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生當麵拆紅包 中國醫生你敢嗎?

概要：如果實在沒有辦法去管理醫師的紅包，不妨給紅包明碼標價。

      看到報道，美醫生收禮要當麵拆開平分 否則可能丟飯碗，寫下如下文字。
      本文從文化層麵與製度層麵討論中國與美國醫師紅包的差別，試圖發掘出紅包現象的解決之道。

      先得介紹一下關於醫師費的二個概念：開放式醫師費，封閉式醫師費。
      “開放式醫師費”，就是如果患者要看病治療，將醫師的診療費用先直接付給經治醫師，然後由經治醫師分配給自己的醫療小組成員以及實施治療的醫院，這方式見於美國等醫院；
      “封閉式醫師費”，就是患者將診斷治療費用，先直接付給醫院，然後由醫院分配給醫師和其治療小組，以及醫院的提留，這方式常見於中國等東方國家。

      在不同文化的國度裏，一個國度文化深深地給這個國家人們的行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美國社會是一個講究規則的國家，在經曆了漫長的工業革命洗禮後，任何事情有板有眼，一起按照規矩來辦事。難聽的話叫“死板”，好聽的話叫“循規蹈矩”。
      因此一旦有所謂紅包的出現，他們立刻想到，這是違反規矩的事情，即使不違反規矩，也要“一體均沾”，因為患者對醫生的感謝，是源於醫生的良好服務，而醫生的良好服務，來自於全體治療小組，本來患者給出的醫師費也是這麽發放的。所以發生報道中所說的現象一點也不奇怪。
      中國社會是一個講人情的國家，她是直接從農業社會步入了現代化。任何事情基本上不講規則，怎麽合情就怎麽辦。難聽的話叫“不懂規矩”，好聽的話叫“聰明”。所以，看到人家收紅包會非常羨慕，認為這樣的人有本事，有紅包不收白不收。
      因此，會有醫療界的政協委員曾高聲疾呼：“醫師應該受紅包，那是患者出於對高明醫師的感謝”，借以證明自己沒有收錯，收得應該，收得有理，不收對不起自己高超的技術和患者的感情。
      因為中國人天生就不講規矩，所以會出現衛生部一而再，再而三地頒布的各種規定、條例，都成為“對牛彈琴”的廢紙。
      甚至醫院全體醫護人員的集體宣誓，也成為一種形式，最後宣誓人自己雖然對不起自己的宣誓時緊握的拳頭，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當然，有時也會發現有對不起自己良心的時候，於是，“獨吞”了紅包的醫師會抽空請科室的全體成員集體到外麵“啜”一頓，那樣心理便得到平衡。
      一者是講規則的美國社會，按照“開放式醫師費”收取報酬；一者是幾乎不講規則的中國社會，按照“封閉式醫師費”收取報酬。不難發現，“開放式醫師費”這麽一個規則在美國醫師這麽一個人群中很容易實現，而“封閉式醫師費”這麽一個規則在中國醫師這麽一個人群當中，形同虛設。
      聰明的中國醫師可以找出千條萬條理由來說明為什麽應該收，可以找出幾百個方法來對付衛生部的規定，對付社會輿論的壓力，誰能奈他何？
      聰明的中國患者也可以找出千萬條理由來說明為什麽要送紅包，麵對生死疾病大事，誰不想得到醫師的特別關照？不靠紅包和醫師拉近距離還能靠什麽呢？畢竟中國社會還是一個人情社會。
      聰明的中國醫院和有良知的中國醫師也能想出很多創新的辦法去對付生怕被冷落、被怠慢的中國患者，包括“去皮退肉”——即將患者紅包的“包”收下，將紅包的“肉——內容物”退還給患者，這樣的事情恐怕隻能發生在中國。
      中國人就是這麽聰明！

      紅包真正的起源萬紹萌沒有認真地探究。說早點，早年的醫師看病為的是懸壺濟世，不收或少收費用，患者為了感謝醫師，從家裏拿出一些認為值得的物品送給醫師，醫患雙方在一推二讓之中便成交了；說晚點，是在市場開放後，患者為了爭奪有本事的醫師這麽一個稀缺資源而產生的行為——生命無價，醫師有限；說實在點，當今的紅包現象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雙規製的特殊條件下而誕生，患者尋找合適醫師的能力不足，在計劃體製下的醫療體係，在一個製度安排下，患者能夠選擇醫師的能力顯得非常弱小。於是，患者要送，醫師也收，這麽一來二往便形成風氣，一旦形成風氣，就是習慣，就是形成紅包文化，這是從紅包的來源來說明。
      而紅包文化真正的來源恐怕是前麵說講的醫師費製度，在“封閉式醫師費”這麽一個製度下，患者並不知道醫師為其治療所付出勞動的真正所得，換句話說，患者所付出的治療費是給公家賺走了，醫師真正能從中得到多少，很少能算清楚，醫師自己也算不清，醫院也算不清，算清楚了也不敢亂說。實施同樣醫療製度的日本也有紅包現象。所以，不得不說，還是製度惹的禍。
      既然是製度惹得禍，那麽可以改製度嗎？有兩種改法：
      第一種，將“封閉式醫師費”改為“開放式醫師費”，這無異於天方夜譚，不可能；
      第二種，提高醫師的待遇，具體的方式是對醫師的勞動價值給予量化，比如說，開一個闌尾炎，主刀醫師就能得到具體的多少錢，將原本暗箱操作的醫療服務費用透明化，患者也就踏實了。
      由此帶來的第一個新問題是，由於醫療資源的限製，，有本事的醫師便會應接不暇，所以這具體的多少錢會水漲船高。第二個新問題是，醫師的診療活動是集體行為，是係統行為，主刀得到了具體的數字，助手、護士們怎麽能含含糊糊呢？所以，這隻有大致的平衡，沒有絕對的公平。
      而第二種辦法，最關鍵的是在於醫院是否願意這麽做。願意做，什麽障礙都能解決掉，關於績效的計算，管理界發明的方法足以應付目前的狀況；不願意做，無論想什麽都是白想。
      既然前麵兩種方法可能白說，在目前的環境下，還有最後一招，給紅包明碼標價，比如規定：接生一次，送100元給醫師；安裝一個支架，送1000元。這樣能解決很多問題，因為紅包深似海，是一個無底洞，這才是患者最擔心與最害怕的。而這一招的前提是，醫療費用要足夠地合理，醫師不能有藥品器械的回扣。
      綜之，衛生行政部門的管理思路要變一變，強迫醫師不拿紅包或者號召患者不送紅包，做不到，就不要繼續幹這樣的傻事，換個方法或許更能見效。

      以上說法，公益性的診療例外，用醫療公益性來反駁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