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讀書，我最佩服20世紀前半葉那一代文化名人。他們讀書多，更讀得精，動不動一部大厚書就能背下來，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從《八十憶雙親》裏，知道錢穆9歲就能背誦《三國演義》。此事值得一錄：
那是一個晚上，父親去鎮上的煙館議事，錢穆跟隨同往。進了煙館，一客忽然問錢穆：“聽說你能背《三國演義》，是真的嗎 ？”錢穆點頭。又一客問：“今晚可以試試嗎？”錢穆又一點頭。於是，按照客人要求，他開始背誦“諸葛亮舌戰群儒”。一麵背誦，一麵表演，把諸葛亮與張昭等人的語氣動態，表演得淋漓盡致。大人稱奇，小錢穆當然免不了有些飄飄然。
第二天，錢穆依然隨父親去煙館議事。路過一座小橋時，父親問：“認得橋字嗎？”錢穆點頭說：“認得。”又問：“橋字是什麽旁？”答：“木字旁。”再問：“木字旁換馬字旁是什麽字，認得嗎？”再答：“認得，是驕字。”父親又問：“驕是什麽意思，知道嗎？”錢穆答：“知道。”父親步步緊逼：“你昨晚的行為有這個驕字嗎？”錢穆這時才明白父親的意思，頓時如聞雷霆，俯首不語。
在父親眼裏，即便是9歲的兒子，即便是能夠背誦《三國演義》，也不準你驕傲。
那時候，讀小說算不得正經功課，隻能偷偷摸摸地讀。能在這種狀態下把《三國演義》背下來，正經功課的背誦更當不在話下。我想起上世紀80年代，錢穆的孫女正在北京大學中文係讀書，向祖父請教讀書問題，錢穆的回信：
“《論語》外，須誦《孟子》、《大學》、《中庸》與《朱子章句集注》為主。《莊子》外，須誦《老子》。四書與老莊外，該讀《史記》，須全讀不宜選讀，遇不易解處，約略讀過，遇能解又愛讀處，則仍須反複多讀，仍盼能背誦……”
要求孫女背誦，作為史學大師的爺爺自然更能背誦。能夠背誦《史記》，讓人不敢想像。
從張恨水的《山窗小品》裏，知道他在14歲之前，就能夠背誦以下典籍：《三字經》、《論語》、《孟子》、《左傳》、《大學》、《中庸》、《詩經》、《禮記》、《易經》、《千家詩》、《古文觀止》等。顯然，這並不是他可以背誦的全部。從他很小的時候就寫一些酷似《聊齋》的小說，可以證明他把《聊齋》讀得爛熟了。從他上世紀30年代寫的《水滸人物論讚》，又可以看出他對《水滸》的爛熟。原因是，在連載這部《水滸人物論讚》時，他每天既要出報，還要同時為幾家報紙續寫連載小說，他不可能有時間翻查原著，隻能憑年幼時的閱讀記憶去撰寫。即使達不到背誦《水滸》全書的程度，也應該是差不多了。
作為文史學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讀書原則也許不是背誦，而是“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裏，他談到自己對幾部經典著作的閱讀遍數：《儒林外史》讀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經地讀，不是作為消遣地隨便翻翻。讀《紅樓夢》趕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後讀了70多遍。《聊齋》讀了四五十遍，《水滸傳》讀了20多遍。《三國演義》讀的遍數最少，隻有兩三遍，原因是它沒有《三國誌》引人入勝。《史記》讀了多少遍，他沒說，隻說這是他最愛讀的書，是下過一點苦功的。
曹聚仁的話不免令人生疑，一部書讀上幾十遍、上百遍，怎麽還能記得呢？難道他每讀一遍都要記個賬嗎？懷疑歸懷疑，但我想，從他著作中透露出的學問看，書讀得多、讀得熟，應該是無需懷疑的。
一個人肚子裏有多少書，就跟一個人腰裏有多少錢一樣，那屬個人隱私，因而，更多人的讀書功夫我們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鄭振鐸親自檢驗，我們怎麽也不會知道茅盾能夠背誦《紅樓夢》；不是周建人的回憶文章，我們也不會知道魯迅小時候是背過《綱鑒》的。
從根本上說，是讀書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遺憾的是，當我們驚歎那一代人的讀書功夫時，我們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由此，導致我們缺乏那一代人的紮實功底，更不會有那一代人的傑出創作。
摘自《中外文摘》 作者：苗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