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he的博客
家和萬事興
一
新東方的老師有什麽共同特點？假如在諸多共同的特點中，你隻讓我選擇一個的話，這個特點就是“能說會道”。在新東方，優秀的老師，都是能“說”的人 ——因為，作為一個教學機構，新東方的一切，都是“說”出來的。新東方老師的性格也許有內向和外向的不同，但他們一登上講台，就會像三峽大壩開閘放水一樣，滔滔不絕地一“說”而不可收。一個再“優秀”的老師，假如走到講台上依然恪守“沉默是金”、“言多必失”、“少說多做”這些中華文化的黃金法則，學生就會開口把他轟下台。
簡而言之，新東方就是“說”出來的。
二
在文字發明之前，人類除了靠原始的音樂、舞蹈和美術來表達愛情與饑餓之外，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恐怕就是“說”了。
“說”是人類滿足最低需求的手段。“說”也是人類實現最高目標的前提。從新東方老師講課掙錢，到美國總統競選當官。“‘說’是一套，‘做’是一套”，是中國人對愛“說”者最廉價的攻擊，但這恰恰成為“說”的榮耀。美國政治家全是這樣的人——如果他不有“言”在先，把選民“說”服，他哪裏能夠走進國會大廈、白宮大堂，“做”他想“做”的事情呢！美國總統雖然食言的例子很多，但美國四十三屆總統，大概除了華盛頓，其餘基本都是通過競選選出來的——看官！須知競選也是一種內戰，但其唯一的武器就是“說”！
“說”是推銷員做生意的根本大法，“說”是管理者統領員工的精神法寶——天下偉大的管理者，都是善於激勵員工的大師。隻“說”不做的人，是司令員和指揮家；不“說”隻做的人，往往受治於人，既說又做的人，則可以治人。治者理也，管理者一定要會說！
說、會說、能說、“說”得比唱得好，“說”得天花亂墜，“說”得別人如癡如醉。這些都是人才成功的優秀素質，罕見品質。崔永元“實話實說”就是 “說”，趙忠祥“動物世界”隻是“讀”。所以，僅僅開牙“說”話是不夠的，還要“能說會道”，還要說得言之有理，還要說出自己的思想，說出自己的激情，說出自己的靈魂。這種“說”，才能為你帶來成功和光榮。
三
我不知道為什麽中國文化裏麵對於美麗的“說”是如此的有成見，有反感，有保留。
“說”，說到底隻是一種不含褒貶的技術。希特勒非常會“說”，克林頓一樣也會說。什麽藤兒開什麽花，什麽階級說什麽話——這個我們且不去管它——但無論你口中有多少蓮花要開、象牙要吐，你至少要首先學會如何開口、如何傾吐，如何“說”！
“說”，同時也是一種偉大的藝術。我們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學家、青年奮鬥家、千萬家，首先要認識到“說”是一種必備的人生技能，“說”是一種需要演練的人生藝術，“說”是奮鬥者成功實現自己的重要前提。無論你是找雇主，還是找雇員，無論你是麵對團隊，還是麵對市場，你都必須會“說”。
為“說”正名，為“說”歌唱，為“說”遊說（讀作“歲”），是我這篇文章的主旨。
四
“我說，故我在”。這是我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美國留學天問》時，驕傲地給我自己擬定的墓誌銘。
我承認，我相當會“說”。盡管經常因為在演說時“說”得不夠好而精神崩潰。但崩潰之後，我繼續“說”！
有時候，我會為自己說話的能力而吃驚。我吃驚，不是因為我確實會說，而是因為，以我這樣的教育背景，我居然依然擁有說話的能力而這個能力沒有被扼殺，這簡直是一個奇跡啊。
我想起從小到大，我的說話風格和方式，一方麵總能引起身邊的朋友們的喜歡和讚賞，一方麵總是引來一些朋友的批判和反對。
“能說會道”，“好表現自己”，這是兩個在我看來無比美麗的詞匯，但是，在那些老師同學眼裏，是一種罵人的話……
當時的我，才十三、四歲，麵對這樣的批評，不知道如何反駁。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的心情：一方麵我感到尷尬，因為畢竟人們的批評顯得那麽義正詞嚴，似乎代表著某種官方意誌、正確路線，至高權威，是以此在對我進行幫助教育。但另一方麵，年輕的我心裏湧出一種追求真理的本能的困惑：一個人難道必須不“能說會道”，不“好表現自己”嗎？這有什麽壞的？
從小到大，這種被人指責“能說會道”的尷尬局麵相當多。我非常非常迷惘。就在這種迷惘中，我“說”著“說”著就長大了！
我慶幸，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和那些批評者一樣“清醒”。種種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使得我“說”的興趣和能力沒有遭到扼殺。這個能力，到了成年後在音樂學院讀書期間，被同學朋友們認可，到了後來北大任教期間，被學生同事們接受。甚至，成為多年後俞敏洪來溫哥華找我加盟新東方的曆史原因之一……我承認，我在北大當年的“說”，迷倒過敏洪、王強等一大批北大的牛人牛孩。
好漢不提當年“說”，但我怎麽能夠忘記那些為了青春、為了欲望、為了榮譽、為了理想而口若懸河的北大歲月啊！
生不息，說不止。
我說，故我在。
五
“說”和“幹”，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從來都不是冤家對頭。
假如有人把“實幹”與“說話”對立的起來，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對於自身說的能力不自信，一定就是對於人類說的價值不了解。
在作為文化教育集團的新東方，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關係到我們用什麽樣的思想來影響我們的學生，用什麽樣的人格來塑造未來中國棟梁的大問題！
雖然壓製“說”的時代已經過去，“說”的惡名，依然存在。“說”的後果，依然恐怖。以至於即使在新東方這種以說為主業的地方，依然會有那種“少說多做”的傳統文化殘餘存在。
說，作為一種人類的美德，在中國社會，依然缺少被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提倡；說，作為中國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必備的應付人生挑戰的一種能力，依然由於先天的缺失後天的鄙棄而遠遠不能適應生存競爭的需求。
“少說多做”，是體力勞動者經常說的一句話。因為，“說”是要耗費力氣並動用精神和肉體力量的。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做”是他們的宿命。
而“一呼百應”（呼就是說），則是知識分子的“做”、知識分子的“幹”、知識分子的行動。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在很多情況下，“說”就是他唯一的使命。說的價值就是說！比如講學，比如演說，比如談判，比如宣傳，比如營銷、比如電視、比如電台……
宋美齡在美國國會那篇改變美國對華援助政策的演說，其力量，是可以和後來飛虎隊運來的武器裝備相當。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馬丁·路得金“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都是人類爭取自由幸福的強大思想武器，給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偉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一生沒有寫過什麽電子郵件，一部“論語”，是學生記錄的他的言論。“子曰”就是“孔子說”。
耶穌也沒有發過什麽手機短信，一本“聖經”，是門徒描寫的他生前的言行。
聖人說，偉人說，古人說。
凡人也說，俗人也說，今人也說。
說著說著，凡人也許就成了聖人，俗人也許就成了偉人，今人總會成為古人。
孔子在曲阜說，耶穌在耶路撒冷說，林肯在葛底斯堡說。
新東方的老師，在北京說，在中國說，在東方說……
新東方老師們的“說”——包括我自己的在內，比起古往今來的聖賢，也許就是一堆泥沙。不過，根據聚沙成塔的說法，我們也能夠成為通天的寶塔——我們並不敢、也不願自卑。
謙虛過後，我們吃點金嗓子喉寶，潤潤嗓子，繼續“說”！哪怕就說一點聖人先賢說過的“說”也好啊！
我想我在這裏已經說得夠多的了。留點時間去做點實事吧——因為，明天早晨，我還要去新東方課堂開“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