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孩子的媽的博客
想起什麽就寫下來吧，不需講究什麽形式。
我已經七十七歲了，趁著記憶力尚好，把從前家族裏的故事寫下來，留給後輩們。
回憶之三：憶手足往事
我一共有十四個兄弟姐妹，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兒，下麵還有兩個弟弟。但十四個孩子當中有三個不幸夭折，論排行，她們是我的三姐、四姐和六姐。到了抗戰前夕，還剩下我們十一個。
家鄉淪陷後，父母帶著我們十一個孩子逃往西南。一路上，幾個年齡大些的哥姐一直幫著父母照顧著我們這些年幼的弟妹們。我們有時坐車，有時坐船，有時走路，走走停停，居無定所。有時我們在一個村子裏住上三、五天，有時在一個小鎮裏住上三、五個月。我們有時住客棧，有時住農舍，有時就住在小棚船上，我根本不記得這一路都經過了哪些具體地方。好在我們家底還算殷實，出門時父母帶了不少盤纏，但在那兵荒馬亂的年頭，常常有錢也買不到吃的。為了我們這十一張嘴，父親一路給人看病，換回一些糧食和蔬菜。那時的我們尤其是幾個年齡小的，哪裏體會得到父母的艱辛，更不會懂得此時的中國已經山河破碎、國難當頭。我們每天還是打打鬧鬧、嘻嘻哈哈的。
有一天，好像是在湖南的什麽地方，我們圍坐在一條民船上的矮桌旁準備吃午飯，正當我們齊聲唱著《謝飯歌》的時候母親走了進來。母親看著我們笑了，說了句：“一群小豬！” 說完又走了出去。頑皮的二哥德獻出主意說：“以後咱們再唱的時候不唱詞，咱就跟著調子學豬叫，誰讓媽媽說我們是小豬！” 我們一致讚成，當天吃晚飯時待全家都坐好了之後，我們便統統噘起嘴巴，用原來的曲調唱了起來：“Nu nu---nu nu nu ,nu-nu-nu-nunu。” 媽媽拿我們沒辦法，笑得前仰後合，我們很“認真”地把歌從頭到尾nu nu 了一遍，把媽媽笑得連飯都吃不成。記得我們還在湖南嶽麓山住過一陣子，住在一座木頭搭蓋的小房子裏，房後就是高山。有一天，一隻小鹿失足從高高的山崖上滾下來摔死了。我們幾個孩子圍著那隻小鹿，覺得它好可憐，可最後哥哥姐姐們還是把它拖回了家，清理幹淨，做著給我們吃了。
全家從浙江經過江西和湖南，終於到了貴州，我們暫時在貴陽安頓了下來，那時已經到了1940年，我們這一路整整走了兩年。
到了那裏後的日子並不安定，日本人常常空襲，老百姓一聽到警報汽笛就沒命地往防空洞裏跑。當地的國民黨防空部隊還用掛紅燈籠的方式來預警空襲，在山頂上掛一個燈籠就是日軍的飛機要來了，掛兩個燈籠表示飛機已經飛近了，掛三個燈籠就已經非常緊急了，如果看見一排燈籠，那日本的轟炸機就已經在頭頂上了。有一天，鬼子又來轟炸了，警報響起時，姐姐剛殺好了一隻雞煺好了毛，全家大大小小便慌慌忙忙躲進了防空洞。敵機瘋狂掃射了一陣便飛走了。解除警報剛響，饑腸轆轆的二哥撒丫子就往家跑，他回家看見案板上煺好毛的雞，便迫不及待地扔進了鍋裏煮了起來。從未下過廚房的二哥根本不知道先要給雞開膛破肚。等雞煮得半生不熟時，二哥把囫圇個兒的雞撈出來就吃，邊吃肉邊喝雞湯，也許是餓壞了，二哥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從此，二哥喝“雞屎湯”的事兒成了大家的笑料。
在貴陽住了沒多久，我們又搬家了，搬到了貴州的都勻。我們在都勻住的時間最長，有三四年的時間。我在那裏開始上學了。
我有一個比我大一歲的哥哥，是我的四哥，叫耀獻。我和這個哥哥最要好，我倆總在一起玩兒，他善良、聰明，我有什麽事兒都跟他商量。那年耀獻得了急性牙周炎，繼而引起了全身性的感染，雖然父親是大夫，但在戰爭年代根本買不到青黴素這樣的抗生素藥物。可憐我四哥隻能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那段時間我和四哥睡在一張小床上，我倆睡一個被窩，一人睡一頭。那個冬天的清晨，我醒來後發現他的腳丫冰涼冰涼的，就用雙手給他捂腳。捂了一會兒我突然覺得不太對勁兒，便俯身去看他，隻見他的雙目緊閉，小臉慘白慘白的。八歲的我還不懂得什麽是死，就使勁推他，可他一動也不動。我哥已經死了，他在半夜就死了，才九歲。
四哥死了，父母的悲痛且不必說，我也特別難受，覺得少了一個玩伴和朋友。我的兩個弟弟還小，根本不懂家裏發生了什麽事，給四哥入殮的時候，兩個不諳人事的小弟反而很高興，說：“四哥死了就再不會有人打我們了。” 我氣得要命，衝過去就使勁揍他們倆。幾十年後再提此事，羔獻和慨獻苦笑著說完全沒有任何印象了。
如果沒有那場罪惡的戰爭，四哥一定不會死，現在他一定也兒孫滿堂，一定會和我在一起共憶往事。
不久，父親在昆明的一所國民黨陸軍醫院找到了工作，還擔任了院長的職務，隨後母親也去那裏工作了。當時大哥誠獻，二哥德獻，大姐愛獻正在貴陽繼續他們的學業，他們都在醫學院學習，畢業後各自找到了工作。三哥恭獻和五姐茂獻在貴陽讀高中，住在學校，隻有放寒假和暑假才回家。
父母去昆明工作後，不得不把我們四個最小的孩子留給二姐義獻來照顧。二姐當時和一位國軍軍官結了婚，姐夫名叫姚毅夫，他非常善良豁達，沒有半句怨言，和姐姐一起擔負起了照顧我們的責任。新婚的小兩口一下子要照顧我們四個頑皮的孩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是多大的負擔和責任啊。二姐當時就在我讀書的小學任音樂老師，在學校她是我的師長，在家裏，她又是姐姐又是媽媽。有一天，二姐帶我們幾個出去郊遊，我們來到了城外的山崖邊。那天，陽光明媚，紅豔豔的杜鵑花開得滿山遍野，我們摘了許多捧在手裏，坐在石崖上眺望遠景。二姐說：“來，我教你們唱一首新歌，叫《太行山上》。” 姐姐唱一句，我們跟一句。回家的路上，我們一路走一路高聲唱著這首雄偉激動人心的歌曲，“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雙十”節那天晚上，我們提著燈籠參加慶祝遊行，當學校的隊伍經過我家門口時，我突然看見二姐從家裏跑出來鑽進隊伍，小聲對我們說：“我起個頭，大家一起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唱！” 然後便消失在黑喑中，孩子們大聲地唱起了《大刀進行曲》，歌聲響徹了夜空，顯示出了中國少年兒童抗戰的決心。那時我們還常常自製一些小工藝品拿去義賣，把賣到的錢湊在一起捐給抗日前線。我們在募捐的時候高唱著二姐教我們的抗日歌曲，非常振奮人心。
在都勻，我們的生活相當艱苦，常常是一鍋清水做鍋底，爐邊碗裏放一塊鹽巴和辣椒，把白菜涮熟了沾著吃。二姐和姐夫都很辛苦，姐姐才二十多歲，要照顧我們四個弟妹還要養育自己新生的兒子。她不僅把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條，還特別會教育我們，經常給我們講故事，有些是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話，有些是她自己編出來的。我們姐弟最愛聽姐姐講故事了，聽過的還吵著要再聽一遍。姐姐每次重講時都會添枝加葉，老版翻新，和原來講的情節出入很大，但我們對她故事內容的變幻無窮早已習已為常，也不多加追究。她講的《灰姑娘》、《紅綠線》、《蝴蝶姑娘》等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學會了很多知識，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二姐對我們童年的成長有著 極大的影響。
三哥恭獻對我也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從小就聰明，尤其是數學特別出眾，有一次他白天沒能把一道難題做出來，夜裏做夢竟得出了答案。三哥永遠有用不完的精力，小時候領袖欲很強，把我們這群弟妹指揮得團團轉，在我們心目中他簡直就是個英雄。每逢寒暑假他和五姐茂獻回家，五姐總是安安靜靜地做自己的事，而他卻總會別出心裁地想出些新鮮花樣帶著我們瘋玩。一天，他把我們四個小的召集在一起，說是要培養我們的勇敢精神。他命令我們每人撐一把桐油紙傘當降落傘，從二樓陽台上往下跳。我天生喜歡冒險，二話沒說就跳了下來，可這“降落傘”一點也不起作用，我像一塊石頭似的著了地，桐油傘翻了過來，我的屁股紮紮實實地痛了一個禮拜。兩個弟弟也毫不畏懼地跳了下來，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比我大三歲的七姐敏獻知道這樣玩很危險，但又不敢反抗三哥，輪到她跳時她猶豫著不肯往下跳。看她這樣，三哥火了，大叫：“你這個膽小鬼！” 七姐本來就靦腆，覺得在弟弟妹妹麵前丟了麵子，感到難為情就放聲哭了起來，後來我們總拿這事取笑她。還有一天，二姐出門買東西，三哥又乘機強迫我們四個玩一種新遊戲，他叫我們從一個很高的梯子爬到房梁上，再從上麵跳下來，其餘三人抓住大棉被的一角接著，他自己手拿皮帶站在一旁指揮。那房梁足有兩丈高，羔獻和慨獻先後跳了下來，都讓被子接住了。他們覺得好玩極了，於是一遍又一遍地跳，“恭獻司令” 對他們大加稱讚。我等不及了，就匆忙爬上大梁跳了下來，“咚”的一聲，我從被子上滾了下來，因為我跳偏了。可憐的屁股又疼了一個禮拜。女孩子當中數我膽子最大，因此三哥對我常常是讚賞有加：“慧獻是好樣的，最勇敢！”
現在想來，童年時的我們被調皮的三哥那樣折騰並不是一件壞事。後來許多人都認為我在各方麵都是個敢說敢做的勇敢女人。 我想這應該歸功於我的三哥恭獻了。
1943年，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後方，桂林和柳州相繼失守。日軍的飛機經常轟炸我們居住的地區。一天下午，我們聽到了緊急警報聲，人們還沒來得及躲進防空洞，成群的日本轟炸機就飛了過來，密密麻麻的幾乎遮住了整個天空，太陽光都被擋住了，人們驚恐萬分。二姐和姐夫急忙抱起兒子帶著我們四個就往外跑，我們沒命地往防空洞裏狂奔，離開家沒多久，身後就響起了“轟轟”的爆炸聲，一顆炸彈落在了我家的房子上，我們住的地方刹那間變成了一片火海。房子被燒掉了，我們無家可歸了！那天晚上我們就躲在防空洞裏，恐懼和寒冷讓我們不住地瑟瑟發抖。次日清晨，當我們走出防空洞時，隻見遍地橫著屍體，有的在路旁， 有的在陰溝裏或空地上。電線杆和樹上掛著炸斷的腿、手臂和身體的殘骸，鮮血還滴滴往下淌。他們全都是我們的同胞啊！我忍不住哭了起來，這是我親眼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家沒了，姐夫和姐姐決定帶我們去陪都重慶。
我們在路上能搭車就搭車，沒有車就走路。在去遵義的路上，姐夫拚命攔住了一輛卡車，求司機拉我們一程，可司機要價過高，我們付不起，後來攔住的幾輛車也一樣。終於在中午時分，有一輛運載炸彈的卡車司機答應帶我們到遵義，但我們隻能坐在高低不平的炸彈上。司機說坐在炸彈上並沒有危險，我們就爬上了那輛帶篷的卡車，司機還是索取了很多的錢。車裏大約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坐在前麵靠左的一個地方，小弟慨獻坐在我的腿上。車外刮著凜冽的寒風，我旁邊的車幫上有一塊巴掌大的破洞，寒風嗖嗖地鑽進來，小弟凍得直哭，我隻得往前挪挪，用後背堵住這個洞，緊緊地摟著小弟。卡車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顛簸著，過了一會兒，大家都迷迷糊糊睡著了。突然，“咣”的一聲巨響把我們驚醒，卡車向右邊一晃突然停了下來。司機失聲地喊道：“快，快跳車！”大家不加思索地跳出了卡車，司機竭盡全力扳住方向盤，同時死命踩著刹車。當所有的人都跳下車後，司機才縱身一躍，跳出了駕駛倉。他剛一鬆開方向盤，卡車便失去了平衡，“咕隆隆”沿著峭壁滾進了穀底，連同炸彈一起跌入了的黑黑的烏江，濺起了巨大的水花。驚魂未定的司機告訴我們：“對麵開過來一輛大卡車，這段拐彎處太窄，那個司機沒看見我們這輛，險些把我們撞下懸崖。” 好險哪！大家都萬分感謝這位機警的司機，是他救了我們大家的命！
離遵義還有些距離，沒有別的辦法，我們隻得步行了。天漸漸黑了下來，我們又餓又累。見遠處有些燈光，我們以為有人家就向那裏走去。走近才發現那裏除了一個馬廄外，沒有可歇腳的地方。找不到吃的，我們隻得餓著肚子過夜。馬廄又髒又潮，到處是馬糞，臭氣衝天，沒有一塊地方能坐下。我們隻得靠著冰冷的牆壁蹲著，等待天明。
天總算亮了，姐夫帶著我和七姐出去找吃的。看到田間有一所破舊的小茅屋，我們便走上前去敲門。開門的是一位農婦，姐夫問她能不能賣點吃的給我們，她斷然拒絕了。姐夫遞給她錢，她還是不肯賣。為了我們這一大幫餓著肚子的孩子，姐夫急中生智，把手伸進口袋捏住鋼筆抵著口袋說：“看，我有槍。” 那農婦信以為真，立即從屋後給我們抬出一筐白薯。姐夫給了她足夠買兩筐白薯的錢，謝過後我們抬著白薯走了。我們把白薯抬到水田裏去洗時，我看到一個農民正在水田裏幹活兒。走近後，我看見他的雙腿爬滿了螞蝗。他停下手中的活計，用樹枝使勁地抽打自己的腿，把螞蝗逼了出來，同時快速捏住露出的螞蟥頭兒把它們一根根拉了出來。螞蝗拉出來後，他的腿不停地流血。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情景，特別害怕，覺得這個農民好可憐啊。
當時大哥誠獻，二哥德獻和大姐愛獻都住在重慶並且有了工作。大哥那時已經結了婚，娶了個賢惠善良能幹的嫂子，嫂子叫李學勤，也是學醫的。不久大哥和大嫂就把兩個弟弟接回了自己家，後來他們又帶著兩個弟弟搬到了成都。大嫂像母親一樣照顧著我的兩個弟弟。大姐畢業後，在重慶一個坐落在山上的軍醫醫院當護士，她把我和七姐接到了她那裏，在醫院給我們找了個放雜物的小屋住了下來，我們共同艱難地生活了一段時間。那個階段一家人分散在各地。
直到抗戰勝利後，全家人才陸陸續續從各地回到嘉興，一家人終於團聚了，我們兄弟姐妹們終於又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幾個兄嫂，姐姐和姐夫們都在三一醫院工作，我們四個最小的仍在上學，家裏充滿了歡樂。
解放後，母親依照父親的遺願將三一醫院無償捐給了國家。我們兄弟姐妹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哪裏需要哪裏去，在全國各地努力地為國家和人民做著自己的貢獻，其中大多數人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十多年瞬息而過。我們的一生無怨無悔，為祖國為人民做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如今，我的大哥、二哥、大姐、五姐都已經離開了我們，現在還剩下我們兄弟姐妹六人。 我們都老了，但我們仍積極樂觀，還在發揮著我們的餘熱，我們要把我們剩下的每一天都過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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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是我們二姐義獻的九十大壽。我們兄妹把二姐從台灣請回來，為她舉辦了隆重的生日慶典。在生日晚宴上，我和七姐以及兩個弟弟和二姐再一次同聲高唱了當年她在山崖邊教會我們的抗日戰歌：“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