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被關押始末 （九）

楊勇堅決不承認是“三反分子”

楊勇被造反派抓走後，立即被戴上紙簍高帽，伸出來的鐵絲尖劃破了他的臉，鮮血流了下來。批鬥現場高音喇叭狂叫，楊勇堅決不低頭。造反派強按，用力過猛，將楊勇的下巴重重磕在話筒上，鮮血又流了下來。楊勇使勁把頭抬起來，大聲說：“同誌們，我楊勇一不反黨，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會主義。我有錯誤，歡迎同誌們批評。”

有一次在北京軍區露天舞台批鬥彭德懷，羅瑞卿、蕭華、李誌民（高等軍事學院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楊勇、蘇振華、劉震、吳克華（炮兵司令員）等10位將軍陪鬥，每個人都被兩個大漢扭成“噴氣式”，頭上戴著紙糊的高帽，胸前掛著打著紅叉的牌子。被批鬥的人摔倒在地，又被強拉起來。軍區大院的小孩回憶：批鬥會場坐得滿滿的，人很多，小孩到處鑽，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裏的羅瑞卿。軍區大院一位職工回憶：楊勇就是不低頭，怎麽叫他低頭，他都不低頭。造反派找了幾個大個子運動員強按，楊勇還是不低頭。巡回批鬥，楊勇總是如此，不但不低頭，還用眼睛四處觀看。他堅決不承認“三反”，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麽罪。有一次在軍區小禮堂挨鬥，楊勇大聲質問：“誰說我是‘三反分子’？有什麽證據？”給楊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條是“廖漢生揪出來，軍區黨委為什麽行動遲緩”？楊勇說：“我是書記，有什麽事我負責。上麵有軍委，我要向軍委報告，不是一下解決的……”有人粗暴打斷，又問某次會議……楊勇說：某次會議誰在，我當時是怎麽說的。他問在場的副司令員、副參謀長，“是不是這樣？”有人說：“你反對一、三軍團合並。”楊勇說：“我不是反對一、三軍團合並，我是對合並後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這是符合組織原則的。”有人說：“你搞兵變。”楊勇說：“我一個人能搞兵變嗎？北京軍區哪個軍是我楊勇的？”造反派啞口無言，批鬥會常常開不下去，隻好草草收場。

1978年3月，楊勇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黨委第二書記，同時擔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北京軍區向楊勇調查某幹部在批鬥會上從後麵踢他的情況。楊勇說：“你們講的那次批鬥會，確實有人從背後踢我，可我當時被人扭著胳膊臉朝下，沒有看見踢我的是誰。這件事我不能作證。”時隔不久，某幹部托了不少關係來見楊勇，他委婉地提出請楊勇作證他沒有踢。楊勇很生氣，批評他說：“我不能為你踢過我作證，同樣也不能作證你沒有踢過我。踢還是沒踢，你自己最清楚，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不必找關係托人走門子。如果有問題，還是爭取主動如實向組織講清。否則，即便我給你作證也沒有用。”

 

家人和戰友四處尋找楊勇下落

1967年頭幾個月，楊勇被關在北京軍區大院72樓，窗戶大開，桌上放著一瓶安眠藥，以後床頭又放了一根背包帶。剛開始楊勇不理解，放了好幾次後他明白了，對專案組說：“我不會死，我相信總有一天我的問題會搞清楚。”楊勇揮筆在紙上寫下曹植的五言詩：“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楊勇每天放風，總有很多幹部戰士、職工向他行注目禮。有一天，王木匠看見楊勇，熱情地叫他首長。楊勇說：“別叫首長。”王木匠不怕，這麽好的首長就是首長，執意要叫。楊勇示意身後有人跟著。王木匠連說“沒關係”。那時，楊勇被押著在政治部食堂吃飯，總有好心人悄悄給楊勇端來油條等吃食。因為這樣的事情多了，專案組就把楊勇關到山上的小樓，不讓他和群眾接觸。楊勇在樓門口種了幾棵西紅柿，盡管沒有陽光，西紅柿還是結出通紅的果實。看守的戰士為楊勇買來掛麵和雞蛋，說：“司令員，您要保重身體，國家、軍隊需要您。”有的幹部說：“司令員，您身體怎麽樣？您要珍重啊！”看守隔不久就要換一批，怕他們被“赤化”了。

楊勇穿著扒掉領章帽徽的舊軍裝，依然軍人般身板筆直。一年四季他總穿布鞋，在外事場合才不得不穿皮鞋。西歐某國的三軍參謀長臨走前，看他的皮鞋式樣漂亮，問什麽地方生產的。楊勇笑著說：“中國北京皮鞋廠。”其實，他的腳早就被皮鞋擠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馬上換上布鞋。楊勇準備去朝鮮訪問時，孫子南南曾問：“爺爺，你就穿這雙鞋走，人家攔著不讓你走怎麽辦？”楊勇說：“這雙鞋怎麽啦？不是挺好的嘛。”布鞋是盛錫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納的千層底，禮服呢的麵。因穿的時間太長，底破了，麵也破了，白襯裏露了出來。林彬拿出一雙新鞋，楊勇卻舍不得扔掉舊鞋，找司機借了點錢，上街去打了掌，並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不離腳。

每隔一段時間，專案組會給林彬送來一張楊勇索取衣物的條子，如“襯衣兩件，單軍裝一套，被單一條”。既無抬頭，也無落款，更沒有一個字的近況。夏天山裏蚊蟲多，還要按上邊旨意點亮200瓦的大燈泡，引得蚊蟲亂舞，卻不允許掛蚊帳。楊勇從家裏要了一個大布單，林彬奇怪他要這個幹什麽，後來才知道，他用大布單當蚊帳，蒙住頭睡覺。有一天，專案組來了兩個人，說：“以後不要再等條子了。”林彬問：“楊勇同誌還活著嗎？”“想那麽多幹什麽？你們還是多考慮考慮和他劃清界限，揭發問題吧。”林彬聽同事講，中南海圍牆上貼著批鬥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等的照片，其中有楊勇。林彬讓孩子們去看看楊勇穿什麽衣服，推斷照片是什麽時候拍的。楊勇的孩子們連續幾天在北京軍區大院門口徘徊，試圖探聽楊勇的消息。二兒子楊翼平的同學說，打聽到楊伯伯的消息了，他關在軍區基地的一個倉庫裏。還沒等楊勇兒女去“探監”，楊勇就被押走了。

那段時間，楊勇常常半夜被塞進汽車，在北京周圍轉圈，轉幾個小時到一個新地方，遠在山裏的工程兵大院後倉庫也關過。不管關在什麽地方，楊勇馬上就能說出地名。他被送到河北邯鄲的裴堡農場後，問“我們農場在什麽地方”？排長告訴他在邯鄲東20多裏，楊勇馬上說：“邯鄲以西是太行山脈，邯鄲南麵偏西有兩個水庫。”排長感到奇怪，楊勇說：“我的職責是保衛北京地區的安全，這些地方我都親自來看過地形，部署過部隊，有的地方來過不止一次。作為一名軍人，對於自己曾經勘查過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記憶，這是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和能力，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隻是我確實沒想到，這些地方竟成了我的看守點。”

杜心（《解放軍畫報》記者）去楊勇家，看見兩個大封條封在門上，門口還有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杜心掏出記者證，問“能不能進去”？衛兵說“不行”，杜心隻好走了。他千方百計想找到楊勇被關的地方，終於有了準信。他借口到高等軍事學院采訪，特意帶上楊勇愛吃的蜜桔和中華牌香煙，要了個吉普車就上山找開了。山上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兩層小樓，樓外有衛兵，讓他遠離，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記者證，提出要見楊勇。衛兵說：“你找他幹什麽？”杜心說：“有點小事。”“有介紹信沒有？”“沒有。”“他已經走了，到連隊當炊事員去了。如果不走，一定要軍委介紹信才能看。”杜心一再請求，衛兵讓他扒著窗戶看了看。楊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單，枕頭，一套薄薄的鋪蓋，疊得整整齊齊。杜心看著看著，眼淚流了下來。在朝鮮戰場，杜心是誌願軍總部的攝影記者，楊勇隻要外出就要帶上他，像家人一般。

杜心從八大處下來，打聽楊勇家搬到什麽地方。軍區管理局長偷偷告訴他楊勇家的地址。杜心和愛人顧麗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鐵將軍把門，他扒著門縫看見裏麵有一台熟悉的蘇式黑白電視機，認定沒找錯。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進屋裏，問他幹什麽。杜心說：“家屬不應該有罪，聽說楊勇的孩子流落街頭，我想把他們接到我家，我養。”老人好心告訴他，他們已經到寧夏幹校去了，你們再不要來了，這個院有人監視，會匯報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