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味的空間
寧為真小人，勿做偽君子
正文
（原載《同舟共進》2008年第2期）
以陳獨秀和胡適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當然是愛國的，但是他們大膽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或狹隘愛國主義的片麵與極端，表現出了世界主義的人類大同的高境界，進而張揚了自己所擁有的“不愛國”的自由人權。應該說，除了極端主義的恐怖教條，天底下沒有任何東西是隻允許別人愛而不允許別人不愛的。即使是麵對自己的嬌妻愛子，一個正常男性有時也會處於愛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動之中。
1914年11月，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誌一卷四號，公開發表了署名“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陳獨秀”三個字逐漸為世人所熟知，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陳獨秀首先對歐美文明國家的“愛國心”表示肯定：“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此歐人之常談，由日本傳之中國者也……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接下來，他以“自覺心”對“愛國心”進行顛覆性置換：“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於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
“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並不是陳獨秀的發明創造，傳統儒教的祖師爺孔子早就有過“苛政猛於虎”的經典名言。沿著《甲寅》時代的《愛國心與自覺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時代的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中，把“國家”列為應該加以破壞的一種“偶像”：“國家是個什麽？照政治學家的解釋，越解釋越教人糊塗。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剩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哪裏，便不知國家是什麽。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亦無什麽真實能力……世界上有了什麽國家，才有什麽國際競爭。現在歐洲的戰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裏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
1919年5月4日，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爆發的當天以“隻眼”的署名在《每周評論》發表《公同管理》，其中寫道：“無論鐵路問題，青島問題，大而至於全國政權問題，不用說我們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隻好讓列強公同管理。我們最反對的，是讓日本管理……老實不客氣，我們中國若免不得亡國的運命，寧可亡在歐美列國手裏，不願亡在日本手裏……”
在隨後發表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陳獨秀更加徹底地表白說：“歐洲民族，自古列國並立，國家觀念很深，所以愛國思想成了永久的國民性。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沒有價值，並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的名義之下做出來的……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青年》同人，當時大都是以“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的“思想高遠的人”自居的。就連此前在《厭世心與自覺心》中批評陳獨秀的李大釗，也在《我與世界》中表示：“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家園、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礙、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
1919年8月2日，魯迅寫下了《〈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這是魯迅筆下最富於人道主義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與陳獨秀一樣，他在文中把國家的存在認定為“一種騙人的偶像”：“我對於‘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民眾覺醒不可’這意思，極以為然，而且也相信將來總要做到。現在國家這個東西，雖然依舊存在；但人的真性，卻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歐戰未完時候，在外國報紙上，時時可以看到兩軍在停戰中往來的美譚，戰後相愛的至情。他們雖然蒙在國的鼓子裏，然而已經像競走一般，走時是競爭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閱讀由周作人翻譯的武者小路實篤來信《與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後，專門寫作了一則跋語：“我讀了周先生所譯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詩，很有幾種感想……武者先生與他的新村同誌……決沒有日本人與中國人的界限，是我們相信的……不但這一類的人，就是現在盲從了他們政府、讚成侵略主義的人，也一定有覺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適根據《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餘生”的通信，寫作了一首白話詩《你莫忘記》，以更加極端的情緒徹底否定了“愛國”之心：
我的兒子，
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強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噯喲！……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罷，莫要同我們一齊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這首詩最初發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五卷三號，寫成後曾送給沈尹默、陳獨秀等人看過，收入《嚐試集》時為緩和語氣刪除了前三行，並在末尾添加了“總該不至——如此！”一句話。
在隨後的歲月裏，《新青年》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們對於“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價值判斷也一再處於反複調整之中。在創辦《新青年》雜誌之前，已經有過由啟蒙先驅到革命黨人、由革命黨人再到啟蒙先驅的曲折經曆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一起發起並組織中國共產黨。胡適堅持的卻是《新青年》時代已經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以陳獨秀和胡適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當然是愛國的，但是他們大膽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或狹隘愛國主義的片麵與極端，表現出了世界主義的人類大同的高境界，進而張揚了自己所擁有的“不愛國”的自由人權。應該說，除了極端主義的恐怖教條，天底下沒有任何東西是隻允許別人愛而不允許別人不愛的。即使是麵對自己的嬌妻愛子，一個正常男性有時也會處於愛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動之中。
1914年11月，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誌一卷四號，公開發表了署名“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陳獨秀”三個字逐漸為世人所熟知，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陳獨秀首先對歐美文明國家的“愛國心”表示肯定：“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此歐人之常談，由日本傳之中國者也……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接下來，他以“自覺心”對“愛國心”進行顛覆性置換：“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於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
“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並不是陳獨秀的發明創造，傳統儒教的祖師爺孔子早就有過“苛政猛於虎”的經典名言。沿著《甲寅》時代的《愛國心與自覺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時代的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中，把“國家”列為應該加以破壞的一種“偶像”：“國家是個什麽？照政治學家的解釋，越解釋越教人糊塗。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剩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哪裏，便不知國家是什麽。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亦無什麽真實能力……世界上有了什麽國家，才有什麽國際競爭。現在歐洲的戰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裏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
1919年5月4日，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爆發的當天以“隻眼”的署名在《每周評論》發表《公同管理》，其中寫道：“無論鐵路問題，青島問題，大而至於全國政權問題，不用說我們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隻好讓列強公同管理。我們最反對的，是讓日本管理……老實不客氣，我們中國若免不得亡國的運命，寧可亡在歐美列國手裏，不願亡在日本手裏……”
在隨後發表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陳獨秀更加徹底地表白說：“歐洲民族，自古列國並立，國家觀念很深，所以愛國思想成了永久的國民性。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沒有價值，並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的名義之下做出來的……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青年》同人，當時大都是以“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的“思想高遠的人”自居的。就連此前在《厭世心與自覺心》中批評陳獨秀的李大釗，也在《我與世界》中表示：“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家園、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礙、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
1919年8月2日，魯迅寫下了《〈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這是魯迅筆下最富於人道主義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與陳獨秀一樣，他在文中把國家的存在認定為“一種騙人的偶像”：“我對於‘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民眾覺醒不可’這意思，極以為然，而且也相信將來總要做到。現在國家這個東西，雖然依舊存在；但人的真性，卻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歐戰未完時候，在外國報紙上，時時可以看到兩軍在停戰中往來的美譚，戰後相愛的至情。他們雖然蒙在國的鼓子裏，然而已經像競走一般，走時是競爭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閱讀由周作人翻譯的武者小路實篤來信《與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後，專門寫作了一則跋語：“我讀了周先生所譯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詩，很有幾種感想……武者先生與他的新村同誌……決沒有日本人與中國人的界限，是我們相信的……不但這一類的人，就是現在盲從了他們政府、讚成侵略主義的人，也一定有覺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適根據《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餘生”的通信，寫作了一首白話詩《你莫忘記》，以更加極端的情緒徹底否定了“愛國”之心：
我的兒子，
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強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噯喲！……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罷，莫要同我們一齊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這首詩最初發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五卷三號，寫成後曾送給沈尹默、陳獨秀等人看過，收入《嚐試集》時為緩和語氣刪除了前三行，並在末尾添加了“總該不至——如此！”一句話。
在隨後的歲月裏，《新青年》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們對於“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價值判斷也一再處於反複調整之中。在創辦《新青年》雜誌之前，已經有過由啟蒙先驅到革命黨人、由革命黨人再到啟蒙先驅的曲折經曆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一起發起並組織中國共產黨。胡適堅持的卻是《新青年》時代已經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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