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件事，我的思想整個被顛覆了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

通過這件事，我的思想整個被顛覆了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

                      李剛口述 丫丫整理

 

 

李剛，1959年出生，西安美院師範係畢業，畫家。1983年因參與西安市龍首村跳舞流氓黑社會集團被正式逮捕。流氓罪關押一年多。  免於刑事處分。

 

檢察院的說了：“我們認為這個在社會上畫裸體就是犯罪。”我不服就給他舉例說我的老師在外麵也畫裸體呀。他們居然告訴我，“你們美院的黃老師在二排關著呢”。聽他這麽一說，開始我真糊塗了，後來又一想，我的老師被關，我跟著老師關，到覺得有點欣慰的意思。

 

後來不管混的好或者不好，83年的事情對我們一生都是極大的心靈創傷，對我來說，更在思想觀念上是毀滅性的。82年我剛從美院師範係畢業，還準備考研究生， 83年就進去了。那年我二十四歲，我是案子裏年齡最小的，一進去真是萬念俱滅。

後來在號子裏呆長了（一年多），我開始堅持畫畫，畫了很多速寫，畫那些帶著手銬腳鏈的犯人。出獄時，我的畫在被子裏麵藏著，被人拉了出來，給沒收掉了。

我畢業後被分到市電管局的文藝處搞攝影，兼為職工辦畫展等。當時我是個畫畫的年輕人，思想活躍。電管局是個行政單位，跟我的專業畢竟遠，為了能有個自己的畫室，我要求到基層單位去。後來就到了西北電力技校當美術教師，一個星期六節課，剩下全是我的時間，我畫畫的時間抓得很緊，我的畫還登上了人民日報，另外我抓緊學英語，雄心勃勃準備來年考研。

其實83年嚴打之前已經有一點風聲了，北京有一個《今天》的刊物被封了，西單民主牆被砸了，星星畫派被驅散了。那時候咱們的政治敏感性太差，就沒想到會跟著來一個運動。你看現在這些當官的腐敗分子多聰明，習近平剛提出一個“四菜一湯”，底下的大餐訂單全部取消了，這些官僚腐敗分子的政治敏感性我們真比不了。

西安嚴打大逮捕時我還在重慶畫畫，一回來就聽我媽說公安局來找我好幾次。我去過龍首村跳舞，因為我跟省雕塑院的孟書明（同案）比較熟，雕塑院的坤（同案）也是我的同學，群（同案）我是到老孟那裏認識的，我們家本來就和雕塑院在一個大院子裏。那時我們很快活，除了工作就是畫畫跳舞。說起來荒唐，學校給我提供了一個大畫室，壞事了，我在畫室裏舉辦生日舞會，蘇川（跳舞另案）、海峰（同案）、群、孟書明他們全來了，燈光閃爍地跳迪斯科，就是因為這個事情，我被歸到龍首村的流氓跳舞案子裏了。還有一件事跟他們有關，那天我們找了個模特想畫人像，手邊卻沒素描紙。我就去老孟那裏找素描紙，看見他們正在工作室裏跳舞。有個叫孔靜（女）的邀請劉超跳舞，劉超不會，老孟就跟我說你給個麵子吧，結果劉超在公安局把這些事情都交代了，除此外公安對我沒有一點線索。

公安局抓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跟他們認識，我認識宛然（跳舞另案）和蘇川他們。把我叫到公安局後，他們上來就說，你把這份材料看看，在你那跳的什麽舞？都誰去了？我說就是我過生日的舞會呀，跳的迪斯科和交際舞，去了誰誰等。那個公安說，這就夠了。讓我去門口等著。根本沒問跳沒跳過兩步舞，畫沒畫過裸體畫（當然兩步舞和裸體畫也是很荒唐的罪名）。他說就已經夠了，這意思就是你認識他們已經夠了，你已經夠上犯罪了。然後讓我上車回我家，我想：完了，公安局不可能開車送我回家，這是要抓我了。果然，到家後讓我進去拿鋪蓋卷，我媽那時候是個多愛麵子的人呀，她是從延安抗大過來的，為我的事，在家屬大院裏她覺得非常丟人。

把我們抓進去以後三、四個月不提審，不問也不管。你說急不急？你也不知道自己有啥罪？就自己瞎琢磨，自己給自己定罪，因為看到號子裏誰誰怎麽判的，就會對比我將會被怎麽判？可我百想不通的是：我談戀愛我有男女關係我咋了，我犯什麽法了？她願意我們願意，我未婚青年我為啥不能有對象？而且我就這一個女朋友，我罪從何來？

但罪是慢慢給你整出來的，有罪推定，先抓你，再慢慢找你的事。公安在高海峰（同案）家發現張裸體照片，就開始追查這個女的是誰。這個事情是一次天涯（音譯）在商場碰到個女的，說給你畫張畫吧便帶回來。我接到他們的電話，說有一個裸體模特兒你想畫嗎？我說那肯定是想畫了。後來我去了一看，很失望。那個女的手裏拿著蘋果，當著那麽多人就脫衣服。我說打住、打住，你脫到褲頭行了，隻畫兩、三個小時的寫生，沒必要全脫。這幫人把那個女的畫得很美，畫想象中的美女，我就畫了張半裸的像。這女人長得醜，但這幫人給她起名叫“真由美”，公安局一看畫上這麽漂亮的女人，就非要找到這個真由美不行，按他們的邏輯，這麽美的女人，就不相信你們跟這女的沒關係。

在我的起訴書上的罪名有畫半裸像這一條。檢察院問我，為什麽畫裸體？我說畫裸體是美院裏的必修課。他說：“對對對，我們到美院問了，你們院長也說了是必修課。但問你們院長在外麵能不能畫裸體？他說他不知道。”這檢察院的又說了：“我們認為這個在社會上畫裸體就是犯罪。”我不服就給他舉例說，我的老師在外麵也畫裸體呀。他們居然告訴我，“你們美院的黃老師在二排關著呢”。聽他這麽一說，開始我真糊塗了，後來又一想，我的老師被關，我跟著老師關，到覺得有點欣慰的意思。總之從始至終我就沒有認為自己有錯，更別說有罪。

美院的同學馬延平也被抓進去了，他那個訴狀又簡單又奇怪：幾幾年給某某拍裸體畫裸體，完了。就是這對他的起訴書。關了一年，免予刑事處分，可要算他是敵我矛盾。他說我要把這個訴狀保留一輩子。事情是這樣：那天馬延平給我打電話說要搞畢業創作，構思畫一個拉小提琴的裸體，可馬延平不會拉小提琴，不知道拉琴的動作。因為我過去學過提琴，我就趕去美院，給他的那個女裸模特兒教了幾個動作，然後趕緊就出來了，我那時候還真有點封建思想。馬延平連舞都不會跳，因為搞畢業創作，畫裸體就被抓進去了。照這個邏輯，美院正常上課的基本功也是犯罪，美術學院的人都得抓完。

我的起訴書上還有一個罪：當時我和李普選（攝影的朋友）都在談朋友，有一次大家出去玩回來晚了，院子的大門關了。我就帶著女朋友在李普選家住了一晚，我們一夜啥都沒有發生。但這件事算我們混居罪。公安還說我交的那個女朋友是結過婚的。我說和結過婚的女人談戀愛就違法嗎？他們純粹是以他們的想象來給你定罪，荒唐可笑甚至可怕。

我被關押了一年多，最後免於刑事處分，當庭釋放。事實證明，不管你最後是否有罪，被公安局抓過就意味著前程完了。更可怕的是對過去所受教育的一種顛覆，上學時老師教育我們熱愛黨，忠於黨要積極入團。通過這件事，我的思想整個被顛覆了。回家以後我跟我媽說，如果我的命我的死能換來這個“人治政權”的滅亡我當時就死。我媽因此對我很擔心，她苦口婆心囑咐我：“你畫你的畫，家長不反對畫畫。你不懂政治，三反五反、反右派，你不知道運動的可怕，你要知道你就生活在這樣的國家你跳不出去，你說他不對，說有啥用？你能怎麽辦？為了咱們自己的生存，別惹事，別再連累家裏。”我從監獄裏回家時，見我媽一頭黑發都白了，我眼淚就流下來了，原來我媽媽沒白發呀，我媽才不到50歲，一年中頭發全白了。那時我媽在單位非常低調，低著頭走路，別人還以為她兒子犯了多大的罪呢。所以我出這個事情真是對不起父母。

本來我隻想把藝術作為事業，搞純藝術不含金錢、不含名利，我最佩服梵高那樣命運坎坷的畫家。但83年的事情打斷了我的夢想。研究生沒考上，經濟改革後看到人家都在掙錢，我卻渺茫的很，咱還不想彎下腰去，隻為掙錢做生意。我回單位後不能在學校代課了，就到了局史辦公室。那些老幹部回憶供電的發展史讓我給配個圖，但他們一年都寫不出來一個章節，每天在那混日子，實在難受。我不能再浪費青春了，就開始到處聯係工作。真不好辦啊，因為咱不想騙人家，想給人家都說清楚，我也從來沒認為自己那是犯罪。隻是進過監獄這一條，曾被逮捕過就成了敵我矛盾，求職處處碰壁。我曾跑到一個文工團求職當美工，團長一看我就說，這小夥要要要，看畫沒問題，美院畢業的沒問題，但一聽“跳舞犯”就沒辦法了。

後來我到一家雜誌社應聘，那家雜誌社是個全民單位。主編是上海人，我有啥就說啥，首先我不認為我犯罪，就是談過戀愛有過一次性關係，還有就是畫了一次半裸，公安局就為這事把我收審了。當時那家雜誌社急需美術編輯，主編麵試我以後就說，你隻要能來，我把你檔案裏的東西抽走，這是我對你的保證，你覺得行不行？我一聽，心想，這裏就是個爛廁所我也來啊。咱的起訴書都在那檔案裏裝著呢，我再去的時候，人家就直接把那些東西抽出來，當著我麵點火燒了。主編說沒事了，你好好上班吧，丟掉思想包袱。後來我真的給人家賣了好幾年命。拿著攝像機全國到處采訪，那時年輕，感到工作挺新鮮的。再後來我從那辭職跑到廣州給外商畫畫。

別小看在你的檔案裏放這麽一個東西，你要想事業有成，要想在體製內找一個好的單位，肯定沒門。你別想著上研究生，到美院去當教授，這條路你肯定是斷了。我們那一屆學生水平都很高，現在美院挑大梁的都是我們這批學生。

我後來結了婚，有個女兒，在西北大學附中上學。我現在除了工作每天就是非常安靜地畫我自己的畫。

83年的嚴打、反精神汙染，其實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續，隻要還是人治、獨裁的政治和政府，這種文革式的運動誰能保證不會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