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簫難默
往事如煙
正文
縣委書記高新華（上）
認識縣委書記是在我下鄉後那一年的秋天。我下鄉的村子是縣委書記的點兒，而我所在的小隊又是他的點兒中之點兒，常年都駐有縣委工作組。那一年，縣裏掀起了移栽小麥的熱潮。作為縣委書記當然要帶頭搞實驗田，親自嚐嚐梨子的滋味。大隊為了配合縣委的號召，大搞宣傳活動，還把村裏的劇團聚集起來，趕排節目，以便在現場會上演出。我當時也是劇團的一員，又兼著創作一職，理所當然地從地裏調回到大隊部，搞起宣傳來了。現場會上，我演了幾個節目，已經記不清了，隻記得其中的三個節目。一個是天津快板，一個是河北梆子清唱，還有一個是女生舞蹈。好像都是和移栽小麥的內容有關的。當然唱詞兒差不多都是出自我手。演出結束後，縣委書記很滿意這次的宣傳活動，專門走到我們麵前和我們一一握手致意。當輪到我的時候，縣委書記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還因為同姓，開玩笑說咱們可是當家子啊。在農村，當家子就是遠房親戚的意思，屬於同族同宗。不僅如此，還跟我說，“你寫的好，唱的好，演的也好。舞蹈還可以演的再柔軟些，雖然是栽小麥，但還是要有舞蹈的味道。”周圍的人都被他的點評逗笑了。從那時起，我們就算有了一麵之緣，我也沒太在意。他是縣委書記，高高在上，我不過是一個小知青。那時我隻有十七歲，說白了，也就一小黃毛丫頭。可是沒承想，在我後來的下鄉生涯裏他竟給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關照。
高書記那年五十多歲，中等身材，由於常常下鄉，臉曬得有些黑，老是風塵仆仆的樣子。現在回憶起來，其實他長的很英俊，炯炯有神的眼睛，端正的五官，加上和藹可親的風範，很有人格魅力。他是山東人，講一口地道的山東話，但並不是那種很擅長演講的人。他講起話來很慢，一句一句的，總像是在拉家常，但是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威嚴，讓人不由得肅然起敬。高書記常常下鄉到我們村裏來，但是我卻很少有機會和他說上話，每次也就能遠遠地看著他。他每次來隊裏都停留很短的時間，來去匆匆的，而且身邊總是圍著很多人，輪流著匯報工作。但是通過工作組，我知道了他很關心我，每次來都專門了解我的情況。那時我們小隊一共有六個知青，都是女孩，我最小，也最不起眼。又由於我們都是中學同班同學，在中學時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總遭到歧視。雖然和這些同學結伴到一個隊裏，是因為她們還算是善待我的朋友，但是得不到尊重仍是常有的事情，這麽多年早已經習慣了。所以當知道縣委書記這樣特別的關心我，受寵若驚之餘，有了一份難以言表的溫暖和感動。
自從參加劇團演出後，我就時不時的被派往縣城參加一些活動。後來才知道，是高書記憐惜我小小的年紀能寫會編，想將來把我調到縣委宣傳部去，而那些活動都是高書記特意安排推薦的。他曾讓縣委宣傳部調我參加水滸的巡回演講隊，一去就是兩三個月，走遍了本縣所有的公社。還記得我當時負責講的段子是李逵大鬧忠義堂，並在巡講結束後在全縣的萬人大會上作匯報演講。後來縣裏文化館主辦文學創作班時，我竟也在被邀請之列。在縣城混得久了，也認識了不少縣裏的名人。可那時我畢竟隻是個孩子，不太會和人打交道，自我感受還是被人歧視的異類，見了當官的總是繞著走。
在生產隊裏，高書記也盡力給我提供經受鍛煉的機會，聽說他曾提議讓我擔任小隊的會計，最後不知什麽原因不了了之。有了這些關照，我在農村的日子過得比其他知青要輕鬆許多。那時的我，思想激進，爭強好勝。畢竟受了共產黨那麽多年的教育，很相信毛主席說的話，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我沒有像我的一些同學們那樣消極的苦菜菜的混日子，而是興高采烈的融入了農村的生活當中，和當地人打成了一片，不怕苦不怕累，受到了鄉親們的喜愛和稱讚，總是被評為勞動模範和優秀知青什麽的。當時縣裏大抓棉花生產，我們隊也成立了植棉小組，組員是一色兒的女孩子，有知青，也有當地的小閨女們。我還當過一段時間的植棉組長，被派到縣裏接受師範大學生物係主辦的短期麵授班，學了很多種植棉花的技術和經驗。後來經過努力，我們的試驗田還真的成功地打破了高產紀錄，被邀請去各地介紹經驗，著實風光了一陣。也算給縣委書記爭了光，沒有辜負他的一片苦心。不久我還被糊裏糊塗地當選為生產隊的政治隊長，想來高書記在裏麵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實那年我隻有十九歲。
在縣城工作或開會的時候，曾經和隊裏的領導一起拜訪過高書記的家。他的家在縣城的小巷深處，是個大雜院，住的都是縣裏的領導。他的家裏很簡樸，房子是農村常見的普通平房，中間一個堂屋，兩邊是臥室。房子不大卻幹幹淨淨的。他的妻子也是縣裏的幹部，一個同樣熱情憨厚的人，待人非常誠懇。尤其是他的妻子，每次見到我都說：“咱老高家的人就是老實。”還囑咐我有事盡管到家裏來找她，不要不好意思。可我從來沒有麻煩過他們，也沒想過要在他們那裏得到什麽好處，因為他們是正直善良胸懷坦蕩的人，是難得的君子。我見到過他的孩子們，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是很出息的年輕人。他的小兒子和我的年齡差不多，是個複員軍人，也在縣裏工作。其實他們對我就像對他們自己的孩子一樣，從他們夫婦那裏，我感受著一種文革後從未有過的安全感。
有一年冬天，還差兩天就要過春節了，可我還沒有返城回家的打算。偶然的機會，碰到了高書記，現在我已經忘記了是在縣城還是在村裏。當他看到我的時候，馬上問：“你怎麽還在這裏，怎麽不回家呢？”聽說我忙著還沒顧上走的時候，對我命令道：“別忙了，馬上回家，明天就走！”還囑咐我第二天在縣委大院等他，他會安排去城裏接縣委副書記的司機把我帶回城裏。第二天一大早，高書記在那裏把我和另一個知青送上了小轎車，並囑咐司機一定把我送到家門口。上車後司機問我，你和高書記什麽關係？我不假思索的衝口而出：“當家子”。司機馬上抬起臉來很仔細的端詳了我一會兒，才發動車子上了路。一路上他對我既周到又熱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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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縣委書記是在我下鄉後那一年的秋天。我下鄉的村子是縣委書記的點兒，而我所在的小隊又是他的點兒中之點兒，常年都駐有縣委工作組。那一年，縣裏掀起了移栽小麥的熱潮。作為縣委書記當然要帶頭搞實驗田，親自嚐嚐梨子的滋味。大隊為了配合縣委的號召，大搞宣傳活動，還把村裏的劇團聚集起來，趕排節目，以便在現場會上演出。我當時也是劇團的一員，又兼著創作一職，理所當然地從地裏調回到大隊部，搞起宣傳來了。現場會上，我演了幾個節目，已經記不清了，隻記得其中的三個節目。一個是天津快板，一個是河北梆子清唱，還有一個是女生舞蹈。好像都是和移栽小麥的內容有關的。當然唱詞兒差不多都是出自我手。演出結束後，縣委書記很滿意這次的宣傳活動，專門走到我們麵前和我們一一握手致意。當輪到我的時候，縣委書記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還因為同姓，開玩笑說咱們可是當家子啊。在農村，當家子就是遠房親戚的意思，屬於同族同宗。不僅如此，還跟我說，“你寫的好，唱的好，演的也好。舞蹈還可以演的再柔軟些，雖然是栽小麥，但還是要有舞蹈的味道。”周圍的人都被他的點評逗笑了。從那時起，我們就算有了一麵之緣，我也沒太在意。他是縣委書記，高高在上，我不過是一個小知青。那時我隻有十七歲，說白了，也就一小黃毛丫頭。可是沒承想，在我後來的下鄉生涯裏他竟給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關照。
高書記那年五十多歲，中等身材，由於常常下鄉，臉曬得有些黑，老是風塵仆仆的樣子。現在回憶起來，其實他長的很英俊，炯炯有神的眼睛，端正的五官，加上和藹可親的風範，很有人格魅力。他是山東人，講一口地道的山東話，但並不是那種很擅長演講的人。他講起話來很慢，一句一句的，總像是在拉家常，但是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威嚴，讓人不由得肅然起敬。高書記常常下鄉到我們村裏來，但是我卻很少有機會和他說上話，每次也就能遠遠地看著他。他每次來隊裏都停留很短的時間，來去匆匆的，而且身邊總是圍著很多人，輪流著匯報工作。但是通過工作組，我知道了他很關心我，每次來都專門了解我的情況。那時我們小隊一共有六個知青，都是女孩，我最小，也最不起眼。又由於我們都是中學同班同學，在中學時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總遭到歧視。雖然和這些同學結伴到一個隊裏，是因為她們還算是善待我的朋友，但是得不到尊重仍是常有的事情，這麽多年早已經習慣了。所以當知道縣委書記這樣特別的關心我，受寵若驚之餘，有了一份難以言表的溫暖和感動。
自從參加劇團演出後，我就時不時的被派往縣城參加一些活動。後來才知道，是高書記憐惜我小小的年紀能寫會編，想將來把我調到縣委宣傳部去，而那些活動都是高書記特意安排推薦的。他曾讓縣委宣傳部調我參加水滸的巡回演講隊，一去就是兩三個月，走遍了本縣所有的公社。還記得我當時負責講的段子是李逵大鬧忠義堂，並在巡講結束後在全縣的萬人大會上作匯報演講。後來縣裏文化館主辦文學創作班時，我竟也在被邀請之列。在縣城混得久了，也認識了不少縣裏的名人。可那時我畢竟隻是個孩子，不太會和人打交道，自我感受還是被人歧視的異類，見了當官的總是繞著走。
在生產隊裏，高書記也盡力給我提供經受鍛煉的機會，聽說他曾提議讓我擔任小隊的會計，最後不知什麽原因不了了之。有了這些關照，我在農村的日子過得比其他知青要輕鬆許多。那時的我，思想激進，爭強好勝。畢竟受了共產黨那麽多年的教育，很相信毛主席說的話，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我沒有像我的一些同學們那樣消極的苦菜菜的混日子，而是興高采烈的融入了農村的生活當中，和當地人打成了一片，不怕苦不怕累，受到了鄉親們的喜愛和稱讚，總是被評為勞動模範和優秀知青什麽的。當時縣裏大抓棉花生產，我們隊也成立了植棉小組，組員是一色兒的女孩子，有知青，也有當地的小閨女們。我還當過一段時間的植棉組長，被派到縣裏接受師範大學生物係主辦的短期麵授班，學了很多種植棉花的技術和經驗。後來經過努力，我們的試驗田還真的成功地打破了高產紀錄，被邀請去各地介紹經驗，著實風光了一陣。也算給縣委書記爭了光，沒有辜負他的一片苦心。不久我還被糊裏糊塗地當選為生產隊的政治隊長，想來高書記在裏麵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實那年我隻有十九歲。
在縣城工作或開會的時候，曾經和隊裏的領導一起拜訪過高書記的家。他的家在縣城的小巷深處，是個大雜院，住的都是縣裏的領導。他的家裏很簡樸，房子是農村常見的普通平房，中間一個堂屋，兩邊是臥室。房子不大卻幹幹淨淨的。他的妻子也是縣裏的幹部，一個同樣熱情憨厚的人，待人非常誠懇。尤其是他的妻子，每次見到我都說：“咱老高家的人就是老實。”還囑咐我有事盡管到家裏來找她，不要不好意思。可我從來沒有麻煩過他們，也沒想過要在他們那裏得到什麽好處，因為他們是正直善良胸懷坦蕩的人，是難得的君子。我見到過他的孩子們，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是很出息的年輕人。他的小兒子和我的年齡差不多，是個複員軍人，也在縣裏工作。其實他們對我就像對他們自己的孩子一樣，從他們夫婦那裏，我感受著一種文革後從未有過的安全感。
有一年冬天，還差兩天就要過春節了，可我還沒有返城回家的打算。偶然的機會，碰到了高書記，現在我已經忘記了是在縣城還是在村裏。當他看到我的時候，馬上問：“你怎麽還在這裏，怎麽不回家呢？”聽說我忙著還沒顧上走的時候，對我命令道：“別忙了，馬上回家，明天就走！”還囑咐我第二天在縣委大院等他，他會安排去城裏接縣委副書記的司機把我帶回城裏。第二天一大早，高書記在那裏把我和另一個知青送上了小轎車，並囑咐司機一定把我送到家門口。上車後司機問我，你和高書記什麽關係？我不假思索的衝口而出：“當家子”。司機馬上抬起臉來很仔細的端詳了我一會兒，才發動車子上了路。一路上他對我既周到又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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