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

(文章來自:  天益雜文)


又是“五 . 四”，到處都有一些紀念，尤其是拿“五四”來做校慶的北大，今天又該紀念它的 110 周年了。六年前寫過一個帖子，意欲說明把“五四運動”強扭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沒有道理的。“五四”開創的是“打砸搶”的先河，它非但沒有任何“新文化”的企圖與行為，恰恰相反，“五四”實實在在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對“五四”的熱烈追捧隻是一種權力支配下的民粹主義大力張揚。一股“愛國無罪，搗亂有理”的潛意識彌漫了好幾十年。當然，這裏愛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國，而非民族國家。中國的愛國者往往竭力貶損偉大的抗日戰爭，不惜配合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拚命抹殺代表中國國家意誌與民族尊嚴的大決戰的意義，就是最典型的例證。這種“搗亂”之所以“有理”，全在於它的投機性質。本來，北京各校商量好要在 5.7 “國恥紀念日”集會遊行的， 3 日北京社會各界政、商、學乃至部分軍人緊急集會，約定由國民外交協會主持邀請社會各界 7 日在北京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還約了上海等地各界集會互相呼應的。已知情的北大學生組織連夜開會，決定次日（星期天） 13 所大專院校學生下午奔天安門集會遊行，很難排除搶頭功之嫌。後世的愛國者更是斜著眼睛窺視權力的臉色，投其所好地表現，以顯示自己的忠心。例如， 98 年印尼大規模排華（我們的媒體不說“反華”），暴徒奸淫燒殺死難華人達數千之眾，損失財產無法統計，隻因官方低調，於是我們的愛國者也都視而不見，沒有誰跑到印尼使館去喊口號貼標語。隨後發生的南聯盟使館被炸、南海公海上意外撞機，愛國者們腎上腺素激增，群情激昂。同胞的生命財產都輕如鴻毛，要是損失在“第三世界”那就比鴻毛還輕；隻有涉及國資才可能重如泰山，倘與美國有關，那就要比泰山還重。

不經意間看見了另一種抨擊“五四”的意見，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嚴重破壞了傳統文化，“全盤西化”就是它弄出來的。例如於丹在《百家講壇》裏說的：“ 上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七十年代的 “ 批孔 ” 運動 ... 這兩個運動全麵砸爛孔家店”。此乃誤導。“五四運動”的全部口號及宣言裏根本沒有任何涉孔或冒犯傳統文化的內容，他們隻有一個呼籲：“內除國賊，外爭國權”，根本沒提什麽“新文化”。它事先準備好的宣言是用文言文寫的，宣稱“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羅家倫臨時草就一個白話文宣言也隻談“救亡”，無涉“新文化”。策劃“五四”遊行活動的國民雜誌社本身就不乏反對“新文化”、力主“國粹”的人士；占多數的主流派主張新、舊文化並存，擔任 3 日策劃大會主席的易克嶷就是他們的領袖人物；堅持“新文化”者如張國燾、許德珩亦為少數派。積極策劃遊行的學生組織裏還不乏無政府主義團體，他們早就策劃要懲辦三個“賣國賊”，火燒趙家樓的引火器物也是早就準備好了的。試想，守舊派首領康有為、奉係軍閥吳佩孚、湖南督軍張敬堯、江西督軍陳光遠等都發通電聲援“五四”，莫過他們都支持“破壞傳統文化”？

“五四”是個符號。其實，與其主題相同的遊行示威前一年 5 月 21 日就已經舉行過一次，規模跟“五四”差不多，隻因沒有暴力行為，數千人和平遊行至總統府遞交抗議“二十一條”的帖子，馮大總統親自接帖，也就散夥了，沒搞出“火燒趙家樓”這樣的轟動，於是銷聲匿跡，大家都不記得了。由此可見，“五四”之所以“名留青史”，其暴力行為是根本。因為它符合“革命是暴動”這個信條，而且這個暴動又符合列寧後來給中國革命規定的方向——“反帝”，鋒芒所向直指西方文化。 1922 年 1 月 21 日蘇俄召集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五四”領導人之一張國燾參加了，他在回憶錄裏說這次大會“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 p207 ）他還進一步解釋道：“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的著名學者也還認為反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和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一些什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p209 ）可見，中國之所以不斷往“五四”放的這把火上澆油，是因為它的楷模作用是為蘇俄要侵占唐努烏梁海，同時肢解中國使外蒙古獨立，需要把中國人的仇恨引向西方，且它很輕易地就可以同中國傳統排外文化攪合到一起，為國人所接受。撇開蘇俄在中國攪渾水獲利不談，“五四”這個符號所代表的意義非但不是什麽“全盤西化”，正相反，它蠱惑起來的恰是在“反全盤西化”旗幟下的排外主義，是“義和團精神”換一種形式的發泄。隻因單獨說“五四”實在難以服人，就把“新文化運動”給搭了秤頭，移花接木湊出些光彩來。一個曆史真實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運動”，“繼承和發揚‘五四’革命光榮傳統”不折不扣正是其精神支柱之一；另一根支柱是湖南農民“痞子運動”。 北大才女林昭說過：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隻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 ‘ 配套成龍 ’ 。 ” 北大，五十年之後幸虧還出了一位佼佼者，隻可惜她的母校未必買賬。

早在 1915 年就開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它提出的口號也不是“砸爛孔家店”而是“打倒孔家店”，意即扳倒孔子文化的統治地位而已，並沒有徹底否定孔子。“新文化運動”實在隻是“舊文化運動”的延續，馬克思評述鴉片戰爭時說：“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關係”。從“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開始，中國的遠見人士如魏源、姚瑩、洪仁?、文祥、郭嵩燾、曾紀澤、張之洞、李鴻章、王韜、鄭觀應、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紛紛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以實現富國強兵之夢。這個“舊文化運動”宗旨在於“中體西用”。其實此論並非張之洞首創， 改良派馮桂芬 1861 年在《采西學議》中就提出 “ 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 ；孫家鼐 1896 年在辦京師大學堂的奏折中正式提出 “ 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之概念。張氏 1898 年寫《勸學篇》重複論證時謂：“ 舊學為本，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他批評“ 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貌似折中其實有側重：“ 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他交叉使用“舊學、新學”，“中學、西學”其實指出了落後與先進之間的差別。在嚴格閉關自守的條件下，即便隻是“為用”，也有進步意義。後世卻隻談“中、西”不提“舊、新”，巧妙地把落後與先進轉化為地域差別，撇開強調學習西方體製的“西政為要”，其實是從張之洞的立場上後退了一大步。

其實，在“舊文化運動”中已經有“新文化運動”之苗頭了。突出的案例是： 1895 年 6 月，李鴻章在為英人李提摩太譯作《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作序時寫道：“我邦自炎農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贏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夏後傳子，湯武征誅，則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於此時，天欲與中國以大一統之勢浸淫二千餘年。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聖賢莫測之理，鬱瀉勃然而大發，非常於今日，殆將複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讀懂這段話你不得不為李中堂在馬關條約墨跡未幹之時便有此驚世駭俗之言稱奇，他根本不以為民主體製是“西方文明”，中國文化裏早就有了；兩千多年專製體製其實隻是走了邪路。大清國屢戰屢敗割地賠款也不能全看成壞事，它至少導致“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的局麵，這是一個全新的局麵，從舊學或聖賢那裏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把握住時機就能“複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又過三年，西太後代表舊惡勢力鎮壓了維新運動之後，拿一堆彈劾李的奏章謂：“有人饞爾為康黨。”李答曰：“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看來，今日中國還不如李鴻章一百多年前的眼光的，多了去了。

“新文化運動”的佼佼者們所主張的，即“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與科學的另類稱呼。“新文化運動”與“舊文化運動”的根本差異應該是放棄了“舊學為體”，另一種說法就是“西化”。 30 年代“全盤西化”的堅持者陳序經說：“陳（獨秀）氏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義和科學，除此之外別沒所要。那麽，陳先生所要的西化卻非全部的西化，而是部分的西化。”它不像孫中山所說的“美國為先進文明國，事事皆足為吾國模範”，要“把中國化成美國。”老孫是“有奶便是娘”的主，說此話為的是求美國政府資助他統治中國。及至此望落空，“這時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隻好抓住它。”轉而又要“以俄為師”了，不惜犧牲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的領土。陳獨秀認定：“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接觸、相衝突者，蓋十居八九。”（《青年雜誌》， 1916 年 2 月 15 日）於是主張：“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幹幹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新青年》， 1917 年 5 月 1 日）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個性解放 。所謂“西化”，正是當年論戰中國粹派抨擊新文化的一個論據，它其實也就是魯迅說的“拿來主義”，對於外來文化不設防，一切可用者統統拿來。

在我讀過的許多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章裏，不能不感到作者們麵臨的尷尬：他們除了幹巴巴地籠而統之稱“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外，根本無法言說“五四”與“新文化”有什麽必然聯係。實際上，“五四”隻是打入“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楔子，硬性探討這根楔子是被嵌入物體的有機成分顯然不明智，但我們不難探討這根楔子給它造成的傷害。

新、舊文化運動總稱“西學東漸”，其早期的傳播主體係外國傳教士，繼之為舊官僚。新文化運動時期傳播主體基本上是一批並不固定於體製的、相對自由的知識分子，他們本身就是舊文化運動培養出來的新一代，發起新文化運動意味著中國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已經初具規模，他們成為我國各個學科以及高等教育界的開拓者。到“五四運動”暴發前，“德先生、賽先生”在中國已經如日中天，不僅歐美各門類的科學書籍在國內大量翻譯出版，本國各種科學、文藝創作也與日俱增，社會環境的民主氛圍亦日漸濃烈，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言裏頗為得意稱：“全國一致的崇信”。在各種學術文章湧入國內的情況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學說也被翻譯出版，隻是不成其氣候。然而經“五四”這個全無文化背景的事件一折騰，局麵頓時改觀了。

被“五四”這根楔子楔入之後，“新文化運動”開始分化，首先是抨擊“賽先生”的聲浪日漸高漲。原本力捧“賽先生”的嚴複、梁啟超轉而成為嚴厲批判“科學萬能論”的領軍人物；嚴複詩雲：“太息春秋無義戰，群雄何苦自相殘。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梁啟超寫道：“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靠他向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了。”梁先生自戊戌以來，一直是思想文化界的泰鬥，那時擁護新文化的精英人物，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無人不受其啟迪。而今連篇累牘開始批判“科學萬能論”，呼籲青年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用西方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國學，使全人類都得到它的好處，其旗幟作用可想而知。李石曾不失時機翻譯出版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以反對新文化運動中紅極一時的達爾文的《進化論》。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思潮借“五四”之折騰逐漸“壓倒西風”。不僅如此，國粹派也重新抬頭，文化保守主義收複了曾經被“新文化運動”占領的大片陣地。急得沒啥辦法的胡適先生，隻好倉皇挑起“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結果不容樂觀。妙處在於，蘇俄版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如魚得水，就連睿智的魯迅先生吧，盡管他堅守著“新文化運動”對於“染缸文化”的揭露與批判，也忍不住去做“左翼文化聯盟”的旗手了。故，老毛熱捧“五四運動”不是沒有原因的，“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