開的《華日基本條約》。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南京舉行《華日基本條約》簽字儀式，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簽字。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淚忽然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發，用力地拔拉，鼻子裏不斷發出了“恨！恨！”的聲音。這時軍樂聲響起，汪精衛身旁的翻譯周隆庠悄聲提醒汪精衛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精衛這時才恍然從夢中醒來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衛拭去淚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頭發，此時汪精衛的臉上重新浮現出一絲微笑，走下台階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並非一事無成。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２０人，高級將領５８人，軍隊５０餘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軍。但１９４３年８月以後，日本的敗色已濃，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精衛政府了。
汪精衛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一隻自己的軍隊。隻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擺脫傀儡政權的地位，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製。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幹部訓練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對象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餘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裏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１９４３年日本顯出敗色後，許多投奔汪精衛的軍隊又轉投蔣介石。另外日本對汪精衛的建軍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成果也不明顯。
汪精衛成立政府後比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鄉”。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殘軍，共產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經過１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憤，而且收繳到的糧食也不多。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麵征收糧食，結果日占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偷襲美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少人以為日本向美國宣戰是喪失理智的瘋狂行為，其實日本對美開戰也是有國民感情為基礎的。
日本在曆史上就一直處於人口非常過剩的狀態，對外移民是日本解決巨大人口壓力的一個好辦法。由於美國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國家，１９世紀末日本開始了移民美國的熱潮，大量日本人紛紛移居美國。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國卻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當時美國的很多州規定禁止“有色人”擁有土地，許多在美國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雖然已成為地道的美國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擁有土地，隻能從事低賤的職業。
當時中國移民在美國也同樣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但中國政府向來不對自己的人民負責，對自己的同胞被外國人迫害充耳不聞。而日本政府卻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國歧視迫害日本僑民的問題提出了抗議。於是美國開始製定限製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１９２４年美國製定了“關於移民問題的憲法修正案”，事實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國的移民。
當時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沒有人數限製，但是從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美國沒有批準過一個日本人移民美國。這明顯是對日本人、以及亞洲有色人種的歧視。當時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憤，國內反美情緒高漲，使日本的親美派陷入了窮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熱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遠因。
造成日本對美開戰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石油禁運。當時日本９０％以上的石油依賴美國進口，在依賴飛機軍艦坦克的現代化戰爭中，隻要美國切斷日本的石油供應，日本必然陷入不戰自敗的困境。據近年的一些資料顯示，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在１９２０年代就發現了中國的大慶油田。但美國政府卻不讓美孚公司公布這個發現，反而讓美孚公司對外宣稱在中國東北沒有找到石油，還裝模作樣地提出一個“中國貧油論”的理論，把中國的石油判了死刑。
當時日本為了擺脫石油被別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國東北勘探尋找石油，但凡是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們相信在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真的沒有石油。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美國人會騙他們，真相信了“中國貧油論”，沒有繼續在東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發現了中國東北的大慶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會因為美國禁運石油而去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就要改寫。後來日本人知道美國人欺騙他們時，感歎輸給美國人輸得心服口服，美國人戰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沒話說。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並向日本提議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線與日軍共同作戰。汪精衛向日本提出此項建議的目的主要是為南京政府建立一隻強大軍隊找理由，但是日本並沒有同意汪精衛的參戰計劃。日本人畢竟對南京政府的忠誠持有疑慮，幫南京政府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後，中國人會不會把槍口掉過來對準自己？
１９４２年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線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國戰場上已捉襟見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漸采取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交還主權，擴大政府力量。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２日，汪精衛向訪問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騏一郎提出了強化南京政府建議，汪精衛在建議中要求日本不要繼續幹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經濟。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租界返還和廢除治外法權》，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還中國。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汪精衛發出主席令，撤除國旗上“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使國旗恢複了原來的模樣。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簽訂了《華日同盟條約》，大大改善了１９４０年簽訂的《華日基本條約》中的主權喪失部分。雖然汪精衛利用太平洋戰爭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戰敗，汪精衛的努力將一切付之東流。１９４３年以後，日本已露敗跡，南京政府的官員也感到憂心忡忡，一旦日本敗戰，他們的出路在哪裏？周佛海等不少高官開始暗地裏和重慶方麵取得聯係，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
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毛澤東的中共也對汪精衛政府十分注目。俗話說：“兩湖熟，天下足”，汪精衛南京政府正是占據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帶，和上海這個最大的國際都市。日本戰敗後，南京政府投向重慶和延安的哪一方，就會大大增加該方的力量。蔣介石通過周佛海等舊部下拉攏南京政府，毛澤東也試圖和汪精衛接近。１９４３年３月７日，中共代表馮龍在上海與周佛海秘密接觸，馮龍說他是受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這件事的隻有毛澤東等最上層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沒有什麽成果。
１９４３年８月，汪精衛的健康開始惡化。１９３５年遇刺時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彈造成的隱患，使汪精衛經常感到背部、胸部及兩肋的劇烈疼痛。１１月２１日，日本政府派內科專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為汪精衛檢查身體。汪精衛希望將體內的子彈取出，但黑川認為還是保持現狀，不取為好。黑川走後汪精衛的病痛日益加劇，又請南京日本陸軍醫院院長後藤治療。後藤認為病痛是由於子彈壓迫神經所致，認為非取出彈頭不可，並保證手術能夠成功。汪精衛同意施行手術，１２月１９日後藤親自主刀為汪取出了子彈。
但手術後汪精衛的病情突轉惡化，體溫上升，下肢麻痹。１９４４年元旦以後，汪精衛已不能從床上坐起。１９４４年２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為汪診治，黑川認為彈頭取出後汪的兩腿才變得麻木，是脊椎壓迫神經所致，形成“多發性骨髓腫”。“骨髓腫”是一種外傷引起的疾病，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死亡率高達９０％。黑川建議汪精衛前往日本，用其先進設備為汪治療。３月１日，名古屋帝國大學的日本神經外科醫學權威齋藤真教授奉首相東條英機之命，到南京為汪精衛會診。齋藤會診後同意黑川的診斷，認為汪有必要到日本進行治療，宜早不宜遲。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汪精衛在陳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專機去日本就醫。臨行前汪精衛召集陳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開會議，並寫下手書：“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愈。現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遠念。兆銘。”
汪精衛飛抵日本後，住進了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的特別病房裏。汪精衛的住房除了極少數高級醫務人員知道外，其他人員毫不知情。３月４日，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組織黑川利雄、齋藤真等八名教授對汪精衛進行會診，再一次確診為因子彈頭在體內過久，誘發成為多發性骨髓腫，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腫脹已由背部向前胸擴散，嚴重壓迫脊髓神經。會診結束後，齋藤親自主刀對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緩解汪精衛的疼痛。手術後，汪精衛感覺尚好，失去知覺兩個月的雙腿也恢複了知覺。
但到１９４４年９月，汪精衛的病勢又開始惡化。汪精衛問主治醫生黑川教授：“請坦誠地告訴我，我的病能治好嗎？如果治不好的話，我想回中國。”黑川說：“請放心，我保證一定能治好。”這當然是醫生經常用來安慰病人的話。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衛的病勢轉危。日方得知汪精衛病危後，不少高官前來探望，病房中擺滿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點心等慰問品。
１１月８日，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院將汪精衛轉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沒有暖氣設備，非常寒冷，汪精衛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衛體溫高達四十度，呼吸困難。１１月１０日午後，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下午４時２０分，汪精衛停止了呼吸。汪精衛去世後的第二天，日本現任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前首相近衛文呂等人趕到醫院向汪精衛的遺體告別。特別是前首相近衛在汪精衛的遺體麵前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汪精衛今天的下場可以說是近衛一手造成的，也許他感到有些內疚。汪精衛的遺體於１１月１２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磯首相、近衛等人前往機場為汪精衛的遺體送行。
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在名古屋大學養病時，曾贈送名古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汪精衛死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蔣介石還都後將汪精衛的墳墓炸毀，遺體燒卻。
第三部分之七：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的結局
汪精衛於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客死於日本名古屋，他的遺體於１１月１２日由專機運回中國。汪精衛死後，南京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哀典委員會，由陳公博任主任委員，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誼為副主任委員。南京政府於１１月１２日發出公告：“國民政府汪主席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逝世，距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時，享壽六十有二，謹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遺體回國成殮，擇期舉行國葬，飾終典禮，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組織哀典委員會敬謹辦理。”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六時，裝載汪精衛遺體的專機降落在南京光華門外機場、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餘名官員到機場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衛生前的遺願，把汪的陵墓建在國父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後也要追隨左右。由於汪精衛生前有過陵墓不要勞民傷財的遺囑，加上南京政府的財政有限，所以汪精衛陵墓的規模不大。不過汪精衛的棺木外麵用鋼筋混凝土澆灌了厚厚的一層墓殼，倒是十分堅固。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８月１７日，陳公博在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把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當晚，陳公博廣播發表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曆時５年４個月的短命政權宣告結束。
陳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後，向日本方麵提出到日本避難的意願。此時日本已投降，但還是安排讓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８月２５日秘密飛往日本。陳到日本後，化名東山公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但不久陳公博等人潛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隻得無條件答應中國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衛文呂得知陳公博要被引渡回國，匆匆趕到金閣寺和陳公博道別，近衛說：“實在對不起。。。”，陳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說：“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說不上誰對不起誰。”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陳公博一行７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公博。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隻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隻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念念他的曆史和人格”。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法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別。在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把茶壺，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念吧！”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隻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麽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台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１９５２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央已經決定，隻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慶聯係，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公博不僅沒有參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正值用人之際，出於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如果論“賣國罪”的話，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參與密約的陳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罪輕一等，隻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盡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談判。日方對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級別的談判。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至１０日，雙方在香港舉行了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從長陸軍少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隻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承擔和談的責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他三件事：（一）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在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原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華北若幹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次會談爭論的中心是滿洲國的承認問題、撤軍問題、以及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重慶方麵表示：“滿洲問題中國原則上同意考慮，但方式如何另詳商議”；“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將在華軍隊盡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借口延遲撤退（撤兵步驟另細訂）；“關於汪精衛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問題。在恢複和平後，根據汪氏與國民黨的曆史關係，中國將適當處置，無須提為和平條件之一。”但後來重慶方麵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對立，要求會談延期。後來重慶方麵一拖再拖，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４３月１１月２３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聲明三國將聯合向日本侵略勢力作最後的反攻，在戰爭勝利後，把中國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舉行製定最後對日作戰方針的最高會議時，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１９４５年８月，美、英、蘇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時，竟然也沒有邀請中國這個對日作戰最久的國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這些使蔣介石感到一種屈辱感，也是弱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表現。
不過蔣介石又對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參加最後對日作戰方針會議表示擔心：三國是不是準備出賣中國的利益對日講和？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判，把保存汪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另外蔣介石也擔心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戰場和日軍作戰，這樣中國就要成為共產黨的天下了。在擔心被美英出賣和擔心蘇聯出兵的情況下，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繆斌表麵是汪精衛的人，背後卻又是蔣介石的人。１９４５年３月，繆斌受蔣介石的重托，化名“佐藤”來到東京，開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當時的首相小磯國昭親自領導與繆斌的談判。
中國方麵提出的與日本單獨講和的條件是：日本從中國全麵撤軍，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滿洲國國號，中國即可與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約。小磯首相對中國的方案很感興趣，有意接受中國的條件。當時日本正準備進行本土決戰，如果能和平體麵地解決中國問題，把幾十萬大軍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此外和中國單獨講和還有助於瓦解同盟國陣營，在外交上也是一大勝利。但日本的軍部卻極力反對與中國單獨講和，小磯首相最後遺憾地說：“錯過這次機會，百年以後都要後悔。”
抗戰勝利後，繆斌被作為漢奸逮捕。繆斌本以為他很快就會被無罪釋放，但不久卻傳來了盡快執行死刑的命令。繆斌於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被處決，比“第一漢奸”陳公博的刑期還早。原來美軍占領日本後，發現中國準備與日本單獨講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喚繆斌到東京法庭出庭作證。蔣介石趕緊向美國否認曾經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另一方麵卻下令立即處死繆斌，這可以說是“殺人滅口”。繆斌作為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並非政府要職，繆斌本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賣國行為，本來不應判死刑。將繆斌如此迅速地處死，也反映出蔣介石害怕得罪美國人的心虛。不過在日本福岡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導寺中，卻有供祭繆斌的牌位；在東京中央區的稻荷神社，還有“和平神繆斌顯彰碑”，把繆斌奉為“和平神”，表示不忘繆斌的“和平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通知何應欽：在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精衛在梅花山上的墳墓處理掉。１月２１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墓殼，打開棺木，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黑色長馬褂，胸佩大綬，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棺內沒有任何陪葬品，隻發現屍體的上衣口袋裏有一張３寸長的紙條，上書“魂兮歸來”四個字，這是陳壁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汪精衛去世時寫的。
汪精衛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梅花山的墳地由工兵鏟平後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許多花木，徹底改變了模樣。１９９４年時，在汪精衛的原墓地上麵修建了一座汪精衛跪像，似乎是模仿嶽飛墓前的秦檜跪像供人們唾罵。但到１９９９年１月，汪精衛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盡管人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實際上往往是“成者英雄敗者賊”。如果客觀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存續下來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種情況是日本勝利，美國放棄遠東地區；第二種情況是日本有條件投降，從中國和南洋各地撤軍，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衛政權作為撤軍條件。如果美國沒有及時發明原子彈，對日本進行本土作戰必然要付出巨大傷亡，美英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賣中國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另外從反共一麵來看，如果蘇聯參戰的話，蘇軍的首先攻擊目標肯定是在中國的日軍，這樣中國就不免會共產化。而汪精衛政權是反共的，美英看來保留汪精衛政權總比蘇聯出兵中國強。第三種是日本向美英蘇無條件投降，卻不向中國無條件投降，這從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一起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如果這樣日軍就會給汪精衛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裝備後突然撤軍，留下汪精衛政府自生自滅，就象美國拋下南越政府撤軍一樣。由於汪精衛政府掌握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數的人口，蔣介石要想消滅汪精衛政權也非易事。因此從“運氣”的角度來看，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結局可以說是一種最糟的結局。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閱後總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裏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上發表的一係列文章。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係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９日，孫中山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發表文章《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文中說：“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見為之一除。。。。拜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之。”此文後來收入《孫中山全集》。
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隻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布，汪精衛被蔣介石擺布，都是中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功勳”是無法抹煞的。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拚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的唾罵。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隻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１９３５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汪精衛卻隻傷不死。如果１９３９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隻是歎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６０歲還曆時曾經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鬱頹喪。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曆史來看，汪精衛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３０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３０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隻有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曆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麽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麽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曆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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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汪精衛叛國“豔電”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誌均鑒： 今年４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 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 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 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７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 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關於調整中 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 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 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 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 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 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 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 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 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 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 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 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 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 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 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 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 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 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 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聲明，已改變１月１６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 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 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 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 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 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 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 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 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 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 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 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 同利益也。謹引提議，伏祈采納！汪兆銘，豔。 （《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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