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並沒有否定“文革”

鄧小平並沒有否定“文革”

2015年5月19日，一個至今仍然是帶著大右派帽子叫儲安平的人，失蹤50年後，衣冠塚在江蘇宜興落成。三天後的5月22日，《環球時報》不失時機的跟進一篇文章；《儲安平衣冠塚讓如煙往事沉澱》。其中有這樣的話：

“……儲安平在1957年所扮演的角色是悲劇性的。……”。
“借儲衣冠塚落成重糾往事和恩怨，這不是值得鼓勵的傾向。……不推崇鑽牛角尖”。
“中國社會不主張放任撕裂，……當下的無論什麽人，都不應再消費儲安平。……”。
《環球時報》提醒大家，不要對這個人“再消費”。 社會不主張他那樣“放任撕裂”。

儲安平是至今未予平反的，全國不予摘帽的96名右派中，5名“國家級右派”之一。中央不給他們摘帽，是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1957年反右是正確的，隻是出現了“擴大化”。運動本身沒有錯誤。
第二，全國不予摘帽的96人，是鐵定的真右派。這正說明了運動的必要性。

已經摘帽的，說明這些人原本是人民內部矛盾，或者是可以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的人。
不予摘帽的，就等於是敵我矛盾。儲安平就是這樣的人。說人民公敵也不為過。

據中共中央公布的資料，1957年和19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摘帽”552877人，不予摘帽96人，其中“國家級”5人，分別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

陳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曆史學家，5大國家級右派中唯一善終者（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者）。在民盟中央一屆四次全會上，陳仁炳被選為中央委員。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期間，因民盟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閔剛候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去北京，由陳代理主任委員。以後，陳又被選為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屆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員會第三屆市委委員、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同時擔任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1957年他提出“反對鄉原態度，提倡賈誼精神”，結果被當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的張春橋在題為《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麽？》一文中點名，後來又在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被點名。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批鬥，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4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隻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90年12月9日，陳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歲。

1957年的青島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右派的原則：一是“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一是“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鄧小平在7月23日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關於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核批準。8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決定，同時發表社論解釋：

“對於這些壞分子，一般地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是無效的；采取簡單的懲罰措施也不行；在機關、團體、企業內部也決不能繼續留用；讓他們另行就業又沒人願意收留他們。因此，對於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根據人民政府長期的研究和考慮，把他們收容起來，實行勞動教養，就是最適當的也是最好的辦法。”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曆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

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反右的繼續。鄧小平否定“文革”不堅決、不徹底，以至於中國今天還是反右、還在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