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倉庫值守到“製糖專業連隊”隊員

從倉庫值守到“製糖專業連隊”隊員 何鍾林 （原大連輕工業學院教授） 1973年5月，我從寬甸農村調回大連工作時，我的身份並沒有得到確認，也沒有“平反”一說，可能各級領導也為日後自己有個改口的退路或回旋的餘地。我當時也沒有那個覺悟，你不給我說清楚，我就留在農村不回去。於是，我仍然拿著一個月30元的生活補助費，幹著農場大連倉庫值守的新工作。雖然，大連的生活費用比較高，但是農場的倉庫，就在大連輕工業學院沙河口區二部的一個食堂裏，食堂很大，那時學院還隻是招收少數的工農兵學員，二部食堂吃飯的人不多，隻有一個兼職的管理員和一個炊事員。所以，偌大的食堂裏，大部分地方都為農場的倉庫所占用。我就住在倉庫內，吃飯可以買食堂的飯、菜票。食堂管理員和炊事員離開食堂時，可以鎖食堂大門或炊事間的門，我也有食堂的大門的鑰匙。彼此方便，相安無事。食堂的兼職管理員薑師傅，人品很好。他除了做掌勺的大師傅外，還兼任采購和成本核算。為了降低夥食成本，他還帶領炊事員在校園和家屬樓周邊的空地上栽種蔬菜。我有這樣的一個鄰居，當然是相當放心的。但是，我擔任農場倉庫值守的新工作後，我發現我的工作並不象倉庫的值守，更象是一種賦閑的安排。因為我看管的 “對象”並沒有嚴格的數量和質量的意義，既沒有帳目，也沒有邊界。我隻是看管一堆“東西”而已。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生活中疏於管理的弊病已經充分顯露出來。例如，倉庫進來的物品，沒有人檢查它的數量和質量，同時，倉庫發出去的東西，手續也不是十分嚴格，沒有核對，沒有監督。倉庫僅僅隻有我一個人，24小時沒有輪換，既監又守，等等。當時，學院和農場聯合決定，給每位教職工免收糧票,發放50斤苞米棒子。於是，每位教職工便拿到一張蓋有農場公章的條子，自備麻袋到倉庫來領取，由我一個人在倉庫過秤發給他們。那時大連輕工業學院的全體教職工大約有三、四百人，幸好有的教職工不要苞米棒子，也有一些變通的辦法，例如，也可以折合成糧票之類。但是，到倉庫來領取苞米棒子的人還是不少，夠我忙了一陣。讓我十分不愉快的一件事情是，所有準備了麻袋到倉庫來領取苞米棒子的人，如果來得比較多的時候，我為了避免他們排隊等候的時間比較長，我就同時放進來兩、三個人，讓他們自己把苞米棒子裝到自備麻的袋中，我再來過秤。我的好意他們不領會，於是就難免發生了挑肥揀瘦、爭選大個苞米棒子的情形，更有一次，我放在倉庫裏麵的長椅子上放置的一雙“回力牌”籃球鞋，也不知道什麽時候、被什麽人當作苞米棒子裝走了。那時候我的生活還是很困難的，這雙“回力牌”籃球鞋，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沈陽買的，我一直舍不得穿，一般在星期天，我到市裏會會朋友，作為一件體麵的行頭，我才偶而穿一回，回來後立即洗刷幹淨，擦上白粉，晾幹，精心保護。現在居然丟失了，我真是又氣惱又無可奈何！心裏想這一回對我個人來說，真是做了個徹底賠本的買賣。也是為了自嘲吧，“叫花子打鼓窮歡樂”，我用了兩張長條板凳直立起來，用粉筆寫了一幅對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繁茂達三江”。偏偏無巧不成書，沒過幾天大連輕工業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就來視察倉庫工作，他一見到這幅對聯，麵孔都變形了。他原是一個靠邊站的老幹部，剛剛一出來工作就要發現一些“階級鬥爭新動向”。中國民間有句諺語：“柿子揀軟的捏”！，我成了他小題大做的試驗品。文化大革命後期，人們似乎已經養成了一種劣根性，正經的事不幹，專門吹毛求疵，做表麵文章。真正遇到問題，還趕快繞道走。事實上，當時社會上的治安日益惡化，我在倉庫夜間值守時，已經碰到幾次有小偷企圖扒窗戶，我迫切希望在倉庫按裝一個電鈴或其他報警裝置，或者再增加一個人。但是，沒有人來管這件事，並做決定。我隻得一個人繼續做這件危險的工作，我是拿我的生命來做可能發生盜竊時，進行搏鬥的賭注！我在倉庫值守的五個月的時間裏，雖然工作單調，但是基本上也沒有什麽體力勞動。也沒有什麽人來管我。盡管生活貧寒，但是我仍然能夠嚴格要求自己,實行自律。晚間也能夠看一些書。白天早晚時間，我也能夠把我的活動範圍擴大到倉庫周圍、門外，多巡視幾遍，盡量昭視我的存在，用一些廢磚，把倉庫東麵和北麵的窗戶壘上半截，增加安全性。星期天食堂薑師傅他們仍然要給學生做飯，請他們臨時照看一下，我還可以有時間去走親訪友。我到市內去，這十餘裏路基本上都是徒步走來走去。記得有一次我從中山區延安路回到沙河口區車家村，我的口袋中隻有兩分錢，而從大連火車站乘電車到沙河口火車站當時還要四分錢車票，我也支付不起。人是社會的生物，我需要交流、需要交往。在這段時間裏，倉庫西邊的候家溝小學張老師成為我到大連以後當地的第一個朋友。他為人熱情，除教書外還兼任小學少先隊大隊部的輔導員，是一個共青團員，老家在杏樹屯農村。他在無事的時候也常常給我介紹大連的一些風土人情。後來，通過張老師，我又認識他已經參加工作在大連冷凍機廠的年輕學生。我還認識了家住在附近的大連石油七廠的兩位工人師傅，他們每天早晚差不多要騎四十多分鍾的自行車上下班，他們下班的時候經過我的倉庫門前，因為是上坡，通常他們也比較疲勞了，他們常常推著自行車走，並且有時停下來和我聊天。趙師傅還托我在寬甸為他代買一隻小羊，正好寬甸農場經常有汽車往返大連寬甸之間，我在寬甸農場的農友也十分幫忙，所以，有一天下午，趙師傅要的小羊居然能夠從就幾百公裏外的寬甸帶來大連。這件事情放到現在來辦，也許都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我在這裏詳細講述這件事情的經過，是因為這件事情的延伸結果，對我一生生活的轉折非常重要。我的妻子李文芬就是趙師傅的朋友大連石油七廠的呂師傅在兩年以後給我介紹的。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曆經文化大革命的磨難，已經37周歲的我，還有這樣一段美好的姻緣！所以，一個人的一生要盡量做些好的事情，要有一些交往，取得朋友真誠的信任。為朋友幫忙時要不遺餘力，不要斤斤計較，不要去想有什麽回報。我值守的倉庫中，大量的物品還不是寬甸農場自己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而是沈陽輕工業學院搬遷到寬甸後，學院帶去的學生用的課桌、飯桌、座椅、禮堂的長板椅和一些雜亂的物品。當時沈陽輕工業學院遷移到大連後，原寬甸農場準備撤消，或另行選址。所以，很多床、黑板、桌、椅、板凳加上農場的一些暫不用的物品，如糧食、木材等，先行拉回到大連，堆放在倉庫中。雖然沒有很多值錢的東西，但是很多物品都是大連輕工業學院可以用得上的，或者是可以改裝、改造的。可能當時大連輕工業學院沒有大量招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管理缺失綜合症”，所以，倉庫中的東西處理得很慢，有時候我整天也發不出去一張床或一張桌子。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學院中有一個教師，他是原大連市公安局長的弟弟，他憑著一張條子，就可以輕易地挑選，拿走兩張床，而原大連輕工業學校總務科的一個副科長，可以開著汽車來搬東西。我要是再值守下去，可能對他們也不太方便。在大批的苞米棒子基本上處理完畢之後，我知道我繼續幹倉庫值守這個工作可能時間也不會太長了。1973年10月，我到了大連輕工業學院在莊河明陽的農場新址。在離開倉庫之前，農場一些未處理完的東西，主要是倉庫裏的糧食底子等，還有我個人從寬甸農場搬家回到大連時的一些書籍、木材、自行車等雜散物品，一起轉移到原倉庫旁大連輕工業學院二部大樓裏麵的兩間教室裏。三個月後，我回來檢查我的個人物品時，發現有些裝書的木箱竟然成為老鼠的安樂窩！我在莊河明陽農場的三個月的時間裏，主要是幫助當時在莊河明陽的大連日語專科學校搞“土法製酒”。後來得悉，沈陽輕工業學院搬遷到大連時，占用了大連日語專科學校在大連的一部分家屬宿舍，合並了原大連第一輕工業學校和大連第二輕工業學校，還占了原大連化工學校的校址。莊河明陽農場也是大連日語專科學校原來的一部分地盤。所以，我幫助大連日語專科學校搞“土法製酒”，既是大連輕工業學院對大連日語專科學校友好的表示，也是在那個“不知道大學應該怎麽辦”的時候的一種權宜安排。我接到這個任務後，首先當然是在莊河明陽的大連日語專科學校裏，砌吊酒的爐灶。不過，在製曲和酒母方麵，我采取了一些簡易和便當的辦法，到大連白酒廠求援了一部分黃曲黴和酒母，大連白酒廠有我不少學生，辦事也特別方便。“將在外，不受君命”，我在大連日語專科學校“土法製酒”的工作十分順利，他們學校有一個主管全校總務後勤工作的陳副主任，是個老革命幹部，對我十分友善。大連日語專科學校有關部門給我配備了工作助手，配合我開始“土法製酒”的工作。跟我學習通風製曲的，是大連日語專科學校總務後勤部門的一個年青漂亮的女孩子。通風製曲需要保持室內的溫度在25-28度，深秋的北方需要在室內生爐子，室內外溫差的巨大區別，顯得室內十分熱。24小時值班，我們每30分鍾要記錄一次室內的溫度和曲池的溫度、觀察菌絲的生長情況。如果發現曲池的溫度過高，就要打開吹風機，送風降低曲池的溫度。這時候，增加了濕度的空氣更顯得悶熱。特別是晚間值班，曲房裏隻有我和她兩個人，周圍是一片寂靜的黑夜。雖然，我們穿著的衣服都很少，突顯了身體的曲線。但是，我們更是一句話也沒有，隻能聽到彼此的呼吸，不敢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十二年後，我在大連外國語學院參加留學生出國英語考試時，我的通風製曲小助手卻成了我的監考的老師，她對我熱情有加。往日的情懷祗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憶了。人生無常，生活象濤濤的江河，其中既溶入了時代的烙印，也依稀有著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奮鬥的痕跡。 1974年春節的時候，我帶著釀造的酒漿、成功的喜悅，回到了大連。使我更高興的是：在大連日語專科學校，我認識了一批新朋友。在大連輕工業學院雖然我還拿著每月30元的生活補助費，但我已分配到大連輕工業學院基礎部工作，從事腦力勞動了。可是，我到基礎部不久，就趕上“批林批孔”運動，我跟隨著化學纖維736班的學生還有七、八個教工組成一個小分隊奔赴遼陽市的一個南部山區參加運動。雖然那時侯大學裏的的口頭禪是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但是我跟著下去的這個小分隊的領隊，卻是一位運籌有方的馬列主義教員，可能他覺得我脫離政治舞台多年，許多政治術語運用起來不那麽流暢，這位領隊也沒有太為難我，多半是照顧我，分配我去當司務長，管理小分隊的夥食。這樣，我不需要去做群眾工作，下去“批林批孔”，也不需要和貧、下中農一起去參加農業勞動。隻是有些會議跟著聽聽就可以了。這樣，我就集中精力管好夥食。我們成立了自己的食堂，大隊部騰出了一棟房子給我們專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的時候，要整什麽 “不正之風”，所以剛下去以後，公社、大隊兩級幹部也摸不著頭腦，有些緊張。我到公社很順利地批回來一些細糧、豆油和豬肉。大隊還協助我們辦食堂，派來了一個專職的農家大嫂做飯。所以，我這個司務長工作還是滿輕鬆的。農家大嫂出於禮貌，一些好一點的菜肴都要我來掌勺，我也不便推辭，勉強上灶了。其實，我一個多年的單身漢，那裏有什麽做飯的經驗呢。好在我有做化學實驗的技巧，掌握溫度和加工的順序，以及作料相互溶解度的知識。一麵實踐，一麵總結經驗。後來，我們小分隊的人員都說我做的菜好吃。大連輕工業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主任、軍代表，在巡回各個點檢查工作時，也說我們小分隊食堂夥食辦得好。其實，有了肉和油，在那個年代裏，做什麽也都好吃。祗是若幹年後，有一個當年的學員，悄悄地跟我說：“你那時炒菜，一隻腳踏在鍋台上有些不雅”。我到現在都感到臉紅。農村的鍋灶實在是太低了，原來它是配合老鄉坐在地上拉風箱用的，鍋灶的出煙口要對著室內的火炕，鍋台台麵的標高必須遠低於火炕炕麵的標高。現在要用這種大鍋做三、四十人的炒菜，需要用大鍋鏟勤翻快炒，不僅要有相當大的腕部力量，並且還要低頭大彎腰，很是難受。就象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運動一樣，很多運動最終又回歸到整自己的起點。我們從遼陽農村“批林批孔”回來，接著就開始“反回潮”了。大連輕工業學院一部分“革命群眾”又開始學習北京等外地的經驗，在教育戰線上反擊“資本主義”的“回潮風”。保定街大連輕工業學院的南牆上，又出現了批判我的大字報。我們知識分子中總有一些人喜歡充當整人的急先鋒，他們總是在揣摩“領導意圖”，觀測“政治風向”。搞得我在莊河明陽農場的朋友們又在為我擔心了。但是，這回這些急先鋒們錯了，這次學院運動的“大方向”是“砸爛基礎部”，成立“專業連隊”等教育革命技術問題。也就是說，要廢除過去大學基礎教育中，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課的教學組織。按照專業方向，以專業為主，配置一套基礎課的師資。這些基礎課的老師要努力學習專業，圍繞專業知識，組織教學。七十年代，中國的糖品非常緊缺，需要大量進口原糖。這時大連輕工業學院根據國家需要和上級指示，成立了甜菜製糖專業，建立了甜菜製糖“專業連隊”。由於這個專業新建，師資力量也比較薄弱，甜菜製糖“專業連隊”的黨支部書記，一位解放戰爭時期從東北打到海南島，自稱“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老兵，點名要我去“製糖專業連隊”。1974年6月我恢複了文化大革命前每個月62元的工資。不過補發文化大革命中扣發我的工資，卻是在一年半以後，“落實政策”總是要滯後吧。不管怎樣，當時的中、青年知識分子中，62元的工資已經是中上等的水平了。更值得高興的是在1974年暑假我又可以回南方探親。因為1974年春節，我在大連祗是過了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沒有能夠回家。事實上，當時我手邊也沒有任何儲蓄，回家也是一個奢侈的願望。恢複工資以後，我畢竟寬敞了許多。我可以幫助親人了。1974年暑假，我選擇了先從大連乘船到上海的路線，然後由上海到安徽，再從安徽返回到大連。這樣，在上海就可以見到接近十年沒有見麵的妹妹。那時，他們一家幾乎三地生活，真是十分不容易。妹夫在湖北宜昌，妹妹在上海進修，順便給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治病。阿姨領著他們的大女兒蓉蓉在安徽老家。他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個月的工資還要寄給在安徽農村的父親，有時候還要接濟在合肥的母親和弟弟。生活的艱難是可以想象的。孩子們的營養不好。孩子們想吃一根價值一毛錢的冰棍，都是一種幸福的享受。這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悲哀，也是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及其家庭生存狀況的真實寫照。我慶幸在苦難的年代裏，我們大家庭成員的相互扶持，我們終於走出了那個年代。1974年， “製糖專業連隊”在遼寧省台安糖廠召開的製定專業教學計劃的會議上，我初出茅廬，表現得比較平平。但是，後來我有機會到黑龍江阿城糖廠、吉林新中國糖廠、遼寧寧城糖廠（現劃歸內蒙古自治區）、遼寧彰武糖廠、遼寧昌圖糖廠、山東高密糖廠、山東金鄉糖廠等工廠進行調研和實習，我如饑似渴地學習專業知識，啃讀當時全國唯一一種甜菜製糖專業教科書的中譯本：原蘇聯西林教授所著，“甜菜製糖與精煉糖生產工藝學”，收獲頗豐。在工廠實習的過程中，我又拿出在寬甸農場學習修理爐灶的勁頭，爬摸滾打，深入到石灰窯、升降機、地下管網之間。努力搞清楚工藝流程和設備原理。蒼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在全國製糖雜誌“甜菜糖業” 1978年第4期發表“關於瞬間冷主灰熱反應清淨工藝方法的討論”的學術論文，這是大連輕工業學院甜菜製糖專業在全國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82年第2期“甘蔗糖業”（製糖分冊）又發表了我寫的論文：“多效蒸發罐組最適加熱麵積的計算”。我從一個對製糖專業一竅不通的門外漢到對這門學科略有收獲，不能不說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記得1975年秋冬在吉林新中國糖廠“開門辦學”，時間長達三個月之久，按照當時的要求，教師必須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那時我剛剛經大連石油七廠呂師傅介紹，才認識我現在的妻子李文芬十天之久，就要下廠了，我祗得暫時告別新認識的女朋友，穿上一套兼做工作服的黃顏色代條的棉衣，腰紮一條皮帶（那個時代流行的服飾），帶領兩個因故晚來學院的學生，乘火車從大連趕到吉林。“製糖專業連隊”對我的唯一照顧，就是容許我延遲幾天出發。所幸我的未婚妻對我的工作十分支持，暫時的離別卻可以通過書信的往來，增強了我們的聯係。我想起我看過的一部描寫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小說：卡秋林要上前線了，他的未婚妻莉達依依不舍的送別他，相思的苦戀轉化成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卡秋林建立了功勳。任何時代都會有個人的犧牲，不過，在戰爭年代裏，更突現了深深的情懷和淡淡的煩惱！我在吉林新中國糖廠努力工作，也得到了回報。新中國糖廠當時進口了一台德國Zeiss工廠生產的“自動糖度測定儀”，價值人民幣一萬八千元，在我們大多數人每月的的工資隻有三、四十元，五、六十元的情況下，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這台“自動糖度測定儀”自進廠之日起，就一直不能使用，成為擺設。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使我要把這台“自動糖度測定儀”為什麽不能工作的原因探個究竟。北京大學物理化學專業的理論和實驗室訓練，使我對尼克爾棱鏡產生偏振光的原理印象深刻，同時對於蔗糖的旋光性的測定，我也是很熟悉的。於是，在同時下廠的一位老師的幫助下，我們很快找到了問題產生的原因，使這台儀器能夠正常工作。1975年，海城大地震期間，我正住在鞍山“勝利賓館”六樓的一個房間裏，為大連輕工業學院“製糖專業連隊”集體編寫的一本專業技術書籍：“甜菜糖生產技術”做最後的審校、編輯工作。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發生了震中地震烈度為7.8 級的大地震。我們距離震中並不太遠。當我們沿著搖搖晃晃的樓梯跑到樓下廣場的時候，我們不由得慶幸，我們所住的賓館是當時鞍山市最好的賓館之一。主要是由於當時年青好奇，而不是有多麽高的社會責任感，地震發生後我們並沒有考慮個人怎麽盡快撤離，而是沿著大街去查看災情。當時看到有不少倒塌的房屋。有一座二層樓房給我的印象最深：它整個的山牆已經不複存在了，袒露出房間裏麵的陳列，有大立櫃等家具，從房子內部的擺設來看，房子的主人似乎還是一個收入中、上等的家庭。自然災害真是毫不留情，不顧及任何人的身份和麵子。人類在大自然麵前還是十分渺小的。我們在鞍山一直堅持完成了這本書的編輯和印刷工作。我為這本書的出版、發行，貢獻了綿薄之力。我特別得意這本書的“緒論”，它是我重新改寫的。現在看來，其中有許多大話、空話、假話，但是那是一篇七十年代不可多得的科技文獻。看看那個時代的人是怎樣吹牛，又怎樣把科技問題和政治問題結合起來，對我們現在的生活還是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的。對我個人來說，我的“得意”主要是表現在我也很快學會了適應當時的形勢，雖然有許多困惑和不解，但是我還是有一種劫後餘生的虔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