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貼收存 - 關於往事如煙

再度轉貼：祝賀章女士！另貼《往事並不如煙》被刪節部分(轉載)
　　作者：傾聽遠方 提交日期：2004-10-11 22:38:00
　　（說明：看到章詒和女士獲獎，又看到有網友想知道原來的書稿，所以打理自己的資料庫存，找到了一年前曾經收集到的這些補充文字。文字來源已經記不清楚了，但大致都是原貌，我把它和香港版的《最後的貴族》進行了仔細的對照，沒發現有出入。我把它在這裏貼出來，滿足大家的要求。——傾聽遠方）
　　　　
　　　　
　　　　
　　　　
　　　　 《往事並不如煙》被刪部分整理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
　　　　　　
　　　　　　
　　　　　　書中32頁第六節原文——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報》雖是民盟中央機關報，但它並非屬於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屬於意識形態。
　　　　　　
　　　　　　33頁第二節後被刪部分——他毫不避諱地在一個公開場合說：“過去，什麽事情都要統戰部點頭，我們有些人常跑統戰部。不少職務安排的是交叉黨員。現在，民主黨派政治自由，組織獨立了，我們黨內的工作，應由自己負責任來搞，不要統戰部過多的幫助……民主黨派要有黨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42頁第5節被刪改原文——儲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過誰？仰仗過誰！
　　　　　　
　　　　　　　　44頁第7節後被刪改的原文——他說的這些話，在今天某些人聽來，依然十分刺耳。不過，儲安平講的揭露和當權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儲安平所說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會存在的現象和問題。其中內涵著以揭露來促使黨和政府改進工作、糾正缺點的政治願望和新聞觀念。
　　　　　　
　　　　　　　　45頁中被刪去的第二節——那時恰逢中共向民主黨派提出“獨立自主”的政策，對此，儲安平有些將信將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擔擔斤兩，看看到什麽時候受到阻力。”
　　　　　　
　　　　　　　　46頁第二節後被刪部分——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構成的新聞職業的本能和素養，使自己全然忘記了什麽是意識形態及其後麵的權力。
　　　　　　
　　　　　　　　46頁第3節的原文——《光明日報》的版麵、內容，變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對此，儲安平很得意，覺得辦報就該是這個樣子。他鼓勵本社同誌，說：“我們跑到《人民日報》的前麵去了。”
　　　　　　
　　　　　　　　47頁被刪的第5節首句——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為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
　　　　　　
　　　　　　　　48頁第3節被刪改首句原文——李維漢很著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
　　　　　　
　　　　　　　　48頁第6節最後被刪改原文——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
　　　　　　
　　　　　　　　第48頁第七段原文：如果說，父親與會是中了毛澤東“引蛇出洞”之計……
　　　　　　
　　　　　　　　第50頁第四段原文：父親閱後，激動不已，也欽佩不已。他說：“儲安平是個勇士。他對老毛和周公提的對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黨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難道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具備副總理的才幹？被尊為國母的孫夫人（宋慶齡）到了共產黨這裏，連當個國家副主席的資格也沒有？可我們這些黨派負責人，誰也沒有勇氣和膽量把話講出來。老儲講了，全講了，而他不過是個九三的中央委員。” 書中刪去了“——難道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具備副總理的才幹？被尊為國母的孫夫人（宋慶齡）到了共產黨這裏，連當個國家副主席的資格也沒有？可我們這些黨派負責人，誰也沒有勇氣和膽量把話講出來。老儲講了，全講了，而他不過是個九三的中央委員。”
　　　　　　
　　　　　　　　50頁第5節被刪原文——總之，無論是出洞的蛇，還是投網的鳥，他們在那樣一個時刻，熱情如此之高，乃至於讓人感到一種無可控製的衝動：必須讓當權者和社會去了解他們的思想。事後，父親恢複了清醒，即為儲安平痛悔不已，抱憾萬分地說：“孟子早就有過告誡：‘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老儲觸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73頁第三段原文：父親每天讀報，反複琢磨字裏行間的寓意。他說：“老毛是個最善於、也最樂於運用暗示的人。我們往往從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點用心。”又說：“斯大林病亡後赫魯曉夫上台的事實，讓他憂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誰搶了他的金交椅。這個運動，說是文化革命，我看還是圍繞著那把金交椅轉罷了。”
　　　　　　
　　　　　　　　接著，報紙廣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讚的“曆史主義”，批判周穀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批判楊獻珍的“合二為一”，鋪天蓋地。父親非常瞧不起毛澤東這種算老賬的做派，說：“別看金鑾殿坐上了，舉手投足，還是個農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搞起了紅衛兵。發通牒，下勒令，破四舊，打人，剃頭，遊街，抄家……北京陷入紅色恐怖。天安門前、金水橋畔的宗教式的朝見，是毛澤東夢想了很久而最終得以實現的現實。坐在家中的父親得到這些消息，搖頭哀歎道：“今天看來，我是把共產黨估計高了，把毛澤東的野心估計低了。原來仍不過是陳涉吳廣，太平天國，是一個農民黨鬧了一場李自城進北京。麵對黨首的嚴重又明顯的錯誤，千百萬的黨員竟無人出來反對；龐大的係統，竟然找不到一個規則和辦法，去有效的遏止。共產黨在政黨性質和成分上的問題，顯露無遺。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他犯的錯誤，如果其下屬連想也不敢想的話，那麽他製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難以糾正的。這場革命，可謂毒痛天下。不說禍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瘋了。”
　　　　　　
　　　　　　　　學醫的母親則講：“他肯定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紅衛兵闖進了家門。……
　　　　　　
　　　　　　
　　　　　　《最後的貴族》：
　　　　　　
　　　　　　
　　　　　　　　第185頁最後一段原文：老人搖頭，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說，我不管什麽左派、右派，隻要來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貴客。”講到這裏，便開始抱怨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她用手指了指領袖畫像，說：“人活八十，我見的世麵多了，但是從沒有見過像他這樣治國的。中國自古是禮儀之邦，現在卻連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見麵，還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點文化也沒有。”說著說著，老人二目圓睜，還真生氣了。
　　　　　　
　　　　　　　　第187頁最後一段：此後的話題，自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說：“從表麵看來，這個運動像是突然發生的,但從來沒有什麽東西是突如其來的，其中不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醞釀多年。毛澤東除了沒有做法律上的準備，事前的一切準備都很充分了。”
　　　　　　
　　　　　　　　第188頁第一段起原文：父親講：“依我看，老毛動的這個念頭（指發動“文革），內因是源於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搶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於蘇聯的現實，看到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就憂慮得睡不好覺了，還給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義。於是，在反修的旗號下，趁著自己還活著，就先要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挖出來。至於他和劉少奇的矛盾，決不像共產黨報紙上寫的那樣吧。”
　　　　　　
　　　　　　　　談到“文革”的政治後果，章乃器皺著那雙淡淡的眉毛，說：“一場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形成了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個人崇拜；一個是極端專製主義。這兩件東西，自古有之。毛澤東是把它發揮到頂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羅儀鳳則十分不理解毛澤東的搞法，憤憤地說：“要搞劉少奇，就搞劉少奇一個人好了。他為什麽要把全國的人都發動起來。又是抄家，又是武鬥，又是毀文物。《聖經》上說：‘有時候，我們的英雄似乎隻比土匪頭子稍稍強一點。’我看兩千年前猶太人說的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中國應驗了。”
　　　　　　
　　　　　　　　康老在這裏插了話：……
　　　　　　
　　　　　　　　188頁最後一段原文：羅儀鳳吐吐舌頭，對母親說：“媽，這副對聯你隻能聽，可不能對別人說呀！一旦傳出去，咱們可都要掉腦袋！”
　　　　　　
　　　　　　　　第191頁第4段原文：三天裏，他天天議論江青。說：“江青就是藍蘋嘛。沈從文就認識她，也跟我談過她。一個三流電影明星，品質也差，非要稱什麽文化旗手，還成了叱吒風雲的英雄。她一登政壇，便用盡低劣之極的招數。我們英明領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讓我不明白的是，幾百萬的共產黨員竟都能服從、容忍，甚至擁戴。”說話時，那無比憤怒的態度和膽量，使人覺得他根本不是什麽教授、書生而是俠客，壯士。
　　　　　　
　　　　　　　　218頁第六段起原文：我問母親：“那東四十條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屬於私產。林女士應該在那裏替康老和羅姨守護遺物。”
　　　　　　
　　　　　　　　母親說：“那宅院早讓別人占了。”
　　　　　　
　　　　　　　　“誰占了？”我問。
　　　　　　
　　　　　　　　“葉道英。”
　　　　　　
　　　　　　　　“是葉劍英的弟弟嗎？”
　　　　　　
　　　　　　　　“是的。”
　　　　　　
　　　　　　　　我喊道：“他憑什麽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還說什麽房子。”
　　　　　　
　　　　　　　　“混帳王八蛋”……
　　　　　　
　　　　　　
　　　　　　《一片青山了此生》
　　　　　　
　　　　　　
　　　　　　　　296-297頁原文如下: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嚐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鬥得很苦，像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麽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裏，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麽，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係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公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範樸齋、張鬆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在定性材料（見附件一）裏，羅隆基最覺得冤枉的是指認他“解放以來在民盟內部結成包括有張東蓀、周鯨文在內的秘密集團，進行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有組織有計劃地策劃部署、奪取據點、擴充實力、打擊排斥共產黨員和左派。經過揭露以後，仍然采取隱蔽方式，繼續活動。”父親一向認為羅隆基在民盟中央愛拉小圈子，背後愛搞小動作，但說這是“進行陰謀活動的秘密集團”，實在是莫須有的罪名。
　　　　　　
　　　　　　　　羅隆基把嘴角一撇，極不服氣地說：“我愛搞小集團，他毛澤東就不搞小集團啦？說我搞陰謀活動，他毛澤東就不搞陰謀活動？伯鈞，鳴放就是陰謀哇！”
　　　　　　
　　　　　　　　聽了羅隆基定性材料的內容，父親才明白為何統戰部、民盟中央要對其進行長達半年的批鬥，還要查繳他的私人信函。父親說：“當初在報上看到你的檢查又長又雜，拉扯上許多人。我是不滿的，還對健生說——努生把所謂的罪責包到自己的身上算了，現在少牽扯一個人，今後就少一家人受罪。現在經你解釋，我才算明白。中共既認為你有集團性的陰謀，那就勢必要你交代出一個陰謀的集團來。”
　　　　　　
　　　　　　　　父親的理解與同情，讓羅隆基十分感動。他搖頭歎息：“我們簡直是做了一場噩夢，噩夢一場呀。”
　　　　　　
　　　　　　　　父親補充道：“噩夢裏的魔鬼，就是那個高喊‘長期共存’口號的人。農工的人揭發，說我攻擊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現在看來，這魔鬼的部分越來越大了。”
　　　　　　
　　　　　　　　羅隆基還和父親談及張東蓀。他說：“都說我和張東蓀是一個小集團的人，可是，他的叛國案子出來，連我都嚇了一跳。（19）49年的他，還在遊說傅作義放下武器，讓共產黨兵不血刃占領紫金城。到了（19）50年底，他就樂意讓美國人收拾毛澤東？這從邏輯上就講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中共外交倒向蘇聯、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決不相信張東蓀為了這樣一個政治見解，就甘願充當什麽特務或間諜，盡管他和美國領事有些往來。我和他在一起經常議論國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戰，抗美援朝。看法有時一致，有時也不一致。難道這就是集團性質的秘密活動？什麽叫共和國公民？毛公知道不？”
　　　　　　
　　　　　　　　父親聽到這裏，笑了。
　　　　　　
　　　　　　　　對張東蓀的叛國，父親認為：“這個事情一定非常複雜。我看民盟中央沒有一個人知道真相。”
　　　　　　
　　　　　　　　“不知道真相，可一直受他的牽連。”羅隆基始終為此而叫屈。
　　　　　　
　　　　　　　　接著，父親告訴他，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麽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五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製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像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人民日報》發表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體的社論，根本是錯的。民盟在給我劃右定性的材料裏，特別寫明一條——‘羅隆基反對國家的重大政策問題先在共產黨內討論然後提出商議的做法。’我是一直反對中共這種做法的。反對的原因也很明確，因為這種做法屬於黨治，不合國體呀！現在怎麽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第322頁，第七段起：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隻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製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裏，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盡量控製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製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製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麽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製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曆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曆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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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獎詞
　　　　　　
　　　　
　　　　　　國際筆會獨立雜文作家筆會已決定，將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發給章詒和女士。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理事會和自由寫作委員會均認為，章詒和以三十年的苦難和血淚凝聚而成的文字，賦予了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隸的當代漢語寫作以嶄新的質地——這種寫作不僅僅是對黑暗時代的控訴，更重要的是申明了對不可摧抑的人性尊嚴的肯定和破壞這一尊嚴的所有企圖的否定。
　　　　
　　　　　　如德國作家黑塞所說，“作家是讀取周圍世界之良心狀態的指針和地震儀”，章詒和的作品顯示了當代中國作家中少有的捍衛人的自由、尊嚴和曆史記憶的勇氣。作為當年“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與父親一起承擔了曆史的重負。在長達十數年的牢獄生涯中，她曾被迫從事掩埋其他囚徒屍體的可怕工作。有一次，在風雨交加的荒野中，她幾乎決心撲到死去的難友的墓穴裏，以死亡來終結邪惡勢力所給予她的一切淩辱。但她還是堅韌地活了下來，因為她記得父親臨終前的告誡——父親希望女兒成為時代的見證人，父親叮囑女兒把那個時代的光榮與恥辱都記錄下來。
　　　　　　三十多年之後，記憶之流終於迎來了破冰的一刻。二零零四年年初，隨著遭到大量刪節的大陸版本《往事並不如煙》和恢複原貌的香港版本《最後的貴族》的先後出版，章詒和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文世界獲得了普遍的聲譽，而這兩個版本的差異又為後世研究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大陸新聞出版自由提供了典型的範例。盡管不久之後，中共宣傳部下令禁止《往事並不如煙》的印刷和發行，但該書早已深入千家萬戶（包括數十萬冊頗具中國特色的盜版書），並成為二零零四年度最受矚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章詒和的作品是文學，也是曆史，是記憶，也是現實。在當代中國，與專製主義抗爭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與官方有意製造的遺忘作鬥爭。章詒和用文字完成了對時間的超越，為讀者展示了毛澤東時代以消滅知識分子為目標的“反右運動”的真相。在她那冷靜而不乏溫情的筆下，那些身處備受屈辱的狀態卻努力保持人格尊嚴的知識分子們獲得了複活。章詒和為我們講述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張伯駒、康同璧、馬連良等舊時人物的故事，讓我們知道在那個最黑暗的時代裏，我們民族依然擁有那麽一些高貴的靈魂，他們雖然受到猛烈而淒美的殘酷打擊、深陷於暴力的陰影下，但他們獨自凝視著生命的姿影，注視著生存的漩渦和死亡的石磨，守望著自由這一天賦的價值。他們的存在，讓暴君的畫像和語錄黯然失色；他們的存在，改變了中國恒久以來“成王敗寇”的曆史觀。
　　　　　　章詒和的寫作根植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史官傳統，乃是《史記》作者司馬遷在屈辱中秉筆直書的遙遠回應。章詒和的寫作也得益於她作為一位優秀的戲曲研究者的身份，她從古代沉淪在社會底層卻寫透人情世故的偉大的戲曲家身上獲得了悲情的力量。她的寫作重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黑暗時代的心靈劇痛，並清晰地傳達了這樣的信念——盡管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竭力羞辱、貶低和蔑視文化和知識的價值，但是文明將如同壓傷的蘆葦那樣永不折斷，人類的良知也必將戰勝那些一度看似無比強大的邪惡力量。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相信，章詒和女士以她的生命和寫作表明，她是一位嚴肅的曆史見證人和讓人尊敬的自由事業的發言人。她給當代漢語寫作注入了活力，帶來了一種標竿性的尺度。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以能夠將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發給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而感到榮幸。
　　　　　　（頒獎詞結束）
　　　　　　
　　　　　　
　　　　　　答謝辭
　　　　　　章詒和
　　　　　　
　　　　　　我從少年而青年，從青年而壯年，從壯年而中年，其間貫穿始終的一件事，是不間斷地寫檢查，寫交代，寫總結，寫匯報。由中年而鬢發皆斑，才開始了寫作。如今，因寫作而獲獎。悲耶？喜耶？但無論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謝授予此項榮譽的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授予我的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
　　　　　　這個獎項是給那些獨立自由的寫者。對於知識分子而言，怎樣才能獨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經濟獨立為前提，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於任何的體製與權力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在中國，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作家、藝術家除了成為革命的“螺絲釘”以外，還必須成為“歌手”、“戰士”，連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為沉默被視為消極對抗、心懷敵意。有人不堪體製的束縛企圖“自我放逐”，其結果是從地球上長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蕭軍，後者如王實味。漸漸地，那些很有頭腦和才氣的人，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強硬統攝下，經濟獨立不能獨立，讓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失去了個人表達的勇氣和社會洞察力。如果有人問：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什麽？我會回答：是每個人天性與自由的剝奪。
　　　　　　現在的情況大有變化。知識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另一種情況隨之出現——很多人對“物”的熱烈追求遠遠超過了對人性之“深”、對生活之“真”的冷靜探究。神州大地，似乎“物”不勝收。但是任何一個人隻要懷著人道情懷和苦難意識，就很容易發現物質美景背後的災難與不幸。我們似乎正從一種專製中走出，又走入另一種專橫。
　　　　　　我們這些人究竟應該做些什麽才好？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親的一個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國民主同盟被執政的國民黨取締的時候，立即宣稱：“政治問題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見解主張貢獻於國人。他言到行到，寫出了《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文章鄭重請求共產黨，容許一切異己者之存在。否則，將重蹈國民黨的覆轍。梁先生早已去世，卻仍是我的榜樣，我們的榜樣。
　　　　　　中國一向有著“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但文學畢竟是人學，寫作是私人的事，它屬於民間，屬於社會，與“官學”無涉、無幹。官方可以成立宣傳部，大搞宣傳，大搞“五個一”工程，但從本質上是非文學、非藝術活動。而作家的使命就是關注和思考人類的命運及其生存狀態，並以此喚起別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也是寫作的原動力。
　　　　　　《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牛津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說的都是陳年舊事。這些事浸透著父輩的血淚，而我的筆並不出色，隻是字字來得辛苦。有朋友問：“你寫作的訣竅，是不是由於記憶力特好？”我說：“我不過是有些經曆，並對經曆有些認識罷了。”日出月落，絮果蘭因。從至大的動靜到至微的氣息，淺薄的我是永遠寫不出、說不完的。
　　　　　　獎項是獎勵，於我也是一種戒懼。一者，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天的活頭。命是個定數，誰也難以預料。 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極其有限，未來的寫作很可能是個虎頭蛇尾的結局。像徐誌摩在《“詩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謝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2004年10月8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