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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上了年紀，近來我有一股寫作的衝動。
小時候，覺著五十多歲的人就算是老人了，不想一轉眼自己也年過半百好幾年了。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期間，我們認識的人我們經曆的事，直接的或是間接的，都打上了這個時代的印記，見證了這段曆史的發展。
我想寫一些東西，但不知該給這些東西們起個什麽名。暫且先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吧。在一大堆想寫的人和事中，最先躍出的是這位吳廳長，前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開展得如火如荼。學校放暑假後就沒開學，大人們好像也都特別忙，我們就像出了籠子的小鳥無人管束，自由飛翔。馬路旁的電線杆上不知什麽時候都裝上了大喇叭，播放著雄壯的，聽一遍就會唱的革命歌曲（不像現在的歌聽幾十遍也學不會）。廣播員用高亢的嗓音喊著：“ ... 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偉大革命 ... ” 那時文革主要還在社會上和學校裏開展。江蘇省委及時拋出四個活靶子暫時阻止了大批判的烈火向上燃燒。他們是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省委宣傳部長陶白和省哲學研究所所長孫叔平。
我們居住的廳長大院還算平靜。這是一個國民黨潰退時官宦人家留下的大院，三幢別致的西式樓房配上三個漂亮的大花園，園藝工人定期把院子裏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齊齊。那是我兒時的天堂。盡管當時南京的天氣悶熱難當，我們這些自由的小鳥們天天在院子裏捉迷藏，打遊擊玩得天昏地暗。
八月五日早晨剛起床就感覺不對。廳長們，廳長夫人們，保姆們還有各家的年長子女們聚集在院子裏，大家低聲議論著什麽，氣氛壓抑，緊張。我鑽入人群探個究竟。“吳廳長去世了，還有他的愛人。”不知是誰在說。“太慘了。”“這些學生們太 ... ”人們欲言又止，想說又不敢說。過了一會兒人群漸漸散去。回到家中我問父親發生了什麽，父親說：“南師的學生批鬥吳廳長和他的愛人，把他們整死了。”接下來是長時間的沉默，家裏死一般的寂靜。父親本來話就不多，這時就更不願說什麽，我也不敢再問。外麵烈日當頭，可我感覺天空不再晴朗，一場暴風雨正在向我們這個昨天似乎還很寧靜的大院襲來，向我們家庭襲來。
在隨之而來的“紅八月”中，全國發生多起暴力致死人事件，教師被打死，學生被打死，幹部被打死，工人被打死。八月十八日紅司令登上天安門，臂戴紅袖章向百萬紅衛兵揮手致意，更把紅色恐怖推向高潮。此後血雨腥風席卷神州大地達十年之久，學生暴力致死吳廳長夫婦事件是一個前奏。
後來造反派不讓我們在那個大院住下去了，我們舉院搬入一個曾是民政廳殘廢軍人收容所的小院中。後來我的兩個姐姐下鄉了，後來我的父母去了“五七”幹校，後來複課鬧革命，我進了中學。
一九七零年初，省文教衛生係統的造反派召集了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組織我們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學習《敦促杜聿銘投降書》，鼓動我們給在幹校的父母寫信，讓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吳廳長的兒子跟我分在一組。上麵開大會，我們開小會。他一遍遍對我們說：“我爸爸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一點事都沒有。”說這話時他眼裏充滿悲哀和無奈。我在想這幾年他不知是怎麽過來的。吳廳長的兒子比我大幾歲，但當時畢竟還是個孩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統帥外逃摔死在蒙古荒涼的草原上，文革形勢開始逆轉。那時我已進了工廠。七二年後，政策明顯寬鬆下來。父親從幹校回來的次數多了，每次在家呆的時間也長了些。差不多七四年初的時候，父親從幹校搬回了南京，閑賦在家。我們還是住在收容所的小院裏。我們家的住房是一間庫房改造而成，冬冷夏熱。每逢夏天，南京天氣酷熱，房間裏下半夜兩三點仍像炕房一樣，無法入睡。所以到了傍晚，我們就在房前的水泥地上澆上水，衝衝熱氣，再把小桌子凳子躺椅搬出來，在外麵吃飯乘涼。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最好時間。這麽多年來父親和我難得能像這樣長時間的在一起聊天，也因為他看我長大懂事了所以和我談起了他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們談話的內容很廣泛，年代的跨度也很大，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發生在吳廳長夫婦身上的慘劇。在寫這篇短文前，我在網上查了一下，發現了一篇王友琴寫的《李敬儀和吳天石--暴力性“鬥爭會”的最早受難者》描述了這一慘劇。我的記憶和此大致相同。
六六年八月三日晚上，南京的天氣異常悶熱。南京師範學院的一夥學生闖進吳廳長的家，他們本來是衝著吳廳長的夫人李敬儀來的。李當時是南師的幹部處處長。學生們要帶李到學校讓她交出幹部的檔案，李拒絕。吳廳長正好在家，一個西瓜打開剛吃了幾口。吳廳長知道他夫人身體不好，下樓來關心了幾句。學生中有人認出了吳廳長並知道他是省委拋出的大批判對象。學生們不由分說揪住吳廳長夫婦去學校開批鬥會。吳廳長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氣悶熱加上兩位老人身體不好，他們被人推推搡搡，沒走多遠就休克了。學生們架著拖著他們往學校去。有學生說他們裝死，從路邊居民家中弄來涼水澆在他們的身上臉上也沒能把他們澆醒。學生把他們拖上主席台，兩位老人癱坐在台上，昏迷不醒。就這樣批判會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省委的人趕到。省委的人把他們送進醫院，在醫院裏兩位老人一直沒有蘇醒過來，八月五日雙雙去世。南師的這些學生們把八月三日當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八三師”。
這段曆史漸漸離我們遠去，現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想起或關心在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那個悶熱的晚上發生了什麽事。在這場集體暴力狂歡中也很難追究個人的責任，但我很想知道的是這些“八三師”的小將們，現在都已是六十開外的老人了，每年八月三日這一天會不會在心裏有哪怕是一點點的懺悔呢？
下麵是在網上查到的關於吳廳長的資料
吳天石，原名毓麟，筆名史堅。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人民教育家，江蘇南通市人。早年參加進步學生活動，自覺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１９２９年，他考入無錫國學專修館讀書，積極參加了左翼文化運動。“九一八”事變後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當中，他參加了蘇中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投身根據地的教育和文化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幹部和建設人才。１９３２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海公學校長、華中公學副校長、華中大學第二教務長。建國後，曆任江蘇師範學院院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對語文教學改革有係統見解。著有《教育書簡》，與夏征農、沈西蒙合編曆史劇《甲申記》。
嘿嘿。
想起了《聖經》中耶穌受難時的原話:上帝啊,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我古狗了一把。“人類唯一能從曆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曆史中吸取教訓。”這是黑格爾的原話。我說嘛，隻有大師才有這種大師級的表述。
誰也負不了這個責任。即使找出一個或幾個罪魁禍首，或由執政黨扛下所有的責任，有用嗎？前幾天我看電視，聽流行網絡曆史小說《明朝那些事兒》的作者“當年明月”說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話。他說，“我們能從曆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從曆史中吸取過教訓。”聽起來像繞口令，仔細想想很有道理。
可怕的年代,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知道一夜間永失雙親的吳家子女現在還好嗎？那些在極權愚民統治下愚昧的施暴學生們怎麽樣了？誰應該為這場滅絕人性的浩劫負責呢？
謝謝分享！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罪行罄竹難書
送交者: 子禾 2008年5月02日20:44:41 於 [五味齋]
回 答: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吳廳長 由 長弓 於 2008年5月02日10:34:16:
我也是江蘇省教育廳幹部的子弟，父親當年是普通教育處的視導員，經常隨吳廳長到下麵視察，了解情況，回來後為了貫徹吳廳長的指示，常常挑燈夜戰，在《江蘇教育》雜誌上發表了很多文章，被稱為吳廳長的筆杆子。
66年文革開始，吳廳長首當其衝，與夫人李敬儀雙雙被南京師範學院的紅衛兵鬥死，我父親也受牽連，被關進牛棚。
我母親是中學音樂老師，非常擔心父親的命運，其後在學校帶學生唱文革歌曲的時候，因為精神高度緊張，把詞唱反了，“造反有理”唱成了“造反無理”，也當場被紅衛兵打倒，剃了陰陽頭（一半有頭發，一半沒頭發），去打掃廁所。記得有一天晚上，媽媽從學校回到家，當時她穿了一件黑燈芯絨的外套，從衣領到腰部，上上下下都是紅衛兵吐的白花花粘膩膩的痰液，眼圈青一塊紫一塊，肯定是被紅衛兵打的，當天夜裏，她用錘子敲頭自殺，被我姥姥救下來，第二天就精神失常，發瘋了，整天哭哭笑笑，直至今日，也沒有完全恢複正常。
我1968年作為初中畢業生，老三屆，下鄉插隊，父親1969年作為幹部下放，也去了農村，我們爺倆住在茅草房裏，相依為命，媽媽姥姥和兩個妹妹留在南京，多年之後全家人才得以團聚。
我和妹妹在恢複高考之後考上大學，讀研，後來又相繼來美國，終於安居樂業。
世界太小了，居然40年之後在北美網站上讀到這樣一篇觸動心靈的好文，又勾起我埋藏心底的回憶，謝謝作者長弓。
為那人性泯滅的時代悲哀。
謝長弓兄紀念並分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