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到“北伐”（上半部分A）- -

(文章來自:  史海論壇)


這一段曆史其實是北洋執政史暨國民黨的奪權史，直至 1927 年 4 月 12 日，靠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原則，國民黨變成執政黨，而且是一黨執政。但實際上，它一天也沒有掌控過這個國家。據美國學者易勞逸研究考證：“ 1929 年，南京政府僅控製了約 8% 的國土和 20% 的人口；到抗戰前夕，它已能對 25% 的地區和 66% 的人口實行統治。”（陳謙平等翻譯：《流產的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P331 ）既然國民黨並不能統一中國，那麽，它的“一黨專政”理念就沒有獲得成功，從中國國家與民族利益的立場上看過去，它除了添亂並給人民帶來災難之外，沒有建樹。隨即便遭到日本軍隊大規模入侵，雖然其統治幅員空前縮小，但蔣介石憑借著領導對日本侵略的頑強抵抗，國民黨統治權始獲得法理承認，中國的也因此獲得國際承認，確立了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大國地位。好景不長，僅三年內戰，兼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聯手打壓，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去了。在“一黨專製”的道門中，孫中山及其弟子蔣中正都是半桶水，他們的功力皆不如毛師弟，所以隻能成為師弟登基之墊腳石，就像項羽為劉邦墊腳、闖王為皇太極墊腳一樣。曆史似乎開了個大玩笑：人類最崇尚一統的民族，卻造就了一個迄今不能統一的國家。回顧這一段曆史，我們應該得到什麽樣的啟迪？

一、辛亥革命之前

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發的“武昌首義”是文學社與共進會聯手發起的，接著引發立憲派以及保皇派紛紛響應，清廷地方官員接連宣告獨立，背叛朝廷。各種分析已經很多，我們也不再複議這些分析。但有一點是被忽略了的，那就是義和團時期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官僚已經“獨立”過一次的“東南互保”行動，它其實是辛亥革命各省宣告獨立的預演；而漢大臣據有眾多封疆大吏權位，又與朽敗的清廷排漢分不開。清末時朝廷欽定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漢大臣基本外放，為辛亥時一舉諸諾創造了條件。國民黨貪天之功為己有，把辛亥革命算進孫中山的功勞簿，其實是在歪曲曆史。好在北洋時代沒有黑箱史，各種文史資料汗牛充棟，於是近代史家們大有用武之地，各類描述眾多，可惜多沿傳統思路想事，有見地者無多。從諸多關於辛亥革命的著述裏，我們不難發現：辛亥革命非但沒有孫中山的任何貢獻，而且，恰恰是排除了孫中山才得以首義成功的！

眾所周知，孫中山未滿 12 歲即離家前往檀香山， 17 歲回國，不足一年，即 1884 年便浪跡香港、夏威夷、日本諸地。 1892 年自香港麗雅西醫書院畢業就業於澳門鏡湖中醫院從醫至 1894 年春，起草《上李鴻章書》後即廢棄醫務，專等李鴻章接見，甚至前往天津敬候。成此文以前孫已參與發起“興中會”，然李鴻章雖付《上李鴻章書》於《萬國公報》發表，卻始終未接見他。孫後來說：“於是慨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功，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強迫。” 1895 年 10 月 10 日孫在香港策劃首次起義，被推舉為總指揮並約定：成功後擔任合眾政府之總統。可見其總統夢與造反夢同時誕生，這與孫自比華盛頓格格不入。華氏舉義功成而退隱，六年後被選為總統才借來盤纏赴任的。可孫之舉義，無一不以“大統領”為條件，哪怕隻是成立一個小會，也決不肯放過會長之職位。結果， 25 日起義失敗， 27 日逃亡香港， 30 日轉逃日本。而陸皓東等興中會成員被殺。當時日本報紙稱其為“支那革命首領”，同行的陳少白極不滿，認為要當皇帝者才叫“革命”，孫則認為此稱呼極好，“我們黨以後就稱作革命黨”。然後孫即在各國華人中遊說，並且，東拚西湊完成了他自己的“三民主義”。

此次失敗之後，直至 1900 年 6 月 10 日，八國聯軍組成並開始在大沽登陸。次日，孫中山即乘法國船自橫濱啟程赴香港準備借八國聯軍之機發動武裝起義，宮崎寅藏率領福本成、遠藤隆夫等十餘名日本軍官則依約定在神戶登船同行，協助孫完成此次暴動。 17 日，輪船抵達香港，英當局禁止孫上岸，李鴻章應請求派遣安瀾號炮艦接孫中山前往廣州，欲與孫共商合組兩廣自治新督府問題。孫擔心自身安全，改派宮崎等日本人前往，經與李幕僚劉學詢商談，李承諾保證孫中山的人身安全並預付 3 萬元經費供孫使用。但孫中山行前已獲知日本主張八國聯軍此次推翻清廷，並承諾孫中山在南方起事時日軍將予以協助，便不屑再與李鴻章合作，自己在香港水域船上召集陳少白、鄭士良等興中會骨幹，製定了惠州起義計劃。日本軍官在港待命並協助楊衢雲、陳少白等為惠州同事接濟軍火糧餉。孫本人轉赴西貢張羅外援，且派宮崎寅藏赴新加坡，聯絡海外勢力強大的康有為。在日本時犬養等政界實力派及始終堅持滅掉清國的首相山縣有朋曾經撮合孫、康聯手攪亂中華，但康有為堅決不幹，於是孫通過犬養假日本政府之手驅逐康有為。康於 1899 年 4 月 3 日被山縣內閣贈九千日元禮送出境。到此時康有為在美、澳等地設有 11 個總會、 103 個支會，會員多達百萬以上；在國內的影響也遠非孫文可以望其項背的。鑒於梁啟超一直未曾間斷過與孫黨的聯絡，也曾經商量過聯合組會。如可利用康梁之組織，必將大大有助於孫之武裝暴動。隻是康有為一直對於孫勾結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極其鄙視，得知孫派宮崎來聯絡之事就向新加坡警察署報警，稱其為刺客，導致宮崎上岸即被扣押。

“ 1895 年，法、德、俄三國對日幹涉〔即甲午之後的三國幹涉還遼事件—— wenjunq 注〕所激起的租借中國領土、取得經濟特權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爭奪，不久造成了中華帝國的被瓜分已經迫在目前的景象。”“俄國的庫羅伯特金大將以坦白的現實觀點來觀察義和團運動，他對威特說：‘這將給予我們以一個奪取滿洲的借口’。”（參閱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P6 ）當時，英國和日本極力主張推翻清廷，如此，中國將不複存在：俄國已控製了滿洲全部，在朝鮮與日本有爭奪，且正染指蒙古與新疆；英國欲使西藏獨立，並已在長江流域確立了勢力範圍；德國已經跨入山東；法國正謀取雲南；日本則需鞏固其剛得到不久的朝鮮和台灣，一直垂涎福建。以首相山縣有朋為首的一派還主張與德國合作打入山東繼續獲得更多的中國領土或勢力範圍，他在 8 月 20 日提出《庚子事變善後策》中明確主張占領整個福建，使之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不管出於何種動機，“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於 1900 年 7 月充分闡述的門戶開放政策，顯然隻是一個阻止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舉動。”（引文同上頁）當時中國的“東南互保”行動，顯然對於戰亂僅限於華北、安定中國大部以免國家被瓜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苦於義和團並未波及南方，沒有借口便難於說服諸列強認同日軍出兵廈門。首相山縣、陸軍大臣 桂太郎、 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等四人密謀設計一個事件，然後借口出兵廈門，由兒玉與後藤二人負責具體操作。此二人經日本駐廈門公使室田提出清國必須逮捕、引渡抗日台灣人賴阿幹、黃文開、林清秀等十一人，算是計劃之第一步。另一方麵山縣有朋與陸軍大臣桂太郎，獲得明治天皇的敕許，於八月二十三日向兒玉總督秘密下達訓令。訓令要兒玉總督在台灣準備軍隊，初定步兵一大隊、炮兵二中隊、工兵一中隊，配合在廈門港外的日本“和泉”艦，隨時待命，以便出兵襲擊廈門並達成占領。此外， 8 月 24 日淩晨位於廈門的日本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火災。日本依據此火災向清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鎮壓縱火的“抗日暴民”，製造了出兵廈門的借口。但火災前此寺日本住持搬運私人物品的情況已為新聞報道披露， 美國等列強立即表示反對日本借口出兵，各國軍艦亦開往廈門海域，聲言決不會袖手旁觀。麵臨如此外交危機，原本並不知情的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在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以及維新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下，說服天皇於 28 日下令中止執行該計劃。兒玉等原定 31 日淩晨 5 時攻占廈門的準備隻好作廢，已經開赴廈門近海的日軍返航台灣。兒玉對此變計極其憤怒，要求辭職，然而未獲天皇禦準，繼續留任。 “ 1900 年（光緒二十六年） 9 月 2 日，中國革命軍領袖孫文 ( 孫中山 ) 認為廈門事件是一項良機。故化名為‘叫仲’渡海來台，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訂立‘密約’，乃以台灣總督援中國革命為交換條件，表示可以把廈門委於日本之手。”（參閱藤井森升三《孫文研究》， 1966 年版 P32-36 ）“孫文向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請求援助推翻滿清支持惠州起義。後藤新平、兒玉總督皆同意並約定‘中國革命黨先起義，以其力擾亂廈門的後方地區，為日本出兵製造借口，等日軍占領廈門時，就能對孫文的起義軍援助武器、補充兵力’。因此，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以承諾援助孫文起義，意圖利用惠州事件，做為延續尚未冷卻的廈門事件之大好機會。” ( 向山寬夫著：《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 楊鴻儒譯 P60-67)

孫中山坐鎮台北 42 天，將惠州起義的詳細計劃與兒玉等進行協商並修改，兒玉答應提供軍火糧餉以及日本軍官參加，“於是孫中山又擴大了原來的部署，並加聘軍師，讓鄭士良改變計劃，不直逼廣州，先占領沿海一帶，等候他轉入內地時再大舉進攻。”（《孫中山大傳》， P173 ）實際上這個《大傳》隱瞞了許多細節：義軍進抵廈門日軍隨即出兵，占領廈門後再攻占整個福建，接著回師廣東。兒玉備忘錄《廈門事件始末及對岸將來之政策》描述了扶助孫中山建立廣東、福建獨立政府肢解中國的大計劃。然而，就在孫抵達台北建立總部以後， 26 日，山縣內閣辭職；次日伊藤博文內閣成立，日本改變了山縣堅持滅掉清國肢解中國的政策，與列強各國協商合作執行“門戶開放”政策：“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實體”，遵守“全世界與中華帝國所有地區平等、公平地進行貿易的原則。” 10 月中旬，正當孫氏革命軍向廈門勝利進軍時，八國聯軍停戰並開始與清廷談判，日本新首相伊藤博文理順了內外各項事務後下令禁止繼續援助革命黨，孫中山後援頓失，約好的軍火與金錢乃至日軍配合作戰都泡了湯，“ 10 月 22 日，日本興中會員山田良政和中國同誌數人持孫中山手書從香港經海豐到三多祝大本營找鄭士良，書中指示說：‘政情突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孫中山大傳》， P176 ）惠州起義失敗。伊藤後來又命令兒玉驅逐孫中山離開台灣。令人想不通的是，似這等乘著外國軍隊侵略本國，拿著侵略國給予的金錢與武器協助其反對本國的行為，就連當年的義和團，也把孫文及其團體列為“二毛子”，屬“殺無赦”之列，後來居然成了光輝革命業績！教科書式史書常有這樣邏輯背反的結論：“反侵略英雄”定性“偉大的革命家”為漢奸，必欲殺之而後快；而後者定性前者為“拳匪”，同樣“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可教科書定性兩者都是“民族英雄”，這個民族可算昏聵到了極致。

此後，孫即滿世界募捐，遊說華僑解囊以助其繼續起義。 1905 年夏，在日本黑龍會協助下，孫網羅國內各逃亡日本的反清幫會，組成同盟會，自任總理。孫與黃興激爭國旗樣式時便說：“托命於這種旗幟的人有幾萬個”，尚不包括此後更多的犧牲者。尤其是黃花崗之役，損失的幾乎全是孫中山手下的精英人物。孫自詡為“十餘次失敗”，似這等毫無勝算折兵損財的賭博，籌碼卻是人命。孫中山自己躲在海外瞎指揮，完全不負責任。如 1907 年 9 月防城起義，章太炎、宋教仁等均反對這類無謂的犧牲，認為即使能僥幸成功，也沒有動搖清廷的可能。然而孫中山頑固堅持發動，自己躲在河內指揮。結果依舊是一次慘敗，順從孫中山做前線指揮的黃興也差點犧牲；緊接著 12 月又策動鎮南關起義，接著失敗。扔下一片白骨，留黃興等繼續策劃欽州、河口起義，孫中山自己遁往新加坡。如果我們知道這一串起義均係法國支持的，黃興進攻欽州時法軍列隊歡送，並祝願其勝利；而法國軍官還陪同孫中山一起攻打鎮南關，和孫一起開炮轟擊中國軍隊，當不知該作何想。孫中山致書友人描述英、日、法三國政府麵對清廷要求驅逐孫文的不同態度後，謂：“以我五尺之軀，即可較量世界上三大強國，真是不勝感謝。哈哈！”（王俯民著：《中華近世通鑒》主卷上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00 年版， P615 ）此語印證了一句古話：“一將功成萬骨枯”，老孫自當坦然受用。百餘年來，國共兩黨的宣傳把鮮血化成領袖臉上的油彩，無數文人也學會了草菅人命，跟著歡呼“敗而不餒，不屈不撓”。次年 3 月孫發動欽州起義，黃興在駐越法軍的歡呼聲中率部由越南出兵攻打欽州，戰至 4 月中旬結果仍敗； 5 月孫中山任命黃興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再攻河口，欲進擊蒙自、昆明，義軍將士不肯再賣命，隻得作罷。黃興退縮河內，欲練兵再戰，然而法國當局眼瞧這幫本欲利用來攪亂中華的革命黨太不爭氣，兼之清廷外交逼迫，幹脆驅逐黃興等出境。孫中山除 1907 年鎮南關起義涉足邊陲之外，直至辛亥首義之後，再無回國記錄。

二、辛亥武昌首義

我們再來說同盟會，它自成立時起內部就存在分歧， 1907 年 2 月，黃興反對孫中山堅持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的激烈爭論，幾乎反目離開；宋教仁亦開始獨立行事；而日本政府及商人資助孫中山 15000 元，孫慨然接受又引發不滿；孫在海外指揮起義一敗再敗；同盟會瀕於分裂。 1907 年 8 月，以四川、湖北籍同盟會會員為主，自組共進會，認定孫中山隻顧廣東廣西邊陲起義純屬徒勞害命，白白犧牲同誌性命。共進會拋棄孫中山“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不僅其意義遠高於孫，且號召力亦更顯著。譚人鳳幹脆直稱孫中山、胡漢民一夥隻有“騙取華僑巨款”和吹牛的本領，再無別的建樹。共進會成立之初其首領亦稱“總理”，黃興等通過同盟會決議：除孫中山外，革命黨員決不得用總理二字。於是共進會首領改稱會長。其首任、次任會長張百祥、鄧文輝先後離日返國，回四川自籌反清暴動，後來四川的保路暴動即其成果，也是武昌首義的鋪墊；第三任會長舉湖北劉公，居正為參謀、孫武為軍務部長、焦達峰為參謀部長、陳兆民為調查部長、潘鼎新為黨務部長，基本自立門戶。黃興責問焦達峰：如此，將來革命成二統，以誰為主？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則附我。”其他，如光複會等自立行動，不贅述。

譚人鳳後來的回憶錄裏總結道：“中山以同盟會總理資格，放棄責任，而又不自辭職，同仁不得已商量改組。非同盟會負中山，實中山負同盟會也。”（《孫中山大傳》， P274 ）從 1908 年起，同盟會倒孫風潮一浪高於一浪，以陶成章、李燮和等撰寫《孫文罪狀》為最高潮，章太炎則借《民報》連篇累牘抨擊孫中山。全靠黃興竭力支撐，為維護革命權威而挺孫，方得以保住孫中山黨魁形象與地位。但這種維護實際上與所謂“共和”格格不入，革命黨內尚且不能“共和”，又何談立國之後的“共和”？蕭伯納在《革命者箴言》裏說：“革命從未減輕暴政的沉重負擔；它隻是將這重擔換了一個肩膀。”以孫先生在同盟會成立後的舉動，他不過是套用了一些西方詞匯卻維持著中式思維，歸根結底是一個獨裁者。 1910 年 7 月，當孫中山在南洋策劃指揮的廣州新軍起義再次失敗之後，同盟會內諸多核心人物決心撇開孫中山自己幹。在宋教仁、居正、譚人鳳等主導下， 11 省區同盟會分會長會議開展了對孫中山的批判，決心拋棄孫之成規。會議采納了宋教仁設計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確定了未來中部總會成立和以後的行動，規定了它的方針、策略和辦法，鑒於這個設計並未申請孫、黃及同盟會總部授權，係擅自召開的大會，顯示出同盟會內部對孫、黃總部之獨立行動已經十分堅定。僅僅因為經費問題，它才沒有緊鑼密鼓進行下去，但也沒有中止。

孫本人也意識到危機所在，他成立南洋支部實際上自己也拋棄了東京同盟會總部，或企圖以南洋支部取代總部。為了挽回盟主地位，便於當年 11 月 13 日在檳榔嶼召集黃興、胡漢民、趙聲等同盟會擁孫幹部會議，決心破釜沉舟再拚一次。黃興當即表示難於從命，與會人員也相視無言，唏噓歎息。孫誇誇其談一通：“一敗何足餒，吾昔日之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氣已盛，華僑之風氣已開，從此而後隻慮吾人之無計，無勇氣耳。如果眾誌不衰，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經竭力鼓動，總算有了回應，孫隨即要求“盡傾吾黨人、財、物力以赴之”， “破釜沉舟，成敗利鈍，實在此一舉”，並表示，此戰若敗則不再舉事了。結果， 1911 年 4 月 27 日，廣州起義再次大敗，同盟會南洋支部精英損失慘重，紅花崗（後改名黃花崗）葬下 86 具英魂，鐵漢黃興僥幸逃出亦號啕不已。無論逃港的黃興、胡漢民抑或在芝加哥的孫中山，均已無心亦無力再搏了。

鑒於廣州起義（黃花崗）之新敗， 7 月 31 日，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包括蘇、浙、皖、閩、湘、川、滇留滬代表在內的 29 人（一說 36 人），於上海四川北路集會，正式打出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旗號。發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明顯地流露了對同盟會總部，特別是孫中山的不滿情緒，體現了獨樹一幟的分裂意向。宣言共由三部分內容構成。第一部分專為指責總部以往革命活動中的缺點及其後果。宣言指出，以往活動的缺點是‘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前一缺點，‘病不合，推其弊，必將釀舊史之紛爭’；後一缺點，‘病不通，推其弊，必致歎黨員之寥落’。宣言強烈譴責總部領導‘惟挾金錢主義，臨時招募烏合之眾，攙雜黨中，冀僥幸以成事，豈可必之數域’？宣言第二部分說明為什麽要組織中部總會。宣言稱廣州起義失敗後，總部領導人‘一以氣鬱身死，一以事敗灰心，一則燕處深居，不能謀一麵’，而自己則‘何以對死友於地下’？‘迫於情之不能自由，於是乎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第三部分闡述中部總會的體製及其與總部、分會的關係。”“‘機關製取合議，救偏毗，防專製也。總理暫虛不設，留以待賢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當喜適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孫中山大傳》 P278 ）這個中部總會舍棄了“三民主義”隻取“二民主義”；拋棄了孫中山的海外路線，腳踏實地進入國土確立了本土路線。正是這些中部總會的領軍人物，艱苦細致地策劃於長江流域，最終取得了辛亥首義以及附義的勝利，且恰是在批判了孫中山並排除其幹擾後才取得成果的。而宣言中所謂“氣鬱身死”者係指趙聲，他在與中部總會領導人接觸後有叛離中山路線之意， 6 月返回欲遊說南洋同誌跟從中部總會，被胡漢民毒死。

然而，孫中山變壞事為好事的本領足夠。及至武昌首義勝利之後，孫巧妙地把黃花崗同武昌首義聯係起來：“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也。”“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清吏皆進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為甚。”“不半載，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與武昌之役並等。”（《中華近世通鑒》主卷上， P668 ）史實正好相反。除了上述中部分會成立宣言直截了當地抨擊孫中山及其廣州起義等文字之外，清廷因黃花崗之役大獲全勝而致保守派氣焰囂張，戰後隨即頒布“皇族內閣”，從光緒以來的立憲立場上大退一步，揚滿排漢做到極致；接著特發諭旨，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並將其抵押給四國銀團換取貸款；激起保路風潮後清廷更顯強硬，不顧川、湘大臣舒緩之奏請反而嚴令鎮壓；更進一步詔令不予返還幹線鐵路已投入之民資，激起更強烈抗議；攝政王載灃甚至親自下令抓捕四川保路會派赴北京請願代表；川民抗議浪潮愈強烈清廷諭令鎮壓愈嚴厲，寸步不讓直至調動各地軍隊入川。哪有一點“清吏皆進入恐慌之地”的影子？再看湖北文學社、共進會周密細致的策劃起義的過程（關於辛亥革命進程可參閱馮天瑜、賀覺非合著《辛亥武昌首義史》第五章、張同新著《辛亥革命史綱》等），完全不似孫大炮那種急功近利的貿然舉動。

武昌起義時，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均已心灰意冷。後黃興應起義者要求返回武昌領導抗清作戰，然而屢戰屢敗，最後提議放棄武昌，遭到黎元洪等拒絕。 11 月 27 日清軍攻占漢陽後黃興連夜潛逃漢口，次日乘船東下，黎元洪領導了堅守武昌的戰鬥。連孫中山也承認，倘若沒有黎元洪等堅守武昌，各地響應武昌起義宣告獨立就成不了大勢。而成大勢也基本上是立憲派與舊官僚的努力結果，同盟會諸幹將摻和其中，與孫中山則無瓜葛，錢沒給一分，指示沒有發一個。 英國《大陸報》記者莫理循 1911 年 11 月 16 日采訪袁世凱在武昌的密使蔡廷幹時，問及孫中山在這場革命中的作用，蔡稱，“人們告訴他，孫中山在起義中沒有起任何作用，起義純粹是軍事行動。與蔡廷幹會見的革命者以幾分輕蔑談到他不過是一個革命的吹鼓手，沒有參加過任何實際行動，為了保住性命總是躲到一邊。”（《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 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 1986 年版， P795 ）莫理循還記錄了黎元洪 1913 年 7 月談及孫中山時的一番話：“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麽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聽途說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隻有這麽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當時真正的革命領袖找各種理由拒絕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職位不會存在很長時間。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裏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麽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西裏爾 ? 珀爾：《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P383 ）而辛亥主將孫武，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專組民社與之對抗，寧可承認袁世凱也不肯承認孫中山；及至北伐勝利，又寧可任全部家產遭罰沒、遁入空門隱居也不沾染國民黨。

三、辛亥首義以後

非激進派主導的辛亥革命一開始就顯示出相當的理性：武昌義軍從床底拉出黎元洪並尊其為首、又設立 15 人組成的“謀略處”集體決定大計；隨即建立暫時軍政府並確立國號為中華民國；五族共和；以紅黃蘭白黑五色代表五族製定了國旗；頒布了訴滿清朝廷之罪狀；致滿清朝廷下野的通牒；公告全省全國等等。外交方麵：維持原有條約繼續有效；前清欠款依序奉還；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安全；公告後各國與清廷簽訂任何條約、舉債等一概無效；援助清廷之國視為敵國；一切援助清廷之物品一律沒收。江、浙兩都督 11 月 11 日即致電上海都督：“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機構，磋商對內對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複人道之和平。” 16 日，江、浙、魯、閩、湘、滬等地代表致電武昌，承認所建立的武昌軍政府為民國中央政府，統籌全局； 30 日，黃興逃離漢口之後，已經宣告獨立的 11 省派出 23 名代表聚集武漢，開“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商討如何建立中央政府之事。革命黨人的初衷是廢除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政府，代之以聯邦製為基本特征的共和政府。這個基本特征證明了辛亥首義的革命性質。

所謂革命，其本意應當是性質的根本改變。應用於社會，就是政治體製的根本改變，而不在於體製形式的變化。例如英國的光榮革命，維係著君主製的形式，實現了從王權專製到民主代議製的轉變；反之，像法國大革命，推翻了王權專製代之以雅各賓派專製，後來幹脆複辟帝製，實屬偽革命。至於“十月革命”，其本質就是一場複辟，中世紀的王權專製被二月革命創立的代議製民主取代以後，列寧以暴力政變推翻了代議製政府，用黨權代替王權，複辟了中世紀式專製權力。從本質上看，立憲改良派更接近現代文明，反而是革命派趨於舊傳統，熱衷於政權更迭。因為越是現代文明就越講究漸進亦即各種不同利益的妥協，那些熱衷於突變之意識，沿襲的隻是改朝換代的傳統，它隻能是專製的。舉凡中國革命家，都不過以革命旗號行改朝換代之野心家，孫文即其首，是以毛尊其為“革命先行者”。雖然孫直到臨終前不久，始終把革命詮釋為“維新”、“改良”之同義詞，“革命的意思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君主國之所以有立憲，亦革命之賜也。”“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但在實際行為中，其所主張的革命無一不是暴動。辛亥革命導致君權被廢棄，民主的代議製幾經周折，最終不敵傳統的集權專製。徹底葬送辛亥革命的正是孫中山發起、蘇俄鼎力支持、蔣介石最後完成的北伐戰爭。當張學良“易幟”，降下中華民國首次議會確立的五色國旗，升上象征國民黨一黨專製的青天白日旗，辛亥革命徹底終結。

孫中山 1911 年 12 月 25 日抵滬以前，南方民主立憲派內部以及與北方君主立憲派之間，已開展了為自身利益及政治主張之談判，這種以談判代替“戰爭解決問題”的做法無疑是幾千年沒有過的新舉措。所謂共和，此其實也。國共兩黨史家，近百年來習慣性地以最大惡意評價政敵，而以最大善意恭維同黨尤其領袖，應屬誤區。例如，史論曆來評價袁世凱均稱其借革命軍壓清廷、借清廷壓革命軍以遂野心。實際上袁 11 月 16 日組閣後，立憲黨人遲遲不肯到任，清廷大權已經旁落袁手；至 12 月 6 日，清廷詔令重臣攝政王載灃引咎退位，準民眾自取服飾、發式，籌改陽曆，軍國大事任由袁定，清廷已變“袁廷”；清廷又頒布《憲法信條》，梁啟超所謂“虛位共和”已成事實。袁無需借革命軍即可廢黜皇室，彼時，“所有外國人及反清團體，隻要袁讚成共和，都會讚成他當總統。”（《辛亥革命史綱》， P292 ）然而，當十餘省代表擬推袁出任總統、黃興和黎元洪亦分別致電袁表示推舉其任總統時，袁卻發布政見：“君主製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皇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國報。隻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然後向十餘省代表詳盡詮釋達十餘分鍾。（同上書， P304 ）這足以證明老袁認定君憲利於國家，並非什麽野心私欲，隻是政見。即便他後來受長子等愚弄而稱帝，同樣基於此政見而已。老袁之觀點，在於他相信梁啟超的 “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於我不適合。”“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隻可以受專製，不可以享自由。”（梁啟超：《新大陸遊記》， P148 ）竊以為，倘若老袁真的隻為野心私欲謀，早在 12 月上旬即可就任民國大總統，哪裏還有孫中山後來的虛榮？ 在袁世凱的全力經營下，兼之南方臨時政府的黃興、蔣作賓、張謇、程德全等多數人反對北伐主張議和，汪精衛甚至指斥孫中山：“你不讚成議和，不就是舍不得這個總統嗎？”（《孫中山大傳》， P338 ）黃興更以自殺相要挾，使孫中山極其孤立，北洋政權方得以建立和鞏固。“以元老派山縣有朋等人為首的一部分日本軍閥勢力，原主張乘中國辛亥革命的機會迅速出兵南滿，以實現其獨霸中國東北地區的野心。但中國南北談判的順利成功和北洋政府的迅速建立使得日本的這一計劃破產；同時，由日本特務川島浪速策劃的挾宣統去內蒙和東北地區建立獨立國的‘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亦告失敗。” （《北洋政府簡史》上冊， P297 ）日本政界對中國形勢的判斷亦隨之改變，會田勉著《川島浪速翁》分析道：“假如袁世凱的政治手腕得心應手，中國秩序得以恢複，統一大業得以完成，中國或許可以免除列強瓜分之禍。但情況果真如此，則滿蒙地區當然成為中國版圖，日本則更將無法在滿蒙擴充其本國利益。”（載《北洋軍閥》第二卷， P608 ） 也許，那反倒是中國之福氣，至少免除許多災難。

事實上，以當時的實力考量，袁世凱如果堅決鎮壓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會有後來的局麵。 10 月 29 日，袁世凱致書黎元洪，首先提議和談。 11 月 27 日，馮國璋欲乘勝追擊渡過長江剿滅殘敵，被袁世凱親自打電話製止。那時所謂“革命軍”，其實不過一群各懷野心的烏合之眾，真正訓練有素的隻有北洋軍。之所以沒有掃蕩南方，袁世凱隻為對付滿清貴族勢力“宗社黨”與那些頑固派而已，這些迂腐頑固的守舊派極力反對君主立憲，堅持祖製。為了搞垮這些守舊勢力，“革命軍”是袁的籌碼。試想，當時已宣布獨立的山東巡撫孫寶琦又宣布取消獨立並緝拿革命黨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亦然；黃興出走赴南京；武漢機關職員紛紛出逃。黎元洪雖然誓言“督率將士誓以死守，以維大局”，精神可嘉，但也明白獨力難支，謀求停火協商。袁世凱並不因絕對優勢而提出苛刻條件，迅速答複平等停火三日，從而使黎元洪得以於 12 月 3 日提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宋教仁起草的這個《大綱》，是中國第一個共和政綱。鑒於武漢方麵與袁氏和議條件有爭議，君主立憲還是民主立憲的爭議，袁於 4 日主動命令前方停火期滿續停 15 天，直至 24 日，以利繼續協商，而不知情的南方代表王正廷同時提出的續停時間隻有一個星期。且，老袁屈尊派出唐紹儀率領各界人士百餘人組成的代表團南下武昌和談，又因南方內部武昌、南京爭執不休，代表團又於 12 日移往上海繼續談判。兵勢強盛的袁世凱屈尊至此，對比後來 1949 年國共和談，不難看出老袁的誠意。當時，英、美、日、法、俄、德六國按照庚子年對華一致的約定，其駐上海領事奉本國政府指示分別照會南北方和談總代表，迫切希望南北方達成和平協議，不希望中國內亂，更擔心再次鬧出義和團來。後來一片聲不假思索地指責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不知依據何在？

雙方談判基本順利，僅在 20 日第二次談判時對於國體問題唐紹儀尚需待袁批準，但約定停火期限再延 7 日，即 31 日前達成協議。卻因南方各派勢力爭執不休，“黃興也對革命黨人激暴行為不滿，認為不如立憲派穩健，也認為如袁出麵逼清廷下台，由袁主政，盡早結束南北之戰，是可取之策。”（《辛亥革命史綱》， P308 ） 12 月 9 日黃興複電汪精衛：“項城（袁世凱）雄才英略，素負全國眾望，能顧大局，與民軍為一致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黃興集》，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P94 ）

12 月 25 日，孫中山回到上海。此時南北雙方達成密約：先召開國民大會，壓迫清室退位，成立民國。至於民國首任總統，先已達成共識，由袁逼清室退位後擔任。 26 日，孫在上海寓所召集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孫力否宋教仁等主張的內閣製，要求實行權力更集中的總統製。接著議決立即組建民國政府，孫中山為大總統。 27 日，各省代表在上海靜安寺路斜橋總會謁見孫中山，代表開始議決之事項：一，擬推舉孫為南方臨時政府大元帥；二，留臨時大總統職待袁逼退清室後就任。孫當即表示反對，認為大元帥並非國家元首，應選大總統而不選大元帥；總統不必加“臨時”二字；選本人當大總統後，如果袁氏真擁護共和，即相讓。並限定 12 月底以前一定要完成總統選舉，元旦日宣誓就職，定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之所以限定年底完成，因為它是約定的停火期限。同日，黃興、宋教仁在南京向各省代表宣布雷同議案。（參見《辛亥革命史綱》， P312-313 ）南北方初步達成的密約因孫中山而否定。鑒於孫中山回滬後南方變計，北方代表唐紹儀不得已於 27 日致電袁世凱，誇大其詞稱孫“攜帶巨資，並攜泰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正議組織臨時政府”，陳述了談判如破裂將導致禍亂的嚴重性，提請袁同意以召集臨時國會決定國體的解決辦法。袁複電認可。 12 月 29 日雙方第三次會談達成原則協定，“（一）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解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二）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問題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經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三）（停火約定，略）。（四）國民會議由各省代表組織，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會不及三人者，仍有三票之權。到會省數達三分之二即可開議。開議共和問題，從多數取決之後，兩方均須服從。會址在上海城。”（以下清室及滿蒙藏民族優待條例略。參見上書 P319-320 ） 30 日第四次會議議定了國民會議代表產生辦法，但對於會議地點，南方意見上海、南京、香港爭論不能統一，北方要求在北京、漢口或威海衛召開，並要求普選各省代表。 31 日第五次會議議定 1912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召開國民會議，以確定國體。然而在孫中山操縱下已於 29 日在南京選舉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以 16 票當選，黃興 1 票，黎元洪附加袁世凱勸退清室即任總統條件，投了孫一票。

這明明是孫中山“搶班奪權”的舉措，首先提出由國民會議表決以確定國體的是同盟會要員汪精衛，袁世凱在南北談判過程中亦放棄了堅決維護君主立憲而服從國民會議公決，雙方亦議定 1 月 8 日在上海開會確定國體，尚不足一天孫就破壞約定單方“立國”。不管怎麽說，這些都是背信棄義的舉動，然而近百年來卻把屎盆子扣在袁世凱頭上。袁世凱憤怒譴責革命黨言而無信，然後指示唐紹儀辭職，並宣布南北協議必須由他本人簽署。 3 日， 48 位北洋將領聯名通電不承認南京政府，維護君主立憲。孫中山匆忙設立的內閣胡亂委任了 8 個總長，形式上隻有 3 個同盟會成員，就連殺害秋瑾的主謀湯壽潛也封了交通總長。但 8 個次長卻安排了 7 個同盟會員，並確立“部長取名，次長取實”之原則，當時就被輿論譏諷為“次長內閣”。為了掩飾自己匆忙搶權的背信行為，孫致電袁世凱，重複革命黨早先承諾的隻要袁廢黜清室，即辭職推舉袁接任“大總統”之話語。時任中國鐵路公司總提調的 A. 博普寫信給莫理循稱孫內閣為“這群烏合之眾”，他寫道：“他們完全失控。不可能承認由孫逸仙統領的這群飯桶所組成的政治內閣。請注意對湯壽潛的任命，像他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騙子竟被任命負責中國的鐵路運輸，甚至當上了交通部總長，真是一個不祥的開端。”（《北京的莫理循》， P339 ）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對形勢的判斷是：“皇帝將早日退位並由袁世凱建立臨時政府。但是這個轉變可能帶來嚴重的困難；有跡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願意心平氣和地接受這項解決辦法。” 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當即報告國務院：“中國選舉孫逸仙為臨時大總統，足以團結革命陣營。孫氏雖為各方所矚望之革命領袖，然或許將成為獨裁者。”（轉引自中山大學曆史係李吉奎論文：《中國共和革命與美國的反應》）南北和談因此無疾而終，各國外交官均對此嗤之以鼻，孫數次謀求外交承認均無人理會，然後國共兩黨幾十年譴責西方列強打壓革命。

四、“君憲”是非

站在黨派私利的立場上評價，孫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動的清廷無疑英明偉大，袁世凱無疑可算“篡奪革命果實”。然而，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看，是非就得顛倒過來。習慣思維認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動。這種僵化的思維方式其實跟清廷守舊派沒有什麽差別，他們認定祖製就是真理，改良也屬反動。然而人類文明完全得益於改良，守舊也罷，革命也罷，都與文明建樹無關。清廷無疑腐敗，打倒它亦屬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並非一無是處，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處。

眾所周知，滿族入股中華，帶來了兩倍以上的遼闊疆域，明朝北部邊界也就是我們今天謳歌不已的長城，其外皆非中國領土。蒙、藏、回三大民族連同滿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維係的。清廷以“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為要， 在 中央機構中設置了理藩院，地方機構有將軍、都統、大臣對各邊疆地區的有效管理，各邊疆民族地區因俗設官，“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形成了治理邊疆貫徹邊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強而有力的完備的邊疆民族管理機構與體製。乾隆說：“敬一人千萬悅。”新疆民族眾多，清廷 根據民族分布的各個聚居區情況實施多種製度：漢族區實行郡縣製；維吾爾區實行伯克製；遊牧的哈薩克、布魯特蒙古諸部及哈密、吐魯番維吾爾人實行劄薩克製。川、青、甘、滇藏區實行土司製度，西藏地區實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製度。也不是舊製沿襲，而是對原有民族的政治體製，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種製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製度等都進行改革而後利用。像伯克製度，在清朝統一新疆前維吾爾族地區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統治，如仍用世襲製，必將不利於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統治；廢伯克世襲製，將伯克改為流官，是伯克製度改革的首要內容；再對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製度、品級、養廉、入覲製度和政教關係都予以調整，使之順暢。土司製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響，電視劇《雍正王朝》裏說的“改土歸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後，土司的承襲製度、分襲製度、獎懲製度、撫恤製度都立了新規，形成一套嚴謹的管理製度，土司失去割據、獨立之隨意性，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從形式轉入實質，無疑大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凝聚。

乾隆還在《禦製喇嘛說》中分析了藏傳佛教與蒙藏民族間關係：“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班禪），各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謅敬番僧也”，封 給達賴、班禪極崇高的地位，確立了曆代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都必須經過清廷冊封的製度，達賴、班禪因冊封而榮耀；但他們獲得榮耀的同時，也確立了清廷在當地民眾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冊封哲布尊丹巴為“大喇嘛”，掌漠北喀爾喀蒙古藏傳佛教事務；冊封章嘉胡土克圖為“大國師”，總領內蒙古藏傳佛教事務。這樣，蒙藏地區藏傳佛教分為四大部分，達賴主前藏，班禪主後藏，哲布尊丹巴主喀爾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圖主內蒙古，四大活 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領地，互不統屬，形成藏傳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權的局麵。清廷還在承德建外八廟，供蒙、藏、疆各少數民族上層及貴族朝覲清廷禮佛拜佛之用， 邀請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到避暑山莊，賜宴並進行木蘭行圍狩獵。 其製度化實際上成為各族高層交流、溝通之會所。曆經二百多年苦心孤詣之調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層已經與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屬甚至姻親關係。在治理多民族廣闊地域的能力上，滿清朝廷遠勝於“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漢族朝廷。恰如乾隆譏諷漢官：“ 若知明季漢官，當外藩恭喘，則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則有畏懼而調停之，往往激變，率由於此。”“曆觀往代，中國籌邊所以釀釁，未有不由邊吏淩傲姑息，綏馭失宜，此實綏靖邊隅，撫馭外人之要務。” 而且，清皇室同為少數民族，對於西域遼闊疆土上各少數民族而言，又相當程度減輕了被同化、兼並之戒心，無疑有利於國家的安定與民族間和諧。在當年極其落後的交通通訊手段之下，清廷維係中華民族之穩定團結實在居功至偉。漢人之忘恩負義是舉世聞名的，繼承了滿人創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惡毒的詛咒回贈滿人，老實說，滿清的封閉愚昧腐敗並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襲漢製恭奉儒學的必然結局，且，清末敗局之形成，迂腐的漢族大臣貢獻最大。

當孫中山撿起朱明王朝“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陳詞濫調以煽動漢人仇滿情緒之時，無疑已經給蒙疆藏滿遼闊地域之各民族帶來極大恐慌。當初朱元璋打這塊招牌，就隻著眼於“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統治漢家那一畝三分地作威作福為目的，絲毫也無接掌元帝國之“大中華”境界。史實也證明，朱明王朝砌長城以封閉自己，設海禁以隔離世界，導致中華民族轉向沉淪。所謂“韃虜”，長城以外各民族皆難逃劫難。翻開辛亥革命的文字檔案，狹隘漢族複仇觀念隨處可見，如軍政府頒布的 《布告全國電》，轉載於全國各報，影響極大，動輒以“十八省”、“漢族”、“漢人”為號召，“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期於直抵黃龍，敘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12 月，西安的革命黨將駐防於斯的滿蒙旗營男女老幼近兩萬人斬盡殺絕，捎帶著還殺害了連兒童在內 8 名外國僑民（參閱《清帝遜位與列強》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P334 ），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極大恐慌。如果我們至今還謳歌“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除了證明我們自己的愚昧之外，再無其他。當時 最能反映這種疑懼心理的當屬蒙古王公對民國代表伍廷芳的質問：“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如諸君子欲合全國共謀組織，則滿蒙藏回土宇遼闊，幾占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隻知有君主，不知何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製之共和。”如此，我們不難看出袁世凱堅持君主立憲的苦衷，以及他比孫中山更開闊的視野。它至少具有維持國家民族幅員完整之深謀遠慮，如清廷虛君在朝，會發生蒙藏回各少數民族的恐慌乃至分離嗎？袁世凱在與其摯友英國《泰晤士報》記著莫理循爭論時，“認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會導致國家大亂，進而引起列強瓜分中國的危險處境；國民的實際素質隻適合君主立憲。多數人並沒有推翻清朝的意願。他說，他之所以主張保留清室，實行君主立憲體製，‘蓋懼清室一旦推翻，內部紊亂，或陷於無政府之境，則外人財產生命，必有危險，若外人因此而幹涉，將不免瓜分之禍也。’因此，主張‘保留清室，剝奪其實權，使僅存虛名，則國家之安全，方能確保。’”（《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P147 ）然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僅為一黨之私謀，全不顧國家民族之大義，看似革命徹底，其實暗藏篡奪國家權力野心，是國家分裂民族離散的罪魁禍首。

朱元璋“驅除韃虜”之時，並無“列強”覬覦；而孫中山“驅除韃虜”時則明擺著日、俄、英之虎視眈眈。武昌首義之後， 1911 年 10 月 23 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與俄國總理大臣密談紀要：“根據 1907 年及 1910 年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隻要時機一到，兩國即可根據 1907 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次日，日本內閣決議：“確立帝國在滿洲的地位，以求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為此，帝國政府必須經常策劃，不遺餘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機，自應加以利用，采取果斷手段，實現上述目的。” 28 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密電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帝國政府亟須當機立斷，下定決心……趁此絕好時機，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滿清朝廷偏安華北……維持滿清朝廷於華北一隅，而使其與南方漢人長期對峙，乃屬對帝國有利之上策。”法國駐俄外交官 12 月 8 日向巴黎密報俄國官員尼拉道夫的談話：“中國局勢混亂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國政府忙於別處而無力顧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國報紙主張俄國應該承認蒙古國的獨立，將來對它實行保護，因為蒙古與中國之間的惟一聯係是清王朝。”（《清帝遜位與列強》 P389, 注 28 ） 1912 年 1 月 13 日，日駐俄大使本野致電內田外務大臣：“關於清國時局問題，俄國總理大臣態度相當激越，鋒芒所示，頗有一欲，時機概由日、俄兩國協商，一舉分割滿洲、蒙古之勢。”這些鱗爪當時皆屬高度機密，無論袁、孫都不可能知道。我們隻能看效果。正如前麵已經說過，袁世凱在實權在握、革命黨各派均承諾推舉他當總統時，仍堅持君主立憲，顯然更有利於粉碎俄、日兩國瓜分中國的陰謀。 11 月 30 日，俄國的策動外蒙古以庫侖活 佛哲布尊丹巴的名義宣布獨立，而後登極稱帝，中國官員被驅逐，漢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殺戮。 1912 年 1 月 3 日，孫中山登基之後，烏裏雅蘇台的劄薩克圖漢也宣布獨立。

由於日、俄兩國的策動外蒙幾次派兵侵襲，內蒙也漸呈不穩跡象， 1 月中旬呼倫貝爾盟在俄國策動下宣布獨立，哲裏木盟郡王烏泰也積極策劃叛亂。 1 月底，叛亂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策動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貸款，謀劃叛亂：“關於蒙古舉兵事，刻已步步準備就緒。喀喇沁王已決心於數日脫出北京（三萬發子彈已於昨日領取運出）。喀喇沁王與川島之間所訂密約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項借款，約定以卓索圖盟五旗內（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礦山為抵押，貸與日金二十萬元整。因該區將成為舉兵之根據地，故貸與款額較他項借款為多。……此次所貸款項，大部分將使其用於舉兵。”川島浪速與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訂立十條契約，規定獨立後川島任總顧問，未經日本允許，不得與俄國往來。 2 月 3 日，張作霖第三次放話稱：“昨已以統領名義致電袁世凱，闡明如下立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種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本人將擁戴肅親王歸依日本國。”而川島浪速則密謀策劃一旦清廷遜位，就劫持宣統皇帝及王室，以東內蒙古和滿洲建立獨立國家，並置其於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亂導致大批漢人遭到驅逐和燒殺。此動亂直波及西藏，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隨後藏軍“不分玉石，見漢即殺”，西藏各地漢人處境極慘，“參讚陸興祺及師周自印度迭電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而漢商民居藏者被屠殺幾盡，藏番勢力遂東漸及康”，“中國難民避藏番屠殺，流亡於哲孟雄（注：今錫金）、印度各境者，為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分起資遣回國，至四年冬始畢。”如果全國政局不能很快穩定，災難無疑還會更慘烈。所幸清王朝總理大臣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使各族上層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舊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維持，且袁世凱一直對蒙古問題極為重視，軟硬兼施，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政府蒙藏事務局總裁，大量晉封蒙族上層人物為親王，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終於使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陸續返回，後來，經過老袁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 1915 年 6 月 7 日取消獨立，俄國隻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袁世凱竭力主張的清帝優待退位意味著清朝政府擁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範圍的延續性，這是孫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以盡管英、俄策動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凱堅定不移的捍衛國家主權迫使其不得不承認中國在這兩個地區的宗主地位，盡管政府尚無力實施管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