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謝盛友：德國統一日 中國月圓時
今天是2009年10月3日，是德國人的統一日，中國人的中秋節。我在閱讀台灣朋友郵寄來的中國時報集團出版的《旺報》。
讀了 黃奕瀠 女士的《知名學者錢理群的分裂家庭》，感慨萬千。
1995年，理群從韓國、我從德國到台灣參加中國青年團結會組織的第五屆全球中國學聯“台灣之旅”研習營。當時參加“台灣之旅”的學員均是大陸在海外的學生學者，有的20多歲，有的已經70 歲。大陸學人經常把“中國青年團結會”念成“台灣青年團結會”，時任會長杜寶瑞教授聽了不高興：“是中國青年團結會，我們都是中國青年！”
“台灣之旅”藉由座談討論及參觀訪問形式，加深全球兩岸青年學者情感與知識層麵的交流，所獲致之成果不僅得到參與學人的一致肯定，更受到海內外各界的矚目與重視。中國青年團結會秉持一貫促進中國人社會相互了解之精神，為兩岸青年搭起溝通了解的橋梁。
理群是中國魯迅研究的權威之一，比我大19歲。時，還差幾年即花甲的他，每天與我“謝兄長”“謝兄短”。我生來（遇到三年饑荒）就挨餓、上學（遇到文革）就停課，何德何能當“兄長”？然而，理群的自信與眾不同，而且還夾著中國式幽默：“你算很好啦，37歲留洋讀博士，看我生於四川，長於南京，在貴州流放18年，兩鬢斑白才當上老童生，42歲才獲得文學碩士，被視為青年學者，還添稱北京大學中 文係 教授。……”
理群的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他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理群在《我的回顧與反思》中表示，“我們家有兩次家庭分離，一次是抗戰，一次就是1949年，這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們全家沒有一張合影，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
與理群一樣，我家也沒有一張合影，同樣有一個分裂的家庭。我爺爺謝熹大學畢業後，為了救國，嘔心瀝血，日夜辛勞，竟然於民國24年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五中會時病逝，他的堂妹謝飛，為了革命加入了共產黨，參加萬裏長征，後嫁給劉少奇為妻。堂姑奶奶 謝飛老 太太迄今仍健在，她還是那麽好讀書，活到老學到老。不過我對她的期許卻不是讀而是寫，希望她能提起筆來，記下她這一輩子冗長的“紅色疑惑”。但是，近日接到一位中南海人士的來信說，謝飛對選擇革命無一絲後悔。
在中國，恐怕有千千萬萬個像我們這樣的分裂家庭。我們中國人不論走到哪裏，這把骨頭，哪怕燒成灰，畢竟還是中國人，畢竟是一個大家庭。
如果把中華民族看成一個大家庭，你我都是生活在一個分裂的家庭裏。
那年參加“台灣之旅”，參訪政府機構，很多老國民黨人士在接待時，第一句話總是這麽說：“歡迎中國學人繞道海外回到台灣訪問。”我們聽到這樣的歡迎詞，內心很感動，因為這些老國民黨人士視大陸和台灣同為中國的一部分。到民進黨黨部參訪，他們就是“歡迎中國學人到台灣訪問。”我們聽到這樣的歡迎詞，沒任何親切感，因為民進黨人士不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台灣大學與同學座談，他們問我“兩岸統一最大的障礙是什麽？”，我說，是台灣海峽。同學們笑了，而我是認真的。
縮短台灣海峽距離的第一人就是 蔣經國 先生。1987年， 蔣經國 先生開放赴大陸探親。那年，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坐火車從北京回長沙，同車廂裏就有兩位從台灣回湖北探親的國軍老兵，他們拿著台胞證到處旅遊。一位老兵的話我至今仍然記住：“我當年是一個小兵，幸虧同鄉是開船的，才能逃到台灣，如今已經老了，沒想到還有命回家看老婆。老婆在家裏幫助看管老家，當然已經嫁人了，是我村裏的堂哥哥，他們幫助我養育我兩個親身骨肉，都長大成人了，真不容易。……”老兵說著說著，老淚縱橫。
火車搖搖晃晃，我昏昏想入睡，突然想起柏林牆，想起施奈德（Schneider）。1961年8月12日至13日淩晨，東德政府在一夜之間築起這堵圍牆，它把柏林隔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這堵牆給德國人造成的血淚創傷，收集於施奈德的《越牆者》(Der Mauerspringer)一書。
東德為了隔絕東德人民與西德的接觸與投敵，於是沿著邊界在己方的領土上建立圍牆，將西柏林整個包圍起來。柏林牆的建立是二戰以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牆倒塌，兩德重歸統一。
德國統一了，中國月亮何時圓？
寫於2009年10月3日， 德國統一日，中國中秋節
發表於 2009-11-04 22:24:31
德國總理默克爾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時，奧巴馬說，柏林圍牆倒塌即將滿20周年，相信這對在東德成長的默克爾來說，是個特殊的時刻，如今德國已經發展成強有力的歐洲盟國，也對全球性議題深具影響力。默克爾則表示，她要特別感謝美國人多年來在東西德統一的過程中，所提供的支持。默克爾隨後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在演說的最後，她以英文強調自由的可貴：“柏林的自由之鍾，正如費城的自由鍾，是提醒我們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標誌，而必須透過奮鬥而來，並在我們的生命中日日維護。”
總長169.5公裏的柏林牆，建於1961年8月13日，15道防線隔離著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含首都東柏林）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西德）的飛地西柏林，是二戰以後德國分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牆在東、西德人民的歡呼聲中倒塌。
為了紀念20年來這個寫下曆史的一天，德國人整整花盡了一整年的時間。2009年新年剛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在播客中表示，圍牆倒塌20年後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國共產黨的獨裁體製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曆史不能遺忘外，應該讓年輕人認清獨裁的危險。這位出身東德的總理，2009年10月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米勒祝賀，表示“在柏林牆倒塌20周年後，一個柏林女作家獲獎，這是個極其美妙的信號”。米勒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永遠需要警惕那個扼殺自由和人性的時代重來。
柏林牆被推翻半年後，民主德國宣布解散，她的5個州和東柏林加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1990年10月3日，西德完成了兩德的統一。於是10月3日被定為德國統一日，是德國國慶節。但德國柏林牆的倒塌，給中國似乎沒有帶來絲毫正麵影響，反而還給了當局為數個月前在天安門事件中的表現找到了自我歌頌的理由。這種自我歌頌，持續了20年。
德國國慶節，對於遙遠的中國實在無甚相幹，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在意它。事情就是這麽湊巧，20年後的2009年10月3日，卻正好是中國農曆中傳統的的中秋節。為此，現居德國的華友集團總裁，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德國班貝克大學企業文化專業客座教授謝盛友在這一天寫下《德國統一日中國月圓時》的精彩文章。
謝盛友教授從1995年到台灣參加中國青年團結會組織的第五屆全球中國學聯“台灣之旅”研習營說起。當時參加“台灣之旅”的學員均是大陸的海外學人，有的20多歲，有的已經70歲。大陸學人經常把“中國青年團結會”念成“台灣青年團結會”，時任會長杜寶瑞教授聽了不高興：“是中國青年團結會，我們都是中國青年！”“台灣之旅”受到海內外各界的矚目與重視，是因為其秉持一貫促進中國人社會相互了解之精神，為兩岸青年搭起溝通了解的橋梁。
謝盛友教授回憶說，他爺爺謝熹大學畢業後，為了國民黨嘔心瀝血，日夜辛勞，竟然於民國24年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五中會時病逝；堂姑奶奶謝飛，卻加入了共產黨，參加長征，後嫁給劉少奇為妻。謝飛老太太迄今仍健在。他說，在中國，恐怕有千千萬萬個像他們這樣的分裂家庭。但中國人不論走向如何，都畢竟還是中國人，畢竟是一個大家庭。但他說，如果把中華民族看成一個大家庭，你我都是生活在一個分裂的家庭裏。
他回憶那年參加“台灣之旅”，參訪政府機構，很多老國民黨人士在接待時，第一句話總是這麽說：“歡迎中國學人繞道海外回到台灣訪問。”他聽到這樣的歡迎詞，內心很感動，因為這些老國民黨人士視大陸和台灣同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到民進黨黨部參訪，他們是“歡迎中國學人到台灣訪問。”謝教授對此沒任何親切感，因為歡迎詞不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台灣大學與同學座談，他們問我“兩岸統一最大的障礙是什麽？”，我說，是台灣海峽。同學們笑了，而我是認真的。
謝盛友教授回憶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坐火車從北京回長沙，同車廂裏就有兩位從台灣回湖北探親的國軍老兵，一位老兵的話他至今仍然記住：“沒想到還有命回家看老婆。老婆在家裏幫助看管老家，當然已經嫁人了，是我村裏的堂哥哥，他們幫助我養育我兩個親身骨肉，都長大成人了，真不容易。……”老兵說著說著，老淚縱橫。
謝盛友教授突然想起柏林牆，想起施奈德。這堵圍牆，它把柏林隔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東德為了隔絕東德人民與西德的接觸與投敵，於是沿著邊界在己方的領土上建立圍牆，將西柏林整個包圍起來；直到1989年11月9日，屹立28年柏林牆倒塌，兩德重歸統一。這堵牆給德國人造成的血淚創傷，收集於施奈德的《越牆者》一書。
閱讀謝盛友教授的文章，筆者心情沉重。中國的中秋節，要吃月餅，象征團圓。但是中國的月餅，缺了一塊。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徽，就是一個圓圓的月餅，但象征台灣的一塊，卻被一道彎曲的溝割開。所以，中國的團圓節是不真實的，看似團圓，但中間有一道鴻溝，一道不知如何去填平的鴻溝。
中國分裂分治60年了，阻隔中國團圓的並不是那一道淺淺的海峽之溝，而是由於意識形態和體製製造的無形鴻溝；是為一黨之私而難以填平的欲壑。去年，2008年中秋節，為挖苦那些反民主的某些中國學者，筆者曾寫下《月光下，豬吃了月餅仍舊是豬》的博文，今年中秋，筆者曾想對那些私欲熏天卻口喊大義的某些官僚，說一聲“團圓中，狼愛上了羊依然是狼”。不過，怕激憤中的言辭有副作用，就作罷。
其實，中國的不團圓，分裂分治60年，民眾的酸甜苦辣，都點滴寸心知。美國之音在中共建政60周年前采訪了海峽兩岸的4名中國人，似乎從中能讓讀者體味這種酸甜苦辣。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姚監複出身於一個國民黨軍官家庭，父親1949年隨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85軍110師師長廖運周起義。中共奪取政權後沒有虧待姚監複一家，他本人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四個妹妹也都學有所長。但跟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們沒能躲過“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姚監複說，“1966年的紅八月，紅衛兵抄家的時候，一晚上把我母親活活打死。我母親的祖母是黃興的親姐姐，湖南人的性格剛烈。另外大概逼她承認是特務，她又不是。分開打的。父親沒死。讓他回原籍。他已經耳朵聽不見了。第二年，我們農技院的專案組又去逼他，說是‘你兒子是反革命。’第二天，全公社開會鬥爭。(後來他)上吊了。我跟我們四個妹妹都是勞動下放。鬥我比較厲害一點，因為我說了一句話，‘江青有病。有人建議毛主席和江青離婚。’這是64年的。我就告訴一個人，這個人是我學校裏的黨支部書記。到了68年的時候，他揭發了。第二天，定我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樣十年文革，一直處於在地獄裏的狀態。給我留下的一個紀念呢？就是一拳打到我眼鏡上，把眼鏡打壞了，右眼打瞎了。從此以後，看人看事就‘一目了然’了。”姚監複後來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他說，比起“文革”，中國正在變好、已經變好、明天應該變得更好。
北京曆史學者章立凡的父親是1957年的所謂“大右派”章乃器。章乃器1935年與宋慶齡、沈鈞儒等組織救國會，成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1945年與黃炎培、胡厥文等發起民主建國會；1948年底應毛澤東之邀，舍棄香港的企業秘密北上，參與籌備新政協。章乃器曾受到毛澤東的禮遇，曆任政府要職。1957年，章乃器因對國家的民主和法製建設、新時期的階級關係及個人崇拜等問題提出意見而遭到批判和罷職。章立凡說，他父親當時很相信共產黨的宣傳，覺得共產黨治理國家很有前途。但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分子後，情況就變了。章立凡說，“從我父親這個角度，他待遇降低，另外就是還有些司法迫害，用一些官司來剝奪他的個人財產。從我個人來講，在學校受到歧視，‘黑五類’等等。大家受過的罪，我也都跟著受了。所以我們這一代人來講，我們的幸運與不幸都在我們的經曆之中。由於我們有了這樣的經曆，所以我們能夠比較早地反思體製，比較早地覺悟，這可能是我們的幸運之處。”
楊德祿的經曆與前兩人不大相同。他是農村的人民公社社員，現在則是北京鄉居樓酒家和南官莊園的老板，有600畝耕地；他兒子曾留學荷蘭，還娶回一個荷蘭媳婦。楊德祿說：“過去社員在生產隊裏麵幹活，天天拿著鐵鍬、拿著鎬，到地裏頭去種白薯、插秧。幹這一天的活兒，才掙多少錢？我記得很清楚：一毛七厘七。因為過去我父親是會計，每年的春節前到我們家那大土炕上，好多會計，啪啪啪啪，算珠非常悅耳，但是打來打去，到年底這麽一算帳，社員和家庭都該欠生產隊的，沒有往回說拿錢的。為什麽窮呢？每天你抗著鋤頭，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幹指定的農活。什麽都不讓搞，就是地裏刨食。排著隊，軍事化，唱《東方紅》，早請示、晚匯報，晚上還得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拖拉機也好，大車也好，隻能往地裏送肥。你想是拉點買賣，這不可能。一拉買賣，就資本主義道路了。家裏頭養幾隻雞，下幾個蛋。我母親帶著我賣一筐雞蛋，回來買點油鹽醬醋，在文化革命還給檢舉揭發了。因為做這點事，我們家還給抄家了呢！從什麽時候生活就產生變化了呢？實際上還是這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後，關鍵是政策變了。原來不允許的東西，現在都允許了。從改革開放以後，村裏麵社員生活水平提高了。”楊德祿後來當上了工人，再後來就和哥哥一起創辦了一家太陽能公司，叫“九陽實業公司”。現在，哥哥繼續辦九陽公司，他則辦起了農家樂。他的鄉居樓被評為北京市“優秀餐飲企業”。
謝啟大出生在大陸，滿月後就跟父母去了台灣，當過小學老師、法官，還從事過司法改革運動，後來從政，參選台灣立法委員，曾任台灣新黨黨主席。她還參加並通過了大陸的司法考試。謝啟大說：“在台灣，也就是在我們的兩蔣總統——蔣中正先生和蔣經國先生他們在主政的時候，我受的教育。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們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那我自己也以身為一個中國人為榮為傲。在我小的時候，經常參加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的閱兵，是10月10號。當然，那個時候，對岸，也就是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我們兩邊是敵對的。隨著最近這20多年兩岸的往來，兩邊的敵對的狀況減輕。這個時候，我已進入了台灣政壇。當時的執政人其實正是所謂的有台獨傾向的，像李登輝或者是陳水扁。雖然我是每一次也會被邀請參加國慶閱兵，可是我從來就不會去的。這一次，中國大陸，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的閱兵，我自己就很想參與，我是很想去坐在那邊去感受一下，我們兩岸之間的界限是不是慢慢地淡了，是不是我們能夠不以另外一個國家或者是敵對的國家的態度來看待這次閱兵，而把它當成是一個大中國的一個國慶，大中國的一次閱兵，一個大中國的一個崛起，和大中國的一個所謂的國力的展現？我比較會希望用這樣的態度來看。”
謝啟大現在生活在北京，如她在台北生活，恐怕後一段話的說法會不一樣。但無論如何，一個大中國、一個團圓的大家庭的期望，都是共同的。
在2009年的華夏中秋節，適逢德國統一日，是對中國傳統團圓觀念的絕妙現實嘲諷。2009年，兩岸的經貿關係很熱，但大陸卻很希望政治關係也熱起來，也一直難有突破。說句實在話，一個社會民主、人民自由的地方，很難和社會集權、百姓禁忌多多的地方發生實質性的政治交流，連美國在政治交流上都會小心翼翼，何況台灣。德國的統一，是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的西德統一了專製、獨裁、計劃經濟的東德。這，恐怕也是今後世界所有尚處在分裂狀態中的國家，都必須履行之道路。為了國家的早日統一，筆者期待大陸的執政黨盡快全力推動政治改革，否則，是沒有資本、沒有麵目談“團圓”問題的。
對於我等公民來說，筆者想套用默克爾的說辭：民主、自由和統一，不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透過奮鬥而來，並在我們的生命中日日爭取。
謝謝大哥的分析.辛苦了.糾正一點:我並不崇尚福山.
我希望自由和平,司法獨立,人的尊嚴不可侵犯.
我崇尚:自由經濟加社會主義
謝謝LZ看得起，分析談不上，觀察而已。
美國不可能再發動一場戰爭，一，美國國內民眾非常厭戰；二，打仗又要向中國，沙特借錢，難度較大；三，伊朗不是伊拉克，不好打。
伊拉克戰爭吹鼓手們集體亮相華郵，他們基本上以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為大本營的新保守派（你看好的弗朗西斯8226;福山曾經也是，因為說布什的防長是列寧主義後被踢出去了），特點：高調民主人權，實際上是石油軍火。他們最近的論調，仔細看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外交沒用。這次亮相的目的：美國人膽小，應該時時刻刻提醒他們美國有個十分可怕的敵人伊朗，伊朗馬上有核武器了。將來某一天他們就會說我早說過了外交沒用。
即使打,也不會大!
您在美國? 麻煩分析一下, 伊朗戰爭會發生嗎? 不僅我關心, 德國人也很關心.謝謝!
本來共產主義隻不過是一種學說，信也好，不信也好，那是人的自由。蘇聯成立共產政府以後，歐洲和美國群起而攻之，對國內共產主義信徒嚴厲鎮壓。錢學森就是一個例子，參加了一個聚會，十幾年以後聚會的組織者被告發是共黨，錢就無須審判關在牢裏一年多。（謝兄憧憬的人的尊嚴，自由對共黨分子可不管用，那是敵人。更要命的是大多數被指控的共黨都是莫須有的。）
老蔣緊跟曆史潮流，迅速向美國靠近：一手捧聖經，一手拿起屠刀對根本沒有威脅的知識分子。這就開始了擁共和反共的中國版。無數人頭落地，兄弟殘殺，家庭中一家兩黨，鬥到60年前為止。中國人可以說沒有贏家，全是輸家。
二十世紀擁共和反共之爭唯一的贏家是美國，那是有無數不必要的人頭換來的。因為戰爭的利潤實在太誘人了，所以裏根時代開始，新保守黨們重新撿起自由派扔掉的，原來自己強烈反對的向海外推廣民主的老調。高調民主，自由，人權，目的就是對外讓一個國家內亂，最好引發戰爭，對內選民，又有政治紅利，正義的化身。說白了，給戰爭一個機會。
這兩天華盛頓郵報很熱鬧，伊拉克戰爭的吹鼓手們又集體跳了出來，以民主人權為由，向伊朗發難。
有感於謝兄的“一家兩黨”。
當美國總統裏根1987年6月訪問被高牆包圍的西柏林時，德國已經分裂了近40年。裏根總統呼籲說：
"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座牆吧！"
1985年裏根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
呼籲聽起來令人鼓舞，但希望卻很渺茫。盡管前東德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尤其是蘇聯，當時已經長期致力於民主化和政治開放，但東德統一社會黨主席昂納克卻拒絕戈爾巴喬夫的變革主張。1989年1月他威脅說：
"如果有繼續存在的理由，那麽，柏林牆在今後50年，今後100年都還會存在。"
1987年昂內克與科爾會晤在這一年裏，隻有3%的西德人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德國統一。但是，曆史卻像在變魔術。東德人的大規模出逃以及街上的示威遊行讓東德領導人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11月初，東德領導人匆匆忙忙地出台了一個關於放寬旅行限製的條例。1989年11月9日晚，政治局委員沙波夫斯基過早地宣讀了一份有關公民立即享有旅行自由的通告並且作出了錯誤的解釋：
"因此，我們就一項規定作出了決定：每一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公民都可以從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邊界過境站離境。"
就在當天晚上，沒有放一槍一炮，柏林牆旁邊的東德邊境檢查站被洶湧的人流衝垮。而在那些天裏，統一社會黨內部也在上演著戲劇性的一幕幕。中央委員會成員君特·匡特，一個老共產黨員，呼籲將統一社會黨領導層中對民主德國崩潰負有責任的"犯罪團夥"處以死刑。他說：
"在國務院中我們取消了死刑。我讚成重新引入死刑，根據緊急狀態法將那些給我們的黨帶來羞辱，讓它在全世界麵前蒙羞的所有人都槍斃。"
柏林牆的倒塌是那些在萊比錫，柏林，德累斯頓走上街頭的人們意想不到的勝利。他們受到了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匈牙利改革派以及戈爾巴喬夫的鼓舞。柏林牆的倒塌為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沒有了柏林牆，整個東德便麵臨解體。那些希望建立一個獨立，但是民主化國家的聲音很快被統一的呼聲淹沒：
“我們是一個民族，我們是一個民族... ...”
1989年9月4日的萊比錫遊行
在東德人民議院舉行的首次自由選舉中，東德基民盟領導下的德國聯盟獲得了勝利，該聯盟讚成立即加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
在西方，基民盟籍的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早就看到了時代的機遇。他領導的政府在德國聯邦議院各黨派的支持下與新的東德政權以及取得二戰勝利的盟國同時談判，達成了實現兩德統一的協定。科爾向歐洲鄰國和全世界承諾：
"我們德國人已經從曆史中吸取了教訓。我們是一個熱愛和平和自由的民族。我們絕不會將民主交給和平與自由的敵人。對我們來說，熱愛祖國，熱愛自由和睦鄰友好的精神是相輔相成的。"
與當年二戰的戰勝國，也就是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的協定對兩德統一從國際法的角度作出了規定。德國在二戰後首次獲得了全部主權。前提條件之一是正式承認奧德河-尼斯河線為德波邊界線。
1990年夏，東德引入了德國馬克並加入了經濟與貨幣聯盟。1990年8月，東德人民議會決定加入聯邦德國，之後不久，雙方簽署了1100多頁的統一協定。1990年10月3日，全德國的人都在慶祝德國統一。當時的德國總統魏茨澤克說了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話：
"人性化地實現統一太好了。這不是政府的契約，不是憲法，不是立法者的決定，而是取決於我們每個人的行為。"
1990年12月，統一總理科爾和他的基民盟/基社盟在1933年以來的首次全德議會選舉中獲勝。
作者：Bernd Gräßler/樂然
責編：達揚
有時候，看德國關於當年圍牆倒下的紀念片，我會熱淚盈眶，和德國人一起激動。這種情緒是某些原西德人都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