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謝盛友在班貝格大學做報告“為什麽我是基督徒” (Warum ich Christ bin)的宣傳海報

You Xie gehörte zu den 100 einflussreichsten Intellektuellen Chinas. Darüber hinaus hat sich You Xie als Herausgeber mehrere internationaler Zeitungen weltweit einen Namen gemacht. In Bamberg betreibt er den China Fan Imbiss am Kranen mit Kultstatus und engagiert sich seit 2014 als Lokalpolitiker im Stadtrat. You Xie stammt aus einer taoistischen Familie, deren religiöse Tradition auf das 5. Jahrhundert v. Chr. zurückreicht. Nach seiner Migration wendete er sich dem Christentum zu, ließ sich in Bamberg taufen und ist Mitglied einer evangelischen Kirchengemeinde.

基督徒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2016年母校中山大學派人來采訪我，我說：“我的血管裏既流淌著孔子的血液，也流淌著耶穌的血液。《聖經》的十誡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終是我為人、為文、為官的標杆。”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記者說，他很崇拜牟宗三。牟宗三是新儒家代表人物，認為當代新儒學的任務為“道統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上課時，有人問他如何看待華人成為基督徒這事？牟崇山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最好還是不要去信基督教。牟宗山的這一說法有很大的影響力，國內很多知識分子認為，信基督教等於放棄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我謝盛友很難接受牟宗三先生的這種觀點，我崇拜晏陽初（1893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幼年時中華傳統經典教育和日後的教會教育以及美國的民主教育對晏陽初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晏陽初本人曾經提到，“三C”：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影響了他的一生。

“三C”同樣影響我的人生。謝家大哥同樣是中山大學校友謝文鬱說，基督徒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這個問題不會存在於華人基督徒身上。他是基督徒，但他從來不會對中國人這一身份有任何懷疑。但是，對於非基督徒中國人來說，非基督徒的感覺或許不同。

中國人如何看基督徒，這裏有一個曆史問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傳入中國之後，追溯到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士強調穿漢服、說漢語，企圖說服儒家，易佛補儒。他們認為佛教的生死觀不如基督教的生死觀。

人們注意到，儒家隻關注這個世界的問題，不關注生死的問題。因而，他們要把基督教的生死觀補充進來，使儒家得以完整。

利瑪竇所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的這種做法剛開始時效果還不錯，對許多儒士有吸引力。但是，當其他天主教修會進來之後，這種做法收到批評。很快地，為了堅持天主教的儀式，他們和康熙皇帝發生了禮儀之爭，導致清朝的禁教國策。

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楊鳳崗博士在《皈信·同化·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研究》一書中對這些海外同胞的身份有3種劃分：一為從“政治身份”上而言的“中國人”，其在政治立場上、意識形態上和社會利益上形成了“身份”認知和認同上的不同理解、側重及傾向；二為從“文化身份”上來看的“華人”，這些“華人”即超越了各自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而有著文化尋根、精神求源的期盼和努力，盡管大家在海外可能走上了彼此迥異的生活道路，卻共有著一種“中華”情結使之魂牽夢縈；三為從“血緣或種族身份”上相關聯的“華裔”，體現出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感和魂靈。

楊鳳崗寫道:

從近現代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認知來談，一般中國人會視基督教為“西方文化”的“產物”和“代表”，因而是“異質”文化或“洋教”，對中國文化及宗教形成一定張力或對峙。過去曾有“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之說，當基督教被視為“洋教”之際，“中國的皈信者”亦可能會被當作“叛國者”。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排外”、“斥洋”情緒已有了明顯好轉，中國人的心境顯得更為開闊、有著更大的包容性，這為基督教與中國的重新對話提供了社會環此外，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成為中國大陸的指導思想，雖然給強調“國粹”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發現、體認中國文化身份認同上帶來了惆悵和茫然，但這種意想不到的“西化”或某些“本本主義者”實質上主張的“全盤西化”卻使“外國性”已不再是一個問題，達成了當代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開放和開明。這樣，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基督徒”亦可以是“中國人”，並不一定會是非此即彼的或“多”或“少”。至於對已移居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華人而言，則可以體會、體悟或體驗到基督教與西方社會的內在關聯和精神凝聚，其“皈信”則是非常自然之事，故而並無靈性、情感和意誌上的壓力。成為“基督徒”使他們更容易融入美國或西方社會文化，更能適應其社會及社團生活。對其而言，信仰基督教乃是極為自然的社會文化生活，而基督教會亦是其不可或缺的社會細胞結構，所以其“皈信”在這種氛圍中就顯得平常、自然和普通。當然，除了社會團契之必需以外，仍有不少華人會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境。

地觸及到“基督徒”與“中國人”的關係問題。雖然這些海外華人基督徒在“國籍”上，即政治社會身份上已成為“美國人”，從而出現實際上的“多”與“少”之比，但在其文化上、血緣意義上，這些“華人”不可能丟掉或忘掉其“中國”或“中華”情結及情感。從這一意義上講，“美國的華人基督徒”遂成為極有意義、頗值研究的“文化”、“宗教”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華人基督教會使這些在美國的華人雖然意識到其“美國人”和“基督徒”身份，卻仍在保持著、維護著其“華人”身份，延續著其與“中國”的“文化”或更多層麵之關聯。

作為中國人基督徒，對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把聖經中所啟示的以心靈和誠實來愛主愛人的真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特別是孔子所提倡的“仁者愛人”和王陽明所提倡的“心學”更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這樣，我在文化上不至於成為無根的人。

[謝盛友]

黃玉順：儒家應善待基督教


　　 第三個大問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關於基督教的問題，尤其是儒家對基督教的態度問題，我特別想講一講。

　　

　　 今天，中國大陸的儒家對基督教（我說的“基督教”包括所有教派）、或者說“耶教”的態度，是極其反感，乃至於拚命抵製，但是好像效果不佳。關於這個問題，我講以下這麽三點：

　　

　　 第一點，我有一個判斷：基督教將成為中國最大的宗教。

　　

　　 我說“將成為”，是因為我現在手上缺乏關於中國基督教信徒的準確的統計數字。在中國沒法做這個統計，統計不了準確數字，有可能它現在已經是最大的宗教了。不過，我想強調一點：我雖然對基督教懷有同情，但我本人並不信基督教，我隻信孔子。我做出這麽一個判斷，不是瞎說的，而是有根據的。其實，我前段時間看到過一份比較詳盡的材料，是社會學方麵的研究成果，它提供了很多數據，是完全支持我的判斷的。[19] 僅僅以這份並不充分的數據來看，我應該做一個更準確的表達：基督教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中國最大的宗教。這麽講，可能比較穩妥一點。

　　

　　 我還有一個根據，就是東亞的情況。我到台灣去，或者到韓國去，都比較注意這個問題，了解這個方麵的情況。你會發現，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現代轉型、民主化轉型以後，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宗教的複興，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而且，在這個宗教複興當中，基督教往往獨領風騷，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現象。

　　

　　 此外，還有其他的根據。比如說，基督教本來也並不是歐洲的傳統，後來卻成為了歐洲的傳統、西方的傳統。何老師是這個方麵的專家，待會兒何老師可以講講這個問題。基督教既然可以成為歐洲、西方的傳統，那麽，基督教將來成為中國的傳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點，我還有一個判斷，也算是上麵那個判斷的另外一個根據：基督教在中國未來的命運，可能會類似於佛教在中國的命運。

　　

　　 眾所周知，佛教是發源於印度的；但是，它卻成為了中國的傳統，即我們通常所謂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儒、道、佛”，而印度今天反而不再是佛教國家。今天至少可以說：大乘佛教在中國。在東亞的宗教複興中，台灣的佛教是最興盛的，是最大的宗教。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多次“滅佛”，結果呢，佛教並沒有被滅掉，反而變成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成為了中國的國教，盡管名義上不是“國教”。

　　

　　 這讓我想起，基督教在中國曆史上也多次受到限製、甚至打壓；近代以來，也發生過多起消滅基督教的事件，尤其是晚清的義和團的“滅洋”事件，民國年間還有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基督教在今天也受到官方的限製和儒家以及民間一些力量的抵製。結果呢，基督教這些年卻在中國迅速傳播。這是耐人尋味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謝文鬱老師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我剛才談到，他既是基督徒，又是儒家，這些年在做“儒耶互釋”的工作。當然，謝老師的一些具體的觀點，我可能不是很認同；但他的工作的基本方向，我覺得是正確的，代表了未來的方向。

　　

　　 第三點，我還有一個判斷：基督教的教義將會中國化。

　　

　　 這同時也是我的一種希望。佛教在中國的成功傳播、甚至成為中國的文化傳統，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佛學的中國化，而且是自己自覺的中國化，即變成中國式的佛學。所以，我想，基督教恐怕也必須自己自覺地中國化，即變成中國式的基督教。不僅如此，甚至可以考慮“儒家基督教”。這不是不可能的，我覺得謝文鬱教授就是一個例子，我再次充分肯定謝文鬱教授的工作。不光是中國的基督徒可能如此，事實上，我們知道，例如美國的“波士頓儒家”（Boston Confucianism）的一些代表人物，本來就是基督教神學家。反過來說，一些儒家也可能成為“基督教儒家”。當然，我自己不做這個工作；但是，我不反對別人做這個工作。總之，我覺得中國的基督徒要做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基督教的中國化，這可能代表著基督教未來最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我再講一層意思，來結束我今天的這個談話，那就是：儒家應該善待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