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的“封建”

 

不得不說的“封建”

 

        由我來說“封建”實在是有些勉為其難。 事實上， 一些學者早已認識到這個問題， 並對此以及相關問題有一些論述。李慎之先生提醒不要濫用“封建”一詞；何懷宏曾談到封建和專製的對立；啟良在其著作中也論及不要把西歐的封建社會生搬硬套於中國； 溫鐵軍在《讀書》2001年第三期中指出一個長期被奉為聖旨的錯誤論述：如果沒有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也會逐步發展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最近，《曆史研究》的讀者來信指出五種生產方式的問題。然而，這些論述，大多數比較簡單，沒有探討西歐封建和和中國封建的異同，而且沒有意識到“封建”一詞的濫用已經深入大眾生活，紮根於大眾意識，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對“封建”進行正本清源。當然，還是一句俗話， 也是一句實話， 拋磚引玉。
首先，為了方便表達，有必要列舉相關而混淆的幾個名詞：本義上的封建，也即分封建製或分邦建國；西歐的封建（ Feudalism ）； 20世紀以來流行使用的封建， 如封建專製， 封建婚姻等等。   
不妨讓我把話往遠了扯。20世紀60年代，佛郎克，也就是依附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他的著作《REORIENT》已經被翻譯為 《白銀資本》， 在拉美參加革命研究經濟時， 發現了一個悖論：拉美的學者和政治家往往把拉美的落後歸咎於拉美的“封建製度”（“Feudalism”）：Feudalism 在拉美阻礙發展， 阻礙現代化， 成了落後的代名詞， 那麽， 為什麽西歐的封建製度 （Feudalism）能夠產生或孕育出資本主義， 而拉美的封建主義 （Feudalism）不行呢？ 佛郎克指出， 拉美根本沒有封建製（Feudalism）。拉美的落後， 是因為她在國際政治經濟體係也即華勒斯坦的現代資本主義體係中的不利地位。從拉美的經濟出發， 佛郎克提出了依附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拉美的例子和中國很相似。 封建 （Feudalism）被百般指責，封建成為落後， 傳統， 保守，前現代化，甚至是反現代化的代名詞。這些指責，在傳統和現代化中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恰恰忽視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現代化或近代化是由所謂的傳統中孕育出來的。這是題外話。
    可能中國的例子有甚於拉美。中國史學界的一貫論調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超穩定，遏製了明清江南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後，給予西方列強以可乘之機，百年屈辱史由此不可避免。也就是說， 當西歐的封建 （Feudalism）孕育了資本主義時， 中國的封建卻窒息了資本主義。於是學者們紛紛探求中西封建社會的同異，來揭示兩種對立的結局。 其實， 這裏所說的西歐封建 （Feudalism）和中國的封建是風馬牛不相及。
我於中國史是半瓶水，於西歐史更是外行。不妨讓我們一起來來看看西歐史學家是怎麽描述西歐的Feudalism。應當指出，西歐史學家對於Feudalism的理解也是見仁見智，但談到10至12 世紀的Feudalism 時， 他們同意，Feudalism 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具有十分明顯的特征， 能夠一眼辨認出來。F. L. Ganshof 指出，Feudalism的主要特征是：強調人身依附，軍事階層占據社會上層；土地的向下極端分封；由於分封和人身依附而導致的權利等級製度政治權威因分封而在等級製度中分散；政治權威形式上來自政府，實際上是因為政府的解體。 上述概括未免太專業了，不好理解。簡而言之，西方學者認為：Feudalism 不是一種經濟或社會體製， 其本質上是一種統治方式， 但她既調整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 同時也受後兩者的反作用； 作為一種統治方式，Feudalism 的本質關係不是君主與臣下， 也非政府與公民，而是領主與附庸。也就是說，政權的運行有賴於少數人之間的人身契約，他們視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威為私有財產， 不可剝奪。
談及“成熟的封建社會”時，Theodore Evergates 概括了三個特點：首先，由於沒有王室的直接幹澀，是各地的領主塑造了法國各省的特征和製度；其次，書麵記錄在行政和個人事務中得以廣泛使用；第三，在由男人和為男人創造的封建製度中，婦女成為積極的參與者。這三個西歐封建社會的特征，除了第二點，其他和所謂中國的封建社會根本沾不上邊。我們可以發現，西歐的封建製度的一個本質特征就是，沒有中央集權，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皇權，也即沒有中央專製。這和所謂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製是根本對立的。所以，有封建就沒有專製，有專製就沒有封建的說法是十分精辟的。即使考察古代中國的分封建製，也可以得出類似結論，分封恰恰因為中央不夠強大，而加強中央集權勢必廢除分封藩國，勢必和分封勢力衝突。從這一點而言，把西周至秦統一之前的中國視為封建社會（Feudalism）符合邏輯。這也是許多西方學者接受的觀點。
    作為分封建製的封建（唐人有《封建論》，著名於西周。武王伐紂，取代殷商，大封天下。受封者大致三類：周氏王族，異姓功臣，以及殷商後裔。這種分封其實反映了王室和諸侯的一種妥協：王室無力直接統治（既由於力量不足，也因為技術上不可行），諸侯以名義上的臣服換取實際上的自主。這種狀態，往往被坐大的地方或致力於集權的中央打破。這樣的例子在曆史上數不勝數。晁錯削藩與吳王劉濞叛亂就是最早的一個例子。因此， 從司馬遷到清代學者說的封建指的都是分邦建國 或分封建製。
    秦皇一統中國，廢封建而行郡縣（其實是在統一之前）。此後，郡縣漸行天下。但封建退出曆史舞台卻又花了近兩千年。直至明初依然有分封諸國，導致燕王搶占了侄子的皇位；清初有三藩，就有三藩之叛。總之，隻要有分國，就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中央要集權， 地方要分權，甚至有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想法。漢以後，分封是開國盛事，但除了皇族以外，異姓功臣領銜，領俸祿，極少領土，原因就在於，中國社會的中央集權逐漸加強，專製可謂一代勝過一代，分封建製最終淡出江湖。
     因此，封建和中央集權，和專製是不相容的。這就是為什麽清末學者啟用封建，把它作為憲政改革的一個本土模式來反對中央專製，提倡地方自治。這個問題，一些日本和美國學者都有詳細論述。Duara指出，清代自顧炎武始，一些學者已經提出用“封建”來抑製帝國政府的權力。顧炎武主張用“封建”來提倡地方自治；黃宗羲倡導把地方士紳參與本地行政管理製度化，以此來防止中央集權郡縣製下的濫用權力。他們對“封建”的理解，絕非現在流行的意義，也和對農民的壓迫無關，而是對中央對地方的權力滲透和控製的一種批判。這種思路和明清以來市民社會的逐步形成有關：地方精英開始凝結起來反對政府的控製。19世紀下半期以來，從馮桂芬到康有為，梁啟超和黃遵憲這些改良主義者繼承了清初有關“封建”的思想，一方麵用“封建”來保留地方社會的自治，另一方麵認為“封建”可以將中國社會引入現代化的軌道，尤其是憲政改革。黃遵憲在南學會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封建製度”的優點，認為有有助於創建現代國家。黃指出，“封建製度”曆史悠久，因為它維係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緊密關係，而郡縣製中通過科舉選拔的官員則總是壓迫百姓。梁啟超則更進一步，他把“封建”和西方的或近代的一些原則（自治，民主，憲政）結合起來，認為通過“封建製度”可以擴大地方的權力，實現地方自主自治，推而廣之於全國，這就是憲政。這樣，“封建“就成為憲政改革的本土化模式。而梁對於封建一詞的定義和二十世紀學者賦予它的意義如果不是完全相反，也是大相徑庭。這些學者的思考，可以說，遠遠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他們關注的不僅僅是普世的現代化和民主憲政，而且進一步思考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從而使民主憲政在中國的實施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說，民主憲政作為一個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自然也不例外。但具體實施則具有中國特色， 凸顯中國傳統。 當代最好的中國學者， 也才剛剛接觸到這個議題。
    比較分封建製和西歐的封建，兩者都盛行於沒有中央集權的社會。這就是西方學者傾向於把西周至秦統一以前的中國稱為Feudal或Feudalism的原因，雖然他們也注意到兩者的區別。比如，Derk Bodde 指出，“把封建主義套用於前資本主義的中國的嚐試，其經濟色彩濃於政治色彩。中國多數朝代以文官製度支撐的中央集權為主要特征，完全沒有或大致沒有（西歐）封建製度的政治特點”。他認為，“從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角度看，中國曆史上隻有兩個時期封建或半封建現象是顯著的，周代以及二十多個短命王朝割據的公元221－589年”。以上這段話用詞及其謹慎，以“封建現象”一詞代替封建社會或製度，以避免說周代是封建社會。 不過，Rushton  Coulborn 認為周代可能是封建的， 但需要進一步的證據。
    然而，二十世紀以來，封建一詞的本意基本上被人們遺忘。除了讀古籍外，作為分封建製的封建已經在大眾生活中消失。與此同時， 人們賦予封建以新的內涵。
    清季以來，西學開始衝擊中國固有的知識體係，許多新的理論取代了中國原有的觀念，許多新的名詞便是這一轉變的副產品。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除了翻譯過來的詞之外，許多中文中原有的詞也被利用賦予新的涵義，封建和民主便是其中的代表。被這些理論和話語武裝的中國學者在中西衝突中試圖重新思考和揭示中國社會。如同科學一詞， 把Feudalism 翻譯成封建的專利權屬於日本學者。日本學者把秦統一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製度等同於西歐的封建製度。梁啟超就接受了這種觀念。但封建這個詞的大眾化得益於反孔，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流行開來，因為人們把它和孔學聯在一塊，認為儒學提倡的倫理道德是所謂封建的。無法知道究竟是誰發明了“封建倫理道德”這個詞。也許是因為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屬於公認的（分）封建（製）這個曆史時期。但是，遭到新文化運動猛烈攻擊的則是宋明理學，已非分封時代了。
    雖然封建一詞在新文化運動中流行開來，但是，直到二十年代末，人們才把封建同社會製度聯係起來。這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功績。這當然離不開最早也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郭沫若。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是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幾乎沒有有關中國社會的論述頗為失望，於是開始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古代中國， 同時可以檢驗馬克思主義的適用性。於是有了1930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這本書，郭沫若試圖證明古代中國曾經存在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他認為，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發生在東周。郭的著作是馬克思理論運用於中國史學的最早成果，因而廣被稱頌，看一看前幾年國內主要曆史期刊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研究回顧的有關文章就可以明白。 但是， 仔細翻翻這本書，理論多於考證，他的論點缺乏有力的證據。 不管怎麽說， 郭沫若把封建社會這一概念引入了史學界。
當郭沫若， 呂振羽， 王亞南， 侯外廬等學者紛紛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史學， 經濟學， 政治學等學科的同時，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熱衷於西學的引進和改造。但是， 他們關於中國曆史的一些看法卻大相徑庭。於是有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社會史論戰。論戰者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學派和自由主義學派，雖然雙方誰都沒有說服誰，但後人認為它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因而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和中共黨史中有重要地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馬克思主義學派和自由主義學派互相攻訐，雙方的話語體係是類似的，封建和封建主義這些詞在學術界被廣泛使用。遺憾的是，幾乎沒有人去深究“封建”這詞的來曆和涵義，去比較西歐的Feudalism和他們使用的封建的異同。這些學者幾乎都接受中國和西歐的封建是一回事的假設，這樣，封建一詞的新用法，新涵義就被沿用下來了，不僅在大陸， 也在香港和台灣。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如此。梁漱溟就反對把西歐的Feudalism移植於中國古代社會， 反對封建這詞的新用法。 他認為， 中國的經濟製度既非封建的， 也非資本主義的。 但在1969年文革如火如荼之際，梁漱溟試圖解釋為什麽中國進入封建社會這麽早結束卻這麽遲，這表明，他當時已經受到了流行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過，梁對這篇文章是不滿意的，最終因健康原因而失去了修改的機會，我們無法得知他真實的想法。
    封建主義的引入自然而然導致了困擾中國學術界70多年的古史分期問題。70多年來，有關的爭論，如同新瓶裝舊酒，重複了幾次。諸家學派中，呂振羽的觀點被毛澤東接受而成為教科書版本，廣為人知。
    1934年，呂振羽在《文史》上發表了《中國經濟之史發展階段》一文。呂認為，商代是奴隸社會，周代是封建社會，秦以後至鴉片戰爭前是專製封建，此後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長征到陝北的毛澤東，曾經要求地下黨購買書籍，其中可能包括呂的著作，否則無法解釋毛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斷。呂振羽關於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觀點，被毛澤東接受以後，立刻稱為中共的官方語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如果你不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你就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你就不能分辨誰是革命的生力軍，誰是革命的同路人，誰是革命的對象，誰是你的敵人，誰是你的朋友，也就無法製定正確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毛澤東指出，既然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麽，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它既區別於資產階級革命，又區別於無產階級革命。因此，說呂振羽的史學觀點奠定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石並不誇張。至少，呂的觀點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的前提。
     當40年代斯大林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被介紹到延安後，古史分期的爭論就更複雜了。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五種社會形態當然適合於中國社會，中國究竟什麽時候進入封建社會卻眾說紛紜。後人概括， 大致有六七種觀點。不妨簡單介紹如下。
   範文瀾，剪伯讚，呂振羽他們認為，西周時，中國進入了封建社會。郭沫若的觀點改變了幾次，最終同意中國封建社會始於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周穀城則提出是東漢。尚鉞堅持認為，從奴隸向封建的轉變完成於魏晉時期。李亞農和唐蘭說封建社會成形於春秋。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 原始公社解體後就進入了封建社會。
    在爭論中，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雖然他們對封建主義認識有分歧，但封建主義的定義是基於地主和農民的關係。這就是 Guy  Fourquin  所批判的， 馬克思主義把封建主義 （Feudalism ）和地主製 （Lordship ）混淆起來。Fourquin 指出， 根據馬克思主義， Feudalism“與其說是一個政體，不如說是介於奴隸製和資本主義製之間的一種經濟和社會組織。它的本質特征在於其下層結構（Substructure），主要就是由於地主擁有土地從而占有農民的勞動而產生的農民對地主的從屬關係”。西歐的封建。是建立在領主和附庸之間的契約基礎上，是一種自由人的契約關係；中國社會也有某種契約關係，如有些地方地主不可隨便廢除和佃農的租佃關係。但是，這種現象並不普遍，而且這種約束，往往是因為雙方屬於同一宗族的血親關係，或者是本地鄉村勢力反對外來戶的深入。總之，這種約束， 屬於地方的一種不成文法， 而非自由人之間的契約。
    其次，這些學者把這場爭論作為一個個例來證明一個普遍真理，也就是，封建社會是人類社會線性發展的一個普遍階段，是五種社會形態中的一個。前麵提到，《曆史研究》中的讀者來信質疑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我們知道，五種社會形態是基於五種生產方式而定義的。這一理論，本非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本人沒有說過，人類社會必然經過原始公社製，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論的發明權屬於斯大林。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影響很大，甚至比人們已經認識到的還要大。他的許多觀點和理論 （如， 民族理論）在中國被奉為經典， 視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其實影響很壞，後遺症一大堆。其實，斯大林究竟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的素養呢？很少有人質疑斯大林和馬克思的區別，或者斯大林和列寧的區別。假設斯大林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是正確的，人類社會必然經過這五個階段，你也無法證明中國社會也必然經曆這五個階段，因為中國社會並非整個人類社會的簡單代表，或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簡單組成部分。假使所有的民族自稱一個獨立的社會，都必然經曆這些階段，如何解釋太平洋那些島嶼上的土著居民？如果沒有西方的殖民主義，如果和其他社會隔離，他們將永遠停留於漁獵社會。西方殖民主義的到來業並沒有帶來五種社會形態。因此，斯大林的這個理論有個錯誤的前提：假設民族－國家－社會的等同性，認為它們是隔離的獨立單位。而當中共借用這個理論時，又張冠李戴，把西歐的Feudalism這個地方現象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生搬硬套於這個社會， 硬是在中國曆史上發明了一個“封建社會”。
    第三，這些爭論都強調封建製度的經濟特征。許多學者同時研究政治經濟學，或者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封建製度。然而，封建社會的經濟是建立在地主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看法導致了他們也承認的另一個矛盾：在所謂兩千年的“封建社會”裏，經濟方麵有許多變革性的突破，如土地所有權的變更，商業化，城市化，和銀行金融業的發展和繁榮。這些現象，並非是個別的，局部的，沒有全國性影響的，因而，無法包含於所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範疇內。這樣， 把中國兩千的曆史以封建統而言之， 大大簡化了其中多層次，多方麵，生動活潑豐富多采的內涵，許多質的，革命性的變化因冠以封建的標簽而被人忽略或估計不足。很難想象，兩千年的曆史被語焉不詳的封建二字概括了。
    最致命的問題當然是中國為什麽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了。這是學者們苦思不得其解的課題，這是教科書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無法自圓其說的難題。 按照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 任何一個民族社會都應當出現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已經產生於明末清初，那麽，為什麽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不能發展進入成熟的資本主義呢？
    這個問題又有許多爭論，大致難逃於內因外因之說。外因說指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扼殺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這樣，全球化中的資本主義破壞了中國本土的資本主義。問題在於，大家都承認，西方的入侵同時也刺激產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無論冠以民族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的帽子。這樣，關於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就出現了兩個相反的結論。是其中一個正確，還是都正確，亦或都不正確？
     相隨的另一個問題是，有人認為，中國不能在西歐之前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中國長期的封建製度。這個論斷也很可笑。西歐的資本主義是從其封建社會產生的，兩者有對立的地方，但兩者還有聯係，有繼承的關係。資本主義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的。資本主義不是平空產生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的出現有它的曆史背景，簡而言之，就是西歐的封建主義。正是西歐的封建社會孕育了西歐的資本主義，我們絕不可忘記這一點。
    有人又會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和西歐有不同，時間長，超穩定。對於這句話，我既讚同，又反對。讚成“不同”這個詞，但說的還不夠，因為中國社會和西歐根本就不同，中國根本就沒有西歐的封建。黃仁宇先生就是這個觀點。他在“資本主義和21世紀”這本書中提倡以中國為本位的考慮。他問道：“所謂資本主義體製是否在中國產生？如果未曾在中國產生，是否現在仍可即使添製？又，萬一與中國的國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他的回答是，“資本主義不可謂曾在中國生根，遑論萌芽，更談不上開花結果了。”黃仁宇具體分析道，稱中國尚未於西方大規模接觸之前之體製為“封建”，即與事實不符。他引用西方關於Feudalism的專家的觀點指出，西方的Feudal System 的確與中國的封建(分封建製)有共同點，但明清這樣的帝國情形與西歐的Feudalism以及中國的分封建製完全相反。他說， 明清帝國重文輕武， 中央集權， 所有的法製全國一律， 皇帝向全民抽稅， 凡有職能的官位不能世襲，除了皇帝之外，可以遺傳的爵位沒有實權；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這些和西歐的Feudalism都是截然不同的。黃仁宇進一步概括道，“東西體製之不同有如霄壤，無從並為一途。”自然也無法用Feudalism或資本主義萌芽來概括中國事務。基於此，黃仁宇認為，“說不待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也會緩慢的樹立本身獨創的資本主義，純係臆度之辭。”因為“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製，應特殊的需要而產生。”而中國為什麽不能產生，“因為她誌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產生。”黃仁宇比喻說，一隻走獸，除非脫胎換骨，否則不能兼任飛禽。
    不煩讓我引用一些美國中國學專家的有關論述。 世界體係創始人Wallerstein在其書中引用列文森的觀點: 在概念和邏輯上，封建主義作為社會學意義的“理想典型”是與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但在曆史和編年史上，前者對後者起了刺激作用。中國缺乏封建約束比有這類約束的歐洲對資本主義擴張(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設置了更大的障礙。對中國這個非封建的官僚社會，這個自我補充，延續不斷的社會，正是因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會更接近原始的資本主義形式，從而容納並掩蓋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破壞了資本主義的革命性力。……(中國)那種官僚社會是封建主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抑製劑。列文森和黃仁宇的觀點有不同之處，但都否認中國是封建社會。
 強調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性：所謂的超穩定，正是內因說的要點。內因說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被長期的“封建製度”扼殺了，特別是政治上的“封建專製”和經濟上“超經濟剝削”，比如說，高價地租。這個論點很有意思，因為從根本上說，它犯了循環論證的毛病：中國的“封建製度”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從而導致了中國的“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和超穩定性。這種觀點，無疑把近代化或現代化（所謂資本主義）和傳統{所謂封建社會〕絕對對立起來。殊不知，現代化恰恰是從傳統中脫胎出來， 兩者並無絕對的鴻溝。
    無論內因說或外因說，他們都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基本單位，所以才有內外之說。其實， 研究中國為什麽不能產生資本主義， 研究為什麽資本主義獨獨起源成熟西歐， 我們絕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國和西歐，因為，這個命題是超出於中國和西歐這些地區範圍的， 是一個全球性的課題。因此， 在我們加強對西歐，對中國，對其他地區的比較研究時， 我們更需要一種全球性的世界觀，把資本主義的產生看作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一個是由於全球性的互動而產生的現象。這也是題外話。
    此外，無論西歐的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都不是想當然普世的現象和製度。黃仁宇認為，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製，應特殊的需要而產生，因而不是常態，不是任何其他地方都能產生的， 這和世界體係理論的創始人Wallerstein 的觀點是一致的。而我們長期以來， 一致奉行五種社會形態更替理論，把Feudalism和Capitalism看作是每一個社會必然要經曆的階段， 從而使其具有普世性。
     由於對“封建主義”的誤解，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中國近代史是這樣寫的：封建主義導致了中國的落後（漢唐的“封建”卻使中國居於世界前列），從而西方資本主義有機會殖民中國。這和佛郎克在拉美觀察到的現象是一樣的，人們“發明”封建主義來解釋落後和不發展。
     既然近代中國的屈辱最終是由於“封建製度”，封建一詞完全貶義化。封建成了傳統，落後，保守，專製，前近代化，迷信，父權製，個人獨裁等等的同義詞。近代中國所有落後的地方均可以訴諸於封建。由於國家意識形態的灌輸，封建這個詞不僅流行於學術界，而且深入大眾生活，深入到老百姓的話語體係之中。這就是為什麽要談一談“封建”的原因之一，因為沒有其它詞如封建這樣流行於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流行於堂皇的書報期刊和日常的街談巷議。
    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部分原因是他頭腦中的封建思想。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台灣雖然標榜反對共產主義，但封建的用法其實也是一樣。台灣出版的楊碧川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第一句話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和大陸的教科書如出一轍。汪榮祖和李敖的《蔣介石評傳》就用“封建帝王”“封建迷信”“封建思想”等來描述蔣介石。最近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在台灣“總統”選舉中，當李登輝把宋楚瑜比作篡漢的王莽時，宋楚瑜指出這個比喻頗為不當，李頭腦中“封建”思想頗深。
    婚姻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其目的就在於反對封建婚姻。由於政府的宣傳，連不識字的老太太都知道，父母包辦婚姻是封建婚姻，這是不對的。反對封建婚姻就是要反對父母包辦，反對父母幹涉子女婚姻自主。可是， 究竟什麽是封建婚姻， 並沒有明確的定義。望文生義，想必就是封建社會的舊式婚姻吧。問題在於，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並沒有單一或統一，連續的婚姻形式。唐代也屬於所謂的“封建”社會， 女性享有較大的婚姻自主，這在敦煌出土的文獻多有反映。女子可以擇婿，寡婦可以再嫁，夫妻協議離婚等等，這也是“封建(社會的)的婚姻”呀！
同樣，男性在中國社會中統治地位被冠以“封建父權製”，那麽，奴隸社會難道不是父權製嗎？現在雖然法律上規定了男女平等，可在實際生活中，難道不是以男性為中心嗎？可惜的是，許多女權主義者對這些問題認識也非常模糊，籠統地反對“封建婚姻”，“封建父權製”，“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父權製就是父權製，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 資本主義社會也好， 社會主義社會也好， 本質上是一樣的。
    還有“封建迷信”一詞，迷信難道起源於封建社會嗎？之前沒有迷信？現在沒有迷信？不過，還好沒有出現“封建邪教”這種組合詞。
總而言之， 什麽壞的東西都可以往封建上推， 其實是毫無道理。為了解釋這個現象， 我還是回過頭來看看“封建”一詞在20世紀的衍變。巴金的著作我覺得是非常合適的例證。我選擇巴金，首先他是著名作家，世紀同齡人，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人。這樣的人現在不多了。更重要的是，巴金的著作以“反封建”而聞名，他本人，也有反叛“封建家庭”的革命經曆。他的作品極為流行。到1986年為止，他的《家》被印了50多次，估計應有百萬冊之多。第三，文革後，巴金提倡懺悔，主張無保留地反封建（因為他認為“封建主義”是文革的禍首）。
    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就成名了。他的成名是因為半自傳體小說《家》。1932年他在《家》最初的序裏寫到，這是一個“崩壞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曆史；五年以後， 在第十版序言中， 巴金說，這是“一般封建大家庭”的故事；五十年以後，在其中文版，法文版，羅馬尼亞文版的序言中，充斥著“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反封建”這些詞；與此同時， 在香港版的序言中， 巴金指出， 這本小說的目的就在於反對“封建遺毒”，例如， 包辦婚姻和父母幹涉子女自由。巴金的一係列小說，其成功就在於“反封建”。文化大革命以後，巴金再次提倡反封建，因為他認為，文革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中國社會漫長的“封建曆史”和人們頭腦中的“封建遺毒”。巴金強調，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徹底地反封建。因此，我們在他的《隨想錄》中很容易找到這些詞組：封建的，封建主義，封建專製，封建傳統，封建婚姻， 封建流毒， 封建文化，封建法西斯，封建製度，封建迷信等等。
讀者當然已經注意到，巴金在《家》最初序言中的說法，《家》是反“資產階級家庭”的小說，三十年代下半期才改為“反封建”。這和我說的“封建”一詞流行的時期是吻合的， 反映了當時思潮對社會對大眾特別是青年的影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反封建”的巴金最近(1999年)卻被人指責具有“封建思想”，是“封建遺毒”的一個典型。在網上流傳的這篇文章指責巴金擔任了40多年《收獲》這個國家資助的文學刊物的主編，雖然他十幾年前就住進了醫院，於《收獲》並無實際貢獻。其次，文章指出，巴金選擇其女兒為《收獲》副主編，這是“封建世襲製”的表現。巴金的故事說明了“封建”這個概念如何滲入大眾意識，他本人既受這個過程的影響，同時又推動了“封建”在大眾文化中紮根。像巴金這樣的世紀老人尚且誤解誤用“封建”，何況其他人！
    有人說，語言不是靜止的，每個詞都在衍變。沒錯，但是，我們要考慮衍變的社會曆史背景，考慮為什麽這樣變，而不是那樣變，是什麽力量推動它這樣變。“封建”這個詞的衍變，並非單純語言學的現象，因為，很難想象一個詞在二三十年意義前後對立是一種自然現象。
    衍變的大背景自然是學術與革命的結合，啟蒙與救亡的結合。革命救亡的急迫和優先導致人們對外來事物沒有靜心思考沉澱的機會。再廣而化之，這個背景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和民族抵抗的衝突。John Schrecke r指出。中國革命和“在此之前的漫長的經常被人誤解的時代聯係了起來”，特別應當考慮到“在革命中，西方和西方思潮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對“封建”的誤解表明了中國學者對西方概念有囫圇吞棗和生搬硬套的一麵，這種現象是和他們作為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邊緣地帶的經曆緊密聯係的。
    “封建”一詞的例子，對我們是有啟示的。怎樣才能真正使西來的東西中國化，本土化？怎樣區別外來的東西究竟是有普遍意義的可以使用於中國的還是隻是地區經驗不適合中國的？怎樣才能避免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而否定外來的普遍經驗？一句話，怎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反對中國特殊論或中心論而導致的抵製拒絕全球化的浪潮，又要努力在全球化中實現本土化。 當然， 說得容易做著難。
    這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怎樣解決“封建”一詞的用法來結束全文。首先，分封建製的用法當然保留， 古已有之嘛！其次，西歐的Feudalism可以翻譯成封建，因為兩者是有共同點， 前已述及。許多學者是認為西周至秦統一以前的中國屬於Feudalism，兩者可以等同， 當然，他們有區別，有待於專家進一步研究。所以，封建社會應當指秦以前而非以後。第三， 二十世紀發明的“封建”應當區別對待，基本應當廢棄不用。試一一論之。
    “封建迷信”，直言迷信即可，人人都懂。“封建婚姻”，不如說包辦婚姻或類似的，買賣婚姻等等。“封建文化”的用法殊為不當，究竟是禮教，孔學，還是什麽？“封建思想”也是如此，該是什麽就說什麽。“封建專製”，直言專製足矣。何況， 如前所述， 封建和專製是對立的。其實， 凡說“反封建”，均應代之以“反專製”。有些學者慨歎， 中國的問題在於“反封建”不夠， 不徹底，其實他想說的是“反專製”不徹底。
   清除“封建”遺毒， 最終有待諸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