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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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最為玄妙的一個字，最富有哲理的一個字，也是中國人最為得意的一個字。客觀地說，道家思想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極深，如唐代的詩仙太白；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乃至清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皆可以說是道派文人。
然千年之前，有這樣一個人，他曾如此地描述“道”：“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此人姓莊明周，即莊子。後唐玄宗封之為“南華真人”。晚生不遜，嚐略覽諸子經典，然獨愛莊子。何者？正以此“真”字也。援此雜詩，以為提綱。
形骸放蕩風華隱，蝶夢莊周曉古今。
無言喻道天之道，遊龍豈為是非擒！
智者德星勞力盡，愚人賤士養神頻。
生死相化駒過隙，名利安能擾我心！
狂瞽不肖，列無端涯之詞於此，幸毋為過。
言？還是不言？
現今有一句老話變得非常流行，即“言傳不如身教。”早在幾千年前，是中國的先哲們首先道出了這一點。真人說得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換言之，“不言之教”乃知者之教人也，此亦“教”之最高境。言？還是不言？這是個問題。
“道可道也，非恒（常）道也。”《道德經》開篇箴言，已經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了。如老子所講，“道”是不可以“道”出來的，即使是像老子這般有大智慧的神人都無法用具體的語言來闡述究竟什麽是“道”。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似乎便是用語言所表述出來的“道”，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言未及之處，最終使黑格爾敗在了本體論的怪圈之中。而咱們中國人的心眼就活份多了，既然不可“道”，那便不道了。是故道家的先哲們並不尚“言”，他們不會孔席墨突般地四處遊說，弄口。譬如，老子本人便投冠幽居去了，而唯一傳世的《道德經》，不過五千言耳。然須知，莊子之不言，非辭窮也。
在《莊子》中，記有莊子與其素交惠子（惠子乃天下公認之善辯者也）同遊，適而在橋上小憩，莊子說：“水裏的魚真快樂啊！”惠子出於職業本能，辯道∶“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聞見，便道：“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在想什麽；然你也不是魚，自然也不知道魚是否快樂，全矣！”若是一般人，說到這兒便被問住了，而莊子對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莊子直接到惠子的定義係統中做出評價，進行反駁。此等技藝，乃古希臘哲學們相互辯論時的殺手鐧，而大名鼎鼎的辯證法，便是由此衍生的。而莊子在不經意中便將他們的看家本領運用得如此之妙。所以善辨的惠子頓時啞口無言。莊子雄辯之才，由此可見一斑呐！所以說，老莊之所以反對“言”，並不是什麽“酸葡萄”心理。道家認為，世人沒有善用上蒼所賜的這項技能。因為人們工於言辭的華美而不務其是否合乎道義，越來越多的人以“言”駁倒對方為目的。如此這般，“言”便不再是純潔、樸素而美好的了。“辯”是當時，以至於現今，“言”的最大功能之一。這個辨則是所謂的“辨是非”。
眾所周知，據西方聖經中記載，亞當與夏娃之所以被主逐出伊甸園，正是因為他們聽信了蛇的花言巧語，繼而偷吃了禁果，而那個禁果所代表的恰恰就是“智慧之果”。人類最珍貴的本真，便在理解“是非”的霎那化作了灰燼。在東方的國度，我們的先哲對“是非”與“辯言”的理解是不可分而論之的。我們少了西方神話而激情的劇變，而多了幾分理性的論證與思考。墨子說道：“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是故交相非也”，“交相非”者，反“兼相愛”也。然小子以為墨子之言僅限其表，而根卻歸於他本人理想中的“愛人如己”，是故竊以為此論不及莊子之力透紙背。
再看莊子：“辨者，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何以為據哉？”先是針砭時弊，指出了“交相非”的本質，而後他又對此加以詳解，並分類討論，他說，你說服了我，你真是正確的而我真是錯誤的嗎？我說服了你，我真是正確的而你真是錯誤的嗎？還是我倆都是正確的或是都是錯誤的呢？那找一個“局外人”來評理，他若和你的意見相同，怎麽可能評出真理呢？他若和我意見一致，又怎麽可能公平待之呢？如果和咱倆的意見都不一樣，那不就成三足鼎立之勢了嗎？若此，焉能得知誰是誰非！最後，莊子得出結論，“是非之彰，道之所虧也。”所以說不要去分辨誰是誰非，就是順乎自然了。彰是非，分勝負，此辯言之所為作也。如莊子所說，辯者，虧道之行也。然則何以不虧？自然以不辨，何能使人不辨？或返璞歸真？以知“物化”也。
正是“無言喻道天之道，遊龍豈為是非擒！”
有用？還是無用？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此乃李義山之絕句，而“物化”一詞便是出於莊周夢蝶的故事裏。物化，即萬物同化。莊子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言萬物必有其價值所在，亦必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部分。
俾眾周知，辯證法三大理論中的“否定之否定”闡述到：否定的東西也同樣是肯定的；自相矛盾的東西並不消解為零，消解為抽象的無，而是基本上僅僅消解為它的特殊內容的否定。也就是“否定”隻是否定了整體中特殊的一部分，而不是全盤的否定。這與莊子之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皆言“無價值”中的價值。蓋李太白有感於此意，作“天生我才必有用”雲雲。莊子又曰：“凡物無成與毀，複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唯不庸予諸用”，故天下間沒有無用之物，隻有不知用之人。誠然，人們有時候的確隻執迷於外物具體存在的表象，而不去探究其內部抽象的本質價值，在《南華經》中，“有用無用”的例子可謂是俯拾即是，莊子以這些例子諷刺了那些隻注重“外”的凡夫俗子，而用他的想象展現給世人一個新的世界，一個討論物質內在矛盾、內在價值的世界，也就是另一個角度的世界，以此與識內外之分者共勉。譬如，莊子記載了看似大而無當的葫蘆，而他卻將其做成腰舟，逍遙於江海；又比如社神與木匠在夢中的交談；再比如可以用來修心養性的參天櫟樹，等等等等。
其中，莊子假社神之口，講出了這樣一番道理：說人之長壽，體健者也；木之長壽，不才者也。木之能成材者，或作棟梁，或作棺槨，或作舟車。言而總之，無一不死於非命。是故“不材”，乃木之福相也。在世人眼中，能成材的木頭才是有價值的木頭，而在“木頭界”，能成材卻是夭折、早衰之相。當人們習慣以約定俗成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時，莊子卻以木頭的角度，借木頭之口，講出了上麵的那番道理，足見其目光之銳利與心懷之悲憫啊！後來的荀子，蓋基於其意，作曰：“質地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是故言有招禍，行有招辱也。”荀子之言旨在教人斂藏，莫行極端以道中庸。而隻有莊子真正做到了人與自然融為一體，這不正是“周之夢蝶，蝶之夢周”嗎？
《莊子》中還記述了一些奇人異士，支離疏，就是其中的一個，莊子形容道：“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這樣一個人，給人縫衣服就可以養活自己；幫人幹幹莊稼活，足以養活十人。主上征兵，沒人抓他戍邊；主上接濟殘疾人，他能拿十斤米麵及三捆柴火。“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像支離疏這樣的人，才可謂是知者之形，正應了那句老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是故真人識此以明內外。內者，知物化而得其真也。然則外者何如哉？
正是“智者德星勞力盡，愚人賤士養神頻。”
實？還是賓？
真，非貴於知之，所謂知“道”，易也。而真，貴於守之。莊子正是守真之人。他所參破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我不能一一列舉，亦無法敷陳，故隻能勉力試言其萬一而已。
莊子曰：“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這“內外之分”便是玄機所在了。我以為，內者，乃孟子所謂之“本心”，亦可為道家所謂之“本真”者也。而所謂外者，則如名利、貴賤、美醜，乃至乎生死。莊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貴賤、賢與不肖、毀譽，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不足以滑和，不可入靈府，故能接而生時於心也。”
所謂美醜者，言形象也，在《莊子》中，有個奇人叫做哀駘它，其相貌可謂是惡駭天下。然丈夫見之，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寧為其妾而侍；國君見之，甘舍其國以遺之。何者？以其德高也。這個哀駘它並不貪圖榮華富貴，他不矜己功，不非人能。隻是和而不唱，也不言四界之外的神說給人以殫見洽聞的形象。所以任何人與他交往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這大概就是哀駘它韜光養晦的大德吧！古者形象雖惡而道行高者，如仲尼、士元、洪武雲雲，皆非“奶油小生”，而後世重其德而忘其形，此類之人，不可勝計。而今者為其形貌之美而傷其體膚，不亦惑乎？
從古至今，小人為利所惑，而士則為名所惑。留盛名於後世而以其身軀殉國者，宋有文天祥，近有六君子，實繁有徒。世人皆以孟子之“舍生取義”為安身立命之本。殊不知，儒家所行的是人道，而道家所法的卻是人道之上的天道。莊子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在莊子眼中，功名利祿不過是過眼煙雲，不足以掛之於心而係之於意。對於莊子本人，他寧願曳尾於塗中，亦不屑桎梏於堂上。在莊子這裏，不論是那些為利所迷的小人，還是為名所累的君子，通統謂曰：“皆損性也”。然古者未損性者亦不可勝記，譬如許由，昔堯讓天下於洗耳翁，翁不受，對曰：“名這個東西啊！實之賓也，我要它來根本沒用。你還是拿回去吧！”堯再讓，許由曰：“看那小鳥，即使它擁有一整片森林，而它所能享用的不過是那其中小小的一枝；再看看那小鼴鼠吧！即使它擁有一整條黃河，而它所能喝的也不過是滿腹而已。這虛名對我來說，又有何用呢？”許由之論真可謂是深中肯綮啊！而今者多不識此，是故相比以宮室之造價、衣服帶履之豔麗、飲食之奢華、舟車之文飾，夫離道斯不遠乎！
對於高人，看破前兩者實非難事。然莊子之高，便高在他也看破了生死。莊子對生、死作喻，他說，“生”就如同長了個瘤子，而“死”恰恰是把這塊瘤子切除掉了。正所謂“人浮於世”，道家認為人生在世，止一個“浮”字；人死，亦一“休”字。生與死，都是生命狀態的表現形式，或者說是過程，莊子雲：“生老病死，止化耳。”出生或是死亡，不過是這兩種形態之間的轉化而已。關於這個“化”，《莊子》記載了這樣篇遊記：支離疏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昆侖之虛，黃帝之所休。兩人看得出神，不知何時，在滑介叔的胳膊肘上長出了個大瘤子，支離疏問道：“您厭惡它嗎？” 滑介叔對曰：“‘生’這個東西啊，本質上就是假借著我這個形體而存在著的，那麽，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這個瘤子對我來說不過像是一粒微塵落在我身上而已，再者說，今天我與您來到這裏，就是為了觀賞天地間的‘化’，而現今這個‘化’就降臨到我的身上，那我為何要厭惡它呢？”嗚呼啊！嗚呼啊！此境何等之高！“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好一個“化”！所謂“生死亦大矣”，莊子對生死尚如此豁達，何況他者哉？如此，則慎內而閉外，故外魔不能擾，是以能守其本真。
正是“生死相化駒過隙，名利安能擾我心！”
莊子散文之瀟灑，忽而雄奇壯麗，高於九天之外；忽而過化存神，甚於譎雲詭波。嬉笑怒罵，猶如不羈之野馬；振聾發聵，好似乏時之濃茶。若說莊子是純粹的聖人，並非不可，但卻有點對不起他那真性靈；若說莊子是十分的狂士，亦非不行，但也忽視他留給世人對生命、自然的思考。看來看去，還是唐玄宗封得最妙，好一個南華“真人”啊！
小文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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