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者憶1962年伊犁逃亡

親曆者憶62年伊犁逃亡

1959年秋，作為“右派”份子，我被“流放”到新疆。翌年10月，被新疆教育廳調派到塔城。

　　塔城距烏魯木齊千裏之遙，緊靠中蘇邊界，晚上可看到蘇聯那邊的燈光。這裏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維吾爾、哈薩克、蒙古、達斡爾、回、俄羅斯等少數民族。城裏有三所中學，其中兩所是民族中學，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漢族中學。校長是一位和善長者，對我很客氣，生活待遇與其他教師一視同仁，教師對我也很友好，看不見異樣的臉色。跟教育廳比，判若兩個世界。

　　校長為安排我的工作頗感為難，他坦誠地對我說：“你現在的處境怎麽敢叫你教語文，可不可以改教數學?”我如實相告，我沒有這個能力。於是隻好安排我到教務處，做些了解教學情況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聽課。聽課後要跟上課教師交換意見，還要向教導主任匯報。

　　這樣，我不成了管教師的人了嗎?顯然與我身份不符。再有，我雖然從教育廳調來，但對教學是一竅不通，怎敢對別人指手劃腳?因而給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壓力。沒辦法，隻好熱炒熱賣，找來幾本教學法書籍，記了些新名詞，煞有介事地和同事們商討起教學理論和教學實踐問題。不過，這時我已吸取教育廳的教訓，牢記不要“亂說亂動”的訓示，交換意見也好，匯報也好，我總是挑好的說，抹得上下都滿意。生活教會了我圓滑世故。

　　過了三個月，精簡下放運動從自治區發展到地市縣級，學校也屬精簡範圍，領導要求每個教師都要寫申請，表決心，我當然也不例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遞交了申請書。不到半月，學校宣布我的申請已被光榮批準，而且是唯一被批準的人。

　　感謝校長這位好心人的苦心運籌，可能是怕直接點我下放會使我感到難堪，才搞了這個人人寫申請的莊嚴過場。其實他們心中早就有數，我這個被教育廳視為多餘的人，在這邊陲小城也是一個多餘的。

　　我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現實。隻要頭上有這頂帽子什麽不幸都可能隨時降臨，有什麽大驚小怪的呢?我的直接上司教導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積極為我張羅下放地點。她愛人是塔城縣蠶書記兼十月公社黨委書記，她說就到她愛人那個公社去，日後也好有個照顧，而且那裏還有自治區科委幾個下放漢族幹部，可以住在一起作伴。自從打成右派以來，這是第一次遇見這麽關心我的人。

　　老大姐的關愛大大緩解了我被拋棄的孤獨感。我振作起精神，用發給我的最後一筆三個月工資，買了幾十本農業科技書籍，決心棄文務農，在廣闊的田野上去重寫自己的青春。從那天起，我就和單位徹底脫離關係，一無所有，成為赤條條的一介農夫，我的生活閱曆也從狹小的單位擴大到紛繁萬象的下層社會，讓生命去接受更驚心動魄的考驗。

　　十月公社離塔城40多裏，我落戶的新光大隊一隊是個農業隊，離公社又有20餘裏。村子坐落在一個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麵臨波狀莽原，用今天眼光看，那是一處風景絕佳的旅遊勝地，但當時我是一窮困潦倒的流放者，哪有閑情逸致去欣賞美景!我被安排到生產隊長家居住，主人是哈薩克族，能說簡單的漢語，夫婦倆加一個小女孩，三口之家。男主人剽悍爽直，女主人文靜溫柔，夫妻性格迥異，但相處甚得。

　　他們待我如親人，照顧有加，勞動安排拔草等輕活，能幹多少幹多少，夥食不是牛奶煮麵條，就是燉羊肉，比在單位強多了，不到一月，我就紅光滿麵，精神煥發。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賤民身份。我如實告訴他我是右派，他說公社已經通知過他了。他問我什麽叫右派，我覺得簡單幾句漢話回答不了他的問題，就打比方說：“右派分子就是你們這裏從前的巴依(哈語”地主“音譯)。”

　　他笑了笑，搖搖頭：“不，你不是，你不是。”在這個憨厚純樸的哈薩克人麵前，語言顯得多麽蒼白，習慣用政治概念圖解世界的人怎麽也無法理解表現在平民百姓身上那博大的胸懷。

　　我吃住在他家，大隊每月隻給他家撥一份我的口糧，其他什麽都沒有，我已是沒有工資的人，不可能交夥食費，而他們根本就不在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為他們做的事就是勞作之餘幫助他們帶帶小孩。孩子隻有一歲多，正呀呀學語，我用漢語教她叫“爸爸”、“媽媽”、“叔叔”，哭鬧時為她拉拉小提琴，這孩子具有哈薩克人特有的音樂稟賦，隻要一聽到琴聲就不哭了。

　　孩子也很親近我，收工回家，老遠就向我撲來，抱著我“叔叔，叔叔”叫個不停。在這遠離故鄉、親人的邊塞山村，在受夠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後，這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人間至情溫暖了我那顆冰涼的心，改變了我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偏執態度，相信人性的火炬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不會熄滅。

　　1962年春天，塔城地區爆發了震驚中外的邊民外逃蘇聯的“伊(犁)塔(城)事件”，我目擊了這次重大事件的一個側麵。

　　4月的邊疆，風和日麗，冰雪解凍，大地複蘇，草原吐綠。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場上轉悠，蟄居一冬的農民忙著準備春耕，草原一片寧靜。一天，村子裏突然熱鬧起來，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騎著馬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商量著什麽，離去一撥，又來一撥。這反常現象引起了我們幾個下放幹部的警惕，擔心是不是要出什麽亂子，便悄悄去向平時相處甚好的年輕人打聽。

　　他們說，明天一早他們就要回老家了，到蘇聯去。他們解釋說，他們父輩原來是蘇聯人，是30年代蘇聯搞集體農莊時逃到新疆來的。傍晚，我的房主人從公社開會回來，告訴我，公社開會布置明早集體越境到蘇聯去，問我跟不跟他們一起走。我感到事情太突然，太重大，沉思良久，無言以對。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猶豫，不再談這事，就進裏屋去取出一個布包，層層打開，裏麵是十多張十元的人民幣，說：“這錢在那邊也用不上，就送給您吧。”我推辭不過，聽他也說得在理，就收下了。我也拿出在烏魯木齊工作時買的一件燈芯絨茄克衫，脫下身上的毛衣毛褲、皮鞋，盡其所有，全部送給了他，以感謝他們夫婦對我的兄弟情誼。晚上他們收拾東西，通宵未睡，我在炕上輾轉反側，徹夜不眠，何去何從，難下決斷。

　　半夜時分，村子開始喧鬧起來，雞嗚犬吠，牛哞馬嘶。走出房門一看，家家戶戶都在忙著套車，裝東西，能帶走的隻有衣被等物，牲畜、家具、農具等大宗家產都毫不可惜地舍棄了。隊長套好自家的車，便去組織各家各戶準備上路。一時間，呼兒喚女，扶老攜幼，車輪轉動，首尾相接，龐大車隊浩浩蕩蕩開出村子。像歸去的遊子，像出征的戰士，走得那麽匆忙，去得那麽從容，沒有一絲眷戀，沒有半點戚容。這大概就是遊牧民族的豪爽天性吧。

　　村子裏的人都走了，隻剩我們幾個漢族下放人員，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議去留，多數人主張走，我主張去邊界看看再說。於是我們立即套了一輛馬車，尾隨而去。走到與其他村落交匯的路口處，隻見各路車隊越來越多，每到一個路口，又加入一支兩支車隊。

　　上了通往邊界的公路以後，馬車、牛車、人流形成多路縱隊，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隻能緩緩蠕動。年輕人的歌聲笑聲，小孩的啼哭聲，趕車人吆牲口的叫罵聲，此起彼落。這景象隻在過去描寫戰爭的影片裏見到過。平時隻要一個鍾頭就可到達邊界的路程，這天竟走了整整一天，下午5點才到達邊界。

　　想象中的邊界一定森嚴壁壘，其實完全不是。沿我國一側看不到一根界樁，一個哨所，一兵一卒。腳下一條約莫十多米寬的幹涸小河就是邊界。那時中蘇關係尚未破裂，我國邊界一側完全不設防，號稱和平邊界。

　　對麵景象就大不同了，過河就是一道鐵絲網，網後是一條20多米寬的鬆士帶，據說兔子跑過這裏都會留下腳跡，更不要說偷渡者;鬆土帶後是邊防公路，裝甲巡邏車間隔幾分鍾就駛過一輛，如臨大敵。今天與往日不同的是蘇聯一側邊界鐵絲網拉開了一個大缺口，後麵是黑壓壓一大片臨時搭建的帳篷，看樣子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者的準備。這邊的車隊越過小河就從這個缺口進入蘇聯。

　　我們幾個人想到對岸看個究竟，也跟著車隊進入了鐵絲網。這裏車馬喧囂，人頭攢動，高大的蘇聯軍官，威嚴地虎視著人群，不時用馬鞭指指點點，大聲嗬斥著什麽。過了一會兒，有軍人來給餓了一天的逃亡者分發麵包，是蘇聯電影裏見過的那種切成塊的黑麵包。有個漢族小夥子不識好歹，拚命往裏擠，站在一旁維持秩序的軍官，揚手就是幾皮鞭，抽得小夥子抱頭鑽進了人群。

　　那軍官趾高氣揚，怒目圓瞪，揮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態，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老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頓時一落千丈。我馬上問同伴見此情景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幾個原先決心逃異地的人這時都改變了主意，同聲回答：回去!我們立即駕車離開了這個隻呆了半個鍾頭的國度。

　　這次難忘的經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麽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怎樣受過同胞的淩辱，一旦麵對異國民族欺負自己的同胞時，會不由自主地忘卻宿怨，認同自己的民族。由此，我也聯想到教育理論上的一個嚴肅的命題：抽象的道德理念，隻有融入活生生的情感體驗，才可能轉化為有血有肉的道德行為。

1962年，新疆有6萬人叛逃到前蘇聯。91年後他們看中國發展的很好，許多人要求回來，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本來是中國人。然而遭到了有關方麵的婉言謝絕，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中國國籍。離開羊群的羊不會活下去，離開祖國的人不會有永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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