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毛澤東調兩個師進京擴充北京衛戍區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的當天零點，楊成武（代總參謀長）向廖漢生傳達中央關於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的指示，並交代北京軍區調兩個師歸北京衛戍區建製。
北京衛戍區隻有一個警衛師，分布在全市各執勤點上。現在調兩個師進京，重大而緊急，廖漢生連夜與楊勇、鄭維山、傅崇碧商量，初步擬調63軍189師和24軍70師。雖然70師是24軍最強的機械化師，但楊成武隻同意調63軍一個師，另一個師可以提出幾種方案，再研究。5月19日，軍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5月21日，正式上報增調警衛部隊的方案。
5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下午首都工作組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周恩來、葉劍英和北京市、北京軍區負責人參加。周恩來當場確定調63軍189師和24軍70師擔負首都警衛任務。會議研究了首都工作組的任務、成員、調動使用權限和當前工作安排等問題。首都工作組組長葉劍英、副組長楊成武、謝富治（公安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王尚榮，副主任雷英夫（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史進前（總政保衛部部長）、於桑（公安部副部長），組員鄭維山、傅崇碧。楊勇和廖漢生不是首都工作組成員，但參加首都工作組的重要會議。當晚，楊成武召集首都工作組會議，進一步討論兩個師進京後的部署方案。
5月27日，楊勇、廖漢生、鄭維山、傅崇碧到海運倉招待所，向正在參加軍區黨委會議的有關軍師幹部下達進京警衛的任務。5月底，北京軍區先後接到周恩來簽署的電報和正式命令：將中國人民公安部隊北京市總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2師，隸屬北京衛戍區建製；調警衛1師、警衛2師、陸軍189師歸北京衛戍區建製，陸軍70師暫定歸北京衛戍區建製。
文化大革命全麵爆發後，局勢混亂。周恩來、葉劍英頻頻召開首都工作組會議，研究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警衛工作，以及接待紅衛兵，審查清理軍隊幹部，國防工業部門的警衛安全問題，軍隊係統有關反黨分子及其親屬的情況，有關危險分子槍支的處理等。6月2日，葉劍英主持召開首都工作組會議，討論北京衛戍區各師的部署方案。
6月3日，首都工作組和北京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動員大會，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周恩來、賀龍、陳毅、聶榮臻以及各總部、各軍兵種首長到會。會上宣布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擴編的命令，葉劍英在講話中提到，為保衛首都的安全，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加強首都衛戍部隊，在原來部隊的基礎上，增加到三個師另一個團。這幾個部隊各有特長，有的熟悉警衛勤務，有的善於野戰。為了把任務完成得更好，你們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同時，還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要向全體同誌講清楚，這種調整是必要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保衛首都的任務。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負責人先後動員講話。與此同時，北京軍區黨委從司政後機關抽調幹部，重新調配北京衛戍區的師團幹部。
此時北京衛戍區共有4個師，每師6個團，加一個獨立團，一個軍樂團，一個幹部大隊，人數達到10萬人，級別為兵團級。後來根據葉劍英指示，高碑店112師，天津196師，宣化193師，必要時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直接調動。
6月中旬，周恩來再次召集首都工作組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楊勇、廖漢生正式參加首都工作組的工作。
臨時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6年7月29日下午，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文化大革命報告會”。人民大會堂中的萬人大禮堂有三層，一層3693個座位，二層3515個座位，三層2518個座位，因容納1萬人而得名。北京市各大專院校和中學的代表將一、二、三層擠得滿滿的，100多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在角落旁聽。李雪峰（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根據毛主席指示，宣布北京市委《關於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後講話，承擔了責任，說北京市委派工作組是經過中央同意的，現在根據中央決定精神，要放手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撤出北京市委派到學校的工作組。他們講話後，毛澤東來到主席台揮手致意，頓時響起一遍遍“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
8月1日，楊勇、廖漢生以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報告，他首先檢討了派工作組的問題。下午的大會上，李雪峰檢討派工作組及給工作組的指示犯了方向性錯誤。接著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和李先念檢討犯了方向性錯誤，陳毅檢討對文化大革命認識不足。最後周恩來為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這麽多中央領導人在中央全會上檢討，這是前所未有的。會議中間，毛澤東要求中央和各地負責人都應該親自參加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取得感性認識。於是，與會者紛紛利用晚上時間到北京的學校看大字報，聽辯論會。8月3日晚，葉劍英率軍隊委員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並走進學生宿舍訪問學生，聽取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8月4日下午，原定的大會改為小組會，傳達毛澤東指示。毛澤東指出前一階段的文化革命運動從轟轟烈烈到冷冷清清的根源，並把派工作組的錯誤定性為路線錯誤，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當晚，與會者又到清華大學旁聽辯論會，9位同學分為兩派，辯論了六七個小時。周恩來在辯論會上講了話，董必武、陳伯達、鄧小平等也簡單表了態。
8月6日22點30分至7日淩晨2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旁廳召集軍隊各大單位負責人的打招呼會，傳達毛澤東要改組中央政治局。周恩來透露：“毛主席寫了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後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給我。”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鬥爭的矛頭指向劉少奇等中央負責人。
8月12日下午選舉結束，通過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最後毛澤東講話，剛上升到黨內第二位的林彪也講了話，他說這次會議在毛主席的親自主持下，解決了重大問題，即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革命進行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了這一個革命，使之停頓下來，中斷下來，倒退下來。在這種危險的時候，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隨後林彪宣布散會。
8月16日，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提出軍以上機關從9月份開始，用兩三個月的時間搞文革運動，分為鳴放辯論、重點批判、整改建設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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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批評楊勇、廖漢生
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澤東提議召開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即後來排序為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北京軍區負責現場組織，這是北京軍區參與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件大事。鄭維山作為首都工作組成員，在天安門城樓上負責安全警衛工作。
8月18日早晨5點，毛澤東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特意穿上綠軍裝，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第一次以軍人身份亮相。因為是臨時找來的軍裝，並不合身。穿著不合身軍裝的毛澤東迎麵碰上鄭維山，劈頭就問：“楊勇、廖漢生為什麽沒有來？”鄭維山回答：“沒有通知他們。”“立刻通知，要他們來！”
林彪像往常一樣穿著便裝來了。他看見穿著軍裝的毛澤東，立即叫工作人員回去取軍裝。楊勇、廖漢生是穿著軍裝來的，他們匆忙登上天安門城樓時，大會還沒有開始。葉劍英對他們說：“主席問到你們兩個人，快去吧。”
楊勇、廖漢生、鄭維山走進城樓中央休息廳，依次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嚴肅地問楊勇、廖漢生：“你們兩個吵架啦？”廖漢生到北京軍區工作後第一次被毛澤東專門接見，卻是這樣一個開場白，他愣住了，楊勇也愣住了。他們互相看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澤東又說：“你們兩個鬧過一次，你們不要鬧了，一定要搞好團結，把軍區工作搞好。”在一旁的賀龍向毛澤東報告：“北京軍區的工作主要是楊勇同誌負責，楊勇是第二書記，廖漢生是第三書記，管事嘛，主要是楊勇。”
楊勇和廖漢生在北京軍區搭班子6年多了，配合還不錯。所謂“吵架”是這樣的，楊勇主持軍區黨委全會，聽取各單位對黨委的意見。他宣布開會後就習慣性地拿出文件看，沒注意聽蕭應棠（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對軍區黨委的尖銳批評，他問蕭應棠在說什麽。廖漢生說：“剛才別人講話，你不注意聽，這時又要問講什麽。”楊勇立即收起文件。廖漢生認為他的做法不能說不對，但卻反映了他身上的老毛病，脾氣不好，性子急躁，有時講話不顧及別人的麵子，讓人很難堪。以後軍區常委專門召開了一次交心通氣會，楊勇結合廖漢生到軍區工作幾年後的情況，指出他的一些毛病。廖漢生也做了自我批評。會下楊勇與廖漢生個別交談了一次，對他提出更多的批評。同時，楊勇在常委會和個別交談時也指出了廖漢生的優點，直率、敏銳、正派。楊勇提出軍區即將召開第三屆黨代會，屆時將他的第二書記和廖漢生的第三書記調換一下。廖漢生堅決不同意，並在常委會上表明意見：“我自認為缺點很多，特別是急躁、簡單、生硬，有時不夠虛心，不如楊勇性格穩重，考慮問題全麵，作風民主，涵養好，領導經驗也比我多。調換書記位置，對工作沒有好處，對我改正缺點也不利，因此楊勇第二書記不應改變。”經過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交心通氣，楊勇、廖漢生消除了誤解。
這是楊勇、廖漢生所有矛盾衝突中很小的一個，但卻反映了廖漢生的“趾高氣揚”和楊勇的“溫良恭儉讓”。當然，脾氣大小也是隨著地位和背景的變化而變化的，楊勇屬於彭德懷“山頭”，彭德懷倒了，他怎麽能不處處夾著“尾巴”呢？廖漢生的“後台”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他口大氣粗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毛澤東怎麽知道他們鬧矛盾了呢？
毛澤東對楊勇、廖漢生說：“你們看過林彪同誌沒有？你們要尊重林彪同誌，多請示，多匯報。與林彪同誌約定一下，向他匯報。去的時候，要把鄭維山同誌帶上。”毛澤東再一次說：“要把軍區工作搞好。”楊勇、廖漢生表示一定照主席指示辦事，把工作搞好。確實楊勇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沒有單獨向林彪匯報過工作。徐向前也聽林彪說過，楊勇從來不單獨向他匯報工作，每次通知他匯報，他都拖上廖漢生一起去。
楊勇和廖漢生馬上聯係林彪辦公室，約定第二天上午10點30分去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見林彪。他們當麵向林彪檢討了“吵架”問題，北京軍區與各總部的關係問題。林彪麵容冷峻，語氣嚴厲，用詞嚴肅，批評他們不向他反映北京軍區的情況，如果再這樣下去將會犯嚴重的錯誤。“九一三”事件後楊勇出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在京西賓館開邊防會議時，他對李子平（王平秘書）說：“我在北京軍區當司令員，軍事上向總參謀部請示，政治上向總政治部請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裏去報告。不是說林彪垮台了，我就說他不好。我哪有膽量反對他，我隻是按組織原則辦事。”當然這也導致日後楊勇在造反派追捕時無處投奔，隻能束手就擒。而蕭華、劉誌堅、吳法憲、劉震（空軍副司令員）、成鈞（空軍副司令員）、蘇振華（海軍政治委員）、趙永夫（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王恩茂（新疆軍區司令員）、趙爾陸（國防工辦常務副主任）、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李達（國家體委副主任）、杜義德（海軍副政治委員）、王諍（第四機械工業部黨委書記）等都曾找到中央軍委和葉劍英住地求救。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老人家發話，誰敢收留“燒而焦”的楊勇呢？
幾天後中共北京軍區常委會議召開，楊勇、廖漢生傳達了毛澤東、林彪的批評。他們調到北京軍區時，正是林彪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的前後。1962年5月以後，軍委日常工作由賀龍、羅瑞卿主持，林彪身體不好撂了“挑子”，何談“封鎖”？林彪對毛澤東這麽說，就像後來他說都不便找38軍談話一樣，很大一種可能是他想讓毛澤東放心，他不敢把北京軍區裝進自己的腰包。當然林彪也不會想到還有更大的罪名在等著他。
楊勇、廖漢生被扣上“封鎖”林彪的大“帽子”，都很緊張，總不會空穴來風吧，馬上追查。翻箱倒櫃查了好久，也沒有檢查出有什麽疏漏。機關業務部門對總部業務部門，大事小事都有請示報告，可是誰敢追問在什麽事情上“封鎖”？北京軍區黨辦秘書說：“是不是因為電報的問題？”原來各大軍區給軍委的請示報告都走電報，而北京軍區近水樓台，就沒走電報，而是走文件。按機要部門的習慣，電報的規格比文件高，電報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央辦公廳。而文件挑挑撿撿，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隻有電報一說似乎有幾分道理。以後北京軍區專門規定：“凡是給中央的報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電報。”盡管亡羊補牢，但在毛澤東那裏，已經明顯對楊勇、廖漢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