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朋友們的反饋與指正
2023年8月18日
十多天前，我從筆記本存稿中見到一年多前寫的《爸爸的遺願》一文，發給楊繼繩先生，楊老師看後迅速把《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電子版發給我，對我說“建議你用一個多小時看看第一章。”
我用半天多看完第一章。多年前我讀過鴻篇巨著《墓碑》，當時我對作者如何獲得那麽多被刻意銷毀、被鐵腕抹去的曆史真實的統計數據與重要資料，楊老師是如何獲得的感到驚奇。不難想見，這過程太艱巨也太戲劇化了，當然與楊老師身為新華社國內部資深記者有關，也與經曆過大饑荒的人們深埋心中沒齒難忘的慘痛事實有關，缺一不可。楊老師自覺肩負重任，傾注全力詳盡地收集並記錄下慘絕人寰的史實，功不可沒！
2008年4月，我曾追訪過兩位河南老農民，事前有準備，“閑聊”時用攜帶的錄音筆暗自錄好，如實寫成《中原鄉村那三年》上下兩篇訪問記，發在博客上，不久就被網警刪除了，幸好留下底稿。這次我寫的《爸爸的遺願——潘楊王事件起源內幕》，但願我記錄的文字能成為佐證《墓碑》的一份旁證，有旁證也是必要的，這是我不嫌麻煩做此事的初衷。
征得楊繼繩老師同意後，我在原稿中加入潘楊王事件的背景簡介，再次發給楊老師，很快獲得鼓勵：“收到了，這樣對吳芝圃的介紹就全麵了。”
我知道這類文章無論主流媒體還是微信群都不能發表，想聽到讀者反饋，隻能用一對一微信發給幾位親友征詢意見。
我在第一時間發給當代傑出的理論家吳思先生，正忙著寫文章的吳先生看後說: “好文章。有細節就有了真相。長輩們不容易啊。”看了二稿，吳先生又說：“補上背景之後，這三言兩語反而抵得上千言萬語！”莫大的鼓勵，讓我甘之如飴。
我發給著名編輯李大同，他在中國青年報創辦的《冰點》，期期都令人熱切期盼。大同兄不僅文字功底一流，政治見解亦獨到精深，他馬上挑出三處不當用詞，並提問：“第一個主要問題是，還有沒有更詳細的內容？譬如鄧如何麵示？怎樣操作的具體內容？鄧和吳的原話最重要，當盡量還原。”
大同提出建議：“關於新四軍抗日的內容，應盡可能刪減，因為總體上不屬實，新四軍實際上是和日軍勾兌好的，互不侵犯，互利互惠，共同對付國軍，新四軍消滅國軍動輒一次上萬人，對日軍哪有這種勁頭。當然也不排除有過小衝突。吳法憲回憶錄裏，對日軍作戰就一字不提。他是新四軍高級領導，可能更清楚內幕。”
大同兄說：“文中有一處河南方言‘愚虧’，應在括號中注明普通話含義。究竟是愚忠還是愚昧？”“另外，陳健阿姨尚健在否？能否讓她看一下文字？”
隨後，大同還對我說：“新四軍事如有可能，仔細看一下張戎的《鮮為人知的毛》一書。二代所誇耀的父輩戰績，多不可信，父輩自己瞎吹，子女信以為真。連大渡河十八勇士都是瞎編出來的，別的可想而知。”
“皖南事變的真相，就是毛借國軍之手滅掉新四軍，和消滅西路軍一個性質，因不是嫡係武裝，毛不想成為日後威脅。看一下皖南事變項英與延安和老蔣的電報往來就很清楚了。毛強令項英不走蔣規定的線路和目的地，故意引發沿途國軍和新四軍的摩擦，此前國軍已被新四軍消滅萬人以上，火不打一處來，見新四軍違抗軍令，著力痛擊，項英卻不明所以。毛坑了他。”
我趕緊回複說: “皖南事變的真相，我是第一次知道，以前太片麵，太偏袒共了。”非常感謝大同兄的好建議，很快又把剛寫好的另一篇文章也發給他，大同看了我寫了《我眼中的新加坡8 總理真難當》，對我說：“這是你近距離觀察的感受，很真切。總的說來，新加坡還處在強人和賢人統治與治理之下，有點像老蔣父子。但是現代政治如不經曆過政黨輪替，那就還處在擲骰子的初始階段，看運氣能否出來一個好總理。事實上，新加坡培養接班人的計劃實施很久了，仍未見到成果，還是李家父子天下。溫室裏很難培養出真正的政治家，傑出的政治家是搏殺出來的。”
“看閻淮的書（指《進出中組部》）給我一個很深印象，他就職於新加坡第一大報（指《海峽時報》）時，報紙言論和新聞受到李光耀的嚴密控製。這是外人觀察不到的。也許，新加坡必須實現政黨輪替與真正的新聞自由之後，才能說東南亞又盛開了一朵憲政民主之花。”
我回複：“認同！是這樣，新加坡建國58年一直處於人民行動黨掌控中，他們極其努力地延長著執政黨的優勢。2020年大選投票前，他們也挺緊張的，緊急采用一些辦法去應對，結果還是又丟了一個選區，我看到工人黨連夜歡慶勝利。我樂見這種情況！”
我發給同為新四軍四師後代的閻淮先生，閻淮兄近日很忙，想不到當晚他就在微信用語音回複：“我剛用了近一小時認真拜讀了，感覺是很重要的曆史資料。有兩個問題，一是河南省宣傳廳長，當時黨的係統是宣傳部長，地方是教育廳和文化廳。二是你說吳芝圃寫的四字詩，在中原地區引起影響，地區有誤，吳活動地區不屬於中原省。你文中說到劉玉柱和彭雪楓，彭的太太林穎，後來跟周恩來的秘書馬列結了婚。我也是四師子弟，你提到的這幾個人我也知道，這些人當時活動區域是蘇北淮安地區，中原地區是後來的叫法。我出生在淮安，所以叫閻淮。新四軍駐軍大多在江蘇長江南北，像陳浩蘇，他是哥哥叫蘇，他弟弟叫淮；劉延東的姐姐叫劉延淮，很多新四軍子女的名字中有淮字。所以你說吳芝圃那時在中原地區是不準確的。”
“我很認真的讀了，你寫出這段曆史事實，確實還有其他相似的真實事例，據我所知，當時有其他省的省委書記也是被省長幹掉的，比如浙江和江蘇都是這種情況，隻是沒有人說出來，河南才成為例外。大家都很清楚，這不是毛的旨意根本不可能。”
“另外你提到1957年鄧小平主持行政工作，鄧小平那個時期主要負責黨務，黨務工作歸總書記主持，有權傳達黨委二把手將一把手搞掉的決定。鄧小平當時雖然有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但分管全國行政工作的是總理，鄧小平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黨務，所以說鄧是行政主管是不對的。”
清華大學社會係教授郭於華老師對我這篇文章的評價如下：
“真姐，你的文章我一字一句看完了，我覺得特別好，特別珍貴，應該說特別有必要。我從中得到幾點啟發和幾個想法，一是我覺得通過這個非常具體的事件，包括說明幾個當事人關係的細節很重要，它不是慣常那種宏大曆史敘述所能夠表達的，通過這些具體的事件與人物關係展示出的細節，恰恰能夠呈現出當時的曆史進程，有一種匯涓成流的作用，對理解那段曆史是不可缺少的。”
“我的另一個感受，你這篇文章是非常平實的記錄，體現了一個後人對前輩的經曆，以及前輩的一些思考和他們人格特性中的一種使命感，於是您也承擔了這樣一個使命，就是通過不妄加判斷地如實記錄，再現出那些很複雜的曆史實情，證明那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人們往往習慣做出單一的判斷，像小時候說這是好人，那是壞人，其實簡單的判斷並不客觀。不籠統地妄加判斷，而是如實的記錄並呈現出來，就是做了一件好事。當然記錄過程中決不能添油加醋，看到有些人寫的回憶錄，特別是有些‘紅二代’寫的東西太誇張，一看就覺得有水分。所以我認為這樣平易真實的呈現，最能夠承擔作為晚輩的使命。”
“當然我覺得不妄加判斷，並不意味著沒有價值判斷，因為基本的價值判斷需要是非、黑白、善惡分明。這點上，那些左派總是在陳述曆史過程或在分析一個事情過程中，他們總是強調事情很複雜啊，並不是非黑即白啊，模糊甚至缺乏了最基本的價值判斷，連最基本的是非判斷都做不出來的話，那麽寫作和記錄就失去意義了。這是我第二個感受，就是說平實的記錄不妄加判斷，但要體現我們明確的價值觀，表明是非黑白分明的判斷。”
“我的第三個感受是你這篇文章在結尾處，分析了製度和人性的關係，很有必要。我寫文章也注重展示關於製度、人性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它們是一個相互建構，或者叫做互動互構的過程。中國的問題恰恰出在製度、人性和文化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由於跳不出這種惡性循環，於是製度越壞，人性越惡，文化越腐敗。”
“正像你這篇文章呈現的，這個製度、人性和文化必須放在一起思考，在陳述這些細節的同時，要把製度與人性在中國特定的一個個進程中，把它們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來，才能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不能分開單說。很多人在分析曆史或現實問題時，習慣強調一個方麵，比如說製度決定論，或者有些人突出強調人性，其實製度就是由最基本的人性決定的，本身就是互動互構的關係，隻強調一方麵，完整的結構會陷入模棱兩可的尷尬境地。”
“一直以來，我也是秉持同樣的立場，對這段曆史，或者說是我們這個民族，這幾代人的一個共業，說是一個惡的過程也好，說是一個客觀進程也行，其實是幾代人的共業。它並不隻是某一些人單獨造成的，不管是位高權重者還是平民百姓都有責任，我覺得所有人都需要反思，都需要反省，都需要懺悔！不是說隻有一些人應該去懺悔，應該去反思，而是所有人，不管是哪一代人，都應該用客觀公正的態度和批判的意識去重新審視曆史。”
“您父母真是有良知者，而且是睿智之人。”感謝於華妹妹的鼓勵，她指出的問題正是當今最關鍵的大事，不重視的惡果，隻能全民買單啊！
我又發給著名作家馬波（老鬼），我倆雖是新友，但我是《血色黃昏》最早的讀者之一，我最要好的老同事吳銀妮是楊沫阿姨的幹女兒、馬波和張麗娜的老友，所以馬波和我快速引為知己。
馬波的反饋是：“好！一口氣認真讀完。你爸是好樣的！你也是好樣的！你執行了你爸的遺願，將這件事如實寫出來，公之於世，趕緊公之於世！埋沒太久了！”
“你做的對！應該更早就公之於世。這樣讀者對楊繼繩的書會多一項客觀而準確的認識！幸虧陳阿姨活著見到並做了證。否則二把手扳倒一把手是很蹊蹺、無法理解的怪事。”
“我堅決支持你！把老爸的遺願執行出來，讓人知道曆史真相。不要怕挨罵，真相是罵不倒的！你不是替吳說話，你是替事實說話！”
以上順序我是按親友們反饋的時間前後列出的，同等重要，沒有主次之別。
天助我也，8月12日，正當我為找不到陳健阿姨煩惱之際，因微信被封號失聯已久的老朋友喬海燕突然在微信後台聯係到我，我趕緊加了他的微信。原來他媽媽陳健阿姨身體依然健康，頭腦也很清楚，還住在皇亭子新華社宿舍。8月12日上午，接到重慶曆史學家、資深期刊主編何蜀先生的微信：“剛看到你那篇文章，太重要了！這樣的史實，足以促成有關‘吳芝圃現象’的研究。”
我喜滋滋地把陳健阿姨的現狀告訴何主編，何蜀說“陳老還健在？那讓她再核實一下更好，這是會成為曆史研究重點的一件事。”做人做事一向嚴謹認真的何蜀先生追問“喬海燕的父親不是周原？怎麽姓喬？”我回答“周原是筆名，他爺爺喬致遠姓喬。”
與周原、陳健相識的朱學勤教授告訴我，2002年前後，他去北京為河南蘭考焦裕祿報道一事，曾詢問周、陳兩位前輩。當時已坐輪椅的周原親口告訴朱學勤老師，左權與他父親是倒在日軍同一顆炮彈爆炸中。就是這樣一個抗日烈士後代，1957年在新華社被打成右派。發現並采訪焦裕祿事跡的第一位記者是周原，1966年2月《縣委書記的榜樣一一焦裕祿》那長篇通訊的第一稿作者，以及最後定稿人也是周原，但是發表時周原卻隻能屈居三名作者的最後一位。因為這個抗日烈士的後裔，當時是摘帽右派。
當天上午，我趕緊把《爸爸的遺願》發給喬海燕，他迅速回複: “向真你好，文件收到，粗粗瀏覽一遍，就我所知，我母親講的應該沒有問題。我對此事也很有興趣，第一次看到比較細節的內幕。”
喬海燕當天開車去皇亭子看望95歲高齡的媽媽陳健阿姨，把我的文章讀給媽媽聽，陳健阿姨聽得很認真，她說：“向真寫的沒問題。”陳健阿姨特別強調了時間性，她說“鄧吳密談是1957年，河南批鬥潘楊王是1958年。記錄曆史事件，時間很關鍵，河南批鬥潘楊王是在1958年，是在1957年之後才開始的。”
喬海燕又對我說“孫女9月1日要上學了，這些天要上輔導班的課。我抽時間再認真看看。”我說“發現問題隨時提出！”我與喬海燕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無需多客氣。
六人五次傳遞都落實了
到這裏，發生在1957年春，鄧小平密詔吳芝圃進京布置“潘楊王反黨集團”對策之事，次年河南以及全國開展了嚴酷的反右運動，兩年後莫名其妙低調為三人平反並異地安排領導職務。這件河南省二把手將一把手錯劃“反革命集團”並取而代之的咄咄怪事，最初隱秘的一幕終於浮出水麵。
1957年鄧小平一對一指示吳芝圃，1960年吳芝圃一對一托付給我父親於明，2002年於明一對一托付給陳健阿姨，2019年陳健阿姨托付給我，算上鄧吳之前那位決策者交給鄧執行，共六人五次一對一傳遞，每一個環節都落實了。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可以放下了，感恩命運！
結束語
這次寫潘楊王事件，替爸爸完成遺願的過程中，我反思了兩個問題：一是曆史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鄧小平？二是新四軍在整個抗戰期間的複雜表現。
評價毛澤東，我想借用最了解毛的那個人的一句話，李誌綏做毛澤東私人醫生22年，他被害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訪，當主持人問他：“毛澤東犯錯的根源在哪裏？”李醫生想都沒想立即答道: “他（毛澤東）認為所有的一切，都必須以毛澤東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難道不是嗎？獨裁專製國家的最大特點正是一切必須遵從獨裁者的個人意誌，哪怕禍國殃民也一條道走到黑，這是中國悲劇的致命病因，也是人類文明史至暗篇章的起因。
關於如何評價鄧小平，也許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致。我父母1965年夏季曾和他有過工作交集，我聽到的是相當負麵的情況。如今把幾件往事聯係著分析，我父親反常的態度也許與吳芝圃的事有關，那次鄧小平身為團長出訪羅馬尼亞期間，鄧發過一次不小的脾氣，很有可能因我爸爸故意躲避而激怒了他，才爆發出那場不愉快。
兩年後劉鄧剛被打倒時，我爸媽已經回到北京，我看到過爸媽怎麽清理家中照片，當時爸爸特意把與鄧的幾張合影重重地畫上叉叉，之後那幾張照片失蹤了，估計被丟掉了。後來八九六四血腥鎮壓，我爸爸氣的血壓飆升在家拍桌子。這次又獲知鄧曾在反右運動中充當唯上欺下的急先鋒，我對他不會有任何評功擺好。
說起新四軍的功過，我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從小聽爸爸和他的新四軍四師老戰友們說過很多戰爭故事，最主要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機要學院的首任院長、60年代總參三部政委徐樹森叔叔和軍事科學院戰史部部長丁永年伯伯，他倆和我爸爸於明，抗戰期間三人同住一屋，是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我不止一次聽到他三人都認可的那句話“我們好的穿一條褲子”，每次他們都發自內心的大笑出聲。我相信他們這些真漢子回憶戰爭時沒有誇大，也不至於隱瞞，我陸續記錄過自己聽到的原話。
2009年9月我應老同學鄧小燕（鄧子恢小女兒）之約，隨母校育英小學《開國元勳旅遊團》赴江蘇參觀。集合那天我一看到團旗上的字，馬上找到團長胡木英說“我父母職位很低，我不是開國元勳後代，我就不參加這次旅遊了。”轉身離開時被小燕的姐姐鄧小漣一把拉住，非不讓我回家，告知“我妹妹讓你頂學哥張虹生的名跟團，張虹生最後一站在南京與我們匯合，小燕說你必須參加。”早就想見到陳席毛的好友“樸實的像個農民工”的張虹生，他倆都是我尊重的學哥，加上確實也想實地看看爸爸他們當年打仗的故地，我勉為其難地上了火車。
旅遊團從徐州一路南下到江蘇省最南端的高淳縣折返南京市，沿途逐一拜望了新四軍各師、軍部及騎兵大隊舊址，以及埋葬彭雪楓等烈士的陵園，領略了一番父輩抗戰的足跡。新四軍各部由於所處位置不同，參戰情況也不同，更由於從始至終與國軍明爭暗鬥，除了各地展館陳列的光輝業績之外，必然還有某些階段發生過一些難以啟齒的不光彩的內幕，最不堪的是曾與日軍暗通款曲的勾兌。我相信隻要發生過，那些事終究能披露出來，遮天的巨手再大也捂不住事實。
對了，新四軍在抗戰期間還發生過一次誤打誤傷的遭遇戰呢，這事知道的人非常少。2009年我們旅遊團的大巴車特意開到那次槍戰的遺址，了解到那件令人唏噓的往事：1940年的一天，從延安馳援抗戰前線的原八路軍某部行進到江北那條鄉間小道時，晨曦未明中與對麵一隻部隊狹路相逢，雙方均以為遭遇敵軍而展開近戰，一時間槍聲大作，互有傷亡，幸好很快被指揮員黃克誠喊停，“他感覺不肯後撤、勇猛開槍的對方不像地方偽軍，趕緊喊停並自報家門，交火的果然是自己人。”
那次遊覽途中，我與物理學家的黃楠姐姐很是聊得來，她給我們講的那次遭遇戰後，她父親黃克誠隨即組建了新四軍三師，在蘇北地區堅持抗戰，最有名的戰績是單家港激戰、夜襲陳集鎮、銀八灘爭奪戰。能征慣戰的一代名將黃克誠，後來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幹將”，因為他與彭德懷等老軍人心憫民苦挺身而出反對冒進，也成為毛澤東點到誰誰倒台的例證之一。
於向真 2023.8.18 馬來西亞森林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