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遞給我判決書時居然說你上訴吧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九

法官遞給我判決書時居然說你上訴吧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九

                      庚鐵口述   丫丫整理

 

 

庚鐵，1950年生，北京人，陝北插隊知青，西安美院雕塑係畢業，雕塑家。西安市龍首村跳舞流氓黑社會集團首犯。罪名：跳貼麵舞提供場地，奸汙女青年兩名，群居混居，跳舞猥褻女青年多名。一審流氓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二審15年，減刑7年，假釋一年，坐牢6年半。

 

再聽了那個老檢察官讀的起訴書，更加震驚了：我們成了流氓黑社會集團，我成了黑社會流氓集團的頭子。我吃驚，我憤怒，我盯著那個老檢察官的老嘴臉，那個跟我說罪不大也得判的老家夥，可這個兩副嘴臉的人躲避著我的目光，偏偏不看我。

第一被告我，被宣判無期徒刑，第二被告孟書明15年，第三被告高海風12年。滑稽的是那個法官遞給我判決書的時候，居然說：你們上訴吧。他們的法律是一場兒戲還是一場鬧劇！

 

1983年8月12日是黑色星期五。

我是北京知青，後來從插隊的陝北考上西安美院雕塑係，畢業後在省雕塑院工作。八十年代初，從文革那個苦悶的時代走出來，我們大夥兒長長出了一口氣，忽然感覺思想可以解放（真是忘乎所以）了。尤其是我們這些搞藝術的年輕人，思想追求更加超前，我們渴望自由和寬鬆，沒有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哪裏會產生美好浪漫的藝術？那個時候社會上重新出現家庭舞會，年輕人開始跟著老一輩人學跳舞，我們曾興衝衝地跑到省體操隊，向老教練學交際舞、國標和探戈。我們聽說，在五十年代的建國初期，毛澤東那一代人從上至下盛行周末舞會，因此我們的前輩很多人會跳舞。而到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曆經災荒饑餓、文革和下鄉，什麽時候學過跳舞？哪裏見過什麽舞會？終於盼到沒有運動的年代，如今這一切能代表美好的、自由浪漫的東西都使我們趨之若鶩。

陝西省雕塑院位於西安市的省展覽館內，在這個大院裏聚集著一大群藝術青年。相對一般的家庭居室，我的雕塑工作室高大寬敞，既有藝術氣氛又不會幹擾家人。於是大家自然而然集中到我們的雕塑工作室來，朋友們喜歡來這裏聊天、練習跳舞。既然跳舞當然是男女配對，於是男朋友帶來了女朋友，老朋友又帶來新朋友，比如京劇團的、報社的，如此就形成了一個鬆散的藝術圈裏的小團體。

可怕的日子1983年8月13號是我厄運開始的日子。那晚來了幾個男女朋友，大家開始聊天、喝茶和跳舞。當我進到廚房裏切水果時，忽聽工作室裏一陣哄亂，忙出來看，這時一個警察把我堵住，端槍對著我說“不要動”！真是晴天霹靂！這是怎麽回事？一個警察說，把人都帶走。我們問，憑什麽？怎麽啦？怎麽啦？不就跳舞嘛？那個叫景恒年的負責人說先帶走再說。我們都被押上了停在外麵的兩輛警車，直開到西大街的市公安局治安三處。命令我們在外麵蹲著，一個、一個人被叫進去問。最後輪我，姓景的說，你事情很大。他讓我把今天來跳舞和以前來跳舞的人名都報上來。我說大家夥兒不都在這嗎。“好哇，你不老實！”不由分說就上來一個警察，把我的雙手背過去用手銬銬住，接著用電警棍打，我被打得一跟頭接一跟頭，疼得我高聲叫嚷，如此折磨了近40分鍾。景恒年再次發問：你們在跳舞之間有什麽不規矩的動作？我想了想說，跟三個女的在跳舞中有接吻。這時他們才給我下了背銬，因為帶背銬時間太長，我的左手已經腫得很高，兩隻手腕都被勒出很粗的血印。一個警察說，哥你自己揉揉手，要不這手可能要殘廢。我寧死不揉！沒轍，他們就邊給我揉手邊審問我。一夜過去，第二天天亮後我們被拉到公安七處。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地方，我也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到這樣的地方，這是一處勞教收容所。隻聽旁邊有人說我們，是從香港來的吧，還穿花衣服，留長頭發，像什麽樣子？又一個年紀大些的警察對我們說，這裏不能留長發，給他們都剃了。正是八月初的酷暑，我們被剃光頭後像牲口一樣被塞進牢房，號子裏臭味熏天，有特別濃烈的大蒜味，進去後才知道，監獄當局讓犯人的家屬都送大蒜隻送大蒜，他們是怕這肮髒的地方會流行瘧疾。一股一股發謏的糞便的酸臭嗆得人出不來氣。號子裏左右兩排通鋪，上麵還有一個二層，中間是一條過道。人到了這裏可以不把自己當作人了，隻見裏麵的人穿著三角褲，光著脊梁，伸手在褲檔裏抓撓著疥瘡，或坐或躺野獸一樣注視著新進來的我們。我們被勒令蹲在地上，我心如亂麻，一天之間，我們自傲為年輕有為的雕塑家突然間與社會渣滓、流氓、小偷為伍了！

 

到了晚上我和同學、同單位的孟書明仍在地上蹲著，這時就見二層的床板上有個小子招呼我們上去，待我們爬上去，看到幾個半裸的人歪斜在那裏。半晌，有個開口說話了：夥計，你知不知道這裏頭的規矩？我馬上想起來《水滸傳》裏描寫武鬆進牢房的情景，自己雖然隻穿著褲衩，皮肉外沒一點遮擋，也隻好說，“那你們就來吧”。其中有一個壯小子晃了過來，一副要打人的架勢，結果他卻親熱地抱住了我，說，你們是文人嘛，對文人我們不會那樣。見此番情景，又另有人掏出多半截煙給我讓，看我沒情緒，他們問你們是怎麽回事？我回說正在跳舞呢就給抓來了。這幫人都嚷著說，跳舞進來幹嗎呀？！

 

就這樣，在惡臭和打罵聲中過了很混亂的幾天，大概是8月17、8號，外麵刮風下雨雷電交加，突然間號子的門打開，亂哄哄被推進來好多抱著被子的人，一下就進來二、三十人，一撥又一撥，連續好幾撥。號子裏一下子湧滿了人，每個人所能占的地方不到三十公分。後麵進來的人隻能坐在地上，通道裏滿滿地坐了幾排人，互相挨著“開火車”。在這新進的人裏就看見了不少跳舞的熟人和熟麵孔，因跳舞進來的有陝歌（陝西省歌劇院）的，市話（西安市話劇院）的，西影的，還包括一些省軍區的幹部子弟，總之都是些文化單位的年輕人。我們省雕塑院的青年雕塑家幾乎被一網打盡，抓進來了三四個，最莫名其妙的是，我們的同事複員軍人姚蓉也被抓進來了，他根本不會跳舞，他隻是給我們打過幾壺水，隻是當過跳舞的看客。我和姚融先是臉對臉貼著坐下，再各自向後躺下，伸出腿把腳踹在對方的肩膀上。大家都隻能這樣睡覺，我們就這麽睡了一夜又一夜。

號子裏人員複雜，盡是西安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汙七八糟的人物。我們這個號子的號長是個慣犯，每個新進來的人都要被他扒去衣服，如見稍許反抗，他就拿小木凳照準人家的背後拍，專打人的腎，號稱順毛。每到分飯的時候，由他們的人掌勺給他那幫人菜打的多，給我們這幫人打的少，專門欺負我們。而我們也是正血氣方剛的青年人，終於忍無可忍，在號子裏爆發了一場“打鬥”。這樣的事自然逃不脫警察的教訓，警察從雙方各挑出兩個人來，我和小武（同案）被叫出號子，四、五個武警學校的壯漢，二話沒說就把我們踹倒在地一頓暴打，我們被打得滿地滾，渾身是土滿臉是泥，我們倆隻是本能地護住自己的頭。但通過這次打鬥，我們慢慢占了上風，重新換了號長，西安晚報的攝影記者京鵬當了號長，孟書明當副號長，又換了一些小崗（值班的），大陸（跳舞另案）、任勇（跳舞另案）、姚融都成了小崗，維持號子裏的秩序。

 

公安局再沒有過問我，這樣就到了十月底，天涼了，人心更涼。我再次被提到治安三處，還是那個景恒年，還是問的那些問題。他晃動著我速寫夾子裏的幾張裸體速寫，我說那是我畫的我愛人呀。他再拿出一張我做的雕塑的照片，我看到在那張半成品雕塑頭像照片的下下寫著：受害者。啊！？我說這是我做的雕塑啊，我害誰了？誰是受害者？我做女性的頭像是正常業務啊。接著他還是問我跟多少人跳過舞？說誰誰誰都承認了你們接過吻，你不說有人說。這個提審員景恒年文革時是有名的造反派“三種人”，所以他最拿手的就是威脅誘供，加電警棒、上背拷。

回想當時七處那個給我們剃頭的老警察，知道我們是因為跳舞進來的，就說你們這些人因為這個不會有多大事，頂多關幾天就出去了。可是實際上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我從此再沒離開監獄，我因為跳舞被一審判無期，二審判15年，我被說成黑社會流氓集團首犯，在裏麵整整呆了近7年。

三處又來提審，問：你在裏頭想的怎麽樣了？

我說：想什麽呀，我現在也不認為我有什麽事呀。

你有什麽事你自己知道。

我不就是跳舞嘛，總共跟那麽十一二個人跳了舞。

啊！你們跳的什麽舞？

迪斯科，三四步都跳過。

沒跳過兩步舞？

兩步舞也跳過。

好吧，我跟你說你聽好了：跳兩步舞就是貼麵舞，貼麵舞就是流氓舞，跳流氓舞就是流氓罪。

他就是這樣畫了一個等號，我們張口結舌沒話可說，我們螻蟻一樣任人宰割，從來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聽音樂，開小燈，這都是收審我們的理由，是我們犯罪的證據。

又是好久沒音信，突然被告知說是你下冊了。下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沒事了放人了。一種就是案子加重，送到公安五處逮捕判刑。我們被拉送到五處的監獄，心情越發沉重。回想自己這三十幾年的人生，文革動亂，陝北插隊，終於等到上學的機會，終於學習了自己喜歡的專業，近幾年我的雕塑創作在省內外幾次獲獎，有些還被博物館收藏並送出國展覽，藝術事業剛剛起步，到而立之年正想大展宏圖之時……原先還天真地想著事情趕快解決，回去完成我的做了一半的雕塑創作。我惦記著給泥塑噴水，否則會幹裂。卻莫名其妙地要被逮捕判刑了。我冥思苦想我自己的事情：跳舞的時候和五、六個女的親吻，有兩個男女關係，在我的工作室跳了十幾次舞，有兩三次跳舞晚了沒車，有幾個人在工作室住下，其間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這些事就夠得上逮捕判刑嗎？但豈止是判刑，更可怕的事情在等著我。

進到五處我被關在二排三號。管教王大誌安排我睡在號長旁邊，號長五十左右的年齡，在裏麵快兩年了，說他拐賣婦女，但他不認罪。這人一天到晚沒話，披件綠軍裝呆坐著。他問我因為什麽進來的？我說是跳舞。他說跳跳舞能進來？號子裏的人員變動很勤，經常走了的又來了的，京鵬（跳舞另案）從別的號調來了，大陸（跳舞另案）也曾經在一塊關過，有個叫尤清的帶著付眼鏡看著挺老實，也是因為跳舞。

進入深秋，小小的監獄天井裏開著黃色的菊花，我長久地盯著小格子窗外的秋花，愈發情緒低落，不明白這一切到底是因為什麽？老號長被甩走了，管教王大誌叫我當號長。在五處的這段時間每個月10號家屬可以送東西，家裏可以送點洗衣粉、牙膏之類，還可以送些書刊。我為自己寬心：想當年文革國家主席不也做大牢嗎？我強迫自己安下心來，利用這個時間看書，包括黑格爾、康德的哲學和美學，每當有了一些創作構思也隨時記在本子上。在號子裏我們總是處於饑餓狀態，吃得最多的是清水熬芹菜，一個禮拜可以吃個“蒸碗”，上麵有幾片肉。

在五處呆了兩個月以後才又被提審，據說這位是優秀提審員，一審就是三、四個小時。還是老問題：跳了幾次舞？跳舞都有誰？跳舞中有什麽動作？混宿中有沒有性關係？我對他說，我們不知道跳兩步舞是犯法，之前沒有張榜公示，沒有寫在刑法上，我們隻看見社會上都在跳，我們以為這是國家提倡的。否則我不會傻到去以身試法。這時提審員給了我一個突然襲擊，問我認識不認識張亞麗？說人家張亞麗可告你強奸。我一聽心裏冷笑，十分氣憤，我說每次都是張亞麗主動跑來找我，請問，有人主動跑去讓別人強奸，而且一再地送上去強奸的嗎？提審員聽了說，當然了我們也會客觀的看問題。其間還有一個老提審員提審我，專門跟我大談所謂邏輯學，意思是你的工作室發生的一切事情，你就一定會知道，你也就一定要承擔在這裏發生的事情的責任。這叫什麽邏輯學？這純粹是設個圈套讓我進。    

然後檢察院的來了，這是一個年齡挺大的檢察官，還帶了一個女書記員，待一一地重問一遍之後，他看著我說：你的罪不大，可也得判呀。以後我才明白，他們越是嚇唬你說你的罪很大，你越是可以放寬心。一旦他們說你事不大，那你就危險了。後麵發生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預料：那天我們這一案在中院開庭的時候，我們的隊伍後麵突然間冒出好幾個我不認識的人，我問他們你們是誰？來這幹嘛？他們說我們也不認識你呀，也不知道怎麽到這來了。這不明擺著為了湊人數，為了把我們這個集團做大嗎？再聽了那個老檢察官讀的起訴書，我們更加震驚了：跳舞算猥褻，與一個人跳舞就算猥褻了一個，給我安了幾十個猥褻罪。更可怕的是我們成了流氓黑社會集團，我成了黑社會流氓集團的頭子。我吃驚，我憤怒，我盯著那個老檢察官的老嘴臉，那個跟我說罪不大也得判的老家夥，可這個兩副嘴臉的人躲避著我的目光，偏偏不看我。起訴書寫的太可怕太惡劣了，說我們在跳舞時吃舌頭，摳陰戶，亂七八糟，烏煙瘴氣。我不知道這些事是誰幹的？誰亂咬的？根本就是無中生有。到這時我本應該恍然大悟，可我還沒有恍然大悟：自打一開始他們公檢法就想置我們於死地，就想要在我們的跳舞中找出、做出個死刑案來！什麽是黑社會？黑社會是指以為獲取非法利益，有一套與法律秩序相悖的非法地下秩序的有組織犯罪團夥集合。以不正當、惡意手段自行犯罪、聚眾犯罪，或者教誘他人犯罪等種種不法方式，而獲取利益的一個結構體。我們一夥跳了幾次舞的年輕人，居然被上綱成黑社會，欲加之罪啊！

 

所謂律師的辯護當然是過場，讓我們自我辯護更純屬是對我們的耍弄，他們公檢法三家早就陰險地定了鐵案。從法庭出來，我看見我愛人抱著孩子站在路邊，孩子還不到一歲，我遠遠地看了一眼我的孩子。我開始在心裏給我的孩子寫遺書，我一直在打腹稿。

開庭後一審的宣判是在五處的一間房子裏，第一被告我，被宣判無期徒刑，第二被告孟書明15年，第三被告高海風12年。滑稽的是那個法官遞給我判決書的時候，居然說：你們上訴吧。他們的法律是一場兒戲還是一場鬧劇！回到號子王管教問我被判了多少年？當他聽說是無期時，大為吃驚，他說，趕緊，好好寫上訴吧。二審律師是我姐姐的大學同學解士彬老師，他是西北政法學院研究生處處長，是西北政法大學的三大理論柱子之一。解老師多次到法院認真閱卷，幾次找我談話。最後解老師問我說，你做好了被判多少年的思想準備呢？我說我準備10年以上。他說你也太悲觀了，應該不會那麽多。省高院法官張誌士負責我們這個案子的二審。當我於7年後從監獄出來回到單位時，張法官專門到雕塑院來看我，他說他曾調查了我周圍很多朋友，大家都說，我們跟耿鐵群接觸覺得他人很好。這就是我的二審法官特地跑來見我想跟我說的話。

張法官沒有來給我們宣讀二審判決書，由中院法官代他宣判，第一被告我，由無期改有期徒刑15年，當我從那個人手中接判決書的時候，我跟他說，您還想叫我本世紀內出來啊。然後他居然又是說：你申訴吧。我自己寫的上訴和我愛人替我寫的一封封申訴書百分百石沉大海，隻有一個唯一，中央書記胡耀邦竟然批複了，批文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轉到省法院，陝西省法院院長焦朗廷說，刀架在脖子也不改。焦院長當然死也不會改，否則83年他在省人大所作的“嚴打戰功匯報”如何自圓其說？

從此開始了漫長的五年的勞改場生活，西安磚廠教育處處長賀希貴特地把我和孟書明要去，他計劃利用我們的專長，在勞改場成立一個雕塑訓練班，培訓對象是那些年輕的、刑期不長的、因在社會上打架鬥毆、小偷小摸進來的，在這些人中挑選那些喜歡美術的孩子，送到雕塑訓練班來，以便他們將來走上社會能有一點特長。雕塑訓練班成立大會還專門邀請了西安美院、西安美協和一些社會名流來參加開學典禮。我的老師陳啟楠當時已是西安美院的院長，陳教授專門跑到勞改場，來給他的學生——我和孟書明——兩個在勞改場的學生捧場。貴為藝術家的他們能踏進這齷齪的勞改場，為此我一直對陳教授和美協的領導心存感激。其間發生了一件事：某美協領導對我說，他代張亞麗（那個咬我強奸的）問好，他還解釋說，張亞麗此舉是實出無奈，如今張關在女監，一直感覺很對不起你。當然，我不能原諒她。在磚廠我們除了當老師培養訓練班的學員外，美院的老師和同學還多次給我們介紹社會上的雕塑工程，這樣我們倆既為勞改場創收一些資金也沒有完全荒廢自己的專業。

經過85年和89年兩次減刑，再由於單位領導多方搜尋有利於我們的政府文件，遊說、力保，說我們的作品曾經出國，多次獲獎，說我們是單位的業務骨幹，終於又獲得一年假釋。

我於1989年12月出獄。我在上初中二年級時因文革輟學， 18歲從北京下鄉插隊4年，32歲至39歲坐牢。這就是我四十歲之前的人生履曆。

2013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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